自从耶稣基督诞生在马槽中以来，第二个一千年即将过去。当20世纪天空最后一道晚霞就要消失之际，整个世界似乎都蔓延着一种“世纪末”的恐慌，好像那支撑了人类世世代代生活意志的坚强信念，类似于“太阳每天照样升起”的信念，在这个垂危的时代突然间垮掉了。理想坍塌了，禁忌废除了，信仰被嘲弄，教条被搁置，上帝已死，神变成了凡人。每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但正因此，每个人都再难有所作为。人类在几十个世纪中造就的那些巨人、伟人，像冰川期之前的恐龙化石一般在那里孤独地屹立着，而现在就来到了一个普遍平庸的时代，以前某个历史人物所发出的照彻多少代人的巨大光辉，当今需要耗尽一个庞大集团数十年心血，以某个政治联盟、学术思潮、艺术流派等等的名义，才能勉强与之相陪衬。人类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精明、更聪慧、更懂得生活、更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人类日益堕落了，或者说，人类现代如日中天的发达是以每个人的沉沦和迷惘为代价的。

这是一种愉快的沉沦。人们忽然发现，先辈们多少个世纪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的，不就是今天的“幸福生活”吗？有福不享，不是辜负了他们的奉献和牺牲吗？一个人的生活在今天只是沿着“吃饱穿暖—顿顿白米饭—餐餐有肉—天天像过年”，直到追求现代文明给予的一切舒适享受这一“幸福”阶梯不断攀升。当然，他也随时有可能在中途停下来，不论是回想这个阶梯的出发点还是前瞻这个阶梯的顶点，都将陷入一种自讨苦吃的沉思，不知道人类活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这种动物般的现世享乐之外还有什么别的目标，并怀疑前辈们为了这种生活而洒尽热血是否值得。我们会觉得，20世纪初那些相信人类终将进化、历史必然向前发展的人们是多么的简单幼稚。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恰好是一幅道德滑坡或人文精神失落的无可奈何的倒退景象。我们会情不自禁地发出“人心不古”的悲叹和“拯救人性”的呼吁，在当代扮演一种无人理睬的预言家的可悲角色。更多的人则遵循着现实生活的惯性，扛着一个浅薄的头脑及时行乐，游戏人生。尤其是在我们这个素来没有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度里，人们通常忧心忡忡的并不是自己无形的灵魂的拯救，而是此生此世有什么该享受的没有享受到。时代给了每一个中国人最大的机会。一个平民，只要他有毅力、有机心和耐心，他就有可能一朝暴发，享尽帝王的荣华富贵，揽尽天下美色佳丽，吃尽世上山珍海味，这时他的自我感觉绝对地好。

然而，人和人是不同的。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人类中总是会有些不满足于现状的怪人，起来对他们所面对的现实生活发出强烈的抗议，对他们自己的生存状态加以深刻的审视。这是人类的幸运，而这些个人却是不幸的。他们既然代表了一个世纪的人类灵魂，也就必然肩负着这个世纪的精神苦闷、内心矛盾、生存困惑和绝望挣扎。同样是柔弱的人心，他们的心却注定经受命运的折磨，为了打击出一星半点火花去照亮黑暗的世界，而受到重创。在这些人中，最为不幸的要算那些单以自己的灵魂为自己生存的营养的艺术家了（如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因为他们不仅放弃了外部世界的一切生存手段，如功名、利益、权力、地位，甚至也放弃了内心世界的铠甲，即用来应付内心冲突的理性、逻辑和常识，而不顾一切地、艰苦卓绝地朝自己的心灵深处努力探寻。这种非人的、绝不可能有最终结果的努力，几乎只有用“上帝的召唤”才能解释。“人心真是一个无底深渊！”（奥古斯丁）凡是有勇气跃入这个深渊的，都将经受无穷坠落的恐惧和永无着落的痛苦。

中国20世纪90年代文学，可以说最深刻、最生动地展示出了这一永远坠落的痛苦。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时代像最近20年的文学这样风云变幻、**迭起，也没有任何时代像这一时期这样以一种不断深入的历程逐步揭示了中国人灵魂的深层结构。如果说，这一历程的前一阶段，即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基本上还是一个摆脱“文革”意识形态话语、重新认同传统人文精神的阶段，那么，到了90年代这一阶段，则明显地体现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失落。在前一阶段中，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作家们还致力于用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去批判另一种违背人文精神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朦胧诗、寻根派和现代派则开始脱离意识形态话语，进入某种具有人文精神根基的审美氛围，被评论界认为是中国新时期文学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或称之为“古典时期”）。然而，自从80年代末开始，文学愈是向自己的本性即纯文学复归和深入，便愈是发现自己与传统人文精神的疏离。失落了人文精神的90年代文学成了无家可归、飘零无主的文学。

与此相应，90年代文学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文学现象，即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学”和以张承志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义”。前者以对传统人文精神的辛辣调侃而揭示了中国当代世俗生活真实的众生相。但由于这种文学自身缺乏精神的原创性，它只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无可奈何的首肯，对现实中不负责任的游戏态度的鼓吹，从而迎合了俗众的阿Q式的自满自得心理。后者则出于对这种媚俗倾向的厌恶和反拨而放弃了文学的独立地位，转而依附于人们好不容易才从中摆脱出来的道德政治狂热（“红卫兵精神”），利用文学去“捍卫”一个旧式的理想，以保持自己精神上的高尚纯洁。然而，上述两种倾向却包含一个共同的基点，即文学只能是其他精神生产的附庸，它本身没有创造一种新人文精神的能力，一旦脱离既定的精神格局，它就只能堕落为一种文化快餐，一种仅仅用来解气、搞笑和消遣的玩意。此外，游离于这两种极端倾向之外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女人”、“小男人”文学，它们在中国历史上一切升平年代都曾像蘑菇一样地冒出地面，在现代却失去了古人的耐心和生命含量，既不愿在形式上作诗词歌赋的开拓，也不能在内容上作鸿篇巨制的挖掘，顶多只是对古代感时伤世的诗情和言情小说（如《红楼梦》）的散文化的模仿。90年代散文的大流行折射出一个事实，即中国诗性精神的丧失，而最可悲的是，这一沉重的代价却并没有换来思想的深化和理性精神的确立，而是导致了文学的泡沫化和伪劣化。至于近年来的历史小说，则除了老一套的政治影射之外，就是模仿《三国演义》中那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无是无非的感叹。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创造。

不过，90年代文学也并非一无建树。应当说，摆脱传统道德对文学的束缚，这本身就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困境的一个必要前提。在中国文学史上，每隔一段时期（如魏晋、宋元、明清之际等），都有一个文学相对独立的阶段到来。遗憾的是，文学独立以后向何处去，始终是中国文学未能解决的大问题。因此，独立了的文学要么成为一种形式技巧，要么堕落为媚俗与**。换言之，中国文学不是为政治伦理道德服务，就是为自然（人的天性或本能）服务。当然，文学返回到自然就是返回到了自己的根，即人的生命力；然而，仅仅停留于生命力的本能状态，不是从中升华出纯文学来，而是使文学降为动物本能的宣泄，这本身恰好表明了生命力的不足和贫弱。中国历史上个体人格的萎缩正是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中国人只有依附于群体才有气魄、有力量，一旦脱离群体就会垮下来，不知道自己与动物或尘土究竟有什么区别。文学的真正独立要以个体人格的独立为前提。这种个体人格既不以群体道德的代表自居而盛气凌人，也不是放浪形骸、游戏人生、自轻自贱，而是在孤独中默默地向人性的高峰奋力攀登，与自己的懒散、自欺和粘连于他人的习惯作斗争。在中国当代文学家中，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时期文学所走过的每一步，都可以看作是向这种人生境界的迈进，只是作家本人未见得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而已。

本书展示的这一世纪末灵魂的历程，只不过粗略地描画了90年代中国文学某些重要现象之间的层次结构，而并非严格时间上的进程。但如果我们仍然相信文学是时代精神的反映的话，我们便可以预料，这一结构在时间的长河中将会真正成为下一个世纪中国人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