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象形文字的破译始于这种文字刚刚被遗忘之时。最后的圣书体铭文来自公元394年狄奥多西大帝统治时期的菲莱神庙。到访埃及的希腊作家，如希罗多德(公元前5世纪)、斯塔拉波(公元前1世纪—公元1世纪)，以及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约公元前40年)都将圣书体字符描述为一种难以理解的图画文字。公元4世纪，一位名叫赫拉波龙的希腊化时期的埃及人对埃及文字进行了一次考察，并出版了著作《埃及象形文字》(Hieroglyphica)，其中包含200个文字符号的词汇表和他对符号意义的解读。这部作品本身早已失传，而破译象形文字的突破口直到1415年才重新出现。1415年，意大利神父克里斯托弗罗·布翁德尔蒙蒂在安德罗斯岛得到了《埃及象形文字》的手稿，这为文艺复兴时期解读圣书体文字奠定了基础。按照赫拉波龙的观点，每一个符号都有其象征意义：有露水滴落的天空是“教育”的意思，狮子的前半身是“力量”的意思，而猫头鹰则代表对葡萄酒丰产的预知。他未能考虑到符号的表音系统，并且给出了一些全凭想象的解释。比如，秃鹫符号的意思是“母亲”，因为秃鹫只有雌性，不借助雄性也能繁殖后代。在埃及语中，秃鹫符号的确能表达“母亲”之意，但原因在于秃鹫符号的发音“mwt”与“母亲”一词的发音相同。此外，象形文字符号也被认为有着故事和哲学层面的寓意，其中深藏着打开古代秘密的钥匙。[33]
耶稣会士阿塔纳斯·柯雪在他的《埃及的俄狄浦斯》(Oedipus Aegyptiacus，约1650)一书中迈出了重新探索象形文字含义的第一步。柯雪是罗马的一名数学教授，他对科学与语言文字抱有兴趣。他研究了欧洲的科普特语手稿，编写了一部科普特语法书，并首次意识到科普特语是古埃及语的直系后裔。然而他也走了弯路，仅凭对象征意义的推测来翻译象形文字。
1799年，拿破仑的法国学者们在罗塞塔发现了一块神庙石碑的一部分。罗塞塔石碑上刻有一道托勒密五世的教令，它可能曾于公元前196年矗立在塞伊思的一座大神庙中。现存的这部分花岗岩残碑上刻有教令，该教令用以保证赐予埃及神庙土地与捐赠，但这座石碑的关键点在于它刻着同一篇文本的三语对照版：埃及圣书体、埃及世俗体与希腊语。学者们马上意识到了这个石碑对破译象形文字的重要性，旋即开始尝试破译上面的铭文。作为拿破仑战利品的一部分，罗塞塔石碑被交给了英国，但石碑上的铭文在这之前已经被复制了多份，并随后传送到了世界各地。随着文字背后各种语言规则的发现，破译的过程经历了几个阶段。以事后的眼光看，破译过程虽看似一步紧跟一步地推进，但实际上往往在一位学者灵感突现(正如柯雪那样)的同时还沿用着其他错误的假设。因此，就像任何一种密码的破译一样，最后的成功取决于从诸多的排列组合中找出那个正确的组合方式。
图17 公元前238年的卡诺普斯教令。这是一块完整的石碑，刻有同一文本的三语对照版本。这可能也是罗塞塔石碑最初立起时的样子。开罗博物馆22816
先前的学者们也取得了一些进展。首先，法国东方学家与汉学家德金(1721—1800)已经意识到符号组中含有限定符号，以及王名圈中包含王室的名字。随后丹麦学者格奥尔格·索伊加(1755—1809)提出象形文字可能是一种拼音文字，并同样独立提出王名圈中写的是王室的名字。他还学习了科普特语，他认为这有助于他的工作，但是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埃及方尖碑。瑞典外交官约翰·大卫·阿克布拉德(1763—1819)在比对罗塞塔石碑上的希腊语与世俗体铭文方面颇有进展，他辨认出了这两种文本中所有特定的人名。他还认出了世俗体中的“神庙”“希腊人”以及后缀代词“他”。引人注目的是，他还在1802年出版了一份世俗体字母表，但是他只关注世俗体文字的表音属性而忽略了其他，这使他落后了一步。英国医生与物理学家托马斯·杨(1773—1829)因发现光的波动理论而为人熟知。他认识到了科普特语和象形文字间的关系，并且首次提出埃及铭文既使用表音符号也使用非表音符号。他读出了托勒密的名字和他的两个尊号，还有贝尔尼克王后的名字，并认识到这个名字中有代表阴性的蛋形符号以及t词尾。巴黎国家图书馆东方语言学院的阿拉伯语教授西尔维斯特·德·萨西(1758—1838)可能整合、审阅了这些发现中的一部分。他率先认出并以世俗体转写了三个名字，然而认定这种语言是拼音文字的想法阻碍了他。他与杨通信并鼓励杨，但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突破的反而是他自己的学生。
商博良(Jean-Fran?ois Champollion， 1790—1832)曾是一名天才儿童，也是一位熟谙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以及最关键的科普特语的语言学家——在16岁之前商博良一直用科普特语记日记。当时，一些埃及的科普特教士仍在科普特礼拜仪式中使用这种语言，虽然科普特语在一定程度上被保存了下来，但人们对它的了解依然极为有限。商博良还学习了古汉语和波斯语，在17岁时他成为格列诺布公学的一名教师。他也得到了一份罗塞塔石碑铭文的复制品。
此时对石碑的研究状况是：根据希腊语与世俗体部分的铭文已经得知了国王的名字是托勒密(Ptolemaios)，因此可以与王名圈环绕的圣书体王名进行对照。商博良对书写方向给出了自己的猜测，并假定王名的读法是拼音性质的，其中每个圣书体字符都是独立的符号。在采用了这个思路后，他便拼出了托勒密的名字，获得了其对应的七个字母。(杨的研究也独立推进到了这一步。)
1815年，惠灵顿公爵之友威廉·班克斯在菲莱发现了两个方尖碑，它们于1827年被运往英国多塞特郡的金斯顿莱西庄园。一个方尖碑的碑身上刻有圣书体文字，但底座上是希腊文。商博良拿到了一份副本并找到了托勒密的王名圈(托勒密八世)。方尖碑上还有希腊文的国王妻子的名字——克里奥佩特拉。商博良找到了对应的王名圈，此时他可以确认一些先前发现的符号及几个新符号的意义。他还认出两个代表t的字符，但他得出的结论是，它们是同音异形词(发音一样)。根据杨的研究，t及蛋形字符被确认为阴性词尾，并再次被证实是一位女性统治者的名字。这个发现本身并不足以破解更多字符，但是商博良编纂了一份托勒密及罗马时期的王名圈(亦即象形文字符号)列表，并在1822年作为《就象形文字表音字母表致达西耶先生的信》(Lettre à M. Dacier relative à l’alphabet des hiéroglyphes phonétiques)发表。
这是破译象形文字的首次突破，虽然只是一小步，其本身也并不意味着每篇文本都可以被转写和翻译，因为此时还没有确立语法规则，更遑论词汇。虽然距离文艺复兴时期象形文字的阐释已相当久远，但商博良此时依然认为埃及文字是以象征符号来书写的。为了真正理解这门语言而不是仅仅破译几个符号或读出几个王名，商博良使用了来自阿布辛贝的铭文拓本，该铭文中含有另一名国王的王名圈，即《圣经》中著名的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商博良已经认出了读作s的字母，而对于狐狸皮符号，他将其读作m。太阳圆盘符号十分清晰，商博良知道科普特语中的“太阳”一词是r-e，所以他将这个词读作r-e m-s sw“拉美西斯”(Ramesses)。在王名圈中还有另一个神的名字——阿蒙，它位于王名圈的末尾，是一个带有运河形状的符号。商博良猜测国王应该经常被称为神的所爱之人。而在科普特语中，表示“爱”的词是me，所以王名圈这部分的意思应该是“阿蒙神所爱之人”——本质上，第一次对象形文字的翻译，而非仅仅对符号的解读，就这样完成了。
商博良发现，埃及文字中既有表示发音的符号，也有表示意义的符号，1824年他在自己的《古埃及象形文字体系概论》(Précis du système hiéroglyphique des anciens égyptiens)中发表了自己的成果。商博良穷尽了能够使用的工具，并将文本视作一种语言而非两种字符来处理。他继续搜集文本并加以钻研，及时运用新发现的信息，最后终于分辨出一个又一个词组。虽然起初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他的发现，但商博良的突破鼓舞了学者们对古埃及文字研究的信心。随着对符号不同功能的认识，学者们能够在罗塞塔石碑上的文本中区分出单词了。虽然前路依然漫长，但通过对照希腊语和科普特语，研究者能够猜测到一些词语的意思，文本的语法也可以通过对照科普特语来进行研究。
埃及语言的研究
许多学者研究了这门语言，由此形成了埃及学中的不同学派，但商博良之后的第一部重要出版物是1855年海因里希·布鲁格施的一部世俗体语法书。布鲁格施是早期埃及学界的一位重要人物，他首先注意到埃及语法的闪米特语特点，随后便以更加系统的方式搜集资料。他的《圣书体文字与世俗体文字词典》(Dictionnaire hiéroglyphique et démotique)，也是第一部系统的象形文字词典，其于1867至1882年间分七卷出版，共有3146页。柏林大学的埃及学教授阿道夫·埃尔曼(1854—1937)是第一位指出埃及语有着不同发展阶段的学者，继《新埃及语语法》(Neu?gyptische Grammatik， 1880)与《埃及语语法》(?gyptische Grammatik， 1894)之后，他最伟大的成就是“词典”项目。在柏林，由20名学者组成的团队查阅了所有来自埃及和各大博物馆的已知的埃及语文本，并为每个单词制作了小卡片。这些小卡片(Zettel)包括单词的圣书体写法、转写、翻译以及单词出现的地方。尔后这些卡片被归档和整理，由此确定了所有已知词汇的拼写和使用范围。这部埃尔曼与赫尔曼·格拉普合编的《词典》(W?rterbuch)在1926至1931年间分五卷出版，至今仍是埃及语的标准参考词典。《词典》现在可以在网上获取，而文本的收集与分析仍在继续。另一位德国“柏林学派”的语文学家库尔特·赛斯在埃及语语法领域有着重大发现，他重编并勘校了《金字塔铭文》和其他历史文献，并于1906至1909年以《第十八王朝的文献》(Urkunden der 18. Dynastie)之名出版。
抄写、收集、发表文献材料是根本性的重要工作，如此才能使尽可能多的人接触到这些材料。例如，雕像背后的短小文本发表于德国的《埃及语杂志》(Zeitschrift für ?gyptische Sprache und Altertumskunde，始自1863)及法国的《埃及和亚述语文学与考古学相关研究合集》(Recueil de travaux relatifs à la philologie et à l’archéologie égyptiennes et assyriennes，始自1889)中，而学者们也在齐心协力，以使更大体量的资料公之于世，例如完整的神庙铭文。伊曼纽尔·德·鲁日与埃米尔·查西纳特是发表托勒密时期的艾德福神庙与丹德拉神庙铭文的先驱，这些铭文由法兰西研究院出版。随后，《石棺铭文》、麦迪纳出土的材料以及由肯内特·基钦整理的拉美西斯时代全部文献的合集也相继面世。这些学者不仅使文献成为可以获取的资源，还把它们翻译了出来。纪念物铭文的整理工作与纸草、陶片的发表同步进行，这方面的主要学者有阿兰·加德纳、乔治·波瑟内和亚罗斯拉夫·切尔尼。僧侣体文字的材料首先被做成摹本相片的形式，如此可以避免手抄过程中出现错漏。许多大部头出版物的价格令人望而却步，只有专业的图书馆能够通过订购，或通过学者们以私人手段得到。
因此，英国学者阿兰·加德纳爵士(1879—1963)会在1927年出版意义重大的《埃及语语法》(Egyptian Grammar)也不令人感到意外了。加德纳是杰出的埃及学家，曾是柏林词典编纂小组的一员，专攻墓葬、僧侣体纸草与陶片的发表。他的《埃及语语法》沿袭了古典语法书的写作思路，而语法书的形式意味着它可以作为一本教学用书来使用，这也对埃及语的教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部书根据不同的语法问题分为多个章节。书中依次对这些语法问题做出解释，并以真实的文献作为范例，在每个章节的最后还附有练习，以供学生练习所学的内容。书中还有多处“附记”，它们涵盖了一些埃及文化方面的内容，例如“度量衡”“计时方式”与“王名”。全书的最后，是中埃及语中所有符号的列表，包括对每个符号所描绘内容的解释、符号的用法以及含义。加德纳符号表对象形文字符号的分类方法影响极大，语法的这一部分也从未被超越。书中还提供了英埃、埃英字典。需要字典的原因在于，正如古典学的研究一样，仅仅从原语言翻译是不够的，还需要学习者能从英语翻译回埃及语。当然，这是一项刻意的举措，但如此设计是为了让学生可以书写圣书体文字，并像埃及人一样思考。
其他语法书也纷纷出现，这些书针对埃及语的不同发展阶段而设计，例如新埃及语、世俗体埃及语、科普特语以及古埃及语。1924年，安托尼·齐克里出版了第一本阿拉伯语的古埃及语语法书。由于加德纳的语法书非常权威且价格较为便宜(因为有牛津大学格里菲斯研究所的补贴)，埃及语学生一直将其作为标准语法书。然而随着对埃及语理解的不断深化，以及学习象形文字的人群的变化，这本书已经无法满足学习者的需要，因此近年来加德纳的语法书也进行了多次修订。[34]
因为一些英国学校的课程中并不包括英语语法本身，使得缺乏语法背景知识、母语非英语的学生在钻研加德纳的语法书之前不得不先学习英语语法。针对成人的大众埃及语课程往往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技能，提升他们在参观博物馆的埃及藏品和赴埃及旅行时的体验。而这些地方保存的铭文多是纪念性铭文，往往是极为程式化的表达方式(例如标准的墓葬献祭套语)或是易于辨认的王名圈。这些表达方式及含义简单易学，学习者不用担心背后复杂的语法现象。比尔·曼利和马克·科利尔所著的《古埃及圣书字导读》即是源于这样的课程，它成功地使对此怀有极大兴趣的公众相信，花费10英镑就能真正读懂象形文字。当然，学习者个人仍然需要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本地的埃及学社团有时会提供这类的学习机会。
近年来，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也被应用于埃及语语法当中。在过去40年的古埃及语研究中，学者们已开始引入语言学领域的观点。埃及语中“第二时态”的使用表明，书面语会采取一些微妙的方式强调和突出句子中重要的部分。学者们早已留意到某些动词词尾的双辅音现象，但直到语言学家汉斯·波洛斯基提出这是科普特语中第二时态的前身时，这一现象才被理解。这种时态强调句子末尾的状语部分，所以“He went to the house”(他去了房子)变成了“To the house he went”(他去的是房子)。
埃及语研究的其他方面也有进展，譬如在理解动词的确切定义的问题上。通过不同的标记，不论是词尾的变化还是小品词、发音以及句中的位置，使动词作为被修饰的名词这一概念，显示出埃及语中存在许多有趣而微妙的表达方式。在1986年的一次讨论语法研究现状的会议上，分析、研究埃及语语法的全过程被描述为“抛球杂耍”。这些“球”中包括句法、语意和应用上的种种方法，但最关键的是认识到这些领域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埃及语言中往往是几个层面同时发挥作用且互相影响。哥本哈根会议上提出的不同方法说明，理解埃及语语法的关键在于灵活性，但这依然要在既定的框架内进行。[35]
在现代的学术成就中，弗雷德里克·容格的《新埃及语语法》(Neu?gyptische Grammatik， 1999)、詹姆斯·艾伦的《中埃及语语法》(Middle Egyptian Grammar，2000)以及伦纳·哈尼格的《埃-德大词典》(Groвer Handw?rterbuch ?gyptisch–Deutsch，1995)都能帮助所有爱好者阅读古代文献，而不仅仅面向专业的埃及学学者。去参观本地博物馆能为爱好者们提供几小时的乐趣，前往埃及旅行和参观也比先前容易得多，象形文字文献现在面对的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广泛的读者群体。
专业领域
学者们工作的领域则越发走向专业化。每种文献都得到了详尽的研究，包括诗歌、宗教仪式文本、法律文档、经济文献、墓葬文献以及信件。文献中的每个部分都可以研究，从语法的结构、词语的意义和书写，到独立的符号，特别是限定符号的使用方式。这些研究在整体上有助于研究埃及思想的历史和发展。
词典的编者们将所有同类的词语都归纳在一起，例如药物名，植物名，外国地名，个人姓名，与烹饪、烘焙及烧烤相关的词汇，用于互相问候与交谈的词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人为的建构，但又体现了埃及文化整体之下的那些细小有趣的方面。
对特定材料的专业研究同样可以解决有关埃及与古代世界更为广泛的问题，埃及与其他地方留存下来的外交书信就是这类材料之一。在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国王哈图希里三世的外交谈判的最后，一块华丽的银板被从赫梯送往了埃及的皮拉美西斯。这块银板上面以巴比伦楔形文字陈述了两国间的和平条约，在获得批准之后，条约被译成埃及语，写于纸草上，且以圣书体文字刻在了卡纳克神庙中，同时为了让赫梯人能读懂，又用楔形文字刻于泥板上。埃及的圣书体版本与赫梯的泥板版本都留存了下来，两者均保存着相同的文本，而有趣之处在于发现它们的不同。两版都是公事公办型的文件，仅阐述和平条款，没有夸张之处。吸引读者注意的是，二者底部各有一段明显源自同一文本的法律性质的条文，两位国王宫廷中的双语和三语书吏想必就此达成了一致。埃及人似乎更关注赫梯泥板上的印章，它刻画的是风暴神拥抱国王的图案，在埃及一方的条文中有对该场景的文字描述。[36]
与此类似的还有公元前14世纪阿蒙荷太普三世、埃赫那吞与近东各国和城邦统治者们的外交书信。只有那些保存在埃赫那吞档案室的信件得以留存，它们是埃及人寄出信件的副本或外国统治者寄至埃及宫廷的来信。这些信件大多以楔形文字与巴比伦语写成，包含根据发音拼写出的埃及名字，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有关埃及语读音的线索。埃赫那吞的王座名“Neferkheperure”(尼弗凯普鲁拉)读作“Napkhurriya”(奈普胡瑞亚)，埃赫那吞之女梅丽塔吞(Meritaten)的名字读作“Mayati”(玛雅缇)，阿蒙荷太普三世的王座名“Nebmaatre”(奈布玛特拉)则读作“Nibmuareya”(尼布穆阿瑞亚)。表示埃及的词是“Misri-ni-we”(米西里-尼威)，与现代阿拉伯语的名字“Misr”(米瑟)相近。它们不同于现代英语化的拼写和习惯，并且能够使人们对埃及语的发音与准确韵律稍做思考。[37]
为埃及语服务的现代圣书体文字
铭文的出版不得不在一开始就解决一个困难的技术问题——圣书体字符的处理。最早的出版物都是临摹古代手写文本的雕版，依靠的是碑铭学家对一篇铭文的准确临摹与再造，《埃及记叙》(Description de l’égypte)、商博良的《埃及和努比亚的遗迹》(Monuments de l’égypte et de la Nubie)以及理查德·莱普修斯所率普鲁士考察队的《埃及和埃塞俄比亚的遗迹》(Denkmaeler aus Aegypten und Aethiopien)等不朽著作均是如此。随着埃及学作为一门严肃学科的建立以及出版书籍与其他资料的需求的出现，印刷商开始着手解决圣书体字体的问题。出版商曾采用排版图书的方式，即每个词使用单个的金属活字，按页排版。对由20多个符号组成的字母表来说，这意味着每页有几千个相似的字符，放置它们需要一定的技巧。圣书体文字排版的工作量不亚于此，而字符的制作更为困难，因为单是中埃及语就使用了几百个不同的符号。此外，有些符号本身就极其复杂和精细。为了出版包含数千个符号的艾德福神庙与丹德拉神庙的文献，驻开罗的法国东方考古研究所(Institut Fran?ais d’Archéologie Orientale， IFAO)率先开发了圣书体字体的字符。这些符号必须被准确地从神庙墙上复刻下来，制成金属活字，排版成页，随后送印。早期的IFAO字体包含空心的轮廓符号，额外的细节必要时可以填补到空白内。这个过程想必非常耗时，后来他们意识到最好的折中方式是为托勒密时期的圣书体文字制作包含所需精致细节的实心符号。[38]单是首先出版的艾德福神庙的八卷文献合集中，印满圣书体文字的页面就超过了3000页，这项里程碑式的工作今天仍在继续，由希尔薇·考维尔和她的团队在艾德福神庙和丹德拉神庙中进行。
德国已经开发出所需的字体用于语法书和《埃及语杂志》的印刷，Theinhardt字体以清晰的内部细节(1875)构成了“开放式”的圣书体文字。1892年在英国，出版商哈里森公司已有了一套包含15种不同类别的埃及圣书体活字的目录，它们被用于大英博物馆的出版物及其他出版物。它们产生的背景是，为了《圣经》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发行，基督教知识促进会(SPCK)正在以各种当地语言和字体印刷《圣经》，因此在乌尔都语、埃塞俄比亚语、汉语与阿拉伯语之外再多制作一种字体并不成问题。
另一种主要的圣书体字体由牛津的格里菲斯研究所研发，它基本上是为了出版加德纳的《埃及语语法》而做。圣书体字体的设计交给了曾在底比斯墓地工作过的艺术家诺曼·戴维斯和妮娜·戴维斯。妮娜·戴维斯著有一本埃及圣书体文字的书，其中以精心绘制的水彩画重现了象形文字符号的艺术光辉。这两位艺术家与加德纳合作创立了一套独特的字体，相当细致地再现了每一个符号。他们的技艺与牛津大学出版社中被埋没的工匠不相上下，特别是一个叫毕尔顿(W. J Bilton)的工匠。[39]牛津字体是为在英国使用而特别设计的，并且只适用于短小的文本，所以许多长文本依旧以手写摹本的方式出版。这样就为天赋异禀的埃及文书法家提供了展示技艺的机会，虽然通常是匿名的——例如，赫伯特·费尔曼曾抄写了中埃及语的故事、专有名称以及艾德福神庙的铭文。牛津字体以克里奥字体的形式留存了下来，该字体由克里奥·哈根斯设计，是在加德纳字体的基础上设计的计算机字体。
计算机生成的圣书体文字
计算机辅助埃及学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mputerAided Egyptological Research， CCER)最初的工作重点之一是为圣书体文字研发一种新的计算机字体和一个词语处理程序，用以编写计算机中的圣书体文档。自1988年开始，约翰·哈罗夫和德克·范·德·普莱斯所主导的团队一直进行着这一研发工作。[40]埃里克·奥博格最初研发的MacScribe和WinScirbe字体发展成了一个复杂的应用，能够横写或竖写文本，也能由右至左或由左至右书写，还能随意组合符号和标红部分文本。圣书体文本还可被粘贴至任一词语处理软件中，从而使文本的生成变得简单。与CCER字体和词语处理应用一同出现的还有其他计算机象形文字字体应用，如萨卡拉科技的Inscribe软件(1994)、趣味教学软件，还有电脑版的埃及棋类游戏，如塞奈特棋，电脑游戏不再仅限于以埃及为主题。CCER则更胜一筹，它不仅提供了一个包含700个符号的标准字体库，还为那些更具冒险精神的人提供了完整的托勒密字体作为补充。这个看起来只适合勇敢者的举措，却被证明是整个企划成功的关键。一直致力于出版丹德拉神庙铭文的法国驻开罗考古研究所，看到了通过CCER的程序实现计算机文本生成的机会。新出版的丹德拉神庙奥西里斯祠堂的文献就是工整干净的神庙文本，含有按需设计的“新”符号，并且扩展了现有的字体库。与此同时，新技术创造了新的可能，即研究者可以在神庙工作现场使用笔记本电脑，将墙上的文字直接以可用于出版的格式录入电脑，并同时进行翻译。构想中的新设备能直接在石头墙面上核查文本，而不用查阅照片或等到很久之后再返回现场核对。另一方面，这项成果还能直接将文本上传至服务器，使其即刻就能在网上被获取。从墙壁到网络，就在同一天内!借助网络摄像头，研习某一特定文献的学生甚至可以即时在任何一家博物馆或埃及的其他地方获取所需的文本，直接研究原文，拓展学习的视野。这些设备也对文本的获取至关重要，它们使文本清晰易读，并有助于文本的保存。
圣书体文字破译的重要性
文献学家的成就开启了一个埃及信息的宝库。常言道，圣书体文字的破译带来了埃及学学科的建立。虽然留存下来的文献数量十分稀少，但文本信息确实丰富了我们对古埃及的了解，而且若非如此，我们对古代文化也不会建立如此多样的理解。考古学提供了建筑的语境、宗教与墓葬风俗的实物证据，为精英阶层制造的专门产品，有时甚至是古人自己的遗体。而文本信息使我们知晓了古人的名字、职位、思想、诗作及兴趣，由此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更广阔的宇宙观或困扰他们的世间琐事。这些私人的想法、税单、生活细节甚至重要的国家大事无法清楚明白地保留在考古环境之中。譬如，如果没有一篇以他的死亡为开篇、以他的灵魂给自己儿子建议为情节展开的教谕文学，我们不会知道阿蒙涅姆赫特一世被刺事件。一篇详细记载盗墓审讯过程的宫廷记录，为我们勾画出新王国晚期埃及腐败与玩忽职守的画面，显示了底比斯西岸如何依靠盗墓所获得的赃物苟延残喘。埃赫那吞写给他的神的诗句充溢着个人情感，致死者的信中诉说着丧亲之痛与身后之爱，莎草摇曳的沼泽中摆渡者的玩笑使旧日重现，阿蒙神在哈特谢普苏特母亲处的造访则充满含蓄的情色与欢愉。
对在埃及的考古学家来说，圣书体文字是无处不在的，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法老时代遗物的发掘中，也总会发现文本信息，即使只是一个带有王名圈的小戒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录承载的是不同种类的信息，反映出一个地点的往事的不同侧面。塞伊思城因第二十六王朝的宗教铭文与请愿雕像而闻名。当时，一系列权势显赫的地方统治者管理着奈特女神的崇拜中心。这里还矗立着献给阿图姆、奥西里斯、哈索尔，可能还包括索贝克等神灵的神庙。除此之外，一座雕像记载了圣湖的建造，记录了它的确切大小，还有一个专门用于饲养奈特女神的圣牛的特殊区域，而一座石棺证实了重要的大墓地的存在。这些地方都不是通过考古发掘而得以发现的，实际上，诸如奈特神庙之类的建筑可能已再无踪迹可寻。另一方面，近来的考古工作发现塞伊思城有两个主城区，其中的人类活动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约公元前4500年)，遗址上还有一个拉美西斯时代晚期的大型定居点，这些在文献上都不甚清晰。然而两种类型的调查拼凑出了这座古代城市从早期到现今的历史与生活。结合不同的证据可以为我们带来丰富的信息，从河流对城市的影响(通过地理考古调查)到波斯时期的投敌者乌加霍列森尼的存在(通过他雕塑上的圣书体文本)。对喜好拼图游戏的埃及学家而言，每条有价值的微小线索，无论是刻于石头之上还是写于三角洲的淤泥之中，毋庸置疑都是宝藏。[41]文本与艺术、文物与纪念碑合力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古代社会及其人群的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