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郊著名的“天下第一城”宏伟的礼堂里，两千个老板双手掌合十于胸前，一起唱诵着《心经》，“...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伴随着诵经声，“秒哥”走上了舞台。手捧银白色的话筒，袖子一扬，对着身后写白板的两个“战士”（思八达内部用语，指一线的营销人员）说道：“写！立刻问自己，我对我的事业有没有像僧侣般的神圣感？”

这是一堂名为“宗教智慧”的课，由思八达主办，三天的课程收费5万，课程的逻辑在于分析为何宗教能存世千年不灭，而百年企业却少之又少，更别提中国的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不超过3年，为了能让企业持续运转下去，应该要向宗教学习。

这是思八达“智慧课程”系列中的重要一课，其它的还包括运营的智慧，演讲的智慧，营销的智慧等等。与一般西方式的培训动不动就举五百强的案例不同，“秒哥”喜欢以现实中的故事切入。比如他讲到了什么是企业的“魂”的时候，会让一些老板自告奋勇地上来讲他们理解的企业之魂何在，他逐一点评。

一位带着浓重山东口音，卖防盗器材的中年老板上来，半天没说清楚自己公司的特点，“秒哥”让他坐下，于是他就像个受罚的小学生一样，盘腿坐在了舞台上，开始反省。下面是一个搞就业教育的，由于说不出客户的核心困惑，也坐下了。接下来还有卖二手车的，搞太阳能的，做植牙的，卖汽车轴承的，做包工头赚了钱当作家的，全都无一例外地说不清自己的企业到底凭什么赚钱，也说不清楚自己是为了什么而赚钱。

他们似乎代表了这个时代大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的状态，在偶然中成功，最后往往在必然中被消灭。

对于这样一个群体，我们首先无疑应该充分肯定他们的价值和贡献。正是他们付出超出常人的艰辛和煎熬，才不仅为自己也为他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但是我们也不应过分夸大这一群体的作用，客观地说，他们地成功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和向市场化演进的大时代。在这个时代，他们获得的发展机遇和成长空间都是空前的，中国企业的增长速度和财富积累效应也是世界罕见的。这批企业家在原始积累的财富神话背后，有着低廉要素价格的支撑，有着环境和社会成本的透支，这样的增长方式以及支持这种增长方式的外部环境，尤其是政策环境，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一直持续下去。

回顾30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虽有几次波折，但总体上可以说是高歌猛进。从大的脉络看，1992年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经济就无可逆转地走上了一轮长期向上的“牛市”，其间虽然也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和通货紧缩的冲击，但从1998年中国大力促进基础设施投资、推动房地产等支柱型内需产业发展之后，可以说，在实体经济领域，中国企业没有遇到过严重而剧烈地困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在全球市场凸显出来，中国企业普遍地资产回报水平有了长足提高，尤其是房地产和上游资源性行业，拜资产价格大涨和重化型投资拉动所赐，更是风光无限。

今天，我们处在一次大调整之中。

全球的经济调整意味着需求下滑和不足。美国无法像过去那样依靠消费金融的过度膨胀支持“负债消费”，也无法承受持续的巨大贸易不平衡压力，再加上全球其他市场也信心不支，中国的外部需求至少不会像上一个周期那样不断上升。即使外部还有相当需求，中国自身也无法再重复以往那种以简单加工贸易为主体的增长方式。

对于这些说不清楚当年为什么而成功，也说不清楚今天为什么而难以继续的老板们来说，他们所能凭依的，好像只能是找到创业时的**。无论如何，现在他们的条件总比最开始做的时候要好得多。当年赤手空拳的他们，面对市场偶尔漏出的一道门缝，都要竭尽全力地挤进去，发现一片天地。今天在面临着外围市场变化的时候，同样需要寄希望于他们的创造力和创业**。

而持续地保持创造力和创业的**，向来不是中国企业家的长处。吴晓波在《浩**两千年》中再度提出了中国商人阶层“早熟而晚慧”的命题，“在全球经济规模第一的国度里，从事工商业的商人阶层却成了一个被妖魔化、边缘化的族群。”因此，中国商人习惯的方式是“以末逐财，以本守之”，完成原始积累之后的理想状态是回乡做个富家翁，让后世子弟或者读书，或者捐个前程。

这一点在当今依旧没有得到改善。这和中国企业家阶层内在生命力的不足有很大关系。由于缺乏终极目标，企业家对于经营企业缺乏坚定的信仰，当企业只是实现财富的手段之一，那么什么能够快速积累财富就成为众人追求的对象。而一旦大势走低，他也缺乏深入研究，挖掘市场空缺的耐心和毅力。对于这样的企业家来说，即使财富仍在积聚，地位依旧隆盛，他的内心已经开始变老，变得苍白。而当风险和不确定性来临，他的反应也开始迟缓，而不是惊惧敏捷。

从这个意义上，刘一秒在课上所提出的接近了问题的根源，“对于你的企业有没有宗教般的虔诚”？

中国的草根企业家们在真正实现从小草成长成为大树的目标之前，势必面临一次脱胎换骨式的拷问：做企业的真正动力在哪里？

这如同一个世纪以前韦伯的命题。西方中世纪之前，对于工商从业者的蔑视也与东方无异。正是宗教改革把上帝的天命与此世的追求相结合，完成了精神世界的重构。

赚的钱已经超过了生活的需要，那么赚钱的目的又在什么地方。答案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上帝给了你这样的能力，你就要顺应这一天职——承担职责在人间(因为你有创造财富的天赋，所以要毕其心力担当)，积聚财富在天上(你只是穷人的信托人和上帝在人间的“财富管家”，积累财富不是为了一己，而要还给社会)。按照韦伯的解释，虽然世界各地皆有商业活动，但正是宗教改革赋予了商业活动宗教意义，才使得这样一个群体拥有了超越此世的追求，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系列商业价值观：尽可能多挣钱，但要严格避免任凭本能冲动的享受;聚财后要散财;挣钱要合法，诚实节俭讲信用才受尊崇;创造财富要通过公司的形式，通过持续的、理性的经营管理，因为个人终有一死，公司方可长存。

近代中国曾经有一批以张謇、范旭东、卢作孚、荣宗敬、刘鸿生等为代表的实业家，把办企业和实业救国、济世安民联系起来，虽辛酸备至，战乱频仍，饱受挤压，仍矢志担当。然而这一宝贵的精神资源，并没有被继承下来。

对于中国当下的这一批草根来说，创业的根源多半在于改变自己的命运。没有上接宗教观念的源泉，也尚且没有在生意与国运之间建立起联系，他们缺乏一个共同体的集体意识，迫切需要找到新的精神家园。

这样一大批草根企业家的存在，正是这样一大批草根企业家寻找精神家园的渴求，才造就了思八达的成功。

然而，就是作为导师的思八达，也在遭遇着一个典型草根企业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