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宾·莱恩·福克斯(Robin Lane Fox)
导言：亚历山大之后的世界
亚历山大之后，希腊世界的地平线最远延伸到了印度。即使是亚历山大本人也惊讶于其地域之辽阔。他曾怀疑里海是世界的外海；在印度，他最初认为印度河将舒缓地流进埃及的尼罗河。新的地平线并没有在与希腊人毗邻的人那里便彻底消失。大约在公元前260年，印度国王阿育王(Asoka)在他的王国范围内颁布了一道法令，针对的是“我的子民们的世界”。从阿育王的亚洲边界，穿过埃及和马其顿，一直到北非的昔兰尼，法令准确列出了这些希腊化地区的国王们。我们在坎大哈(Kandahar)的希腊人和马其顿人的居住地附近，发现了这个法令的希腊语摹本。
而与此同时，在西方，皮提亚斯(Pytheas)有了惊人的发现。此人生活在亚历山大时代或稍晚的时期，他是一名船长，从马赛向北航行、经过了苏格兰。他看到了午夜的太阳，并继续向北航行，“直到没有合适的海、陆地或空气，只有一种三者的混合物，像是海蜇，人在里面无法走动也无法航行……”任何在北冰洋航行过的人都领教过北方雾墙的黏稠。后来，最好的希腊地理学家也没再弄清楚过多瑙河沿线及以北的欧洲地理状况。在罗马人征服之前，人们认为，凯尔特人无异于蛮族，也没有人过问西班牙内地的情况。
在东方，新来的定居者所发现的东西，同样没有产生影响吗？在一个盛大的宴会上，亚历山大为马其顿人和波斯人在统治上的“伙伴关系”而祈祷。然而，他的伙伴关系要求东方人说希腊语和学习希腊语。一个有趣的故事提到，他为被俘的波斯王室女性安排了希腊语课程。在东方，从乌浒河(Oxus)[1]到波斯湾，希腊人坚持在希腊体育馆里锻炼，并按照他们自己文化中的传说来解释周围的人。他们认为亚美尼亚人的祖先是伊阿宋(Jason)，而“佛陀”曾追随了他们的狄奥尼索斯。在这样一个两种语言已成为惯例的世界里，希腊人却只说希腊语，也只读希腊语。他们进口葡萄酒到埃及和巴比伦尼亚，只要可能，他们就要种植橄榄树。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文化和政治仍然以城市或“城邦”为中心，也以那些非常重视希腊和爱琴海的国王们的混乱统治为中心。因此，希腊化时期的文化和文学的背景是宫廷和城市，而不是波斯或印度。
在主要的宫廷里，国王和他们的好友用大量金钱来突显自我，公然蔑视理性。大小宫廷在风格上的差异在于，大宫廷藏有大量的贵金属。公元前3世纪70年代的某个冬天，在亚历山大里亚，托勒密二世举行了尊崇狄奥尼索斯的盛大游行。由机械操控的雕像安放在巨大的彩车里行进；葡萄酒从巨大的酒罐里流淌到街道上；香甜的点心被分给观众。演员和大量妇女加入到扮成萨提儿的官员中间进行表演，演出的场景包括狄奥尼索斯醉醺醺地从印度归来、亚历山大的形象，以及一个巨大的黄金**——这个黄金**长180英尺，上面覆盖着缎带，顶端是一颗巨大的黄金质地的星星；晨星指引着方向，昏星处在最后的位置上。在它们之间，行进着2000头身上覆盖着黄金的公牛，2400条狗，一些长颈鹿、羚羊、印度鹦鹉、大象、一只角马(或者一只大羚羊)，拉着彩车的鸵鸟，以及一头“白色的母熊”——很遗憾，它不是来自北冰洋。“科林斯”的画像引导着一队以爱奥尼各城市和诸岛的名字命名的妇女，这一画像清晰地影射了科林斯同盟和托勒密王朝对希腊自由的关注。奴隶们拉着彩车，上千名士兵也走在行进的队伍中。
这个超级展示，混杂了艺术技巧和纵情饮酒、世界奇迹和可移动的动物园、王朝对希腊政治主题的关注和现代分列式的力量。这些因素与王室奇境的风格不同，但只是在程度上而不是在性质上。王室风格附着了太多的该时期的宫廷文化。与此相应的是，精通文学的学者们对关于非科学奇迹的书籍的喜爱。王室对书籍本身的狂热也反映了这一点。
所有宫廷都有图书馆，甚至在黑海沿岸都有，不过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是最著名的。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们定居在这座城市里，带来了他们导师所熟知的社会回忆和大量书籍。可能是他们向第一个托勒密国王提出了建立王室缪斯圣殿(Museum)和图书馆的想法。王室图书馆可能与缪斯圣殿的柱廊和公共休息室相连；它更像是一个巨大的书库，而不是一个独立的阅览室。据说，里面藏有近500,000件书卷，另有42,000件书卷藏在与塞拉皮斯(Serapis)神庙相连的另一个图书馆内。文献成为热门的王室财产。一旦有船停靠在亚历山大里亚，就有人上来搜寻书籍。在船上找到的都要上缴给王室，抄写在名册中，并印上这样的文字：“来自船上”。从雅典人那里“借阅”伟大戏剧家的杰作，是托勒密在外交上最精明的一项策略。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盗版，就是希腊化时期的发明。因为需求是无止境的，为了满足这种需求，貌似可信的伪造就出现了。文献被伪造、被“偷窃”给国王们，直到亚里士多德被赋予了各种有趣的、即便是鲜为人知的称号。
国王们为何要这般不厌其烦呢？因为亚里士多德派的学者们无疑会向心甘情愿的托勒密一世解释说：图书馆和学术研究能让国王跟上人类对世界的了解。托勒密王室有优秀的教师，他们也没有丧失对学习的兴趣。托勒密四世为荷马建立了神庙，还写了一部悲剧，一个朝臣献殷勤地为其写了评论。歹毒的托勒密八世认为克丽普索(Calypso)花园里的花是水芹菜而不是紫罗兰。塞琉古王朝末期的某个国王还写了一首关于被蛇咬伤的诗歌。王室的奢华使这种品位得以膨胀，在又有其他一些人加入竞争后，收集书籍成为一种疯狂的竞赛。据说，为了打击帕加玛的阿塔利德王朝的国王，托勒密王朝切断了埃及莎草纸的出口。于是，阿塔利德的国王首创了羊皮纸或“帕加玛皮”。但这只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因为质地良好的羊皮纸早就有了。
竞赛预示了文学良好的发展前景。在一首宫廷短诗中，托勒密三世被尊崇为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文武双全是重要的，因为国王也要为吸引原希腊城邦中的人才而相互竞争。很多这样的人才被流放后，在新的宫廷里充当顾问和学者，从而找到了较好的安身之处。对像芝诺这样的托勒密王朝的代言人来说，缪斯圣殿和图书馆是毫无疑问的资产。从他的纸草文献上，我们了解到，这项资产的管理者可能是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希波吕托斯》早期生动文本的拥有者，是关于其猎狗的短诗的赞助人，是关于使者们的书和演讲稿的征订者，这些使者从亚历山大里亚被派给了他的兄弟，这显然是为了使他得到提升。学园派哲学的伦理学理想鞭策着国王们，并在其官员和代理人的赞美和法令中被不断重复。同书籍一样，它们也使国王们变得更具魅力。
通过这些移民的朝臣，国王们与原希腊城邦的文化和教育保持了联系，作为他们隐蔽的政治宣传的一部分，也有反向的交流。他们把王室建筑师派到各个城市，鼓励对王室节日的参与，建造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庞大建筑物，为城市里年青一代的教育提供巨额经费：在公元前3世纪20年代晚期，雅典就建起了一个“托勒密馆”，这是为年轻公民建造的体育馆，馆内有藏书，也可以举办演讲。这些礼物具有施加影响的企图，因为王室文化的繁荣没有扼杀兴盛的市民教育。在希腊城市里，儿童从7岁时开始在私人出资建立的学校里学习，这类学校有时也会得到个人捐赠。他们学习阅读，练习句子写作，正如纸草文献所显示的，其中有极端反对女性和反对蛮族的内容。纪律需要用鞭打来维持。14岁时，他们进入第二个阶段的学习，主要是文学上的练习，以及关于希腊河流名称和关于荷马的特洛伊人的小测验。进入“预备役”即18岁之前的这段时间，被许多希腊青年用来学习经典(包括古老的诗歌)和写作学校作文。然后，未来的公民将进入体育馆。这是在城市控制下，由一位富裕的官员出资建立起来的。训练最重要的部分是体育运动，不过一些体育馆也有图书馆，能够举办演讲。富裕的年轻人更渴望请一位修辞学或哲学的私人教师。修辞学训练非常呆板。到公元前2世纪晚期，有很多迹象表明在早期阶段，学生们学习了越来越正式的语法，总而言之，学业变得更具有文学性。从来没有法律方面的课程，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数学是最为基本的。随着音乐日益专业化，普通的学校不再设置音乐课程。
在每个城市里，男性青年的培养文化继续受到高度重视。父亲们为把儿子送进一个好的体育馆而烦恼，然后体育馆又指望这些“老小孩”提供资金赞助。到公元前2世纪末，最明智的城市雅典，在这种青年培训中也接纳了富裕的外邦人。反过来，这些外邦人也支持城市的理想化模式。尽管如此，学习荷马以及努力记住斯巴达河流的名称有什么社会价值呢？据说，这是一种“文化强化”，用以保持海外希腊人的道德水平，并将蛮族人排斥在外。但这一目标并没有说服力。同样的学习，在过去的希腊就十分兴盛，当时并没有人感觉吃力。比较贴切的解释是，它是希腊人自身社会分化的标志。粗俗的人不能进入体育馆。入训青年的父母通常是富人，其表现是在公元前3世纪末的雅典，每年的新增青年只有40名。这种排外性，在城市的国际化形象方面创造了奇迹。在马其顿某城市最近发现的一份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法令中，明确排斥奴隶、被释奴和他们的孩子，以及那些没有入摔跤学校学习的人，那些在广场做生意的人，那些醉汉或疯子，还排斥**者。体育馆是青年男子们享受黄金岁月的浪漫场所，但这只是对“业余爱好者”而言。
奢侈的宫廷文化只是久置的干瘪无味的蛋糕上的糖霜。在富有公民的资金支持下，城市构建了男子的文化领域。他们中的演说家和古文物收藏者不是“无关的”。当历史学家和地方专家在地方边界争端以及在众多仲裁委员会里扮演着重要角色时，演说家和古文物收藏者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历史有着迫切的公共用途。城市在各自的水平上仍然是表演和朗诵、竞技和戏剧的中心。云游诗人、乐师和职业演员的剧团都为此做出了贡献，他们在穿过处于敌对状态的希腊化王国时，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
乌浒河旁边的阿伊·哈努姆(A? Khanoum)出土了一座大型剧场遗址，这表明，很可能希腊戏剧的形式对印度剧场艺术的出现产生了影响。希腊化时期，大量小的社会组织繁荣发展，其成员经常参加宴饮和赞助朗诵。在罗德岛或提洛岛这样的地区，非公民在这些通常以公民生活名义组织起来的群体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支柱。公元前300年，又出现了一些为纪念死者建立的机构。在城市政府的赞助下，这些群体增强了地方文化生活中心的多样性。
在此类地区，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有单一的文化呢？在各城市里，没有共同的历法，也没有共同的法律主体。但城市生活和许多运动比赛却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宫廷里，国王们使用“通用希腊语”散文，或称“柯因奈”(koinē)。这种语言发端于阿提卡，又逐渐地将希腊本土的古老方言排挤出去。于是，在官方希腊语外围，也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统一语言。公元前279年，希腊人将高卢人逐出希腊和德尔斐后制作了浮雕，很好地展现了面对蛮族威胁时出现的某种共同的情感。从文化上讲，国王们都尊重雅典的遗产。雅典发明了剧场，此时，每个大城市都对之竞相模仿。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散文及其过去对亚洲蛮族的记载，混杂了从前哲学家和戏剧家所享有的盛誉。所有这些都提升了雅典的魅力。
如果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共同文化，除了我们偶然了解的以外，这种共同文化在各城市中又是如何与公元前4世纪的文化相区别的呢？这些差别只是程度上的而非实质上的，它们是某些希腊化时期的进步的后续效果。与东方香料的密切接触，改变了制作女性香水和肥皂的手工业。化妆在借鉴近东技术后得到了改进，尤其是在眼影绘制艺术上。尽管亚历山大里亚的**女人是很出名的，但从来没有过像马其顿将军的阿提卡情人那样的妓女。与竞技场和亚洲的野兽相比，希腊古老的猎兔赛无趣得如同带着猎犬狩猎一般。印度人的鲜血喂养了更好的猎狗，以满足在亚洲的盛大狩猎活动。烹饪技术无疑也提高了：亚历山大里亚烹制鱼和南瓜的调料汁被写进了罗马人的烹饪书里；顶级宴会规模盛大，尽管某位托勒密国王饲养了雉鸡，但并不食用，而是将其与一只几内亚鸡杂交，吃杂交鸡蛋。埃及的卷心菜很苦，于是人们从罗德岛进口了种子——结果第一年味道很好，但接下来苦味就又出现了。希腊人把鹰嘴豆从拜占庭引入埃及，更好的小麦几乎取代了古老的、带壳的谷物。在希腊，人们还在棕榈树上做试验，近东的庄园主费尽心力生产出了乳香。对王室的花园，我们知之甚少；但是在托勒密王朝的大臣写给他代理人的信中，倒是有一些能提示我们的内容。大臣在信中告诉他的代理人，在他领地的园林里种植了300棵杉树，不仅是为造船之用，还因为杉树具有“引人注目的外形”。其他希腊人也会在埃及种植松柏吗？他们到处开垦土地，获得了更多的可耕地。据推测，在埃及的法尤姆(Fayum)，耕地面积扩大至原来的三倍。在乌浒河畔，城市后方平原的灌溉和耕作都比从前更精细。在奥林匹亚，我们发现了属于公元前2世纪早期的、带有地下供暖的浴池——这无疑是罗马时代之前的设施。希腊化的体育馆发明了详细的健康运动方法，被记录在公元2世纪的指导手册里。与纯粹的体育运动不同，它们被设计成一种“锻炼”。据说，慢跑有益于性病的治疗。
这种文化生活大部分被限制在极少一部分有钱人中。亚历山大里亚优雅生活的反面，则是王室赋税的重压、作为附庸的劳动力和金矿里令人震惊的惨无人道。到了公元前2世纪50年代，金矿矿工由政治犯及其无辜的家属充任。当亚历山大在乌浒河畔建城时，他可能把大批反叛的亚洲人作为奴隶，赏赐给了其中一个城市。公元前3世纪晚期，在黑海沿岸的城市里，一个富人的巨额捐赠就来自于当地奴隶贸易。在古代的经济中，人们要想生活得富裕，只能极大地牺牲他人的利益。
要想参加文化生活，必然要希腊化——当地人也的确这样做了，这也是该时期令人着迷的一面。国王们在殖民地安置了曾为王室服役的、会说希腊语的当地士兵，也因此在亚洲我们意想不到的地区留下了希腊化的痕迹。在马里萨(Marissa)，隔着约旦河与耶路撒冷相距仅30英里，出土了大量希腊风格的墓葬和壁画。其中一座墓葬有一块描绘着野兽的楣饰带，堪与托勒密宫廷的非洲动物相媲美。在墓葬的墙上，铭刻着一首非常优美的希腊诗歌，讲述了一个女人与两个情人中的一个短暂离别的故事。托勒密王朝曾在马里萨驻扎过从西顿(Sidon)开来的军队，于是我们在诗歌中可以看到，女人留下情人的外套作为信物。这一主题来自古老的闪米特文化。
希腊文化并不总是受到外界的影响，它同样能发挥自身的魅力。我们知道，在犹太人中，有自愿被希腊化的人。他们希望学习希腊人的生活方式，信仰其宗教。只是在一场激烈的战争后，他们才停止了自己的做法。马加比时代(公元前175—前63)出现的犹太文化，从本质上反对希腊文化的内核。罗马人则更为灵活，而帕提亚人也选择了时尚：在他们的早期都城里，人们发现了制作希腊演员面具的指导手册。希腊文化是如此生动有趣：它有剧场，有体育运动，有引人入胜的书籍，还有优雅的宴饮方式——酒会。作为对希腊文化的回应，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一个犹太人将《出埃及记》的故事改编成希腊悲剧。相比之下，在希腊人到来之前，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的生活一定是非常乏味的。在贸易和艺术、福利和知识、文学和文化等诸方面，希腊人都超过了他们的亚洲臣民。与此相比，只有犹太人创作了一些文学性的作品，但数量很少，很大一部分又是寻求神圣的启示和“智慧”的。仅有一个公元前2世纪的传说证明了这一点，即托勒密二世赞助了对犹太经典《旧约圣经》进行严谨的希腊语翻译[2]。尽管有些人相信这个故事，但也可能这个故事是在翻译之后为了扩大其影响而附会的。
反过来，希腊人的情况如何呢？同亚历山大一样，大多数人不会两种语言，但学校教育仍然同化了他们。乌许斯河畔，将希腊化城市分成两部分的城墙是为分开希腊人和土著人而建的，这同古老的马西利亚(Massilia，今马赛)的情况是一样的。但此处还应该提及的是，任期内的统治者通常比城市更加开明：犹太朝臣和一些埃及人就一同为数位早期托勒密王朝君主服务过。亚历山大的同伴们并没有立刻忘记他的野心。军队需要人才，特别是伊朗的骑兵，托勒密王朝创造的新神塞拉皮斯(Serapis)，实际上就是希腊神和土著神的混合体。帕加玛的阿塔利德国王将自己作为希腊文化免受野蛮高卢人劫掠的保护者来颂扬，这也是事实。而在埃及，早期托勒密王朝把希腊文化置于新王国的风俗习惯之上。像埃拉托提尼(Eratosthenes)这样的博学家，对所有土著人都十分开明、平等；他关于气候“带”和地理的总体理论，支持了他的这种态度。克里亚库斯(Clearchus)曾从德尔斐旅行至乌浒河，还对犹太人、婆罗门(Brahmins)和波斯僧侣(Magi)的智慧进行了比较。塞琉古王朝派往印度的使者麦伽斯提尼(Megasthenes)留下了引人入胜的记载，记述了他在前往印度恒河河畔孔雀昂过宫殿的旅途中的所见所闻——这其中当然包括了某些轻微的误解。希腊的教育和理论并没有完全扭曲阿加塔尔齐德斯(Agatharchides，约前170—前145)生动描写红海沿岸部落的价值。此人是托勒密王朝后期一个官员的秘书，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人。
基本来说，观察其他民族的希腊人，比他们同时期的一整代历史学家具有更敏锐的洞察力。睿智的人立刻就能发现罗马强权的致命企图，“西方的云”正威胁着他们的自由。的确，与汉尼拔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在内陆的希腊人就已经认识到：威胁他们的是罗马而非迦太基，西西里的战争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没有学习拉丁语，但他们比后来那些掌握拉丁语的学者更具远见。公元前146年，科林斯被洗劫，阿加塔尔齐德斯评论说，遥远的塞巴阿拉伯人(Sabaean Arabs)认为，他们之所以“直到我们的时代”还能拥有丰富的文物，是因为他们远离了那些“以强权打击所有地区的人”——实际上，他指的是罗马人。
文学和赞助人
在公元前300年至前145年间，最好的希腊文学作品是如何与奢靡的国王和坚韧的城市文化这一背景相适应的呢？我们遗失了太多东西，特别是在散文方面，因此，对它们的评价都是暂时性的。在130个曾写过希腊悲剧的零散名字中，可能会有某个符合我们口味的大师吗？作为一个有才能的人，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代，因为在散文和诗歌的古老传统中出现了新的形式。每部高质量作品的作者，都会在王室所属的城市里得到国王的赞助。那么，这些国王对新的文化复兴做出过贡献吗？
只有被放逐的人、囚犯或者饥饿的人，比如说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喜剧里的某个角色，才会求助于国王。作者们看到了机会。他们一直宣称自己忍饥挨饿，在从自己的家乡被流放之后，通常会从事写作。尽管米南德表示拒绝离开雅典，其后却有很多文化人自由地前往各个都城。宫廷里的文学生活并非令人无法应对。没有要求诗人撰写官方作品却遭到拒绝的故事，也无须圆滑的中间人来指导国王和作者之间的关系。阿塔利德的国王们收到了赞扬的散文，塞琉古王朝收到了史诗，但是这些并非其作者兴趣的全部。在亚历山大里亚，对王朝的诗歌赞美经常采用一种诙谐和间接的风格——最好的诗歌是献给王后的，而不是献给国王的。在派拉(Pella)也有诗歌应和的迹象。
然而，除了偶尔的政治宣传材料外，国王们会长期赞助什么研究呢？我们对亚历山大里亚的赞助情况了解得比较多；但在这里，托勒密王朝的记录也很有限。他们赞助的文学并没有产生出类似历史学和哲学领域的杰出人物。他们有一个按字母顺序列出的津贴表，一个缪斯圣殿和两个图书馆。他们亟须一名王室教师来指导小王子们的学业，一名王室图书馆员来管理藏书不断增加的书库。国王们长期赞助实用的行当和行业，比如家庭教师、科学、图书馆和文本研究。起初家庭教师和图书馆员也包括那些写得一手好诗的人；但到了公元前2世纪，他们就只是文献批评家，而不再是原创者了。
除戏剧外，诗歌偶尔也会得到赞助。诗人可以自由往来于各个王宫，但文本研究者的流动性不大。我们至今仍然保存着的并给予无限赞美的诗歌，并不是当时流行的。希腊化时期的诗歌得以留存，主要是通过约公元前100年以前的两份纸草文献：一份可能是学校教师的手稿，另一份包括了对大量晦涩诗歌的释译。散文也是如此(不包括历史)。国王的手下对此并不大重视。正如12世纪欧洲君主制的发展促进了对有关王室故事的赞助一样，国王和朝臣的新时代也发展成为记载小道传闻的黄金时代。最好的故事都与国王有关，甚至托勒密八世在他的回忆录里，还能回忆起大约一个世纪之前记载着托勒密二世嫔妃的那份令人炫目的名单。上层阶级通过这些小道传闻揭示了自身的情况，也进行自我评判。希腊化时期的宫廷是优雅的、具有讥讽意味的，并未被王权所压倒。小道传闻跨越了文学的界限，在亚历山大里亚，喜剧诗人马孔出版了关于大人物和妓女交往的讽刺诗；之后在帕加玛，好笑的奇闻异事似乎成为卡里斯提乌斯(Carystius)散文体的《历史笔记》(Historical Notes)的主要内容。上流社会喜欢读这样的故事：不知疲倦的希培(Hippe)如何在私下里叫托勒密二世为“爸爸”；“围城者”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 the Bessieger)在让拉弥亚(“吸血鬼”)[3]在一大堆香味和药膏中选择的同时，如何说着和做着最粗俗的事。在安条克，塞琉古王朝晚期的国王们所拥有的绰号，也是在一种与此相似的不敬气氛下产生的。
图书馆被证明占有相当大的分量。学术研究是公元前4世纪的作者们的发明，王室的赞助只不过是推动其自由发展。文学因好古趣味而备受青睐。在王室圈子里，其关注范围(历史除外)与后来(公元9—10世纪)伊斯兰统治者同样优雅的圈子中的学者与朝臣们所关注的，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拓展至简略的传记辞典、列表和名录、关于自然奇景的生动作品，以及一长串世界奇观和奇迹的名称。同伊斯兰朝臣一样，希腊化时期的作者也是百科全书式的博学，对传说和异国情调情有独钟，这使得他们的作品远比阿基米德以“特别迟钝的多利安风格”写成的杰出科学小册子更具可读性。这些书是旨在探究的书，探寻的东西比亚里士多德知晓的还要古怪。总体来说，它们是非科学的，但却是绝好的谈资，比如关于世界上最大的河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观等受人欢迎的名录。我们应该记住它们的可取之处。散文作家如此兴奋炫耀的浩繁卷宗，很少能保留下来，但它们的题目道出了这些卷宗的内容，卡里马库斯(Callimachus)的作品说得最为清楚。他的《德谟克利特的稀有词汇和文章一览表》(Table of the Rare Words and Compositions of Democritus)只针对爱好者；不过读者可以在他的《蛮族人的习俗》(Customs of Barbarians)、《世界奇迹集》(Collection of Wonders of the World)以及《论欧洲的河流》(On the Rivers of Europe)、《论鸟》(On Birds)、《论风》(On Winds)等著作中发现更多东西；但在他的专著《关于鱼类名字的变化》(On Changes of Names in Fish)中可能不会有如此多的信息。
希腊化时期，最令人殚精竭虑的学问得到了很好的指导。在亚历山大里亚，第一批图书馆员是学者、诗人；从这样的组合中产生了专业的科学研究，并在公元前3世纪20年代之后，发展至顶峰。诗人最初为何是这种角色是可以解释的。散文使用宫廷中通用的阿提卡方言，直到公元前1世纪古典复兴前，才与日渐发展起来的俗语相对抗。然而，所有希腊诗人都忽视了口语方言，反而去追寻古老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和韵律。不和谐的韵律重新兴起或被应用到令人不愉快的主题上。卡里马库斯通过复制最难的形式，增加了一种新的韵律，即在一种宗教颂歌中使用的、由两个抑扬格音步组成的短句断裂文体(staccato galliambics)。学者诗人开始通过自己的研究充实语言。如今，W. H. 奥登(W. H. Auden)[4]把为语言立法和保护语言的纯洁视为诗人的职责。希腊化时期的诗人还制定了规则，但针对的是已死的文学语言。他们的诗歌大多极难翻译，因为其中充斥着仿荷马的创新词、古典文学中晦涩的双关语以及对同义词的过度喜爱。在公元前3世纪中期的一份纸草文献上，我们找到了一首诗歌的“词汇表”，上面列出了罕用的复合词。在寻找非常贴切的字眼时，一些不太出名的诗人会去查找手边的目录。到了公元前2世纪早期，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员阿里斯托芬编纂了一部鸿篇巨著《词语》(Words)，可能与他的《论被疑为早期作家没有使用的词语》(On Words Suspected of Not Being Used by The Early Writers)主题相同。到公元前200年，文学研究有了自己的专家，而他们已不再是诗人。
在为腓力和亚历山大服务期间，王室教师亚里士多德和他的亲戚卡里斯提尼(Callisthenes)致力于荷马文本的研究，这是他们的伟大学生亚历山大热爱的人物。大约从公元前201年到前145年，在亚历山大里亚，学术研究成为一门学科，王室图书馆员做了开路前锋。卡里马库斯已经出版了120卷本的著名目录《各分支学科名人及其著作表》(Tables of Persons Conspicuous in Every Branch of Learning and a List of Their Compositions)。后来的学者也做了大量工作，使图书馆的馆藏日渐丰富而不是规模萎缩。没有证据表明存在针对伪造文书的批评性作品。由于学者们宣称旧的文本无法令人满意，国王们不得不努力获得新的著作和新的文本。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约前215—前145年)是艺术大师，作为教师和图书馆员，他培养出下一代最好的考据家；他的特征便是拥有敏锐的历史感觉、谨慎以及理智的语法规则理论。这些考据家提出的假设以及对文献的删改产生的影响，远远小于他们对我们今天所见的文本的整理。
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从公元前3世纪晚期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此后同哲学一样，陷入了对不同观点所做的颇为费力的综合整理。评注考据也类似哲学。这一综合整理之后，是激烈的派别争论时代，即公元前2世纪的亚历山大里亚的“类比推理者”(analogists)和帕加玛的“人定论者”(anomalists)之间的论战。学习这些学科的最好方法是个人面授，因而在语法学家那里，师生间的关系非常紧密。阿里斯塔库斯到底说了什么？他的教义没有大量手抄本，而在一手讲义笔记的流通中却发展起来了一种常见的手工业。于是，学术研究自然而然地开始关注学者作品本身。阿里斯塔库斯的学生，图书馆员阿摩尼乌斯(Ammonius)写下了关于希腊学者虔敬的杰作——《论阿里斯塔库斯的〈伊利亚特〉校订本只有两个版本的事实》(On the Facts That There Were Not More Than Two Editions Of Aristarchus’s Recension Of the Iliad)。
王室有学问的人不仅要接受他们的文本，彼此之间也要互相接受。除了编纂更多的信息和攻击其他人的观点外，还有什么办法能证明自己比其他那些可怜的人更博学呢？后来的一个传说把3500本书归于亚历山大学派的学者迪迪玛斯(Didymus)，证明了他的绰号“厚脸皮”名副其实。著名的埃拉托色尼涉足众多领域，自此很少有人能与他比肩。他在地理学、年代学和天文学方面都有出色的著述，比如《好的和坏的品质》(Good and Bad Qualities)。除此之外，他还创作了一些著名诗歌，包括一首关于立方体对折方法的机智短诗。很多稍逊色一些的人涉足的范围，也几乎同样宽广。
乍一看，那些争论简直令人沮丧。缪斯圣殿一度被描写成“缪斯的鸟笼”，其主题是关于一些壮观的斗鸡场面的。争斗始于卡里马库斯对一些诗人和批评家的攻击——这些人的品位和目的与卡里马库斯不同。在文本研究的题目方面，亚历山大里亚与帕加玛的学者们进行了一场关于希腊化的小型“战争”。文学批评则得益于这些相互抨击而繁荣起来。阿里斯塔库斯抨击泽诺多图斯(Zenodotus)，德米特里乌斯和克雷特斯抨击阿里斯塔库斯，帕勒摩攻击埃拉托色尼，等等。胜人一筹的伎俩能使一个人成名：阿里斯托芬尼斯(Aristophanes)甚至写了这样一本书《反对卡里马库斯的图书馆目录》(Against Callimachus’ Library Lists)。但这是一个不能引起学术争论的死题目。人们的语调是可怕的，然而经审查发现，这些争吵不只是为了获得升迁而展开的斗争，也不是老一代对新一代的粗暴反应。参与的竞争者们认为原则危在旦夕。卡里马库斯认为一派的诗歌品位完全是被误导的，这一点也不能说不公正。在学术研究中，相信寓意是一种使诗人意喻的远超出其表面含义的工具，这一点至关重要，无论一个人是否是敏感的类比推理者，又或是否是不负责任的不拘常规者。而通过语法学家的创新，这种被证明是最糟糕的个人争执已变得臭名昭著。后人认为，两位亚历山大里亚的诗人卡里马库斯和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之间的争论最为激烈——可能是因为卡里马库斯的好斗尽人皆知。并且在后代那些对他们已有成见的学者眼中，作为导师和想象中的学生，两人也似乎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敌人。现代学者同样扭曲了传说，认为卡里马库斯辱骂了自己的学生，因为学生使用了他的资料却没有向他致谢。这是对学者的有趣评价，但不是对诗人的评价，因为诗人很乐意被人模仿。这一“争执”缺乏任何可靠的证据。
在这种勤勉和竞争的氛围下，我们能在哪里找到那些好的、可读的诗歌呢？在已知的极少的散文里，隐隐地显露出新的形式和新的重点，但它们与王室赞助人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传记的早期形式在这与众不同的时代繁荣发展，培养出人们对过去的那些伟人的兴趣。然而，它是虚弱无力的，常常由于缺少社会和心理背景意识，变得呆板且流于八卦风格。传奇的种子此时也被大量孵化出来。亚历山大传奇是其中最好的一部，出现在伟人辞世后的十几年里。与大众小说相应的是一种大众说教的新形式，作为“咒骂”放在散文里，被归到吟游诗人彼翁(Bion)[5]名下。学者埃拉托色尼抨击他是一个穿着妓女花衣的骗子。而我们对此了解得太少，以致无法判定。不过在与他相近时代的梅尼普斯(Menippus)发明的散文与诗歌的讽刺混合体中，存在一些原创性内容。这些作品取笑了哲学家们和他们的双重标准，并在后来赢得了罗马讽刺作家的兴趣。最好的例子可能来自那个富有同情心的人物泰蒙(Timon)。他只有一只眼睛，却因为美德，因为对花园的爱、回避学生的技巧，以及对被狗和仆人打扰的深恶痛绝，而为人所怀念。在讽刺诗里，他调侃式地模仿哲学家，并取笑当时的地理学家。他称缪斯圣殿的学者为“隐居的书虫”，他打击图书馆里的学者，他说最好的荷马史诗是在诗歌被改得面目全非之前的老文本。泰蒙早年是以舞蹈为生的，对此人多一些了解不无裨益。
不太引人注意的还有，在亚历山大辞世后的十多年里，以嘲笑言论对具体的两难推理和法律决定进行的学术辩论扩大了。新喜剧与它们的精神有共同之处，我们首次听说这一切发生在新喜剧的早期阶段。我们也知道了韵律的和夸大其词的修辞风格，即亚洲风格(Asianic style)。在奥古斯都时期，批评给了罗马人结束这种奢华的信心，并通过稳定的道德影响使散文回归到冷静的古典风格。但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演说术并没有堕落成浮夸，它仍然是城市源源不断遣派去国王——此后是派往罗马——那里的使节的看家本领。但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实用的演说术。在公元前2世纪40年代，“东方化”的大师正受到阿加塔尔齐德斯(Agatharchides)的批评。而他自己的散文风格却因其言辞高贵、清晰和雅致，在后世备受赞誉。
希腊化时期的诗歌
在保留至今的希腊化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诗歌是最为精美的一种类型。对于诗歌的古典风格而言，抒情诗无疑可以作为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之后的候选类型。贵族在政治上对其公民同伴们提出建议和进行抨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然而男人们仍然会死，会坠入爱河，仍然会饮酒、参加宴会、追求迷人的男孩子。传统的宴饮聚会，即“酒会”，在公民和朝臣中非常流行，也为优雅的诗歌提供了一种自然背景。尽管没有王室的鼓励，希腊化时代的第一批诗人仍然找到了机会，回归于以往抒情诗大师们的主题、韵律和方式。同早期的诗人一样，他们也致力于创作底层大众的歌曲。为了适应新的背景，他们扭曲了这些主题，并添加了学识、智慧和雅致，让歌曲适合受过市民教育的真正的“老男孩”。
我们对公元前4世纪的诗歌所知甚少，以致我们可能丢掉了重新发现抒情诗的根基。对我们来说，它的影响在讽刺短诗中是最为明显的，跨越了从约公元前300年到前240年之间的黄金时代。诗歌大师们用他们的个性和文学品位填充了这个时代，不断超越他人的诗歌，设计的双关语如此文雅，至今我们仍可以带着愉悦对之进行解读。特别是在亚历山大里亚，讽刺短诗表达了对一个亲密而自由的朋友圈子的印象，他们正为自己新技艺的优雅而狂欢。他们留下了更多其中带有观点和对话的诗歌，这些诗歌被他们置于谜一样的背景中。这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自我意识，以及他们在酒和女人、酒会和轻浮男孩中间的生活。
最早的大师是萨摩斯的阿斯克勒皮阿德斯(Asclepiades of Samos)，一位令人尊敬的诗人，他给我们留下的多数是他的爱情诗。在他关于妓女和以会饮为背景的诗歌里，有观点，更有一种善意的自我意识。爱与酒的关系是他的主题；同时他也意识到，如果一份爱情失败了，人总会在某一天拥有另一份爱情。波西迪普斯(Posidippus)涉足了类似领域，同样在城市的主要建筑物上为我们留下了一些令人愉悦的短诗。学者们发现，很难将阿斯克勒皮阿德斯的诗歌与他的萨摩斯同伴赫狄鲁斯(Hedylus)的诗歌区分开来，可能他们本来就是亲密的朋友。赫狄鲁斯留下来的短诗嘲讽了贪吃者和盛大的酒宴，使我们认识到：好的酒会是一种品位和修养的表现。这三个人之后是辞藻华丽而富有吸引力的狄奥斯科里德斯(Dioscorides)，他为一个波斯人和一个在埃及乡间居住的人所写的墓志铭，引导我们走出了这个狭小的都市世界。当过去和当时剧作家的诗歌提出文学史上那些引人入胜的问题时，他正以华丽的诗作展现出亲密同伴多利斯(Doris)矮胖而殷勤的形象。
讽刺短诗的大师是王室教师卡里马库斯。他熟知别人的作品，并在长诗中攻击他们的品位。反过来，他们挑出他的一句最好的诗，把它重新放置在一种猥亵的背景中。如果卡里马库斯的讽刺短诗是我们已知的他的全部作品的话，那我们对他的描绘该有多么大的不同!在这些诗中，他的语言清晰而流畅，他对诗歌形式的把握仍然受到所有希腊挽歌作者的艳羡。在他的短诗中，我们看到了男孩们的不幸情人卡里马库斯，正饱受他自己无法控制而他人又无力承受的热情的折磨。他是“知道如何在传酒过程中获得快乐”的卡里马库斯，也是能斥责神的裁决的卡里马库斯。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的艺术。他能说出有关盐窖的绝妙双关语，或者为自己优雅的文学品位进行辩护。而现存的有限的阿斯克勒皮阿德斯诗歌，则是自我意识更浓厚，感情也就比主题更深刻。王室教师和编目员同样可以很幽默。他为自己的朋友医生菲利普斯(Philippus)写下一组绝妙的诗句，说明诗歌能够治愈深陷情伤的男孩子，饥饿也具有同样的作用。诗人和他的朋友能藐视爱情，因为他们拥有这两种治疗方法。提及诗歌可能是在暗指伟大的狄奥克利托斯(Theocritus)所作的一首诗。讽刺短诗的语言则具有一种与医生相称的治疗性的音调。
更深入地说，卡里马库斯给我们留下了一组最出色的希腊文墓志铭。这些都是讽刺短诗的传统主题，并且因几个已逝的朋友再次流行、兴盛起来。这些朋友中，有贫穷却多才的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他的谈话累坏了太阳”，他为我们留下了一首精妙的葬礼诗作为纪念。这都是些伟大的诗歌，简洁、角度精准且感人至深。不过，讽刺短诗是偶然献给卡里马库斯的赞助人的。没有国王会像支持诗人那样给予其他艺术家长久的支持。他们所要感谢的应该是他们所提及的城市和宫廷社会奇观。两位重要诗人在亚历山大里亚来来去去，其他的好诗则都是在远离国王的地方写下的，然而缺少了大城市的语调。
李奥尼达(Leonidas)来自希腊西部的塔林敦(Tarentum)。他的主要才华体现在对乡村生活的场景和物品的描写上，以及他写下的关于自己简单而贫穷的生活的诗句。我们听说两个天才女诗人也具有相似的风格，一个是洛克里的诺西斯(Nossis of Locri)，她的诗描绘了女性的家居生活；另一个是提吉亚的安妮特(Anyte of Tegea)，她用迷人的诗句展现了浓烈的田园风情。得益于安妮特，我们还拥有了最早的、为宠物所写的著名墓志铭，这很快演变成为托勒密王朝“上等人”的狗，和在埃及或阿富汗的狩猎中被“隆重”宰杀的动物而写作的诗歌。这些“西方化”短诗的音调在翻译过程中已经丢失了，最终被转换成了韵律。大体而言，它们消失了，“不是结束于锤子在铁砧上的撞击声，而是结束于六弦琴衰弱的音符中”。这种安详而静谧的静物氛围，不得不与精美的语言和优雅韵律的缺失相抗争，但有时它却能赢得这场战争。
到公元前3世纪40年代，创造和竞争的第一个时代渐行渐远。风格被甜美地模仿，诗歌的中心也从亚历山大里亚转移到叙利亚的城市。叙利亚的梅勒阿格尔(Meleager)在他的伟大诗选《花环》(Garland，约公元前100年)中收录了50多位讽刺诗人的作品。在头一次的发展**中，讽刺短诗把我们带到了新诗的前沿。诗人引发了同时代人对优雅挽歌的新兴趣：哑剧和田园诗、扩展的抑扬格、对智慧和哀婉诗句的喜爱。面对古典传统，希腊化时代早期的大师们没有反抗形式和规则。这里没有旋涡派画家(Vorticists)和意象派诗人(Imagists)；相反，他们使形式更加精美，使韵律的规则和古语更加多样化。希腊艺术家们尤其能在受到自身局限时发挥才干。
狄奥斯科里德斯的讽刺短诗尊崇新的剧作家，但评判他们的依据却没有留下来。然而，在较低水平上，一种对哑剧的新兴趣突然产生了。这种粗俗的、大众的描述，在多利安散文里活跃起来；西西里的大师叙弗伦(Sophron)曾一度影响了柏拉图。从其特点来看，希腊化时期的诗人赫罗达斯(Herodas)和狄奥克利托斯给文学带来了新意和精美。赫罗达斯的天才一度被低估。他的诗歌仅仅重新出现在1891年的纸草文献中，又被错误地认为是同时代的“现实主义”风格。评论弄错了他的形式和语言。他复兴了衰落的抑扬格韵律和公元前6世纪诗歌所用的古老爱奥尼方言，并把这种知识附加在平庸的哑剧里。他保存下来的描述是生动的，并且展现了社会历史邪恶的一面。最优秀的诗涉及女性，尽管少有令人愉悦的视角。一个女人试图说服另一个丈夫远在埃及的女人，让她必须跟着自己的直觉走、有自己的婚外情。一个生气的母亲把**的儿子带到校长那里接受鞭打：首先，一个曾向奴隶求爱的女人，因这个奴隶的背叛决定让人鞭打他；接着，在仆人的请求下，她平息了怒火。没有原因能够解释为什么一个好演员不能在舞台上表演这些情节。赫罗达斯有自己的批评者，有明显的例子表明，他的描述与科斯岛有关。他还进入了托勒密王朝的内部政治圈，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可以确定的是，他留下了希腊化时期最恶作剧的一个笑话：当他的一个女人唱出了对在友人家发现的假**的赞美之歌时，有人告诉她这曾经属于“诺西斯(Nossis)和伊利娜(Erinna)”。这两个名字属于两位著名的女诗人。赫罗达斯无疑在取笑两位文学世界中的古板女性。
其他的哑剧诗是狄奥克利托斯写的，在音调和语言上都十分讲究。他将诗歌置于六步格中，这是一种针对平庸主题的庄重韵律，营造一种故意的不和谐。诗作中最好的一首讲述了两个叙拉古女人参观亚历山大里亚王室节庆的故事。方言、反语和参观者穿过人群时单纯的惊奇感觉，都是对这个大都市繁荣的刻画。有一部关于魔术以及青少年初恋的戏剧也不错。我们还应该更好地了解两个穷渔夫之间的对话，不管狄奥克利托斯是否是其作者。狄奥克利托斯一直是这个时代最好的诗人。他生于西西里，可能是在叙拉古。在公元前3世纪70年代，他尽力侍奉托勒密二世，之后又回到饱经战火的家乡西西里，侍奉国王希罗(Hiero)。他曾经在作品中影射亚历山大里亚的大师们，最好的两首诗流行于亚历山大里亚城市群之中，一首在城里，一首在科斯岛上。在他提到的诸多植物里，他对爱琴海东部的而不是西西里的植物群有种轻微的偏见。除此之外，他是那样神秘，尽管在对普鲁克斯(Pollux)的颂歌中有一段很出色的短诗显示出他懂拳击，堪称同时代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员中的翘楚。
狄奥克利托斯的好诗多种多样，但他的声誉主要在于他对田园诗的发明。以他为榜样，开始了新的传统，为我们带来了维吉尔(Virgil)的《牧歌》(Eclogues)、斯宾塞(Spenser)的牧人们、亨德尔(Handel)的《埃西斯和格拉蒂亚》(Acis and Galatea)和莎士比亚的《冬天的童话》(Winter’s Tale)。狄奥克利托斯的作品被译成多国语言，甚至直接影响了19世纪的俄国诗歌。古代人其实自己也很困惑，田园诗究竟来自哪里。他们猜测，也许来自于阿尔忒弥斯各种节日上的合唱——但这可能是错的。更合理的猜测是，可能源自牧人用来消磨时间的牧歌。在多种文化当中，牧羊人都与歌曲有联系。
长久以来，狄奥克利托斯变化多样的田园诗形式，令读者迷惑。菲利普·西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说，“诗歌的樊篱所在的”那一点“是最低点”。一些人为他的现实主义惋惜，另一些人为他的技巧惋惜。牧羊人怎么会那样讲话？同样，狄奥克利托斯怎么能让他的牧羊人如此粗鲁？18世纪的田园诗人更喜欢维吉尔。“我不把狄奥克利托斯看作是一个传奇作家”，蒙太古夫人(Mary Wortley Montagu)[6]对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这样说，而蒲柏在年轻时就是一个田园诗人：“他仅仅描述了故乡农民生活的平凡画面……我毫不怀疑，如果他是大不列颠人的话，他的田园诗里就会充满对打谷和搅乳的描写……”
事实上，狄奥克利托斯的魅力就在于他“脚踏两只船”。他笔下的牧羊人仍然彼此之间开着粗俗的玩笑，对着他们的羊群吹口哨。除了对植物的细致观察，他对希腊的季节变换以及昆虫的习性也有所体悟，以至一个批评家认为他跟科斯岛上的医生学过博物学。与此同时，他又以其优雅和对早期抒情诗主题的运用而**着我们。狄奥克利托斯的牧羊人在彼此相遇时，用歌唱来互相挑战。他们的歌声以叠句和重复令我们愉悦——这样的风格可能源自于真正的山歌。但它们也会把被驱逐的情人和狂欢者的主题编织在一起，把为告别和回归的旅行者而写的诗歌编织在一起。在过去的挽歌和抒情诗中，我们经常能找得到这种写法。人物丑陋而透着机智，他们喜欢海边圆目巨人的“都市”悲叹，喜欢少女的嬉戏，在狂吠的狗和一捧苹果中向少女示爱。在其中的一种形式——挽歌中，田园诗几乎可以迎合每一种品位。狄奥克利托斯笔下的诗歌既有形式，又有哀婉动人的诗句。所有特征都齐聚在为一个垂死的牧羊诗人而作的挽歌中，并附和着对叠句的优雅使用。为牧羊人达夫妮(Daphnis)而作的田园挽歌，发展成为死去的诗人朋友或老师而作的挽歌。为彼翁所作的令人感动的哀歌中，有自公元前100年以来最优美的希腊诗歌。在意大利的佚名作者，则在作品中比较了年复一年的自然更迭以及人的永久死亡。而以下这些挽歌中，我们立刻就能找出三首堪称伟大的诗作，弥尔顿的《利西达斯》[Lycidas，为他大学时期的朋友爱德华·金(Edward King)而作]、阿诺德的《塞西斯》[Thyrsis，为诗人克拉夫(Clough)而作]，以及《阿多尼斯》(Adonais，或济慈悼歌)——这是雪莱的成名佳作。他的朋友利·亨特(Leigh Hunt)在1816年秋天向他介绍了希腊化时期的田园诗。“像夜来香的芳香，”他后来写道，“以过量的甜腻控制了灵魂，使人觉得晕眩。”
在希腊化城市兴起的背景下，田园诗的出现被误读了。有一个令人愉悦的故事，讲的是饱受痛风之苦的托勒密二世，偶然从自己宫殿的窗户向外望，看到了在尼罗河岸边野餐的人们，他非常羡慕普通埃及人的生活。但这种感觉并不是田园诗的源头。田园诗对新城区内的外国居民的生活不感兴趣。狄奥克利托斯的田园诗歌与亚历山大里亚没有明显的联系——但只有在这座巨大的城市中，人们才能轻易走进附近的田野，就像他第七首《牧歌》(Idyll)里科斯岛上的人物一样。城镇和乡村彼此错落，人们便不会感受到城市生活的压抑。当然，分界线是文化上的。田园诗把极端城市化的智慧和精致，转移到了那些很少具有城市价值观的人身上。田园诗一直能在精美的都市文化阶段里保持繁荣，犹如斯宾塞笔下的英格兰或华托(Watteau)[7]的法兰西那样。在希腊，它也是产生于同样的价值观：精致、技巧和对古典传统的反思、学习。这些品位一直受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城市文化的哺育，希腊化时代早期的“都市生活”或王室，对它并没有什么影响。
同文学上的哑剧和讽刺短诗一样，田园诗将都市风格融进了博大精深的语言和韵律之中。而早期抒情诗则促使都市风格的风头盖过了其他风格，成为主导。在亚历山大里亚，两类顶级学者——王室的教师和王室的图书馆员，以更为大胆的形式追求着同样的价值观。
年纪较轻的一位图书馆员是阿波罗尼乌斯(Apollonius)，他最有名的一首诗表达颇为大胆。在伟大史诗占主导、口头文化已消失甚久的时代背景下，他试图为被详细研究的阿尔戈英雄们的历险写一首史诗。古代人断言，阿波罗尼乌斯在年轻时写了这首诗，首次发表后反响并不好；诗人遂隐退至罗德岛，待到返回时，他带来了修订版本。说这个是“第二版”，似乎是正确的。但在这首诗的背后，作者的阅读范围也显示出，王室图书馆的魅力已经进入故事里了——不管是在阿波罗尼乌斯被任命之前还是之后。多亏了他的学识，古代评注者的工作也因他的眼界拓展到了极限。透过他的语言，我们能够对这一时代亚历山大里亚学者有关具体词汇的准确含义的某些论点提出质疑。至于他的作品内容，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关于地方古迹的散文始终伴随着精彩的荷马式双关语和晚近诗人的典故。在他全部的参考文献里，对卡里马库斯明显的影射和感谢被格外夸大了。但为什么这位图书馆员和教师未曾读过与他的主题相关的书籍，人们不得而知。
阿波罗尼乌斯诗歌的弱点也显而易见，诗作中没有平衡感，结束得十分突然。我们一会儿在西方遇到瑟茜(Circe)，她正受困于噩梦之中；而200行之后，我们又在利比亚的沙漠里汗流浃背，担心死亡的到来，此刻，美狄亚的女仆正唱着她们的天鹅之歌。以我们的观点看，在他的诗里，一些显示博学的段落有着相当多的诗化脚注的痕迹，王室图书馆的收藏对诗人来说是一种长久的**。从本质上看，故事本身是插话式的——去往柯尔契斯(Colchis)的漫长旅程(第一至二卷)、在柯尔契斯的活动(第三卷)、漫长的回乡历程(第四卷)。但阿波罗尼乌斯没有摆脱这种令人不甚满意的结构。在很多方面，与普遍存在于希腊化时代最好诗人中的周期性作品展示相比，他的四卷本长诗不大像史诗。他时常在精神上——如果不是形式上的话——是与狄奥克利托斯相似的。
在最好的状态下，阿波罗尼乌斯表现得极为出色。他作品中最著名的场景是在史诗的第三卷，描绘了年轻的美狄亚对伊阿宋的爱慕。阿芙罗狄忒通过她调皮的儿子丘比特激起了这种情感。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情感出自美狄亚自身的思想和情感：她怎么能喜欢一个陌生人超过喜欢自己的父母呢？为什么她应该更喜欢自己的父母？她渴望见到他，而一旦见到他，她脸色绯红，几乎说不出话来。他们彼此相对，像两棵橡树或松树，默默无言，只有清风传递着他们之间的情意。这是希腊人对坠入爱河的女孩所作的最好的描述。在整首诗中，阿波罗尼乌斯使用了荷马式的明喻，共有76处，这是从日常生活中发展而来的古怪感觉或场景。就美狄亚而言，他的比较正中目标。她的心像“玫瑰上的露珠在晨光照耀下”悄然融化，她的思绪像一桶新灌的水反射在屋墙上摇摆不定。维吉尔是阿波罗尼乌斯的细心读者，他很快看到了这段插曲的迷人之处，并将它作为埃涅阿斯(Aeneas)和狄多(Dido)间那场更为深刻、更为成熟的会面的起点。
伊阿宋和美狄亚的插曲，在第一卷伊阿宋与女王许珀茜伯勒(Hypsipyle)的相遇中已经有所预示。这个场景写得十分出色，同样值得阅读。在维吉尔那里，这段插曲也没有消失，他把他的特洛伊人带到了迦太基女王那里。但阿波罗尼乌斯与他所叙述的历险保持了一段距离，他是睿智而带着嘲讽的。他有一种塞巴斯蒂亚诺·里奇(Sebastiano Ricci)[8]式的轻触和绘画天赋，当他讲到海上的仙女一整天都来回摇**着阿尔戈英雄们的大船，像挽起长裙在海边上玩球的姑娘时——我们能看到他在为自己的洛可可式想象发出会心的微笑。在利比亚沙漠那一边，领头的船像头马一样引领着阿尔戈大船。阿波罗尼乌斯喜欢诙谐的逆转。本质上说，他是希腊化时代早期的学者，正如我们开始要看到的那种类型一样。
他的史诗并不是时代错乱的，而是在两种极端的希腊文化之间摇摆，逃避了一个的同时却又接近了另一个。他几乎避开了那些不出名的作家在“说教”风格下的枯燥学习，比如阿拉图斯(Aratus)关于星星的诗歌，此人“赫西俄德式的”特质和“不倦的”努力为卡里马库斯所钦佩。这些诗人用韵文撰写了大量学习心得，话题从烹饪到种植，但留下来的东西很难让人佩服。尼坎德尔(Nicander)作了一首诗《被野生动物噬咬的解毒剂》(Antidotes to the Bites of Wild Creatures)，同他声称要消除的危险一样致命。
相反，阿波罗尼乌斯的手法与迷人的史诗描写非常接近，以某个次要人物(通常是女性)，和神话中某一新奇的事件为中心。这些短诗是独立的，是“短叙事诗”(epyllia)。卡里马库斯和埃拉托色尼这样的宫廷学者也写过微型史诗，我们从莫斯库斯(Moschus，阿里斯塔库斯的学生)那里得到一首绝好的诗，是关于欧罗巴(Europa)骑在由宙斯变成的牛背上穿越大海的故事。这些短诗是睿智的，常常也是浪漫的，它们强烈的色彩让人想起提也波洛(Tiepolo)[9]的壁画。这使得维吉尔揶揄并改变了那些一本正经说教的诗人，通过他的《农事诗》(Georgics)把这一风格传递下来，使之在乔治一世、二世治下的英格兰奥古斯图斯时代[10](the Augustan poets of Georgian England)达到鼎盛，在诗人中颇为流行。但短叙事诗只是挪动了地方，它本身并没有发生改变。它首先传到了罗马，接着传给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诗人，传给学识与诙谐再次相映成趣时期里的最适当的继承人。尽管受到奥维德的直接启迪，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11]的唯美诗歌《英雄和利安得》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熟谙希腊文化的珍品。
王室教师能避免王室图书馆员的错误吗？同阿波罗尼乌斯一样，有可能做过他老师的卡里马库斯写下了同样美好整齐的诗句。他的讽刺短诗同样是雅致的。他曾严肃地思考过诗歌的选择，并在讽刺诗、抑扬格诗以及在后来更具实验性的作品集颇为著名的“第二序言”中宣称，他选择对抗他所称的批评者的“嫉妒”。他赞扬“技术”和“技巧”，“苗条”的缪斯，“无人走过的路”以及源自纯净的、人迹罕至的山泉的水。赫西俄德是一个合适的榜样，荷马则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天才。他拒绝写作一首关于单一神话主题或古代历史的连续长篇史诗。“大书就是大害虫。”他这样写道。如果说他与阿波罗尼乌斯有区别的话，那一定是在这一点上。他在自己强有力的抑扬格诗篇中，为自己在不同风格、韵律和方言之间的多样性和可读性进行辩护。在古代评论家的帮助下，我们得以了解他所讨厌的东西。他恐惧或烦恼的是一个“肥胖的女人”，即安提马库斯(Antimachus)的长诗《莱德》(Lyde)。这是伟大的讽刺诗人钦佩的一首诗，却引致了他的攻击。他还反对一个可能是亚里士多学派的批评家，原因也许在于卡里马库斯所厌恶的“连续”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