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只要过了青春期，就会明白：时尚变幻无常，声望转瞬即逝，名利场上风水轮流转。就文学而言，许多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01年开始颁授）的作家现已惨遭世人遗忘，连母语读者的芳心也无法俘获。谁会大费周章地去阅读苏利·普吕多姆（Sully Prudhomme， 1901）、卡尔·维尔纳·冯·海登斯坦（Carl Verner von Heidenstam， 1915）、格拉齐娅·黛莱达（Grazia Deledda， 1926）、赛珍珠（Pearl Buck， 1938）等诺奖得主的作品？“每个时代推崇备至的大作，几代之后便归于沉寂，”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于2002年出版的《天才：一百颗优异的创造之心》（Genius: A Mosaic of One Hundred Exemplary Creative Minds）中写道，“除了寥寥十余个例外，现在我们新近赞颂的一切，都是潜在的古董，以语言为材料的古董入不了拍卖行和博物馆，只会进垃圾箱。”
古典音乐领域中，门德尔松（1809—1847）诞辰两百年时，他又摇身一变，成了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正如人们一度认为巴赫已经过时、宗教气息太浓一样，门德尔松也曾被视作轻浮的浪漫主义者。在20世纪的作曲家调查中，门德尔松的排名不上不下。2008年出版的论文集《演奏中的门德尔松》（Mendelssohn in Performance）囊括了11位学者的文章，资深指挥家、音乐学家克里斯托弗·霍格伍德（Christopher Hogwood）在其序言中写道：“的确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才逐渐认识到，门德尔松是一位‘深究问题的作曲家’，而非‘浮于表面’。”近来关于门德尔松的学术出版物将更多信件纳入讨论范围，还包括几份传记研究，以及不同版本作品的批评分析。专家学者辛苦劳作的最终结果会是怎样，目前仍不清楚。在理想状态下，门德尔松的名声将会接近巴赫、莫扎特、贝多芬，成为与他们同一层次的天才，霍格伍德等音乐家相信这是他应得的。
昙花一现的名声在视觉艺术领域尤其明显。提香等早期绘画大师的名气忽涨忽退。在1771年的一次演讲中，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创办人、画家乔舒亚·雷诺兹将提香、委罗内塞（Veronese）、丁托列托（Tintoretto）等意大利画家贬为“沉迷色彩、牺牲形式的粉刷匠”。这种宣传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9世纪——16世纪威尼斯画派失去了市场，17世纪意大利的大师之作异军突起——雷诺兹的目的达到了，因为他的赞助商借此大赚了一笔。
在一众现代绘画大家中，毕加索的名声极高，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可能也不会千古流芳。连毕加索自己也曾暗示，他的大多数作品仅仅应艺术交易商和公众的要求而作，其价值尚待商榷。毕加索在世时，他的画作中只有偏向现实主义风格的才能卖出高价，二十多岁完成的作品价格最高；这一趋势在1973年毕加索去世后更为明显，前文已有涉及。知名批评家大卫·西尔维斯特（David Sylvester）虽对20世纪艺术抱有深厚的兴趣，仍指出没有一位20世纪顶尖艺术家“能与不朽的早期绘画大师相媲美”，他尤其点名毕加索、马蒂斯、皮特·蒙德里安，还将塞尚视作“进驻艺术万神殿的最后一人”。心理学家科林·马丁戴尔（Colin Martindale）尝试在跨越世纪的创作潮流中找出艺术“法则”，他在著作《上发条的缪斯：艺术变化的可预测性》（The Clockwork Muse: The Predictability of Artistic Change）中写道，如果过去具有任何程度上的借鉴意义，毕加索的画作就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刻……被视作丑陋且毫无价值的东西，没人会稀罕”。马丁戴尔故意挑衅的观点虽不可全信，但极有可能的是，在毕加索逝世后的一百年内，未来的美学趋势会将他拉下神坛。
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25年前的大拍卖行艺术目录上，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现当代艺术家里，目前仍有作品在拍卖的不到一半。1988年，《艺术指南》（Kunstkompass）以大型机构会展、艺术杂志采访等依据为顶尖国际艺术家排名，捷克、德国双国籍画家杰里·乔治·杜科皮尔位（Jiri George Dokoupli）列第30名。现在，听说过他的人屈指可数。
有些艺术家的名声可谓一波三折。提香就不必说了，伦勃朗也是如此。当今社会对他的评价极高，此前兴起过三次追捧伦勃朗的狂潮，分别出现在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国、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德国和美国，以及20世纪前30年，这一次波及了全世界。生于荷兰的劳伦斯·阿尔玛-塔德玛（Lawrence Alma-Tadema）可能是维多利亚时期最成功的画家，他的名声大起大落，十分耐人寻味。阿尔玛-塔德玛的专长是以奢华的笔触描绘古代世界，他坚持绘画应精确无误，将创作基于对考古学和建筑学的详尽研究上。在伦敦定居后，他很快当选为皇家美术学院院士，此后平步青云，不仅被封为爵士，还荣获了功绩勋章（爱德华七世于1902年创设）。尽管评论家约翰·拉斯金嘲讽他为19世纪最烂的画家。1912年，阿尔玛-塔德玛逝世，皇家美术学院为他举办了一次隆重的纪念展览，涵盖了他所有的作品。
1888年，阿尔玛-塔德玛着手完成著名画作《黑利阿迦巴鲁斯的玫瑰》（The Roses of Heliogabalus）。这幅画描绘了罗马皇帝黑利阿迦巴鲁斯穷奢极欲的生活，他命令在宴会大厅的顶棚中装满玫瑰花瓣，再宴请宾客，花海一旦倾泻下来，毫不知情的客人便窒息而死。阿尔玛-塔德玛为了保证画中的每一片花瓣都不差毫厘，便从法国里维耶拉订购了玫瑰，在冬日连续4个月每天送到伦敦的画室里。这幅画的委托金有足足4000英镑（1888年的价格）。另一幅极负盛名的作品是以《圣经》为题材的《摩西的发现》（The Finding of Moses），创作于1904年，委托金更是高达5250英镑。但是，1960年的一次大型艺术拍卖会上，《黑利阿迦巴鲁斯的玫瑰》只卖到了105英镑，《摩西的发现》也不过252英镑。到了20世纪中期，也就是阿尔玛-塔德玛死后半个世纪，他的身影就从恩斯特·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的《艺术的故事》（The Story of Art）等诸多绘画简史中消失了。由詹姆斯·芬顿（James Fenton）执笔、诉说皇家美术学院当代历史的《天才学校》（School of Genius）中，也没有他的名字。
然而，20世纪下半叶，崇拜阿尔玛-塔德玛的热潮又渐渐卷土重来。在1995年的纽约，《摩西的发现》以280万美元的高价打破了拍卖纪录。主要原因似乎在于20世纪好莱坞电影导演与富有的维多利亚人所见略同，他们发现阿尔玛-塔德玛对古代场景的再创作虽然有点单调，但它是那么细致入微、华美绮丽。阿尔玛-塔德玛的画作以布景的形式出现在塞西尔·B. 戴米尔（Cecil B. DeMille）1956年执导的电影《十诫》（The Ten Commandments）中，还为2000年上映、获奥斯卡奖的罗马史诗电影《角斗士》（Gladiator）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灵感。尽管许多人会像拉斯金最初那样嘲笑阿尔玛-塔德玛，因为他的画作往往多愁善感，有时还带有些许情色成分，画里尽是古代希腊罗马穿着的维多利亚人，但是我们不能完全忽略这些作品的价值。这位描绘古典场景的19世纪著名画家在20世纪早期确实受到了某种媚俗的追捧，即使没有一位严肃的艺术评论家会认为他是个天才。
对其他一些不太知名的艺术家而言，他们只有一幅作品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而其他的则被淡忘。盖伦森将这种现象——也出现在文学和音乐领域中——称为“没有大师的杰作”。视觉艺术领域的例子如下：1936年，梅雷特·奥本海姆（Meret Oppenheim）用瞪羚毛皮包裹了茶杯、茶碟和茶匙，完成了具有性意味的超现实主义作品《皮毛餐具》（Le D敧jeuner en fourrure）；1956年，波普艺术家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为讽刺即将到来的消费社会，创作拼贴画《究竟是什么使今日家庭如此不同、如此吸引人呢？》（Just What Is It That Makes Today?s Homes So Different, So Appealing？）；1982年，林璎（Maya Lin）以呈V字的黑色花岗岩墙体为建筑方案，设计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越战纪念碑。同样，没有一位评论家会将奥本海姆、汉密尔顿、林璎称为天才，但是频繁地复制成就了上述三项作品的偶像地位，与公认大师的最佳作品不相上下。
可见，艺术家的名声受时尚影响尤其厉害，专家意见、名流动向和社会运动都能让艺术界改天换地，而科学界也无法完全遗世独立。19世纪早期，化学家汉弗里·戴维是英国仍在世的科学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发现了一氧化二氮（笑气）和钠、钾等许多化学元素，发明了矿工用的安全灯，也是广受欢迎的、热情洋溢的演讲家，又与权贵交好，1820年到1827年担任皇家学会会长。他在皇家研究院招聘了一名助手，正是年纪轻轻、资历尚浅的迈克尔·法拉第。大约两百年后，无人不知法拉第的贡献，戴维却被埋没了。他的科学成就在当时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也逃脱不了沉寂的命运，如今只出现在科学史学家的研究中。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辈牛顿、后辈达尔文，还有同在皇家研究院和皇家学会却远没有他名气大的同代人托马斯·杨。当今世界，像居里夫人、达尔文、爱因斯坦一样家喻户晓的科学家，在世的大概只有斯蒂芬·霍金[1]一人，他因战胜疾病、写出畅销书《时间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Time）、发表震撼人心的宇宙本质观点而闻名。
尽管霍金是一名数学教授，但他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然而至今也未能拿到。诺贝尔奖是对时尚、声望和名利的修正吗？——创始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对追名逐利深恶痛绝，在遗嘱中期望该奖真实地记录下19世纪、20世纪出生的天才。当然，诺贝尔奖不奖励名人，也不授予名人：没有几个人能将前些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一一报上名来，连“接地气”的文学奖、和平奖得主也默默无闻，更别说其他了。极有可能的是，诺贝尔奖为了巩固天才的概念，搭建起一个看似充满魔力的赢家圈子，将领域内的大多数人排除在外，无论他们有多优秀。也许诺贝尔科学奖实现了这一目标，而文学奖、和平奖和经济奖却并非如此。伯顿·费尔德曼（Burton Feldman）在《诺贝尔奖：天才、争议与荣耀的历史》（The Nobel Prize: A History of Genius, Controversy, and Prestige）中指明：
长期以来，与文学奖评审委员相比，科学奖评审委员选择的获奖者更令人印象深刻。普朗克、卢瑟福、爱因斯坦、玻尔、海森堡、狄拉克、鲍林、克里克和沃森、费曼——个个都不愧为科学伟人。如果没有这些名字，诺贝尔奖还会一如既往地魅力四射吗？五十多年来，文学奖忽略了列夫·托尔斯泰、贝尔托·布莱希特、詹姆斯·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等人，永远也赶不上科学奖名单的威信。文学奖、和平奖与经济学奖就像微弱的火焰，在爱因斯坦及其同伴的光芒照耀下变得更加明亮。
事实上，经济学奖于1968年才由瑞典中央银行创立，因此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诺贝尔奖，包括往年获奖者在内的许多人呼吁取消该奖项。
文学奖也面对不少难题，受到负面影响。诺贝尔在1896年的遗嘱中，要求文学奖应授予“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优秀作品”的创作者。针对这一措辞，瑞典文学院的评审委员的最初理解不同于今日，因此亨利克·易卜生、托尔斯泰、爱弥尔·左拉等许多伟大作家被排除在外，后来他们改变了对“理想主义”的解读，致使“二战”后的文学奖得主与20世纪上半叶相比更令人印象深刻。此外，评审委员的多语能力有限，所以最终结果部分取决于评审对译本而非原文的阅读（首位亚裔诺贝尔奖得主泰戈尔主要用孟加拉语写作，但评审以其英语译本为准）。随着文学奖考虑范围的逐步扩大，作品从欧洲主要语种扩展到亚非地区多语种，语言障碍变得几乎无法逾越。最重要的是，作家要博得立足之地，须经得起光阴的历练，有时长达几十年，要名扬四海更是任重道远。如果评审团想省时省力，只需等作家慢慢变老，早过了写出最佳作品的年纪，再把奖颁给他。但无法避免的是，死亡有时来早了一步，马塞尔·普鲁斯特、赖内·马利亚·里尔克、D. H. 劳伦斯就没能获奖。
科学奖却不为上述难题所困。大部分原创科学理论和关键实验在一二十年内就会得到学界认可。另外，科学奖得主常常是两个人，最多可以有三个人，但麻烦的是要判断谁能拿、谁不能，有时还会引起争议。不过，从一个科学成就诞生到获得诺贝尔奖，也会需要很长时间。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十多年来始终拒绝给爱因斯坦颁奖，他在1921年最终拿到了该奖，但凭借的不是1905年提出的相对论，而是截然不同的量子理论建构。因为前者争议太大，而后者已经被其他科学家的实验证实了。1983年，天文物理学家苏布拉马尼扬·钱德拉塞卡（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因1934年的成就获奖，足足等了半个世纪。
15.赫布洛克漫画《爱因斯坦曾在这里生活》，在爱因斯坦逝世后首次发表于美国报纸，1955年。（版权归赫伯·布洛克基金会所有）
诺贝尔奖无疑忽略了许多其他智力活动领域，如音乐、绘画、雕塑、表演艺术、电影、生物、数学、哲学、心理学、社会科学、政治学、历史，都没有一席之地。这显然由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遗嘱中的个人选择所导致，同时也反映出“天才”评定在其中一些领域里并非易事。不少领军人物对知识进步卓有贡献，即使他们的思想并不全对。达尔文生物学的某些方面、弗洛伊德的大多数精神分析理论，都是不正确的。然而，精神科医生安东尼·斯托尔以弗洛伊德为对象，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即使弗洛伊德提出的所有观点都被证明是错的，我们仍旧亏欠他很多……他确实引起了思想方式的革命。”如果柏林和斯托尔是对的，那么关于“弗洛伊德应当被视作天才，达尔文也一样”的说法，我们至少可以说它并非毫无根据，但也有待证实。
21世纪早期，有才华的人似乎越来越多，而天才越来越少。以创造力输出为生的科学家、作家、作曲家、艺术家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20世纪，从音乐、歌唱艺术到棋类、体育竞技，所有领域的表现标准和最高纪录持续提高。然而，当今社会的达尔文、爱因斯坦、莫扎特、贝多芬、契诃夫、萧伯纳、塞尚、毕加索、卡蒂埃-布列松在哪里？电影是最年轻的艺术，可业界仍有一种愈加强烈的感觉：查理·卓别林、黑泽明、萨蒂亚吉特·雷伊、让·雷诺阿、奥逊·威尔斯等天才巨擘已离大荧幕而去，剩下的不过是有些才华的导演。甚至在流行乐领域，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甲壳虫乐队、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似乎亦成为明日黄花。当然，也许当下的天才还没有受到公认——我们知道，要等他们去世几十年后才能实现——但可悲的是，这不太可能，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别人一定会反对），下面我简单解释一下原因。
我知道，我这么说容易陷入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指出的思维定式。博学多才的洪堡在19世纪踏上了探索南美洲之路，近日被一位传记作家称为“当时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到了19世纪中叶，洪堡在《宇宙》（Cosmos）第二卷中写道：“那些心灵软弱的人，会扬扬得意地相信，人类在他们那个时代已经达到了智力的巅峰，但他们忘记了一点：由于所有自然现象之间都存在内部联系，当我们逐步向前，我们相应地需要额外的、更宽广的知识，才能跨越未知领域。在前进的求知者面前，那尽头就像地平线一样不断后退。”洪堡说得没错。但是，他口中探险家的意象确实同样暗示着，当知识日益进步，相比上一代，下一代会有时间去研究知识视野中更细小的部分，因为未知领域还会不断扩大。但是“天才”似乎需要知识的广度，从囊括一切的视角看问题。如果是这样，那么知识越是进步，做到博学多才就越难，做出新突破也就越难。
教育领域的职业化和专门化持续增强，科学界尤甚，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与19世纪相比，一个人如今要获得广博经验，继而成为天才，不说绝对不可能，也是难于登天。如果达尔文被要求修读生物学博士，仅以藤壶为研究对象，接着聘入一所大学的生命科学院，那么拥有形形色色的经历、接触多种多样的学科就变得难以想象，而那才是他发现自然选择的基础。如果青年凡·高直接进了巴黎一所艺术院校，而没有花费多年为艺术交易商工作，没有试着成为一名牧师，也没有寄居在荷兰贫农家中自学绘画，我们还能欣赏到凡·高全盛时期的伟大作品吗？甚嚣尘上的艺术商业化是天才式微的第二个原因，体现为名流崇拜。只有经过岁月洗礼——至少十年——才能成就真正的原创作品，而作品要找到知音和市场则须静待更久。凡·高和达尔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享受着经济支持，可没有几个初露头角的艺术家、科学家会如此幸运。像阿尔玛-塔德玛、沃霍尔那样，以出产依样画葫芦、哗众取宠、故步自封的作品为业，不仅难度低，报酬还很丰厚。爱因斯坦也讽刺一些职业科学家，说他们“拿来一块木板，找到最薄的地方，因着钻孔简单，就在那里钻好多孔”。比起前两点，第三点并不显而易见，自19世纪浪漫主义运动以来，我们的辨别能力增强了，期望中的现代天才变得更加复杂，其中部分原因来自20世纪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进步。弗吉尼亚·伍尔夫反讽的描写——“长发飘飘，头戴黑帽，身披斗篷”——告诉我们，虽然维多利亚时期的真英雄的确如此，但这一形象掩盖了天才其他的复杂心理，早已过时。我们还需考虑反精英主义的时代思潮。天才这一概念往往会引来科学怀疑论者和文化平均主义者的攻击。1986年，罗伯特·韦斯伯格出版了一本简短易读的书，名为《创造力：破解天才神话：你和莫扎特、爱因斯坦、毕加索之间的共性》（Creativity: Beyond the Myth of Genius: What You, Mozart, Einstein, and Picasso Have in Common）。也许选择第二个副标题的是野心勃勃的出版商，而不是作者本人。不管怎么说，此书简述了一种广泛传播的欲望：在吹嘘天才的同时，将天才贬为庸人。一幅戏讽该悖论的连环画发表在《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上。那时正值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百年纪念，其中赫然画着一本名叫《爱因斯坦的食谱》（The Einstein Diet）的书，配文：“这个超级天才吃点啥？来读这本书，解锁阿尔伯特的饮食秘密。”省钱价：只要84.99美元。天才不是神话，是值得我们努力的方向。但是正如十年定律表明的那样，一个人要成为天才，必须付出代价，大多数人要么负担不起，要么不愿负担。成为天才没有捷径。天才实现突破，不靠魔法，也不靠奇迹。那是人类毅力的硕果，不是神明恩典的产物。这就是天才的真相，只要我们诚挚地渴求，就一定能够从中获得生活与工作的决心和动力。
[1] 斯蒂芬·霍金于2018年3月14日逝世，本书英文版于2011年出版。——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