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了女，他就有钱放肆吸鸦片了。母亲心里难过，两个人经常吵架，有时打架。女崽虽然自杀过两次，但都没死得了。那个老男人急得要死，催着王四瞎子赶快成亲。他怕人财两空。

一个女崽，十五岁，没有文化，只晓得拼着一条命反抗。当然没有什么用处，后来还是做了那个老男人的婆娘。

不过老天有眼，不久那个老男人的贪污行为败露了。工兵学校下了通缉令，捉拿他送军事法庭，进陆军监狱（国难时期，军人贪污，罪加一等）。这时他来不及安排后事，逃走了。

父亲知道这事后，并不着急。他说：“女崽还年轻，不要紧。”意思还可以再卖一次。我正在与他们一起吃饭，听到这话，我把桌上的饭菜全扫到地上，碗也全打碎了，大哭起来。觉得没法做人了，没法活了。为什么要活呢？脸没有了，变成了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

脾气最坏的父亲居然没有作声，只有母亲收拾打碎的碗和地上的饭菜。她也哭，说女崽不死也会癫的。怎么办？父亲不作声，他知道事情不好办了。

母亲到南门寡姨那里，商量把我放到她那里去。她想：寡姨是守寡的人，有耐心。表妹梁淑跟建明平常都很要好，也可以劝劝她。她们如果在一起生活，建明是不会走绝路的。

寡姨三十七岁。她二十六岁守寡。一个女儿十四岁了，初中差一年毕业。一个儿子读小学，十岁。寡姨家里乡下有四十担租谷进。她在城里做鞋卖，帮别人缝衣服，还帮她隔壁的裁缝店钉扣子，铰衣边，赚些零花钱。

我去了后，寡姨劝我不要东想西想，一切都是由命决定的。今世的事，好的坏的丈夫，都是前世阎王老子定好了的，没有法子改变的事。你要想得开，不然怎么活得下去。人要是寻短路死了的，来世就只变得畜牲。莫做那些蠢事了。你娘也命不好，造孽啊！

我跟表妹睡楼上。俩人晚上讲悄悄话，表妹还会讲《红楼梦》的故事。表妹劝我识字，说识了字自己也可以读故事书。表妹把她小学读过的课本翻出来，教我从一册起，一天认几个字。我记性好，一讲就记住了，慢慢地将表妹的八册初小课本都读完了。

砍妻

我走了以后，家里父母的关系更加恶化了。母亲心里怪父亲，逼走了自己的亲生女崽，但嘴里不敢说。父亲一天到晚发混账气，不是骂人就是打人。

有一天晚上，父亲从外面买回一把新菜刀，用纸包了带回来。到半晚上，母亲睡觉了，他就把她脚头的被子掀起盖在母亲的头上，拿着菜刀在她的腿上一路剁下去。母亲醒了，以为是用棍子打她，她用手推开被子，看见是刀，而且手上又被砍了两刀。她就大喊：“救命呀！拿刀杀人了呀！”

隔壁的曹家伯伯起床推开隔门，走到床边，果然是唐老板手里拿着一把大菜刀在砍他的婆娘。母亲的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每只手又被砍了两刀，满床都是血污。父亲手里捏了一把票子，说母亲偷了他的钱，想跟野老公逃走。

曹家伯伯不信他的，说：“唐老板娘不是那种人，是你想杀死她把钱拿走吧？”

那时还有个小妹妹两岁多，睡在母亲怀里。看见母亲被砍了，身上**全是血，吓得大哭起来。那屋里就像杀了人一样。

父亲看很多人来看热闹，他趁人不注意，就偷偷地把那些票子和他早已准备好的衣服，一把卷起逃走了。没有留下一分钱给母亲。只有米柜里还有几担米，他拿不动。

母亲告诉曹家伯伯，住得最近的亲戚有个贵花姨娘，在内河街，只有半里路。请他去通知她来。贵花姨娘小时候死了父母，家里很苦。她是在我外公家长大的。当时在乡下嫁了一个农民，她不喜欢。自己跑到永州帮佣。后来她自己找了一个老公。那老公是永州地方人，做小生意的。快三十了，还没结婚。她在附近一个医生家里帮佣。常到他家买些火柴、香烟、豆豉和辣子粉，就认识了。贵花姨娘看他人长得不错，又是没结过婚的，就大胆跟他表示好感。后来就住到他家了。因为这些事，母亲认为她不好，就很少来往。不过现在只有找她帮忙了。

贵花姨娘知道母亲被砍了，马上跑到她老公的一个亲戚那里，求他来帮母亲治伤。那亲戚是个部队里的军医，有救死扶伤的思想。他马上背了一个药箱来，帮母亲清洗伤口，用急救包帮她包扎。又带来一些吃的药，很快就止住了出血。西医治伤要比中医快。又擦药，又吃药，不到一个月伤就好了。后来母亲向寡姨借了钱去谢他，可那人一分钱都不要。他认为母亲是个受苦受难的人，遭到大难，应该得到帮助。

贵花姨娘照拂了母亲有一个多星期，才有人到寡姨家通知了我，我就回来招扶她。后来消息传到乡下，外公也来了，大舅也来了，乡下那些侄儿们也都来了，看到母亲躺在那里，脸就像一张白纸一样，那腿的当面骨上砍了四刀，两只手共砍了四刀，把筋骨都砍断了。

大家看了都流眼泪。外婆已经死了，不然她要骂死大舅的。嫁“才子”得到这种下场。大家都说，简直不敢相信唐生源是个那样狼心狗肺的东西。怎么做出这么狠毒的事。大舅说，他吃鸦片后就变坏了。又看《三国演义》，专门学曹操的狠毒，只为自己，不管别人的死活。这个人的变化好大。去年我到永州买书，我就讲过他。他不以为然。我当时就想到二妹以后会要吃亏的。果然他把个十五岁的女崽卖把一个比自己还老的男人，还是个贪污分子。卖了钱来吃鸦片，真做得出呀。

母亲说他后来专门睡在鸦片馆汤胖婆那里不回来。有时都快半晚了才回。他回来就到厨房瓮坛里舀热水洗屁股。母亲不敢讲他。他这次是想杀死母亲的，只是看到母亲搂着两岁的妹妹睡觉，怕砍到小孩，才从脚那头砍的。想把母亲的腿砍断。

我把那些垫被和被子，搬到河里去洗，染红了半边潇江。

我哭了，又责怪母亲太没用了。什么事都让着他，他在家里像个皇帝一样。只要他一恶，就不敢作声的。哭都躲着哭的。等他出去了，她一个人有时偷偷地哭诉，总怪自己命不好，前世的对头，这世来磨难她。我对母亲也有想法，对卖女的事，总可以讲几句吧？他又不是老虎，怕得那个新鲜！

后来表哥表嫂都陆续从乡下提着鸡来看母亲。看到那些被刀砍的伤疤都流了眼泪。说以后要再碰到他，打他个半死！

后来有一次三姨娘告诉我说：“你那个吃屎的老子在全州，挑一担箩筐，里面是香烟。另外写了一张牌子‘代写书信’。头戴一顶草帽，大概是怕熟人认出他来。”

放火

母亲又慢慢地好了起来。她请人做米卖，可以供自己生活。大概是第三年，父亲又回来了。母亲问他是否还想来杀她？他不作声。后来说要离婚，母亲说那当然好，看你怎么离。他说不要母亲住在他的屋子里。

母亲第二天到保长、甲长和本街的头面人物那里去投诉。保长说，你们都四十岁了，离婚就是分家，分财产。母亲说我们只有住着的屋，没有其他财产。卖女的钱和全部金器都被他拿走了。保长说那就把这座屋卖了，两人平分。

第二天母亲买了菜打了酒，请保长、甲长和本街的头面人物来吃了一餐。母亲提出要卖屋。中人说这屋四百元买的，现在四百元卖出。你们俩现在哪个要就出两百元。母亲要了，拿出找人借的两百元给了他。砍了她八刀就没算他的账了。在中人写的纸上画押，按手印。

酒席散了，请的人走了后。父亲把那两百元钱收起放在袋子里。说他今晚还要住在这屋里。母亲就到寡姨家里去住了。

他买了一担枞毛须须的毛柴。到半夜的时候，他把柴点燃，大火烧了起来，人就逃跑了。他就想要母亲欠了债，又没有屋住。

隔壁的曹家伯伯半夜里醒来，看到起火了，就起来用水缸里的水去扑。他拼命地喊，拼命地扑打，手脚都烧了好几个泡。街坊邻居都起来了，要不是救火救得快的话，那一条街的木屋都会被烧光了。大家都说如果抓住他了，一定要把他打死。他想要我们都死在他手里。这个鸦片鬼，杀人、放火。杀了老婆不算，还想烧我们的房子。

这次放火的后果他也知道的。柴火是放在曹家伯伯家门口的，只隔一层壁，他才不管别人那么多呢，把一条街都烧了他更高兴。

从此后他再也不敢回永州了。直到逃难的那年，有人看到日本鬼子抓他的夫，要他挑担子，他挑不起。日本鬼子就用枪托去撞打他，他就在全州城外马路上，往河里跳下去了。

我和母亲听了这个消息，心里的重担放了下来。晚上睡觉也不担心他再回来杀人放火了。我们心里大喜欢了一阵子。觉得他是恶有恶报，罪有应得，果然不得好死。从此我们俩娘女放心地活着。天天虽然没有好东西吃，但感觉是甜甜的。

唐家有了接香火的了

父亲死后，我们俩娘女相依为命，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1941年夏天，天色已晚了，突然从外面闯进一个穿军衣的男人进来，手里没拿任何东西，穿一套当兵的服装。再仔细看是钱大富，原来是化了装的，戴一副黑色的眼镜。他说是回来接建明到他那里去的。

母亲被砍的伤是好了，可她哪里舍得放女离开她啊。她说：“建明可以去，你们是成了亲的。但我一个人在家不行啊，不知哪天又死到他手里啊。”她无论如何要陪我一起去。我知道她也是不放心我一个人跟着他出远门，怕出事。

我们三个人搭船到冷水滩，再坐火车到全州。钱大富住在离全州车站二里路的乡下。那里有一座好大的房子。也有些穿军装的兵。好像是守着那座大屋似的。那大屋里有粮食、布，还有黄豆和罐头之类，很多很多。是什么部队的留守处。钱大富被通缉后，一直东躲西藏的，这次是沾了他的一个老同学的光，在这里守仓库。他们是冯玉祥西北军官学校的同学。我一到那里，又呕又泻，吃不进东西。几天就走路不稳了。那里的家属们说我是水土不服。说有好多人都是来这里不服水土，又回去了。母亲看我手脚杆子都是几根骨头了，脸色蜡黄蜡黄的。怕我死在那里。就向钱大富提出回家的事，钱大富也怕了，就同意了。总共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回家了。回来就好了，能吃，病也没有了，也能做事。

寡姨病了，她吐血。因为她婆家尽是痨病死的，她到四十岁才发病。请了几个医生看不好，她最挂念的是女崽还没有出嫁。儿子又小，不能独立生活。她说她一辈子的事还没有个了结，不想就走了。但是阎王老子是不讲情面的。她因大量吐血止不住，很快走了。丢下儿子和女儿，吃饭当然不成问题，她每年有四十担租谷，哪里吃得完。

表妹到老家去办完她母亲的丧事，跟她父亲埋在一处，这是她母亲的遗愿。家里有很多钱，她母亲死了，她并不蛮伤心。她就住在我这里，天天上街逛，看见花花绿绿的布，买一些回来做旗袍，又买黑皮鞋，又买黄皮鞋，还有各种蝴蝶结子，把自己打扮起来。她把弟弟交把乡下的祖父的小老婆，姨奶奶，她也有两个小孩。她就把弟弟安顿在那里了，也分些谷子把他吃饭。

我们本来是表姊妹，感情很好的。但看着她的变化，心里很过不得。娘一死什么都不管了，只讲究享受。

我从全州回来病就好了，能吃能睡，没有半个月，长得白白胖胖的。其实并不是什么水土不服，而是怀了孕。

母亲其实心里早就明白了，只是嘴里不说，后来说：“唐家有了接香火的了。”她说是个男孩子，才病得那么厉害。

第二年春，生下一个男孩。这次母亲是请接生婆来接的。因她自己身体不行，吃不消了。接生婆把一个细瓷碗打烂，用锋利的口子断脐带的。孩子出生，母亲好高兴，她似乎又年轻了。她用心地带孩子。要表妹写信，告诉姓钱的得子了。姓钱的寄了三十元钱回来，说他要调到云南去了。我那时想，去了云南就不得回来了，多好呀。我的脑子里，云南、四川那是很远的地方。也不知有多少千万里了，在另一个世界一样了。表妹给孩子取名：“福华”。姓唐，母亲始终都记得自己是唐家人，要为唐家接后代，接香火。

逃难

逃难了，我跟母亲带着个孩子，天天躲飞机。后来又听说日本鬼子打到衡阳了。本街也有很多人家挑着衣被逃到乡下躲难去了。也有不逃的，他们把命看得很贱。反正活着天天躲飞机，没有事做，也没有饭吃，跟死了也是差不多。

我和母亲也并不着急，把生死看得很淡，也没有那么可怕。后来又听说敌人到了三塘了，那就一两天就来永州了。大姨娘的大儿子，玉表兄从冷水滩派来一个长工，他是来接我们到乡下去逃难的。我们又有了活的希望了。那长工老刘帮我们挑了一大担被子帐子，我和母亲背了一些要穿的衣服，就抱着一个孩子跟着老刘走了。到了大姨娘家里，住在二表嫂的房间里，二表哥在贵阳读书没回来。表嫂带着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在家种菜做饭，很是辛苦。

后来说：这里离铁路车站近了，不安全，要进山里去才安全。

等了两天，我们跟大姨娘一家人进山去。他们家还有很多羊，羊倌也跟我们一路进山。还有几个长工，挑着衣被、帐子和一些吃的东西，那是浩浩****的很多人。大表哥、三表弟，还有大姨娘的满女（和我的福华一样大）、奶妈，奶妈还带着她的女儿羊崽瞎子，还有她的儿子熊金生，都是一起走的。我们进了东安，先住在耀辉中学，那里原来是大表兄教书的学堂，因为逃难，停课了。我们在那里睡了一晚再到柳山。柳山这里原是一条小街，有几间铺子，还有一个关帝庙。我们都住在那不做生意了的柳山街上，大姨娘住一座大屋。那原来是一家伙铺。母亲带着福华住农民家一间小房。那房子阴暗潮湿。后来母亲跟那些邻居农民关系还可以。那时国难当头，人都同情逃难在外的人。尤其是老小。能帮的都尽量帮点忙。别人请她做衣服，做麻线，送她小菜，干火焙鱼，有时也有几条鳅鱼的。吃饭是大姨娘供她谷子，她又请农民帮她做成熟米，再给人家糠和几升米的工钱。

我去参加抗日青年宣传队去了，梁淑表妹也去参加了。宣传队里有大表兄的高初中几十个学生。

回到潇湘门

我在第二年的六七月份就离开了柳山。因为大表兄的教育，又看了一些新的书籍，知道了有解放区，有共产党，因此天天想着革命。想找解放区去了。丢下母亲和福华，我走了。在外面流浪。好在我走后没多久，就在当年的“八一五”，鬼子就投降了。

日本投降后，母亲又想起了永州的潇湘门。谁知道回去一看，潇湘门被鬼子烧了，整个永州都被鬼子烧了。没有房子，没有钱，无法生活。她只好留在桥边李家。舅舅、表哥表嫂们、大姨娘都来帮助她。有一次，潇江河里因上游散了排，漂下很多杉树来，牛古哥哥和庚申表弟捡到一些杉树，运来永州，帮她起了一个小房子。有了房子，就有了一切。她带着小孙子福华，摆了一个摊子，卖些香烟、落花生及水果之类。大姨娘及表哥经常关心她的生活。因为有孙子，心情也还是好些。希望他快些长大，有出息。她那时才四十多岁，受了大半辈子磨难，也算是死里逃生了。只是很孤寂的一个人生活。

大表兄来看她，建议她找个老伴。他说不是选人家的钱财，靠别人养活，而是有个伴，遇事有个商量的人。俩人住着，有人想欺侮你也有些怕的。

母亲摇头，说还是一个人自由自在好。她因为被父亲折磨得半死了，现在还留着一条命，真是好不容易呀。现在想起来还心痛。她说：“男人心大，你看不出的。他拿你三下五除二，连杀你也做得出的。现在想起过去的日子都要发抖了。磨得我头发开叉，心都沤烂了，还砍我八刀。我那时心里是恨得咬牙，可还是丈夫为大，尽他打骂。我现在脱离了苦海，知道他也死了，这是老天有眼。难道我再跳进火坑里去，那也太蠢了。”

大表哥说：“你一朝被蛇咬，一世怕草绳。世上并不都是坏人。”

母亲连连地摇头，并说：“来世若再变女人，我就进庵子吃斋算了。”

大表哥笑起来，又心酸。想起母亲的悲惨的一世，确实太遭罪了。他也要流眼泪了。

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母亲后来对我说：“这是你大表哥最后一次来，他还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叫什么‘啼笑姻缘’。我也不太懂的，反正大表兄是个好人。”

这我也清楚。他总托付一个好心人来帮忙照顾母亲，觉得她太孤单凄惨了。大表哥这一走就没回来，病死在外地了。

革命要成功了，全国要解放了。她也不十分清楚这些事，心想那怕是要杀掉一些坏人吧？她每天还是带着孙子，摆着她的小摊子，过得很平静。

街上有些人又下乡躲起来了，那是有钱的人家。箩行里那些人似乎蛮高兴。有一天那些蒋介石的败兵粮子来了，结果把她的小摊子抢劫一空，抓起香烟、落花生就往自己袋子里放。还搜她放钱的盒子，一些铜板和票子。钱不多，全抢去了。那些人打败了仗，在逃走的路上，一路抢老百姓。

团圆

过了不久，那是1949年秋天，也就是十月份吧？我从北方南下来到湖南长沙了。给她写了一封信，地址写的是零陵(永州旧称)潇湘门老三号，请探交李春莲女士。

因为鬼子把永州烧光了，哪里还有什么老三号。那封信邮差把它挂在城门口客栈的门边。好几天了，有人议论，说这信怕是摆摊子那个李老婆子的啊？

正在议论时，儿子福华听到了，回来告诉奶奶：“城门口那封信是个叫建明的人写把李春莲的，是不是你的呀？”

母亲听到建明的名字，马上去把那信拿回来。小孙子七岁了，他已上小学读书。认识几个字，告诉奶奶说：“那个叫建明的人已从北方来到长沙，想知道我们是否还活着，赶快给她回信。”

母亲喜欢得不得了，请了一个人给我写回信，说还活着，在老地方摆摊子，福华读书了。

母亲想：我家也有人参加革命了，真是好了。建明终于走到正路上去了，她是玉表兄教出来的。母亲是连做梦都在笑了。

快过年的时候，我就把发的两元钱卫生费，给她买了一顶绒帽子，一双线袜子。别人给我一件不要的男人穿的灰色纺绸长衫。我那时又怀孕了，我就提早把生毛毛的布（一丈二尺灰色的布）领出来，想这可以给她做件衣服穿。我把这些东西打成一个包，都给她寄了去。因为我们是供给制，吃公家的饭、穿公家发的衣，没有钱寄把她。

她收到布和帽子好高兴，马上回了信。还告诉我一些亲戚朋友的事。

第二年，我生了一个女崽，公家每月增加一个人的生活费和十元保姆费。我写信要她来带外孙，说一个月还有十元工资。那时十元钱也是蛮顶用的。她就赶快收拾她的一个烂篾箱子，带着福华搭火车来到长沙。他们还晓得喊了人力车拖到新湖南报的编辑部，当时设在经武路上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公馆里。

传达室的景春，也是个南下来的工人，他来告诉我，有位老太太带着一个小孙子来了，她说是李建明的娘。我当时在休产假，赶紧出来接到她。景春帮她把那个竹篾箱子提到我屋里。真是大喜事！

我抓住她的手，碰到了她当年被父亲砍杀那些伤疤，又想起她当年的受苦受难，真是流尽了一身的血啊，我的眼泪流出来了，又高兴又流泪。她也流泪。我们母女的苦是同样的啊！从1945年离开她出走，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就团圆了，我们母女都从火坑里跳出来回到人世间了。

写于2006年4月6日 时年八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