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听了她的话，脸色一下子严肃起来，他在桌子上抓起烟斗，又摸到枕头那里有一个装烟叶子的小布口袋。慢慢地装上烟，在灯上点了一下，没有点燃，他又找到纸媒子，点燃纸媒子，抽起烟来。
他一边抽烟，一边考虑，等了一刻钟，他才开口：“你也想得太容易了！你不了解今天的社会有多么黑暗，你一个年轻女子，怎么个闯法？我一个男的，还是大学生，在社会上都不容易混下去呢！”
“我早想好了的，我要像高尔基那样，什么苦我都不怕，我有力气，我要出去闯！”
他的眼睛顿时亮了，觉出她身上产生出了一股什么力量一样。他想：这力量就是自己播的种子。他很高兴，但又担心地说：“你这种精神是可贵的！那你就去闯吧！去碰碰钉子吧！实在要走，明天晚上来这里，我帮你写几封信。”
她太高兴了，没有想到玉表兄这样爽快地答应了她，还说她的精神可贵。
心里太高兴了，真想大喊大叫几声才好，可她没有那个习惯，只让那些喜悦的波涛在胸中冲击了一阵。
她做准备：一床夹被，一件破旧的棉布大衣，她想冬天有了这件旧布大衣，白天冷了可以穿，晚上冷了可以盖，真是一件宝贝。她把烂了的地方，用布补好，把它洗刷干净。
两件换洗的单衣裤。又特意缝了一个小口袋，装上一双纳好的鞋底，一双做鞋面的布壳子、麻线、麻、抵针子、大小两根针。她想：到了一个地方，脚上的鞋子要烂了，我就用这来做一双新鞋穿。以后也不见得有钱来买鞋子穿的吧？
她又缝了一个白布口袋，装上一口袋的糙米，十几斤重的样子，她想：这米太宝贵了。人，总是要吃饭的，不吃就得饿死，要走路，就得吃饱饭才可以。这些米，够吃十来天的，有得十来天，总该有个落脚的地方了吧？
这些东西，她用一床灰棉毯子，把它们打成一个行军式的背包。在房子里，她试着背起来，来来回回地走几趟，心想：没有问题，总共二十几斤，背着它，爬山越岭，不成问题。
她一进门，就闻到有鸭子肉和米酒的香味。大姨娘杀了一只鸭子，用辣椒炒了两碗，桌子上有一大壶米酒。
玉表兄看见她进来，就说：“你今天也喝一杯吧！”他说话时，手里已拿了一个酒杯，帮她倒了一杯酒。
她从来不喝酒的，但玉表兄的盛情难却，她还是硬着头皮喝了几口，酒一下肚，马上觉得头昏眼花，肚子里像小老鼠在乱窜，她不好意思说，只想忍着点。
大姨娘看她红了脸，夹几块鸭子肉放她碗里说：“吃点菜，压一压，光喝酒看你醉了！”
吃完饭玉表兄叫她进了自己房间，他一进房来，第一句话问她可有身份证？
她说：“借田平的！”
“把我看！”
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那张皱皱巴巴的身份证。那是一张抗日青年先锋队发的毕业证书，她自己本来也有一张的，但她当时以为那东西没得用处，丢掉了，现在临时想起来要有一个身份证，就借了田平的。
他看了一下那张身份证说：“好了，你以后就叫田平，十七岁，高小毕业，未婚，在外面不要随便告诉别人自己的过去。”
他说罢，抽开桌子屉子，拿出来三封信，一封一封地介绍收信人的情况，说那三个人，随便找到哪个，都会帮助你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同学。
他又在抽屉里，拿出来三元票子，交把她说：“人在外面，身上总要有几个钱的，因为我们目前太困难了，没法找到钱，这点点钱，带在身边，不要随便花掉。”
那三元票子和那三封信，她把它们缝在旧棉大衣口袋里。这样不怕丢掉，也不怕雨淋湿了。
她狠命地吃饱了饭，又喝足了水，背了背包，沙沙地走起来。
她想到孤苦的老母，无依无靠，好不可怜，她是想哭一场的，但她任那些泪水，往肚里流了。
母亲送着她，越走越远，她越来越感到心里沉重，感到一个人空****的了。
母亲说：“你到了那里，就来个信！”
“嗯！来信的。”但她想：这里跟后方，根本不通邮。她一边说话，心像刀戳着一样痛。
“大后方没有鬼子吧？你自己多注意。”
“那里应该没有鬼子的，你老多保重……”
母亲大哭起来，伤心透了……
她也再无法控制自己，那些泪，倾泻出来，流了满脸……流浪
她穿了一件旧被里子做的衬衣，用高粱壳子染成泥巴色的短裤，脚上一双棉纱编织的凉鞋，剃了光脑壳。人晒得墨墨黑黑，牙齿也更显得白了。
是男是女？别人一下子分辨不出来，只有仔细地听她说话的声音，才辨认得出来。
六月的大日头，真是晒煞人了。
她怀着一个渺茫的希望，就那样艰难地走在路上……出得山村，还是大山，小山，山路，一个劲儿地走，用力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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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上背着的那些糙米，就是她的力量，走不动了，找一个屋场，随便哪一家，借个火，煮一顿大米饭，吃饱了再走。
走呀，走呀，又是大山，小山，一律的山路，大路谁都不敢走的。
在路上，碰着几个农民，他们结成队，挑着粉丝、干辣椒、烟叶子、干笋子……他们也在山间小路上艰难地行走，肩上是百把斤的重担，提心吊胆地走着，他们心里也抱着一个希望，就是把那些土特产卖了，买些咸盐、扯点布，能平安地回到家里，使家人都能吃上盐，穿上衣服。可那点希望，也是用生命去换取才能得到。常有农民，走几十百把里路去弄盐，被鬼子打死的。
走了九天，到了溆浦城，到了大后方，这是一个不算小的城市，她首先到了飞机场，一看偌大一个飞机场，空空****，大太阳晒着，没有看见飞机，只有南风刮起的灰尘，天和飞机场似乎接得很近，那里没有什么值得她注意的东西。
又走了一阵，来到城里。很热闹，那街的两边，摆满了水果，那紫色的大葡萄，一串串水汪汪的，水蜜桃，好大个儿，红似血，白似玉，看着爱煞人。这里是大后方，只要有钱，住在这里，什么都不缺的。
她背着的米，今天早上，一顿全煮光了，现在只剩下一个空布口袋，身上再也没有什么可吃的了。三元票子，没有动过，她死死地记着玉表兄的话，在外面身上总要有点钱的。她想三元钱，要用它，多么容易，挥手就没有了，她想了好几回，肚子也有点饿了，吃点什么吧，那里又有卖甘蔗的，买一根吧，便宜东西。孩子买甘蔗吃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但她只想了几回，终于没有买。虽然没有吃中饭，脚还能走路。
心里有些着急了，总得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有个安身之处才成。
她走在一个十字路口，东张西望了好一阵，觉得举目无亲，谁也不搭理她，谁也不认识她，投奔何处呢？
这时，就在路口那里，她看见了一个布告，那是一个招生布告，专门招收沦陷区失学失业的青年的，那布告是：“湖南省失学失业青年会简章”。
她心里马上激动起来，详细地看了简章，详细地看了地址。
那地方是郊区，一座很大的地主公馆，门口挂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湖南省失学失业青年会”。
她心里不由得喜欢了一阵，走进门去，接待她的是一个女学生。她从背包里拿出棉大衣，从棉大衣的口袋里摸出那张证明。那女学生仔细地看了身份证，又仔细地看了她那身装束，笑了一下,似乎没有更多地考虑，也没有怀疑，毫不犹豫地跑上楼去，拿来一张纸，交把她说：“你写个自传，写好后交给我，我在楼上。”她说完就走了。
她坐在老师的食堂桌子上，简单地给自己编了一个自传。她心里想：就这样吧，讲多了怕露马脚。把自传交到女学生手里，她只随便地看了一下，就赶紧下楼，到食堂那边去了，出来时，手里端着一大碗干饭，两个青辣椒放在上面，那辣椒是放在老糠灶里烧了的，还拌了盐。
她把饭交把她说：“你吃完饭，再来找我，安排铺位子。”她说完，又上楼去了。
她中午没吃饭，又有许久没有吃到这种辣椒用火烧出来拌盐的香味了。她那一大碗饭，六两米总不止罢？她只狼吞虎咽，三下两下就扒光了。吃完那些饭，把碗洗干净送到厨房里，很有精神地提着行李上楼去了。
那个女学生，正在安静地读《古文观止》呢。她住在楼门口一间极小的房子里，像一个机关的传达室一样，随便哪个上楼、下楼，都要经过她的小房间的。
那间小房，只一张单人床，还是用几块木板和两条很单瘦的凳子搭起来的。一张三屉小条桌，没有凳子，平时看书、写字，干什么，都是坐在**的。
这时建明才仔细地打量她，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学生，穿一件白府绸的短袖子衬衣，蓝线布的西装短裤，短头发，脚上一双青布凉鞋，讲话是省城的口音，人很斯文，有学问的样子，和她接触，使你感到和善可亲。
她看到建明来找她，马上站起来，带她进了女生宿舍。
那楼上住有二十几个女生，都睡在楼板上，铺挨着铺的。只是左边角落里，还有一块地方，没有人住着，只是那里躺着一个女孩子，似乎有病的样子。
女学生就安排她和那个有病的女孩子睡在一起。她把抱着的行李放下来，占着那块空地方。
那女学生又带她去洗澡的地方，要告诉的事情，她都统统告诉她，要交代的也都交代完了。她又回到她的小房子里，读书去了。
建明摊了铺，就下楼去洗澡，洗衣服。
她回来时，看着宿舍里的那些女生，都在低着头，看书的看书，写信的写信，没有人搭理她。
和她睡在一起的这个女孩子，也不说话，她就主动地问她：“你十几岁了？”
“十四岁！”
“你呢？”
“十七，”她又说，“我叫田平，你就叫我田平吧！”她要别人叫她田平，其实也是提醒自己。
她又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呀？”
她说：“肖云！”
建明仔细地观察她的脸，那脸是浮肿的，颜色蜡黄，说话没有一点力气。
她又问她：“你不舒服吗？有什么病？”
她不作声，只是对她微微地笑一下。
她又问她：“刚才送我来这里住的那个是什么人？”
肖云轻轻地说：“她是学生会的主席，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书记。她叫丹雪，是高中部的学生。”
天黑了，整个宿舍，只有一盏马灯，高高地挂在一根柱子上，灰暗得很，不能看书，写字也是不成的。
她感到疲倦不堪了，但又兴奋，她想不到能这么轻易地找到了一个有饭吃，又有书读的地方，她真为自己庆幸，她心里在笑，这似乎是她出来找到的第一个希望。
她躺在那里，本来想再想一会儿事的，但人太困了，眼皮子耷拉下来，人就要入梦乡了，她舒服地伸着懒腰，长长伸着腿，她想起这十来天，都没有这样安静地正规地睡过觉了，真是难得呀！在路上，一个流浪汉一样的女子，没有一晚不是提心吊胆的，她差不多就要做好梦了，快睡着了。
突然感到像有许多蚂蚁在往她身上爬一样，而且极厉害地向她身体的各个部位进攻了。哎呀！这是什么呀？
她用手贴着肉抹过去，手板上黏黏糊糊地沾着许多压死的臭虫血，她放鼻子上闻一下，一股臭虫气冲上来。这么厉害的臭虫，没听见别人说，也没有见别人起来捉拿，真是奇怪了！难道她们都没感觉吗？
她正被臭虫咬醒，咬得难熬的时候，忽然听见有人在铺位那里走动的声音。过了一阵，又听到牙齿嚼什么东西的声音，咔嘭！咔嘭！那是吃什么脆生生的东西。她假装睡觉了，再听一会儿，还是“咔嘭！咔嘭！”的响，而且有一股青气味扑到她的鼻子上来。这声音，第二天晚上又是一样地响，过了几天，她才搞清楚，是肖云晚上出去，到校园外面的菜园里，偷回一些生豆角吃。
她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吃生豆角。
学生每个星期进一次城，来回十几里路，是去背米和背煤回来。
有一次在路上歇气，看见一个男生偷豆角吃，那路边的菜园里，豆角一双双挂起，很是好看，一个男生用手去捞一把过来，好几根，他拿着那长长的豆角，像蛇进洞一样，咔嚓！咔嚓！一下子进到嘴里，吞进肚子里，真快。
她联想到肖云，她晚上大概也是这样子吃的吧？
自从那天进来吃了那一大碗干饭，后来好长时间都是喝稀粥。那些待得久的学生说：“这是正常现象，吃干饭是打牙祭！”
那稀粥从锅里挖到木桶子里，一担担地挑到院坪里来，放在地上，由大家自己去装，其实哪里是装，都是去抢的，一个人带一个把缸子，不管干净不干净，都伸到桶里去挖。
有的拿一个大把缸子，挖一大缸子，有的人是小把缸子，挖一缸小的，有的人拿两个缸子，就抢两把缸，有的人一把缸另外一只碗，一缸子一碗。反正好梦只有一回，吃完了再去装就没了。
那些稀饭，都是从锅里才倒出来的，滚烫，掉在手上，就烫出了泡泡。那菜，就是青辣椒，用盐放锅里炒了一下，用一只碗装了，也是放在院坪地上的，也是靠抢的，劳力强的，抢到一点菜，抢不到的，有的把那装辣椒的碗，端起来舔一下，有点咸味、辣味。
肖云又病又饿，她没得力气去抢，有时只抢得很少一点点稀饭。
建明看她可怜，就帮她抢一点。
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些该死的臭虫，排着队去咬她，去吸她的血，但她连动都不动一下，似乎没有什么感觉似的。
她很少说话，她似乎没有什么力气说话了，什么事都懒得张口。
看着看着，肖云的脸越肿越厉害了。她晚上再不能出去了，白天也躺着不动了。
建明还是帮她抢稀饭，开始抢来稀饭，还能吃一些，后来她不吃了，建明要把她吃，她只把头摆一下。
她不吃饭的第二天早上，建明起床时，发觉她已经没得气了。
肖云的嘴巴张开着，脸白得像一块白纸，本来浮肿得很厉害的脸，现在凹进去了，颧骨凸出来，眼睛凹进去了一个坑。
她一发现这种样子，吓得心咚咚地跳起来，眼泪也流出来了，她赶紧去报告了丹雪。
丹雪正在那里专心读《曾文正公家书》，听到这个消息，赶紧放下书，站起来，走进女生寝室，果然死了。她悲着一副脸哀叹了一口气，去报告学校的负责人去了。
快到吃中午饭的时候，来了两个赤脚工人，他们带来一个几块木板钉起的木匣子。
那两个赤脚工人看了肖云一眼，坐在地上，划着火柴各人抽了一支卷烟，让烟雾飘在这屋子里。
过了一阵子，他们才站起来，把肖云抬进匣子，又在肖云的枕头下，扯出一块烂床单布盖在肖云的脸上，拉下来，把肖云整个可怕的褴褛不堪的身子骨遮住了。
赤脚工人，摸出他们带来的钉子，拿起铁锤一顿乒乓地钉上钉子。肖云十四岁的生命，就被钉在那个匣子里了……赤脚工人用一根大竹杠子，串起一根粗麻绳子，他们两人把她抬走了。
肖云被抬走之后，肖云睡过的楼板，垫过的草席，还有那一床烂褥子，都是湿漉漉的。
肖云死后，她身上流出了大量的水。
肖云的死，建明受到一次很大的震动。肖云是一个孤女，她没有一个亲人关心她，同情她。她有病，她饥饿，没有人搭理她，更没有人用眼睛角来看过她。
肖云，一个十四岁的孤女，对于这冷酷的世间，冷酷的人生，她似乎活够了，她的心里，好像结了冰似的，她看一切都是冷冰冰的，没有感觉的样子。
平时，在寝室里，别人笑，别人吃东西，别人谈话，别人看书，别人写信……这一切，都好像与她无关，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都与她无关的样子。
因为那些女生，都是有家有亲人的。经常有人家里来信了，寄来包裹了，寄钱来了……她们住在一个楼上，同住一个寝室，可是那命运有多么大的差别，生活又有多么大的距离。她又暗想到命运的事。
那些在这里读书的学生，都是家里有钱寄来的，并不是什么沦陷区的失学失业青年，她们在这里的目的，就是补习一个时期的功课，等将来再转国立中学，混一个公费读书的名额。
她多想读书啊！她做过好多读书的梦了，她想：苦吧，只要能苦个三五年，将来进大学，那该多么好啊！
有一天进城背煤回来，她出了很多的汗，她突然感到那些汗，像冰水一样的冷，她又感到腿子发软，头发晕，眼睛里冒金光，突然一阵黑，什么也看不见了，她要倒地。她意识到，这就是发黑眼晕。
她就到**睡下来，休息。她想：肖云死了，我将来是否也会走她那一条路呢？她身上起了一个寒战，没有人来回答她的问题。
这时，她反复地琢磨：读书？做工？她想到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也等于一个孤儿了，她和肖云没有两样，任何经济上的支援是没有的，同情的人也没有，就在本寝室的这些女生中，也没有人同情和帮助她的，肖云死去了，她不是一个榜样吗？
她想：自己也再不能读书了，什么救济沦陷区失学失业青年读书，只不过是个名罢了。家里没有钱来，肚子饿着，能读得书进去吗？
做工吧，做工才有生活，做工才能养活自己这条命，做工才能活下去，否则，就和肖云一样下场！
她想通了，打消了读书的美梦。
她把棉大衣拿出来，从口袋里摸出那三封信，一封一封地看下去，看哪一封信收信人的地点离她最近，她就去那里。
沅陵是最近的了，但也要坐三天木帆船，她想就去沅陵吧。
她把玉表兄的写给沅陵那个朋友的信取出来，自己又写了几句话，介绍了一下目前的情况，要去他那里，希望帮她找一个吃饭做工的地方。
信去了一个星期，那潘君就回信了，并寄给她三元路费。
寻找
清早，她就来到了码头，那里和往常一样，泊着很多的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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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挺拔的官仓船，有拉大风帆的载重货仓船。
码头上来来往往，人很多，她到那里来回走了一趟，东张西望了一阵，才挑选了一只不起眼的小帆船，那小船载着一仓的稻谷，是一家子撑的。船老板和他的婆娘，另加一个三四岁的女崽。
船老板要价三元船费，她把身上的三元钱，全把他了，至于吃饭，她想：上得船来再说吧。
船老板在前面撑篙，婆娘在后面掌舵，她的小女崽坐在她面前玩耍。
她上了船放下行李，就和船老板娘拉开了家常。问她有几个孩子？可有什么事情需要她帮忙做。比如缝衣服呀，纳鞋底子呀，绱鞋呀，她都会做的。
那船老板娘笑起来，她说：“也真是有运气，碰着一个裁缝了！”
她说她男人那衣服都烂完了，因为天天要运官家的谷子，没得时间上岸去找裁缝。
她起身弓腰进了仓，捧出一个红油漆的小木头箱子，打开来，里面有些打补丁用的碎布，针线，还有一卷毛蓝布。
她说：“你看！布都准备了的呢。”
她很高兴地接过布来，问她要剪刀、尺、灰线。
船老板娘发愁说：“我们驾船的，哪有那些东西呀！”
她说：“不碍事，剪刀有吧？”
“剪刀是有一把的。”
她在箱子里翻出一把大剪刀，交把她。
她说：“我要一件旧衣服，打样子。”
她就在根竹杠上，收下一件稀烂的蓝色单衣服，说：“你就按这件衣服的大小长短就成了。”
她拿起布来，比画着，一个很里手的裁缝样子。把布折好，把旧衣服折好，把旧衣服放在布上面，用手指夹在布上面，划出水线印子后裁剪。
她在寡姨家，跟着寡姨学做衣服，现在竟成了裁缝了，也算多了一门混饭吃的本事了。
她胆子真够大的，大手大脚的三下两下就把布剪好。
她坐在那里，粗针大线的一上午就把衣服缝出来。
船老板娘高兴得一脸的笑。
中午吃饭了，船老板娘客气地说：“吃饭吧，休息一下吧！”
她说：“大嫂子！我身上就只那三元钱，给你们做了船费了，吃饭！我再没有钱了！”
船老板娘笑着说：“大姐！来吧！莫客气，出门人，只要有就吃，哪能饿着你呢！”
雪白的大米饭，煮了一鼎锅，一大碗水豆腐，煎得二面黄，还放了香葱的。
在吃饭的时候，船老板娘悄悄地拿一节在饭上蒸好的广式香肠，丢在她碗里。
她闻着饭香，香肠和豆腐葱花的香味，美美地吃了三大碗。
一边吃饭，船老板娘嘴巴都笑裂了，夸她手脚麻利，说她的手赶上机子那么快了，一上午就把衣服做起了，还说蛮合身的，真是好手艺。
确实，她是一个急性子人，随便做什么事，总是赶急赶忙的。这种粗针大线的活计，更是她的拿手好戏了，至于手艺蛮好，她心想，那是说不上的。
她坐了三天船，给他们做了一套男装，一套女装，还给小女崽做了一条开裆裤。
上岸时，船家两夫妇都谢她，船老板还退给她一元钱，说上岸零用吧。
沅陵也算是大后方了，城市也不算小，城里城外都很热闹，因为很多省里的机关都迁到这里来了。
潘君是玉表兄的同学，他是省级机关的一名中级职员，一个科长吧！人显得很和善的样子，三十来岁。
他接着她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青年人，头发两寸多长，由于没有理过，长成一个毛栗球子，人晒得很黑瘦。
他说：“我帮你找了一个暂时住的地方，但你先去理发店理个发吧？”
她心想：刚一来就这么麻烦，说：“不理吧！”
“理一下好些，因为这城市里找不出一个你这样的人来，不好。”
她就依了他。
他带她去了一个小理发店。
她坐在理发店，镜子里照着她那一副尊容，她吓一跳，我变成了这个样子！心里又觉得很好笑。
她理成了一个西式头，还可以，没有那么吓人了。赤脚穿着那双棉纱编织的凉鞋，已烂得穿了底。衣服是农民式的便衣，那条高粱壳子染的短裤，现在已说不清它是个什么颜色了，只觉得像狗肚里呕出来的，难看极了。她觉得这没什么，因为她出来时就想到吃苦的。
潘君带她去了一个科员家里，那一家子三口人，一个太太，一个三岁的小儿子。
潘君说：“这是言太太，言科员，在这里住几天，麻烦他们一下。”
建明也跟着喊了他们。
言太太人很好，马上说：“哎呀！不要讲客气，没有好招待，像自己家里一样吧！”
言太太拉过她的儿子说：“来！来！喊阿姨！快喊阿姨！”那儿子躲在妈妈的屁股后面，不敢见生人。
潘君说：“我帮你活动被服厂的工作，在这里安心住几天，休息休息。”
她每天帮言太太做些家务事，又帮她缝了两件花布旗袍，帮她的儿子做冬天的棉鞋，帮言科员上布鞋……一切能做的她都帮她做，言太太很喜欢她。潘君来时，她向他夸建明，说她可能干了，还会做衣服。她把那两件花布旗袍搬出来，穿着给他看，“做得好吧？”一边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很是得意的样子。
被服厂的工作还没联系好，日本鬼子就投降了。
打了八年，鬼子一投降，人们马上想到了安居乐业，重建家园。
沅陵欢庆胜利。
她进城去看狮子龙灯舞去了，看人们脸上那些多年没有的笑容去了。
她看着一些人像癫子一样地跳呀！舞呀！喊呀！
胜利了！人民有希望了！扬眉吐气了，可恶的日本鬼子，终于投降了。
有希望了！她心里也希望了一阵，狂喜了一阵，笑了一阵，跟着别人发了一阵癫，回来了。
一回到言太太家里，希望好像掉了似的，心里空得厉害，一切仍是那么渺茫，漂浮不定，她感到自己还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潘君来了，也是很高兴的。他说：“你跟我们一起去省城吧！
到那里找到工作，我们在一起，放心些。”
她看了他一眼，心里有些犹豫不定，觉得到那里，事情也渺茫得很，要赶快有个工作才好。
潘君猜她一定在等工作的这些天，已住不安了。他赶快说：“你玉表兄是我的同学，好朋友，他的表妹，也是我的表妹一样的，不要有什么顾虑。”
省城长沙，已是一片废墟，房荒严重，通街都搭满了草棚子。那些逃难从外地回来的人，很多人用一只船，装一船的篾折子、稻草，一些七零八乱家用品，用土车子，用箩筐，一车一车，一担一担的，找到原来住过的地方，搭一个棚，靠卖五香瓜子，或者刮凉粉，来过生活。有的贩些小杂货，在沿街铺一块油布，摆个地摊子，省城里遍地是地摊，到处是挑担子卖小吃的。
一些日本战俘，三三两两，低着头，在扫马路，有时他们也哼着悲伤的歌子。
小孩子看到他们在扫街，个个在地上捡起香蕉皮、柚子皮，抛过去，打他们，嘴里嚷着：“打日本鬼子，打日本鬼子！”那些战俘，不敢看那些愤怒的小眼睛。
潘君又把她安置在他一个同事的亲戚家，那是一栋战前的小铺面楼房，土木结构，那楼，一走动就晃**，晃**的、笔陡的一架小木楼梯，那人家有两个妹子，加上她共是三个，她们住楼上。
那两姊妹，大的十六岁，小的十三岁。
她们每天煮饭、做菜、洗衣服，做很多家务事。
空下来，就扯谈，东南西北，乱扯。
晚上上楼来，先不困觉，吃结蚕豆，嗑葵瓜子，有时打跑胡子（纸牌）玩。
她没有事做，闲得心里不是滋味，就到街上去看人，很多人，忙忙碌碌，来来往往。一个四五十岁的老倌子，打赤脚，肩上挑一担河水，一边走，一边喊：“河——水——啊，——河——水——啊——！”沿街叫卖……还有卖猪血和豆腐脑的担子，他那担子油盐酱醋、辣子粉，样样俱全，五分钱一碗，很多的学生围着担子：“一碗！”“一碗！”几只手，掷着钱，叫喊着。
五分钱一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站在担子边，热气腾腾，辣辣乎乎，稀溜稀溜，一下子就吃光了。吃完的舔着嘴，心满意足地离开担子。
潘君给她买了一本小字帖，要她练字，说：“每天写两张小字，你的字太不好看了。”
她说：“我不想练字，我只想做工！”
“做工和练字并不矛盾，没有工作之前，你就练字吧！”
她心里想：我出来是要独立的，怎么好依赖别人来养活我练字呢？！
一天，房东的大妹子说：“天主堂有很多妇女去做寒衣，是救济总署搞的。”
她去了天主堂，那里很多妇女，那个做礼拜的房子里堆了很多裁好、铺好棉花的灰布棉大衣。
一个妇女只领一件，拿到一个用几块大黑板架起来做案板的房子里去缝。
把它衔好，缝合起来，再钉上扣子，就是一件可穿的大衣了。
全部做好之后，交货验收，发给六角钱一件的工钱。
她每天天亮就去，晚上天黑才回，一天只做一件。六角钱，这样就有了生活来源，她心里很快活。她认为，人总要吃着自己的劳动所得，才能快活的。
潘君，他是一个中级职员，也算在政府里有了一点地位了吧？他的想法，与建明总是有些距离的，他们总是想不到一块去的。
他认为去做工是浪费，是低下，那样做下去是没有前途的。他说：“我又不是养活你不起。你现在练练字，等我将来当了县长，你来当秘书！”
她没有接受他的设想，也看不起当什么秘书，她觉得当秘书就是当官了吧？我没有那个本事，我做我的工，有什么浪费呢？靠自己的力气吃饭，这是我出来时就想好了的，绝不动摇。
她仍坚持每天一清早去天主堂，一天做一件大衣，那是一件很重的工作了，那大衣有三斤棉花一件，顶大顶大的大衣，要密密地衔了，再缝起来，等挖上扣眼，钉上扣子，天色已经黑了。她每天天黑才回到那个摇摆不定的楼上。
潘君的一个朋友，要到东安县做粮食局长了，潘君托他把建明带去，安排一个工作。
局长上任，多有自己的一套班子，原来的人都要换下去的。
到了东安，新局长安排她管还粮的册子，那是一个很简单又不需很高文化的工作。
一间木头的小房子，那原是一间装稻谷的仓房，里面摆了一个大木头架子。
那个架子一格一格的，每一格都写着号码，写着一些姓。每个格子都放着很多还粮册子。
那些还粮的人来到局里，首先要来这里查册子，多少田？多少亩？要还多少粮？她只登记一张表。还粮的人拿着它去还粮就是了。
她每天的工作，就只有几次查册子，照着册子填写几次表就完事了，这工作叫作图册管理员。那局长看她没有学历，也没有什么资历，就让她做了一个雇员。
她每天死守着那些图册。这里除了图册，再没有其他的东西了，没有书，没有报，也没有人扯谈。每天伴着那些呆头呆脑的图册，没有一点趣味。天黑了，她就睡在图册室的小铺上，做些梦。
没有人来查图册，闲得发慌时，她就伏在图册室小桌子上，练习写阿拉伯数字，一张写了，又写一张，正面写了，又写反面，写呀写的。
听着打铃的声音，她就锁好门，向饭厅的方向走去。
饭厅在厨房隔壁的一间小屋子里，里面有两张四方白木头桌子，简易凳子是用几段木头埋在地下，上面又横着钉了几段木头的。
在这里吃饭的人，都是单身人，有家的都回去吃，局长、秘书、科长也不在这里吃的。
每餐都是三菜一汤，白米饭。
每餐开饭的时候，饭厅除了牙齿嚼着饭菜的声音，就是筷子放下来，拿起调羹舀汤喝的声音了。
谁来了，拿起碗就装饭，拿起筷子就夹菜，拿起调羹就舀汤喝。也不看别人，只看那装着菜的碗，什么菜？互相从不打个招呼的。也不互相找什么麻烦事，天天似乎很太平。
谁先吃完了，放下碗筷，离开桌子，自己走回寝室去。
她每天都是默默的，安静地吃三碗饭，吃一些菜，喝一些汤。吃完了，就走开，回到图册室，扯下毛巾来，把嘴巴擦几下，再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了。
有时吃过晚饭，天气又好，一个人到湖边去逛逛。
她一个人走着出去，等一下一个人再走回来。她去湖边，看那些湖里混浊的水，看那里的小渔船，看那些捕鱼捕累了的鸬鹚们，它们把头埋在翅膀里，一只脚站在船沿上，一动也不动地休息。
那些捕鱼人，蹲在小船上，跪着，趴着，在那里劈柴、做饭、炒菜，或者收拾那些捕鱼的工具。
他们成年累月地生活在湖里，被那些凶恶的湖风，吹得脸上成了棕红色的柑子皮。
捕鱼人的眼睛，一年四季，干涩、红肿，老像汪着泪似的眯缝着。
冬天，湖边的污泥，一层一层的，晒得发白，像那发起来的大面包。那些大面包被风吹起上下漂动的湖水，浸湿了。
天气好，她天天出来看湖，看来看去，都看腻了，实在没得什么味了。
那湖，那么大，那些混浊的湖水，天天那么流去了，它们去了哪里？
她一个人，默默地，又回到局里，进到她工作和住宿的那间木头小房子里，和那些呆头呆脑的册子，关在一起，相依为命。
她多么寂寞啊！她多么想有一个知心的熟人、朋友，有一个和她一样年轻好玩、志趣一致的人啊！可是没有。她只有一个人，默默地，寂寞地，无味地生活着。
她一个人，一天到晚，感到嘴巴都闭臭了，没有人来同她说话。她经常想起抗日青年先锋队的那一段生活，想念易敏、田平、安明、玉表兄他们。
她有时情不自禁地哼起歌来：“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她一个人，哼着这些歌，似乎精神一下子好些了，脚也在地上踏着拍子，心也跟着那歌在起伏着……发工资了，她有生以来第一次领工资，心里一阵高兴。
领到了钱，她上街去买布来做衣服穿。
她买了九尺青斜纹布，九尺白大布，还有九尺兰士林布，一斤棉花，两坨腊线。一坨黑的，一坨白的。
她做了一件棉旗袍，一件蓝罩衣。
已是严冬腊月了。她穿上自己做的棉旗袍，新罩衣，感觉很暖和，很舒服，又干净又整洁。
她就索性把自己弄自在一些，她又上理发店把那头发理了一个女发，显出了本来的面目了。
那天去饭厅里吃饭，同桌的女会计周芳看到她，又忌妒又讨好地说：“哎呀！这么漂亮的小姐，同我们一桌吃饭都快一个月了，好像才发现一样！”
她一边讲，一边细细地察看她穿的衣服，她看都是一些青布、粗布、蓝布，似乎有些瞧不起，也觉得美中不足似的说：“哎！你怎么不买一点好看的花布，做一件花罩衣呢？！”
她不作声，还像往日那样，没有回答她的提问，只是对她微微地笑了一下。
那些男职员，都不敢正面的看她一眼，他们只当没有那回事一样，都装着没有看见她，没有听见周芳的话，都和平日一样的只顾使劲用牙齿嚼菜，使劲地往嘴里扒饭，大口地喝着汤，呼噜呼噜故意喝得很响。
不过他们在夹菜的时候，也都斜着眼睛瞟一眼，偷偷地看一下她。这个寂静的死气沉沉的饭厅，似乎也增添了一点异样，使得一些人的心里，有了那么一点波动。
女会计周芳，她是局里的老交际花，她已是五十来岁的人了。每天脸上都擦很多粉，并打上胭脂，眉毛总是画得弯弯的。一双半大的黄瓜脚（小脚放大的），走起路来，一扭一摆的，像只鸭婆。
她的衣服也很多，而且都是细软料子的，每天脸上打扮完了，都要换上新鲜的衣服。
她待人接物，有一套交际手腕。人们都说她是“三朝元老”了。
这次新局长上任来，他带了一个“心腹”，庶务主任罗青。这庶务主任罗青，成了周芳进攻的对象了。
罗庶务一到，她好像早三辈子就认识他了，罗庶务前罗庶务后地喊。晚上的时候，她煮好甜酒、汤圆、红枣，端着送把罗庶务吃，一边还喊着：“罗庶务呀！你累坏了呀！来！来！快来吃点东西！休息一下！”她像关心自己的儿子或爱人一样“关心”着罗庶务。
罗庶务心里虽然有些腻味，但吃起来也觉着蛮舒服的。
她每天晚上以会计工作为名，在罗庶务房子里唧唧呱呱好一阵。
新局长来了之后，局里裁减了很多人，但周芳又留下了。
一天，建明收到一封信和两份杂志，一份是《人民世纪》，一份是《天下文萃》。是国安指导员到了省城长沙，他们在一家报馆工作，又办起了地下刊物。国安在信上说，玉表兄托付了他照顾建明，国安要她也去省城。
她马上写了一个离职报告，局长批了“照准”，并发给三个月的离职费。
天晓得她是以一种什么心情离开那里的，简直像一个犯人离开牢笼一样，她插着两只翅膀向省城飞去。
省城，还是那么破破烂烂，地摊成群。
省城的学生在高呼：“反内战！反饥饿！要民主！要自由！”
省城的破烂街上，各种报刊杂志，真是五花八门，进步的和反动的，像雨后的春笋，铺满了这个城。
她住在国安的报馆里，同一位白小姐住一起，那位白小姐，是一位摩登女郎，她是一个厚嘴唇鼓眼睛的姑娘，矮矮胖胖。
她很喜欢照相，照很多很多的小照片，从中选一张自己认为最漂亮的，去放大，挂在床头边，自己欣赏。
她追求一位年轻潇洒的记者，向他写情书，送照片，那记者对她平平。
因为那记者与国安的关系好，她向国安也献点殷勤，希望他能做个“月老”吧？
建明住在她那里，她是很热情的，有时送她一条花花绿绿的小手帕，有时邀她一起去逛街。建议她买什么样的花布做旗袍穿。可建明没有那份心思，也没有什么钱买。
她把三个月的退职费，寄了两个月的回家给母亲，她想念她的老母，也更着急自己的前途。
她向国安提出要求去解放区，她说：“我只有去解放区，去革命，才有得救！”
国安说：“不要急嘛！我们这里有很多事需要人去做的，况且目前去解放区也太苦了！”
她听了这句话，心里很是生了气。“你也太不了解我了！我还怕苦吗？”
他说：“我知道你不怕苦，我们这里的工作，也是革命工作，你懂吗？以后有很多事要你去做的！”
她不作声，低着头，心里在想：在这里革命我不放心，只有到解放区，才是真正的革命，才能真正地得到解放啊！但她没敢说出来。
他又说：“我是了解你的想法的，你很勇敢，但你太简单了，你要抓紧学习，多看些书，革命是一辈子的事！”
他要她看那本苏联小说《火赤》，又向她介绍几篇杂志上的文章，要她了解形势。
一天，国安带来一个人，给建明介绍说，这是洪先生，洪先生原来是在一个书店工作的，现在马上要来报馆，书店的工作，要她去顶替。
那洪先生，穿一件蛋黄色皮夹克，一条芝麻色的料子裤，那裤子虽然是好料子，但屁股和膝盖处都打了补丁的，而且那一身衣裤，很不合身，像是一个青年人，穿着小时候的衣裤，人长高大了，衣裤都不合身了似的。
洪先生的头发往上梳着，宽头大脸，戴着近视眼镜，一副很沉静的样子。
国安对建明说：“你去书店，不必带行李，洪先生行李在那里，书店估计搞不太久，省党部已在注意了。”
书店是在一条繁华的街上，但它铺面很窄，那是“三联书店”的分店，叫“兄弟书店”，店里有一个男店员，一个女店员，一个学徒伢子，他们都很热情。
洪先生领着她去书店交代工作时，他很细心，也很热忱。他不慌不忙的样子，站在书架边，一样一样地讲，告诉她这里是些什么书，那里又是些什么书。他说：“你首先要熟习架子类别，别人来买书时，你心里要有数，那就不会乱套！”
他又说：“分类、排列，哪些书在哪里，要的时候，一下子就能拿到手！”
讲完了书，他又讲开发票的事，讲如何算账。他说：“这很简单，你看，这上面写买书人的姓名，这里写书名，若有买几本的，你用算盘加一下就行了。”他说着，看着她，又问她会用算盘加吗？她答：“会的！”
他把所有的要交代的事，都讲完了。进柜台里坐下来休息，好像还在那里想，还有什么没有讲清楚的，还有什么遗漏的？想完了，他最后要起身走了。建明送他到门口，他还是那么沉静地看着她说：“书店里条件好，没有事的时候，多读点书，学习是很重要的。”
她觉得洪先生像一个大哥哥一样的亲切，那么关心人，又那么自然，真是一个大好人。
书店男店员胡平，女店员伍云，都相处得很和睦。
伍云要和她睡一床，而且要和她睡一头，说晚上可以扯谈。
伍云矮矮胖胖，梳两条短辫子，在肩上刷来刷去的，她穿南光鞋，因为那种鞋底子厚，穿着人显得高一点。
伍云很朴素，高中毕业，她是一个知识广、思想进步的女青年。建明和她在一起，等于是她的一个徒弟一样，她样样事情帮助她。
晚上她们睡在一起时，她在建明的耳朵边轻轻地说：“你想有一个男朋友吗？”
她一下子很紧张，似乎答不上来了，因为她还不大习惯这样大方的谈这个问题。
她想了一下说：“我暂时不要男朋友！”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还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等我有了固定的工作，才要男朋友！”
她说：“你的想法很好。”
伍云又问她：“你看那位胡平怎么样？我们要好！”
她不愿直接回答她，因为她不喜欢那个胡平，她认为胡平不但脾气大，而且像一个大少爷似的，什么事情大而化之，不认真。但是伍云喜欢他，她怎么说呢？说他的坏话总不好吧，她琢磨一下，很委婉地说：“我不了解他，我也不会看人！”
伍云推她一下，在她背上捶几捶说：“你滑头，你不敢说。其实我们也才开始好，是否好得下去，还没有把握。”
她不作声，只是哧哧地笑，她笑什么呢？她笑自己也知道滑头了，真有意思。
她俩的床铺在书店楼上，靠着窗户开的，正对着热闹的街上。
每天晚上都有馄饨担子在窗下，敲着一块竹板，叫喊着，有时卖油炸臭豆腐的担子也放在窗下叫卖。
伍云最爱吃那种油炸臭豆腐了，简直喜欢得发疯，有时两人都睡了。突然听到窗外叫喊：“油炸臭——豆腐咧——”
她赶紧喊：“胡平！胡平！快！帮我买两片油炸臭豆腐来！”
胡平赶紧乒乒乓乓地下楼去，走到厨房拿一只小碗，一双筷子，推开门出去，帮她买两片，端上楼来，又推开门，把那油炸臭豆腐交给她，她从被子里坐起来吃，一个人有滋有味地吃着、笑着。吃完了，她把碗筷交把胡平，胡平又帮她把碗筷送到厨房，带来她的洗脸毛巾，她又擦干净嘴巴，把毛巾又交给胡平。胡平做着这些事，似乎很有乐趣，并没有一点脾气。
伍云吃完那两片臭油炸豆腐，心满意足地躺下来睡了。
早晨，天还是那么黑沉沉的，胡平就轻手轻脚地推开那扇推门，他蹑手蹑脚地走进来，看伍云还没有睁开眼睛。建明是醒了，但她装着睡熟的样子，把眼睛使劲地闭紧，也不敢出大气。
胡平走进来，趴下在伍云的嘴上“克司”一下，又赶紧退出去了，像一个小偷似的。
伍云似醒非醒微微笑一下，轻轻地翻一个身，又睡去了。
他们好了一段时间，后来常有争吵。一次，伍云哭红了眼睛，建明问她：“怎么了？你们不是相爱吗？”
伍云很气地说：“冒搞手！拉倒！”
她想：那个胡平，分明有些轻薄，讲话的时候，口水直溅的，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人长得也难看，单高单高的，像一根芦柴棍棍，眼睛鼓起来吓煞人了。伍云为什么喜欢他了呢？
后来伍云调走了，他们的事也就彻底吹了。
有一次伍云在她的耳朵边轻轻地说：“你知道吗？那个洪先生和家里的小脚老婆离婚了。”
她心里想：伍云怎么和她谈这件事呢？她有什么想法吗？唉！唉！洪先生也有个小脚老婆？离婚了？她心里动了一下。
洪先生有时来书店看书，有时来楼上取他箱子里的东西，他总要到柜台里坐一下，扯扯谈，总是那么亲切地问她：“书的分类法学会了吧？开发票学会了吗？还有什么困难吗？”
她觉得这个人太好了，也有点国安的味道，她又觉得他比国安更沉静，她很尊敬他。
有一次，洪先生来书店坐在柜台里，门口一个剪童发的女孩子，背着书包走过去。
他说：“你看！那个女孩子好像你！”
她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女学生，很苗条的身材，背着书包去上学。
她不好意思地说：“那是个女学生！怎么像我了呢？”
洪先生说：“你就和刚才那个女孩子一个样子。”
她低着头，闭着嘴巴，没有说什么，只是心里在想：洪先生把我当成一个十几岁的女学生了，唉！我实在没有那么好的命运啊。
洪先生的老家在农村。父亲是个私塾先生，他从小跟父亲读四书五经。家里节俭得很，一个鱼崽脑壳要咽一餐饭的。
他三兄弟，大哥像鲁智深一样的大块头，务农的一把好手，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没得读书的命，二哥也务农，兼做小本生意。洪先生在家的分工，就是读书，他有读书的天分，父母很宠爱他，望他光宗耀祖的。
十几岁公费进了初中。
毕业了，他就穿长衫，乡里的红白喜事，他就去喊礼：“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鞠躬！”之类的，就这样，方圆数十里，都知道他这个小乡绅了。
十几岁的伢崽，父母包办，结了婚。
洪先生二十岁时，考取了公费学堂——第一师范。那学校里的革命风气很浓，有地下党的秘密组织，学生闹学潮，讲压迫与被压迫的理论，洪先生接触到那些理论，一下子就成了一个激进分子。
他积极地投入那些反抗当局迫害的学潮，成了学生领袖，又加入了地下党，成为学校党支部的书记。
湘桂流亡时，他从桂林撤回来，在国安那里逗留了几天，国安邀他一起组织抗日青年先锋队。但他要回自己的家乡去组织抗日，他认为那样更合适。那一次建明没有见到他……“新中国书店”被省党部捣毁了，“兄弟书店”只好赶快转移。
她又失业了，住在报馆白小姐那里。
每天吃饭时，都见到洪先生和国安，洪先生总是显得那么规规矩矩，和蔼可亲，不大言笑。一天，她找国安商量，说有一个护训班，在那里招生，是去苏北的，她想去那个护训班，也很想去苏北……国安很严肃地对她说：“你真是异想天开，你以为什么事情那么容易吗？苏北！？”
她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说：“总可以学到一点技术吧！”
国安很急地说：“什么技术？哪有什么技术学，擦擦红药水，有什么！”
但她还是拗着要去。国安没得法，只好说：“洪，你带她去看看，那是些什么人搞的护训班？！”
洪先生很热忱地答应了。那天下午，他们一起去了护训班。
一看，全是些“丘八”，几个当官的，油腔滑调，痞里痞气，在那里开玩笑。
洪先生看了一下，赶快同她回来，他一边走一边说：“你怎么能到那里去？！那是个虎口，你没看见？”他连连地摇脑壳叹气说：“不行的！”扫兴而归。
晚上，国安从外面回来，他说：“有一处学校，正缺年轻的老师，你去那里教书去！”
她听了大吃一惊，以为国安开玩笑，她说：“我怎么去教得书！我识得几个字？”
国安说：“我晓得你，你只管去好了，胆子大些，不要怕，你每天晚上回来，我教你，你就去讲课好了！”
她差点要哭了，只说：“你打死我，我也不去教书的，你是要我去出丑！”
国安又说：“你急什么？！明天要洪陪你去看看那所学校。”
洪先生又接受一个任务，他很高兴陪建明去，只说：“可以！可以！”
那是一个出太阳的五月天气。
人们换上了夏天**的、浅色的衣服，她也穿了一件天蓝色的布旗袍，短袖子，手臂白皙皙的，露在外面。脚上穿一双力士鞋。人，显得生气勃勃，和天空的晴朗对比着，那么鲜艳，悦目。
她一边走，一边想着教书的事情，觉得国安太霸蛮，也不考虑一下她的面子。若是去上课，学生问到一个难字，怎么写法？自己又不会，难道跑回来问国安？真是丢丑！她想：国安怎么想到让自己去教书的呢？她越想觉得这事越滑稽，心里很为难。
走了四里路的样子，到得郊区，看见前面一座大房子，房子的门口，站着一个大牌楼，牌楼深灰色油漆，几个墨色大字：“枫林小学校”。
走进去，是一个大操坪，很多孩子在那里玩球，我追你，你追我，这正是课间休息的时候。
学校里，尽是一些白发苍苍的老教师，没有看见一个黑头发红脸膛的老师。
校长出来了，也是白头发的老头子。看见他们来，心里好高兴，邀他们进办公室，欢迎他们来工作。他是那么谦逊、和蔼可亲的样子。他说：“你们看见，我这里尽是老教师，有时要一个老师领队出去野营都没有，真难啊！”
洪先生和建明，走到那些教室外面，察看了一圈，学生们在上课，看到他们在外面察看，都好奇地侧着眼睛看外面，那老师，用教鞭，在讲台桌子上轻轻地敲几下，孩子们赶快扭过头来，看着老师，有的还偷偷地伸一下舌头。
这个学校设备还不错，但因为校长是个办贫民教育的，很多学生都是交不起学费的，老师的薪水很低，到这个学校来教书的老师，没有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根本不能待下去。
校长看着两个年轻人，用期待的眼睛说：“来吧！欢迎你们来！”
洪先生对她说：“明天就来吧？”
她还是不敢。
她在回来的路上，提出种种不能去教书的理由。
洪先生说：“你不要急，跟国安讲清楚就是了。”
过了两天，国安告诉她：“有一家缝纫店需要你去，怎样？”
她心里很高兴，说：“那太好了，我能做衣服，只要再学一下踩机子，我就是一个裁缝！”
国安意味深长地说：“裁缝店也还有些重要的工作要做的！”
她没有听懂，没有理解他说的“重要工作”是指的什么。
第二天上午，国安领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家庭妇女模样的大姐来了，她穿了一身蓝裤褂，布面鞋子，剪短头发，朴素得很。
见面时，国安介绍说：“这位是唐大姐。”她赶紧走过去，拉着她的手，“哦，唐大姐！”
唐大姐人矮矮墩墩，一副和善可亲的样子，她笑着打量她，并问她曾在哪个学校读书？
她说：“我没有进过学校！只是自学！”
唐大姐看着她说：“很好！”
她又问：“你原来在哪里学了缝纫呀？”
她答：“我在姨娘家住，跟着姨娘学了一下，我会做便衣！”
她又看着她的脸说：“很好！”
唐大姐在她**坐了一会儿，看着她，很高兴的样子。每次回答她的提问，她都很简单地说一句“很好”。她过细地看唐大姐，总觉得她不像是一个家庭妇女，似乎是个很有学问的女人。
她为什么总说“很好”呢？她到底是什么人？她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她只是觉得跟这样一位大姐在一起做裁缝是很好的事情。
她正准备去唐大姐那里的时候，收到母亲一封来信，要她赶快回永州去，钱大富要来接她了，信上说：“明儿！你要不回来，我怎么向人家交代，他问我要人，怎么办？”
这封信，像晴天霹雳，使她心慌意乱，坐立不安，钱大富那多年不见的影子，又晃在她的面前，有时竟把她震呆，不知如何是好。
她想：那个魔鬼，他真的又会找着我吗？！哎呀！怎么得了！她越想越觉得那个人是不会放过她的。
她觉得母亲是个没用的人，如果逼着她要人，肯定会把地址告诉他。钱大富只要来省城抓她就是了。
她这时的心情非常复杂，也不敢告诉国安商量对策。她又怕丑，怕别人知道了笑话她，她只是在心里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
晚上睡下就做噩梦，梦里尽是一些鬼怪，要寻她做替身，她躲来躲去，躲在哪里也不行，总是露着目标。那些鬼怪，连不费劲都能把她抓到。一个个青面獠牙，红头发，好不可怕，抓住她的头发，把她倒转来拖，拖呀拖的，要把她拖到油锅那里，用一把大虎叉，把她叉进油锅里去……她被吓得大喊大叫，只喊：“救命啊！……”
把白小姐惊醒，问她是否做了噩梦？
她醒来一身的汗，头发根子都湿了，像刚才掉进河里了一样。
用手在脸上一抹，脸上眼泪巴沙的。
她想：这种日子多么可怕，怎么过得下去，真要是钱大富来了，她又像被示众一样，丢丑不说，他要抓你回去，你又有什么理由不走呢？！怎么摆脱他?到底怎么办？心里七上八下，想着只有一条路，离开省城。
她想：只有到了解放区，才能放心，才是真正地逃脱了钱大富那个魔鬼。
她又想起了那个护训班。对，去苏北，逃到解放区去，就是最保险的了。
她一想到解放区，就决定不顾一切地逃了。
建明突然失踪了。
过了一个多星期，钱大富寄了一封信和一笔钱到报馆，给李建明的。要她赶快回家去，他会回来接她。
这封信和钱，国安都收到，这才猜到她逃离省城的原因。觉得她真是一个大傻瓜，这么多人在保护她，她居然被吓跑了，太没有自知之明，怕什么呢？
国安把她的身世，和盘托出告诉了洪先生。洪先生很后悔，后悔没有更亲近她，他说：“她要不逃走，我会爱她的。”
虎口
临上轮船的那天，她匆匆忙忙地去找了伍云，告诉她，她要去苏北的事。
伍云很惊讶地看着她说：“你一个人去苏北，干什么去呀？”
“我跟一个护训班去那里。”
“啊！你一个人去？！太冒失了！不能这样干的！”
“我决定了，不怕的！”她很坚决的样子。
伍云看着她，像一个大獴子，像一个不听话不懂事的大孩子，还不听别人劝说。
“你这事和洪先生他们商量过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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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那怎么行？！”
“来不及了，我马上得走！”
她并没有把要走的真正原因告诉她。
伍云看她那样子，非走不可，没法。
她就从桌子屉子里拿出一张练习纸，一个小信封，在自己衣服口袋上取下笔，唰唰地几下，写好一封信，交给她说：“你路过南京时，把这封信交给鲁直先生。他离你近，以后有什么事可找他帮助，他是一个好人。”
鲁直先生是她在桂林时的好朋友，是我们的同志。
她接过信来，放在衣服口袋里，似乎想不起来要说些什么一样，只匆匆忙忙地就离开了。
轮船到了南京，要换火车，护训班在车站停留一天，她趁机进城去找鲁直先生，但鲁直先生已随机关迁到上海去了。她扑了一个空。
山东枣庄。这个地方有些像抗日时期坚壁清野的味道，老乡们害怕当地驻军，都掩着门，人藏在家里，连一只烂扫把都捡进去了。
马路上，院坪里，到处都是些烂草席子，到处都是灰蒙蒙的。四处没有什么人走动，像大劫就要来临了一样。
那天，医官主任张铁，歪着头，青着脸，四处看了看，闻了闻，就集合全班的人，训了一次话。他说：“这是一个共军侵占了很久的地区，老百姓中毒很深。他们对国军有仇恨。为了对大家的安全负责，现在约法三章：一、不准进入老百姓的房子里去；二、不准与老百姓交谈；三、不准吃老百姓的东西。这三条规定，要互相监督，不准违反，如有人违反的，要受军法制裁……”
这里，天天可以看见碉堡、战壕，到处架起机关枪、卡宾枪、步枪，还有大炮，密密麻麻，层层叠叠，麻雀子穿过去，他们都要惊起一大跳。
晚上，她们也担任轮流值班站岗，两个人一班，在院子外面巡逻，有时也听到一声或者两声的冷枪声。有人说那是八路放暗枪，要她们小心。但她们一次也没小心过。
她想：唉，要是打过来了，那该多么好，我就当俘虏过去，那也是一个机会。但也只是想一下，全没得那个机会，她像一个幽灵，转来转去地巡逻。
每天除了学习急救法，抬担架和一些英文药名之外，就到医务室去上班。帮那些烂眼睛的兵和下级军官洗眼睛，洗烂疮子，贴膏药，没有什么事的时候，做棉签、棉球。
那些兵们，下级军官们，多借口来看病，一群群地来护训班医务室串门。
来了，这里看看，那里摸摸，有一搭没一搭地问这问那，嬉皮笑脸，寻开心。
空气太坏了，她感到出气不赢，可又没有第二个地方可去的，憋死也只有在这里。
上海的鲁直先生，收到了伍云和她的信，回了一封很热忱的信，问她的生活、学习情况，要不要看点什么书之类。但还是隔得太远了，帮不了她目前的忙。
她没有法子可想，又是逃不脱，走不掉了。
她每天中午休息时写日记，想寄托一点心中的烦闷。
张铁像一个幽灵，不知道他从哪个黑角弯里钻出来了。嬉皮笑脸地往她往身边走，嘴里还问：“你写什么呀！给我看看好吗？”
张铁的狐狸眼睛瞄着她，猜那日记本一定有秘密，他走拢来，一把把那枕头掀开，把日记本拿走了。
张铁是河北人，五十来岁，一对狐狸眼睛，看人似笑非笑，鬼鬼祟祟，脸色总是那么铁青，他是护训班的最高领导，中校医官主任。
人说他是一个魔鬼加色鬼。
张铁把她的日记本拿去了，她手心里捏着一把汗，她想：不得了，那日记里也写到了他的，写他看见那些营长、团长的时候老远就喊“阿克（OK）”，铁青色的脸一下子变成了猪肝色，站在那里，笔笔挺挺，又点头又哈腰的丑态，虽然没有记着他名字，只是称××的，但张铁不是一个白痴，他能对号入座的啊！
晚点名的时候，值日官不知哪里去了（因为平日都是值日官点名），张铁杀气腾腾地来了，他只用鼻孔出气，空空的两声，接着大声喊：“勤务兵！”勤务兵赶紧跑来了，他命令他赶快去拿一盏马灯来。
马灯拿来之后，他又命令他挂在院坪的大树上，照着大家。他的样子，他的一举一动，都带着一股杀气，也给她们这一些女生，增添了恐慌感，他要干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