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长达30多万字的长篇纪实小说终于写完了，我如释重负。在文体上，我无法准确地给它划定界别。如果叫它是小说不妥，因为全书内容绝大部分是真实的。尹昌衡这个人物亦文亦武，本身就是文学画廊上不可多得的人物，写起来无须过多的虚构。但如果说是纯纪实，也不妥，因为书中不乏文学的渲染。因此，说是长篇纪实小说比较合适。

这部书，我最初写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过后由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20多万字，书名《八千里路云追月》。原书，无论在封面、印刷、装帧上质量都差，尤其是错别字之多，多到不能容忍的地步。但尽管如此，也许这部书在相当的范围、程度上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尹昌衡，发行后影响之大之好，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和预期，让我惊喜。这，用中国辞书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的《成都大辞典》上一句话概括最为精当：“《八千里路云追月》，田闻一著。这部书用文学的笔法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尹昌衡。”而且，这样一本权威的《成都大辞典》能收进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肯定。

《八千里路云追月》出版问世后，先后被重庆的《西南经济日报》和《成都商报》的前身《成都科技报》作了数月连载。《四川日报》上发表了著名作家、矛盾文学奖得主王火热情洋溢的评介推荐文章。《青海日报》上发表了著名作家王立道的评论。青海人民出版社一批年轻编辑，拟将它改编成电影推上银幕。我还收到好些作家写给我的信，打给我的电话，有些电话还是香港打来的；他们对这本书的喜爱，让我感到欣慰。

我之所以写尹昌衡，著名评论家，原《当代文坛》副主编陈朝红，在一篇对我的整体性评论中，其实已经说明。他说：“当今文坛，空前活跃，异彩纷呈；眼花缭乱的旗号和主张，各不相同的追求和探索，多种多样的写法和格调。面对潮涌潮落、喧嚣变幻的创作流向，作家应当清醒地认识和把握自己，在多元变化的文学格局中找准自己的艺术定位，不左顾右盼，不盲目跟风，从自己的生活体验、文化功底和艺术修养的实际出发，注意扬长避短，走自己的路，经过刻苦的艺术探索和创造，方能开拓一方属于自己的艺术领地，创造出具有自己的个性特色和独特艺术风采的作品。

“擅长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田闻一，就正是这样一位具有艺术的自觉和执著追求精神的作家。田闻一长期坚持业余创作，十分刻苦勤奋，曾写了不少文学评论、散文、特写、报告文学。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他逐渐将主要精力转向纪实文学、长篇小说创作，特别着重在近现代史题材领域深入开掘。田闻一创作重心的转移，应当说是一种扬长避短的清醒的艺术选择。田闻一的生活经历比较特殊，他的家族成员中，有些人同旧社会政界上层人物有着广泛的联系，这使他有机会了解到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背后的鲜为人知的材料；田闻一长期从事报刊编辑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他经常同各界知名人士打交道，也便于查询和掌握丰富的文史资料。这与众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日积月累的历史文化积淀，就成为田闻一可供发掘的丰富的生活矿藏和独特的艺术优势。一旦认清了这一优势，田闻一的创作就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坚实的基础，从而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

“尹昌衡”是我写作出版的第三部长篇。最初，我在读到零零星星的有关史料中，职业和写作的敏锐提醒我，尹昌衡是一个人物！他不仅是个政治人物，军事人物，而且是个极有光彩的文学人物。但是，一旦具体到人物的写作时，我还是颇为踌蹰。因为：如果对这个人物进行大幅度的虚构，那么，写出来这个人物很可能会离真实的尹昌衡太远。如果进行写真，又嫌不够。我很有幸，这时我在无意中认识了朱之彦先生，进而认识了尹宣晟先生。

我尚健在的父亲，早年毕业于华西协合大学中文系。他始终不改文人习气，直至现在，朋友众多，而且这些朋友大都是文化人，朱之彦就是其中一个。一次偶然谈话中，朱之彦将尹宣晟介绍了我。尹宣晟是尹昌衡的幺儿，尹宣晟先生很愿意给我提供其父尹昌衡活的史料。

尹宣晟命运多舛。首先，他是尹昌衡被袁世凯诱骗到北京，继而下狱后生的孩子；是尹昌衡三个儿子中的老幺。其次，他受其父影响很深。那时，年幼的他，为了不到学校学习英文，在家自学，结果连小学文凭都没有一张。虽然最终他通过自学，满腹经纶，但因为没有文凭，吃了大亏。他“仇英”的种子也在自觉不自觉中形成的。当时，年仅27岁的四川都督尹昌衡，之所以请缨率军西征，平息西藏叛乱，根子在当时的英帝国主义，是英帝国主义煽动盅惑十三世达赖叛乱；尹昌衡之所以后来被袁世凯诱骗至京师下狱，也与英帝国主义不无干系：窃取了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想皇袍加身，这就要乞求包括英帝国主义等西方列强和日本等国的支持。一心维护祖国领士完整，坚决平叛的尹昌衡势必成了袁世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牺牲品。

到了言必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时期，作为尹昌衡儿子的尹宣晟，他的日子可想而知。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50多岁。高高的个子，五官端正，人品正直，知识渊博，声音洪亮。这一切，简直就是尹昌衡再世，而且他酒量惊人，这点，也酷似其父。让我感到高兴，欣慰的是，这时他已经结婚，有了一个不错的家庭。那家人对他很好，很尊敬。

在简陋的农家，尹宣晟有个单独的书房。

正是盛夏时季，我下了班就去到他那里，他口述我笔记。尹宣晟记忆力惊人，这之中，不乏浸透了他对父亲深厚的感情。其间，有两句闲聊似的话，让我至今记得：“我不想活久了！”正襟危坐的他笑着说：“我只想活到我父亲那样的年纪！”我万万没有想到，这话果真一句成籖，他去逝时年仅68岁，与他父亲尹昌衡一样。还有一句：“我今生最大、最后的愿望，就是在我父亲的陵园修好后，回彭县老家为我父亲守灵。”我知道，当时，他的侄儿侄女：俊熙、俊龙、俊文、俊骅、俊萼等正在作方方面的努力，已经取得初步成功，正在彭县老家修建“尹昌衡纪念馆”。他们，都是尹宣晟已经去世的二哥的儿女。

尹宣晟书柜里书很多，这些书，大都是他父亲的著作，有些还没有出版。在那个盛夏时节，我在完成了我的采访，在整理费时多日的采访成果时，我惊喜地发现，我原先的判断没有错：尹昌衡这个人和他的一生，是一本非常精彩的大书。而且，若干曲折的故事和极精彩的细节，是坐在书斋中编故事的作家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编不出的。

接下来，就是艰苦的写作了。写长篇，本身就是艰苦的脑力劳动，也是艰苦的体力劳动。而且，我这种写法，简直就是戴着镣铐跳舞：既不能抛开事实本身，天马行空似的去写；也不能完全囿于事实本身。既要戴上镣铐，又要把舞跳好，这不容易，很不容易。

当时，我还是业余写作。我利用一年中难得的休假，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写。就在我写完初稿的同时，肚子突然长拉不止。就此埋下了肠功能紊乱的祸根。写完后，我给尹宣晟先生看，他看得极细，在好几本自制的本子上写了意见。包括故事情节，彼时彼地的对话，风俗民情等等。

但是，正如我以上所说，书出后，尽管取得了不错的反响，但“硬伤”很多。这，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最大的遗憾。

这种遗憾，我相信，在我这本书重新出版之时，不仅可以得到完全的弥补纠正，而且在整体水平上肯定可以得到一个相当的提升。因为，就书的内容，人物的提练，文本的叙述水平上，都有了相当的提高。加上尹俊熙、俊龙，俊骅、俊萼等八姐妹兄弟的实力、还有他们的劳作、运筹和努力等等，都给这本书提供了保证。

俊熙、俊龙，俊骅等兄弟姐妹八人卓有成就。他们中，有成功的企业家、有资深建筑学家、有编辑记者和历史学家……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年前，我应邀去彭县尹昌衡故居参观了尹昌衡纪念馆，加深了我写这本书的实感。尹昌衡纪念馆规模不大，却备极堂奥幽深，显得精致。三进的小院。跨进门槛照壁之后，有假山、鱼池。回廊怀抱，红漆的柱子，大红的灯笼，灯笼下金色的流苏在春风中摇曳。

我在后院那尊尹昌衡铜象前久久观瞻徘徊。这尊铜像，生动地展现了尹昌衡的风采：他长身玉立，戎装笔挺，双目烔烔有神；脚蹬马靴，双腿微微张开，双手拄一把长长的指挥刀，威风凛凛。循着他那双很有穿透力的眼睛望去。我觉得，当年叱咤风云的尹都督，似乎在对我们这些后来者述说着什么。

不用说，尹都督故乡的人民，彭州市政府，对尹昌衡是崇敬的，怀念的。尹昌衡的故乡，已经改名为昌衡乡。而且更可喜的是，在当地政府的积极支持下，相对原先“微小”的“尹昌衡纪念馆”，要扩大到30多亩，当地老百姓的搬迁已经快结束。毕业于浙江大学，过后在北京一家设计院当过院长，从事多年专业设计的尹俊熙，将她设计的图纸给我看。我虽然看不太懂，但完全能领略到那气势。他们兄弟姐妹八人都有分工。现在，他们中，有的在抓“尹昌衡纪念馆”的扩大施工；有的在抓小说创作，有的在抓电视连续剧。工作齐头并进，扎扎实实。他们干的是一项工程，了不起的工程！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到来的时候，他们不仅将全面地、浓墨重彩地展现一个活生生的尹昌衡。而且，我相信，他们的成绩，他们的努力，对整个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也是一个贡献和推动。

很长一段时间，我总觉得，一个伟大人物的出现，与他的出生地不无关系。我相信地缘学。而且，我还作过许多实地探访。比如，毛泽东主席出生地韶山，那就是一个钟灵毓秀地。同样，邓小平的故乡广安也是。一代文豪郭沫若也是，他家座落在二峨山下，大渡河之畔。二峨山绵延清葱，奔腾而来的大渡河水，给郭沫若带来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墨、文气的涵养和滋润。还有，在唐宋八大家中就占了三席的眉山苏氏一门三父子：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地也同样如是。有这样一说：山东是一山（沂蒙山）一水（沂河水）一圣人（孔子）；我们天府之国四川，是多山多水多才子。此说很对。

而出乎我意外的是尹昌衡的故居。这里没有我想象中青葱耸立的山峦，没有玉带般飘过的河流。有的是成都平原司空见惯的景致：烟村人家，小桥流水；棋盘似的田野上，绿色为主，五彩斑斓。而这样的地方就出了尹昌衡这样的人物！我想，之所以如此，一定是这家人多年的造化，多年的积累。更主要的是尹昌衡本人的努力和固有的资质！

尹昌衡的墓莹修在纪念馆之侧。中间隔一座小小的农家小院。这家富裕起来的农家，在小院中修了一幢一楼一底的西式洋房。而尹昌衡墓莹却师法自然。在它四周簇拥着苍松、翠柏和油绿的冬青。墓地像平地矗立的一座小山，遍披青翠。在当前成都平原上寸土寸金，最讲究土葬的农人去世后都是火葬的情况下，当地能给去世多年的尹昌衡修建这样一个墓地，我想，在尹家后人努力的同时，也足见当地人对尹昌衡尹大都督的怀念和厚爱。墓地之前，左右两边立有一道红砂石的墓碑，这是尹昌衡的二女儿和幺儿尹宣晟的墓碑。他们的音容笑貌宛若眼前，于今已是阴阳两隔，让我平生伤感。这两个小小的墓碑，与他们的父亲贴得很近，我觉得，就像他们小时，在父亲身边绕膝承欢。

就在我陆陆续续写作这部书时，为投石问路，对这部书稿进行最初的检验，我相继给很有影响的《名人传记》，还有《团结报》和《龙门阵》等报刊上投寄了一些书稿，都刊用了。而且在《团结报》上发表的“尹昌衡慧眼识拔李宗仁”一文，过后还被多家文摘报转载。这就让我对这本书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今天是昨天的延续。不知道昨天，就不知道今天，不知道昨天和今天，就不知道明天。历史是一代接一代谱写、传承的，而类中重要人物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链条。尹昌衡就是这样的人物。他是四川历史上，也是民国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毫无疑问，尹昌衡这个人物是彭州的、也是成都的，四川的，更是全中国的。就在我马上就要在书稿上落下最后一个字时，清晰地听见了越走越近的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宏大的脚步声。我同时看见了，尹昌衡正从历史的深处向我们走来，越走越近。我愿和我的这本书，化作春天原野上一缕绿色的春风，升起来，托着尹昌衡翩翩而至。

2009年4月5日深夜于成都蜀光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