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对最有经验的精神分析学家来说，每一次神经分析都会遇到一些新麻烦。在每一个病人身上他都会遇到从未遇到过的困难，有些态度会很难去辨认，更加难以做出解释。有些行为更是在开始就非常不明朗。回顾神经官能症人格结构的复杂性，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所述，会发现里面包含了很多因素，其多样性也不足为奇了。每个人的禀赋各异，一生中的经历和体验更是不尽相同，尤其是童年期间经历的差异，使这些因素的构造和组合表现出无限丰富的多样性。

但是正如一开始指出的那样，尽管存在着这些个体差异，但是神经官能症患者成长环境中的关键冲突实际上总是相同的。总而言之，他们和我们文化中正常人所要面临的客观冲突都是相同的。用老生常谈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很难清晰地界定神经官能症患者和正常人之间的界限，再多重复一次或许仍然有用。很多读者面临自己经验中的种种冲突和态度，可能会问道：我是不是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最有效的评判标准就是个体是否感觉到被这些冲突阻碍了，以及他是否能够直接面对它们并处理它们。

当我们意识到，在我们生活的文化背景下，神经官能症患者被同样潜在的冲突逼迫着，并在较小的程度上，正常人也在遭受着这种困扰，我们就再次面临本书之初所提出的问题：我们文化中的一些什么条件使得神经官能症的形成恰好围绕着我所描述的这些特殊的冲突，而不是别的冲突？

弗洛伊德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有限的思考。生物倾向的反面就是缺乏社会倾向，因此他将社会现象主要归结于心理因素，而又把这种心理因素归结为生物性因素（本能冲动理论）。例如，这一倾向就让一些精神分析学家认为战争是由死亡本能导致的，我们目前的经济系统是由肛门性欲本能驱动的，机械时代没有在两千年前出现就是因为那个时代存在着自恋倾向。

弗洛伊德并不认为文化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过程的结果，他认为文化是生物驱动力的产物，这些生物驱动力被压抑或者升华后的结果就是建立对付这种驱动力的反应形式。这些驱动越是被完全地镇压，文化越会向更高层次发展。由于升华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加升华地对原始驱动力压抑的强度会导致神经官能症的发生。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导致神经官能症的发生，神经官能症是人类为文化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一系列想法所隐含的理论假设前提就是存在着生物性决定人类本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相信口唇、肛门、**和攻击性驱动力以大致相等的量普遍存在于全人类中。人与人之间会存在不同的人格构成，文化与文化之间也是，都是因为所需要的压抑程度的不同，这种压抑对不同驱动力以不同的程度施加着额外限制。

历史和人类学方面的发展并不能确认文化发展的高度和性压抑与攻击性驱动力之间的直接关系。这一见解的主要问题是它假设了定量性的关系而忽略了定性问题。这一关系并不存在于压抑的程度和文化发展的程度之间，而是存在于个人冲突与文化冲突之间。定量化的因素同样也不能被忽略，但必须是在整个框架的基础上才能够给出正确的评估。

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某些典型的困难，在个体生活中它们被缩小为具体的冲突，并且在一定的积累下会导致神经官能症的形成。由于我不是社会学家，所以只能简单地指出导致神经官能症和文化问题的主要倾向。

当代文化从经济上来说是建立在个体竞争的原则上的。每个单独的个体都要和同组中的其他个体进行竞争，超越他们，并且经常要把他们排挤开。一个人的利益往往是其他人的损失。这种情况带来的后果就是潜在的敌意在个体之间增强。每个人对其他人而言都是真正的或者潜在的竞争对手。这对于同一职业团体里面的成员来说更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他们会用追求公平或者礼貌的体贴方式来伪装。然而，必须强调的是竞争与潜在的敌意是相伴随的，并在所有的人类关系中存在。在社会关系中，竞争性占据着主导作用。它们存在于男人与男人之间，女人与女人之间，不管竞争的重点是名望、才能、吸引力，还是其他社会价值，都会极大地损害到牢固的友情关系。正如之前提到的，它同样会干扰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不仅反映在对伴侣的选择上，还反映在与伴侣争夺优越地位的整个斗争中。它贯穿于整个学生生涯。或许最重要的是，它会渗透到家庭生活中，所以一般来说，孩子在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一病毒的疫苗。父亲与儿子之间的竞争，母亲与女儿之间的竞争，一个孩子与其他孩子之间的竞争，并不是人类的一般现象，而是特定文化条件下的产物。弗洛伊德最大的成就之一就在于他看到了竞争在家庭中的作用，他的俄狄浦斯情结概念以及其他的假设都说明了这一点。然而，需要补充的是，这种竞争本身并不是由生物性决定的，而是既定文化下的产物。而且，家庭环境也不是唯一引起竞争的因素，竞争性刺激从生到死贯穿了人的一生。

个体之间的潜在敌意导致了永久性的恐惧——害怕来自他人的潜在的敌意，并因为害怕遭到别人的报复而加强。在正常个人生活中，另一种恐惧的来源就是害怕遭遇失败。对失败的恐惧是很现实的，因为总的来说，失败的可能性比成功还要大。因为在竞争性社会中，失败包含着现实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它们不仅指经济上的不稳定性，还意味着会失去威望，遭遇各种情感挫折。

成功令人如此神往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对于自尊心的影响。别人依照成功的程度对我们做出评价，不管我们是否愿意遵循这样的模式来评估自己。根据现存的意识形态，成功是由我们内在的特质所决定，或者用宗教的观点来说，是上帝恩宠的结果。事实上，成功取决于很多我们无法控制的因素，例如偶然的幸运以及狂妄的举止。然而，在现有意识形态的压力之下，即使是最正常的人也会感觉到当获得成功的时候自己具有一定的价值，如果失败了，就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不用多说，这反映了建立我们自尊心的基础是摇摇欲坠的。

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竞争性、同伴之间的潜在敌意、恐惧、逐渐递减的自尊心，最终导致了个人在心里觉得自己是孤立的。即使他与很多人都有来往，即使他快乐地结婚了，他在情感上仍然是孤独的。情感上的孤独对人们来说是很难忍受的，如果和自身的彷徨与不自信相吻合，就会演变成一场灾难。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这个时代的正常人的嫉妒需要爱作为治疗的解药。获得关爱让他觉得自己不再孤单，不再被敌意威胁，不再不自信。由于它符合生命的需要，所以爱在我们的文化中被人过高地评估了。像成功一样，它变成了一种幻想，一种被人们认为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幻觉。爱本身并不是一种幻觉——尽管它在我们的文化中经常表现为满足与爱毫无关系的愿望。由于我们期望的比实际能够实现的多得多，所以就形成了一种幻觉。我们的意识形态对爱有特别的强调，这就掩盖了产生过分夸张的爱的需要的种种因素。因此个体（我指的仍然是正常人）就处在一方面需要大量的爱另一方面却很难得到爱的两难困境中。

这种情况到目前为止为神经官能症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样的文化因素也会影响正常人，使他们的自尊心开始动摇，产生潜在的敌意、忧虑、担心，产生包含恐惧和敌意的竞争，加强了对美满的人际关系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神经官能症患者，并且在他们身上同样的结果会被强化，表现为处于崩溃边缘的自尊心、破坏性、焦虑、包含焦虑和冲动的破坏性竞争、对爱的过度需要。

当我们意识到每个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都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倾向，使得他们无法进行协调时，人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难道我们的文化中就不存在同样的矛盾？哪些是典型的神经官能症冲突？对于描述文化冲突的问题可能是社会学家的工作了。对我来说简要提出如下所述的这些主要冲突倾向就足够了。

首先要提到的冲突，就是以竞争和成功为一方，以友爱和谦虚为另一方，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一方面，我们所做过的每一件事情都会让我们离成功更近一步，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自信，而且还要有一定的进攻性，将其他人推到一边，自己一往无前。另一方面，我们又深深受基督教观念的影响，觉得为自己争取一些事情是很自私的行为，我们应该谦卑、容忍和屈服。对于这种矛盾，在正常范围内有两种解决方法：认真对待其中一种追求，放弃其他追求；或者对于两种追求都采取认真的态度，结果个体在这两个方向都会受到严重的抑制。

第二种矛盾就是自身需求的刺激与满足这些需求时所遭受的挫折。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在我们文化背景下，需求经常会通过广告等方式被激发，例如“炫耀性消费”、“攀比式消费”。然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些需要的实际满足都被严格限制了。对于个体来说，造成的结果就是在愿望与实际实现能力之间总是出现一定偏差。

另外一种矛盾存在于个体所谓的自由与实际局限性中。社会总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独立的，我们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生活。“生活的伟大游戏”总是向他敞开，只要他精力充沛且足够优秀，他总是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但事实上，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所有这些可能性都是有局限性的。人们开玩笑说的无法选择父母这件事可以延伸到一般生活中——选择和成就一项事业，选择娱乐方式，选择自己的伴侣。个人一方面感觉自己在决定自己命运时有着无穷的力量，另一方面又感觉到自己对此完全无能为力。

存在于我们文化中的这些冲突正是神经官能症患者想要逃避的冲突：具有进攻性的倾向和屈服的倾向；过度需要与害怕自己一无所有的恐惧；自我吹嘘与个人无助感之间的冲突。他们和正常人之间的唯一冲突就是程度上的差别。尽管正常人在不损害自身人格的情况下能够处理这些困难，但是对于神经官能症患者来说，所有的冲突都会被强化到一定程度，以致不可能有任何令人满意的解决方式。

看起来那些会成为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人正在以一种过分强调的方式经历着一些困难，而这些苦难是由文化所决定的，并受童年经历的影响。这些人无法解决这些困难，或者即使成功解决了也要冒着失去自身人格的代价。我们不妨说神经官能症患者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副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