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则上，任何感觉自己是或者表现出行为举止不负责任、不被人信任的顽童都会采用同样的策略。一些神经官能症患者会一直采用这种态度。或者即使他们的行为举止不再幼稚，他们也会拒绝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感觉。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可以观察到这一态度的作用，病人们在即将面临承认自身攻击性的倾向时，会突然感到无助，行为举止像个小孩，只渴望得到保护和爱。或者他们会有这样的梦，在梦中他们发现自己很渺小无助，蜷缩在母亲的子宫里或者就是躺在母亲的怀抱里。

在特定的情景中，如果不能有效应用无助来达到逃避的目的，则可以用生病来达到这一目的。众所周知，生病会成为逃避困难的一种途径。然而与此同时，对于神经官能症患者来说生病还是一道屏障，让他们避免意识到恐惧，让他们面对本应解决的困境时全身而退。例如，一个和上司不能处好关系的神经官能症患者会通过发作严重的消化不良来寻求保护。在这种时候，他让自己变得无能为力，目的是让自己显得没有任何行动的可能。可以说，这是要找到一种借口，以此来避免意识到自己的怯懦。(3)

最后同样重要的一种用来免除自身遭受任何形式反感的防御措施就是受害感。神经官能症患者通过感觉自己被人利用来避开因想要利用他人而遭到的责备；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忽视，就可以避免谴责自己的占有欲；通过感觉其他人没有办法很好地帮助自己，就避免了让其他人意识到自己有打败他们的倾向。他们会频繁地并且持续感觉自己遭受了迫害，因为实际上这是最有效的防御方式。这不仅能让神经官能症患者免于自责，同时还能成功地将责难转移到别人身上。

现在回到自我谴责的态度上，这一态度除了能够保护神经官能症患者免受被人反感的恐惧和正面获得安全感之外，另外的一个作用就是让神经官能症患者看不出要做出任何改变的必要性，而实际上用自我谴责代替了做出改变。对于每个人来说，让已经定型的人格做出任何改变都是极其困难的。而这对于神经官能症患者来说更是难上加难，不仅因为他很难认识到有做出改变的必要性，还因为焦虑使他性格中的很多部分变得不可或缺。做出改变之后所带来的情景让他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他被吓退回来。逃避这种认识的方式之一就是暗自认为通过自我谴责他能够“蒙混过关”。这种情形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如果一个人后悔自己做了某件情，因而想要改变引起这种失败的态度，他就不会使自己陷入罪恶感中。如果他让自己沉浸在罪恶感中，就表明他在改变自己的这件艰巨任务上退缩了，确实，单纯的自责比做出改变容易多了。

顺便提一句，神经官能症患者蒙蔽自己不能意识到改变的必要性的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将现有问题理智化（intellectualize）。想要这样做的病人在获得心理学知识后，对自己的认识会得到极大的理智上的满足，但是这种满足是止步不前的。理智化的态度就变成了一种手段，保护他们不会有任何情感上的经验，从而避免了自己需要做出的任何改变。就好像他们一边注视着自己，一边说：“瞧，这多么有趣！”

自我谴责的态度同样可以避免因指责他人而造成危险。因为自己承担罪恶看上去是一种更保险的方式，因此这就强化了神经官能症患者指责自己的倾向。对此，批评和指责他人的抑制作用在神经官能症患者身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接下来我们会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通常来说，这样的抑制作用都有一个形成过程。一个孩子生长在让他产生恐惧、憎恨、限制其自尊心发展的环境下，会让他对周围的事物产生深深的怨恨。然而，他们无法谴责，除非他感到自己深受威胁，否则他都不敢在自己的意识中觉察到这些不满。部分原因是害怕会遭受惩罚，另外一部分原因是他担心自己会失去想要得到的那份爱。这些微小的举动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坚实基础，因为创造出这样生存环境的父母本身就因其自身的病态敏感不能接受任何批判。然而，认为父母的决定是万无一失的态度随处可见，它在本质上来源于文化因素。(4)在我们的文化中，父母的地位建立在权威力量的基础上，而这种权威依赖于子女们的遵从。在很多情况下，家庭成员间的关系靠仁慈来维系，父母们也没有必要强调自己的权威力量。然而，只要这种文化态度存在着，多少都会对家庭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即使这种影响可能并不是主要影响。

当关系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上，批判就要被禁止了，因为批判本身会逐渐削弱权威的力量。这种禁止可能是公开的，并对违反者施行惩罚，或者会以一种更有效的方式，禁令被心照不宣地施加在道德的层面上。出于父母的个人敏感性，对孩子的批评会减少，同样出于这样的事实，父母被文化的态度所劝服，认为批判父母是不孝的，并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对自己的孩子产生了相同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不那么胆小的孩子会表达自己的反感，但回过头来会感到愧疚。一些胆子更小一点的孩子甚至不敢表现出任何憎恨，渐渐地不敢冒险地想一想自己的父母可能有错。然而，他会觉得一定有人错了，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由于自己的父母总是对的，那一定是自己有问题。不用说，这并不是一种理智化的过程而是一种情感过程，它不取决于人们的思考，而是取决于恐惧。

通过这种方式，孩子开始感到内疚，或者更准确地说，他养成了一种在自己身上找问题的倾向，而不是冷静地权衡利弊、全面客观地思考问题。他对自己的责备会导致他产生自卑而不是内疚。这两者之间只有变动的区别而没有明确固定的区分，完全取决于周围环境或明或暗的道德要求。一个女孩总是屈服于姐姐之下，出于恐惧一直忍受着不公正的对待，想要控诉却感到如鲠在喉，她可能会对自己说不平等的对待是正当的，因为自己就是比姐姐差劲一些（比如没她漂亮、没她聪明）。或者她会觉得这是正当的，因为自己就是个坏女孩。然而，这两种情况下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错怪了，都觉得罪过在自己身上。

这种类型的反应并不一定会一直持续下去，如果没有在头脑中根植太深，还是会发生改变的，如果孩子的生活环境改变了，或者进入他生活中的人们都欣赏他，在情感上支持他，他都可能会发生改变。如果这样的改变并没有发生，那么他会将对他人的指责转化成对自己的指责，并且只会随着时间的累积变得越来越强烈。同时对世界的憎恨会从不同的来源不断地累积，由于越来越害怕会被人发现，越来越害怕别人会像自己一样敏感，表达憎恨的恐惧也会与日俱增。

但是发现一种态度的历史渊源并不足以解释这种态度。无论从实际的角度还是发展变化的角度，更重要的问题是找到什么样的因素造成了这种态度。神经官能症患者之所以极其难以批判和指责他人，就是因为在他们的成人性格中存在着几种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首先，这种能力不足就是他缺乏自我肯定的表现之一。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不足，有必要将他的态度与我们文化背景下健康人表达指责时的感受和方式进行比较。或者更常见的是，拿它和正常人感受和表达攻击与防御的方式做比较。正常人能够在争论中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或者对于不正当的指责、讽刺和别人的强求进行驳斥，内在地或者外在地对抗不公平待遇，对遭遇欺骗表示抗议。如果他不喜欢一个请求或者要求，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选择拒绝。他能够感受到别人对他的责难，必要时也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只要他愿意，他可以故意疏远某人或打发某人。而且，他能够在没有过度情感紧张的情况下进行自我辩护和攻击，并且能够在夸大的自我指责和夸大的攻击性之间采取中庸之道，不会让他产生对整个世界不正当的甚至是狂暴的谴责。为了实现这种令人幸福的中庸之道，必须建立在这样的条件之上，而这些条件恰好是神经官能症患者或多或少地缺失的：在弥漫的无意识的敌意中能获得相对自由，有相对安全的自尊心。

当人们缺乏这种自发的自我肯定意识时，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脆弱感和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的感觉。那些知道——或者他根本没有经过思考——只要情境需要，就会进行攻击或者防御的人是强者，或者让人感觉是强者；而一个表达出自己不能这样做的事实的人，就是或者让人感觉是一个弱者。我们每个人就像电子钟表一样记录下是出于恐惧还是智慧抑制住了一场争论，是出于软弱还是正义感接受了别人的指责，即使我们能成功地骗过意识中自觉的自我，我们也不可能欺骗内心的自我。对于神经官能症患者来说，这种软弱的记忆是造成愤怒的永恒的隐秘来源。很多沮丧都开始于人们无法为自己辩护或者无法表达批判性的意见。

批判和谴责他人更重要的障碍在于它和基本焦虑直接关联。如果认为外界社会是充满敌意的，或者人们对此感到很无助，那么冒着得罪他人的风险所做的事情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鲁莽。对于神经官能症患者而言，这些危险更具危害性，他的安全感越是建立在对他人的感情上，越会害怕自己失去那份爱。得罪他人对于他与对于正常人有着完全不同的含义。因为他对于别人的感情是很脆弱和单薄的，他不觉得别人对他的情感会有多么坚实和稳固。因此他觉得得罪他人就有最终决裂的危险，会被完全地蔑视或者憎恨。除此之外，他有意无意地就会觉得其他人和自己一样害怕被人发现内心的脆弱，害怕遭到批评。所以在对待他人时，他会以别人对待自己的方式一样圆滑和小心翼翼。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把他放在一个特别的困境中谴责别人或者被别人谴责，因为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他的心中充满了压抑的憎恨。实际上，任何熟悉神经官能症行为的人都知道，大量的指责有时会以隐晦的方式表达出来，有时则是以公开的、最具进攻性的方式来表达。因此我敢断言，神经官能症患者对于批判和指责他人在本质上都具有一种怯懦，所以很值得简要讨论一下表达指责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

对别人的责难可能是在绝望的压力之下表现出来的。更具体一点，当神经官能症患者感到自己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时候，当他觉得无论自己怎么做都会被别人拒绝的时候，就会表达对别人的指责。例如，他竭尽全力想要表现出仁慈与体贴，却没有收到别人正面的回应或者干脆被拒绝了，这就激起了指责他人的冲动。他的所有谴责都在一件事上爆发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都取决于绝望的持久性。他可能将自己对他人的所有不满一次性地强加在别人身上，或者这种谴责可能延续相当长的时间。他对于自己说的话非常当真，也希望其他人也能把它当回事。然而，内心却暗自希望别人能够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的绝望，因此会原谅自己的行为。即使没有绝望存在，同样的情形也会发生，只要这些谴责是关于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意识中非常憎恨的人，或者他并不指望从中得到任何好处。我们马上就要讨论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这种真诚的要素也不存在了。

如果神经官能症患者感觉自己正处在被指责的危险中，或者已经被指责了，他也可能以非常激烈的方式进行指责。这时，让他人沮丧的危险与遭他人否定的危险相比，微不足道。他觉得自己正处在紧急关头，要反击，就像动物在遭遇危险时出于本能会拼死一搏一样。当病人们最害怕的事情被揭露了，或者当他们做出了让人反感的事情时，他们会对医生进行狂暴的指责。

和在绝望的压力下做出的指责不同，这种类型的攻击是盲目的。在发泄这些攻击和指责的时候，神经官能症患者并不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因为这些攻击和指责来自单纯地感觉到需要排除一种近在眼前的危险，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尽管这里面会顺便包含一些让人感觉很真实的责备，但主要都是比较夸张和浮夸的。在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内心深处，他们自己本身就不相信自己，也不期望别人能把自己太当回事，一旦别人认真起来，例如别人很认真地与他争辩，或者说展现出很受伤的迹象时，他会感到特别惊讶。

当我们意识到指责的恐惧是根植在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人格结构中时，当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这种恐惧的表现方式时，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表面浮现的画面与真实情况是相矛盾的。神经官能症患者经常不能表达合乎情理的批评，尽管他内心中充满了强烈的表达欲望。每次丢点什么东西，他都会觉得是保姆偷拿了。尽管如此，对于保姆每次准备晚饭都不及时，他却不能指责或者直接开除她。他们所能表达的指责往往都有点不切实际，说不到点子上，带有伪装的色彩，不是没有根据的就是纯属虚构。作为一个病人，他可能会因医生乱扔东西而疯狂地咒骂医生毁了自己，他却不能对医生抽烟的嗜好提出真诚的抗议。

这些公开表达的指责通常并不足以发泄当前积压的所有怨恨。为了能实现彻底发泄的目的，只能通过间接手段，通过连神经官能症患者自身都不会意识到自己在表达憎恨的方式。有一些可能完全是漫不经心的，有一些则通过从想指责的人身上转移到相对无关紧要的人身上。例如，一个女人可能责骂自己的保姆，因为她非常鄙视自己的丈夫。或者更常见的是转移到对环境的不满或者埋怨命运的不公。这些安全阀门并不是专门为神经官能症患者准备的，对他们来说间接和无意识地利用痛苦这一媒介是表达指责的特殊方法。通过痛苦，神经官能症患者把自己表现成活生生的责备工具。妻子因为丈夫晚归而生病比大吵大闹更能有效地表达对他的鄙视，并且还能收获在他人眼中自己是无辜受害者的好处。

通过痛苦表达指责到底有多少成效还取决于引发指责的抑制作用的强烈程度。如果恐惧不是很强烈，那么痛苦就会戏剧化地表现出来，并伴随着一般性的公开谴责：“看看，你是怎么把我搞得这么痛苦的。”这其实是谴责得以表达的第三个条件，因为痛苦让谴责看起来很有依据，痛苦和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用于获得感情的方式也有紧密的联系。谴责性痛苦同时会作为获得怜悯的乞求，和对已造成的伤害的敲诈。但做出谴责所受到的抑制越大，这种痛苦就越不外露。这可能会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神经官能症患者根本不会让他正在受苦的事情被人发现。总而言之，我们会发现痛苦的表现有非常大的差异。

由于这一恐惧在各个方面困扰着他，神经官能症患者会一直在指责和自我指责中徘徊。其结果之一就是神经官能症患者会一直处在绝望的不确定中。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出了正确的批评，是不是错误地衡量了自己。他通过经验明确了或者认识到自己的指责经常没有现实依据，而不过是由自己不理智的反应引起的。这一认识对他来说太难驾驭了，以至于他自己也分不清自己是不是真的错了，从而使他在必要的时候不能持有坚定的立场。

观察者倾向于接受或者将所有这些表现形式解读为极度敏感的愧疚感的表达形式。这并不是说观察者患有神经官能症，却暗示着他和神经官能症患者的想法和感受都受文化因素的影响。为了理解文化因素在愧疚感上起到了什么样的决定作用，我们必须考虑种种历史的、文化的、哲学方面的问题，而这将超出本书的主要内容。

对愧疚感的讨论可以简短地概括如下：当神经官能症患者因为某种愧疚的感觉责备自己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问题不应该是“他到底在内疚什么？”而是“这种自我指责态度的作用可能是什么？”其主要的作用就是：表达自己害怕遭人反感，对这种恐惧的抵抗，避免对他人做出指责。

当弗洛伊德与跟随他的大多数精神分析学家都认为愧疚感是一种终极动机时，他们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思考。弗洛伊德认为愧疚感源于恐惧，因为他认为是恐惧产生了“超我”，而“超我”就是产生愧疚感的原因。同时，他还倾向于认为理智的需求和愧疚感一旦建立就会作为最后的代理人来行使权力。进一步的精神分析表明：即使我们学会了如何在良心与内化的道德标准压力下正确应对愧疚感，但是这些感受背后的动机（尽管只以微弱和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却是对结果的直接恐惧。如果愧疚感本身并不是最终的动力，那么建立在愧疚感假设基础上的某些分析理论就有必要做出修正，尤其是具有模糊特性的愧疚感，如弗洛伊德尝试性地称之为无意识的愧疚感，才是造成神经官能症的最为重要的原因。在这里我只简单介绍一下最重要的三个理论：“消极治疗反应”，该观点认为由于无意识的愧疚感，人们宁愿保持生病的状态；(5)超我作为一种心理建设，给自己内心施加惩罚；道德受虐倾向，解释了自我折磨其实就是想要得到惩罚的后果。

(1)　弗洛伊德：《悲哀与忧郁症》，参见《合集文选》卷四，第152—170页。又见精神分析学家卡尔·亚伯罕：《力比多发展史初探》。

(2)　与荣格所说的“人格面具”（Persona）相一致。

(3)　如果这种想法被解读为法兰克·亚历山大在《人类人格的心理分析》中提出的因为对上司有攻击冲动而想要获得惩罚的倾向，那么病人们非常愿意接受这样的解释，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心理医生有效地帮助病人避免了面对这样的事实：他必须肯定自己。可是他不敢这样做，他因自己不敢这样做而生气。医生让病人在自己的头脑中意识到自己是被支持的，自己是如此高尚，以致会为自己的一点点不足而感到困扰，任何对抗上司的邪恶想法都会引起内心的极大困扰。他们通过承认他们具有这种高道德标准而强化了他们的受虐倾向。

(4)　参看弗洛姆的《权威与家庭》（1936年）。

(5)　参见拙著《消极治疗反应的问题》，载于《精神分析季刊》，第5卷（1936年），第29—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