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爱妄想综合征通常会以性瘾或者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性饥渴展现出来。就这一现象，我们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是不是所有被爱妄想综合征都是由**的不满足所造成的？是不是所有对爱的渴望，渴望接触、渴望欣赏、渴望得到支持，主要并不是为了满足安全感的需要，而是性的不满足所促成的？

弗洛伊德会倾向于以这样的方式看待这个问题。他认为很多神经官能症患者都焦急地想要依附别人，并紧紧抓住他们不放。他将这种态度归结为**的无法满足。然而，这一观念要基于特定的前提才能实现。它事先假设所有外在表现都具有性色彩，例如希望获得建议，得到认可或支持都是被淡化或者“升华”后的性需求的表达。除此之外，它假设温柔是一种受到抑制的或者“得到升华”的性驱动的表现。

诸如此类的假设并没有得到事实的验证。情爱的感受，温柔的表达和性欲三者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接近。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个体的爱是一种文化发展的产物。布利福奥特(1)曾指出，性欲和残忍之间的关系比与温柔之间的联系更紧密，尽管他的这一观点并没有特别地令人信服。

然而，从我们文化中所做出的观察可以发现，性欲的存在不需要有情爱或者温柔相伴，而情爱和温柔也可以在没有性欲的情况下单独存在。例如，并没有证据表明母亲与孩子间的温柔在本质上是一种性欲。我们所能观察到的（也是弗洛伊德的重大发现）就是，性元素是可能存在的。我们可以看到性欲与温柔之间有很多关联之处：温柔是性欲的前兆；人们可能在怀有性欲望的时候意识到温柔；性欲望可以刺激或者逐渐转变成温柔的感觉。性欲与温柔之间的这种转变当然可能暗示着二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谨慎一些，宁可假设两者是作为不同类别的感觉存在着的，这两种感觉一致性地、慢慢地转变成对方或者替换掉对方。

然而，倘若我们接受了弗洛伊德的假设，认为无法得到满足的性欲是寻求爱的驱动力，那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发现对爱的同样渴望及其所有的复杂表现——占有欲，无条件的爱，觉得自己不被人们需要，等等——存在于从生理角度而言**完全得到满足的人身上。然而，毫无疑问，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因此，我们不可避免地要下这样的结论，即性欲的无法满足并不能解释这些例子中所出现的现象，真正的原因不在性领域内。(2)

最后，如果被爱妄想综合征只不过是一种性现象，那么我们将无法对包含在其中的一系列问题做出解释，例如占有欲、无条件的爱、被拒绝的感觉等。的确，这些问题都已经被发现并做出了详细的描述。例如，嫉妒被追溯到兄弟竞争或者俄狄浦斯情结上；无条件的爱被追溯到口欲期；占有欲被解读为肛欲期；等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在之前章节中所描述的一系列态度和反应都属于一个整体，是一个统一结构的不同组成部分。如果不能意识到焦虑是藏在对爱的需要背后的动态驱动力，我们就不能了解这种需要被强化或者被削弱的具体条件。

采用弗洛伊德巧妙的自由联想法，很可能会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准确地观察到焦虑与这种对爱的需要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通过观察病人对爱的需要的波动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合作性和建设性的工作，有个病人突然间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想要占用医生的时间，或者渴望得到他的友情，或者盲目崇拜，或变得有极度的嫉妒心、占有欲，想成为“唯一的病人”；同时还会伴随着焦虑的增加，或者在梦里、在现实中有很匆忙的感觉；或者出现一些生理症状，如腹泻或者尿频。病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焦虑或者很强烈地想要抓紧医生的态度是由焦虑引起的。如果医生认识到二者之间的联系并展现给病人，那么双方会发现，一旦触及迷恋问题，病人就会感到万分焦虑。例如，他可能将医生的解释看作是一种不公平的指责或者羞辱。

类似的反应出现后的后果就是：这样的问题接二连三地发生，对它的讨论会引起病人对医生的强烈敌意。病人开始痛恨医生，在梦中希望他死；但他又会立刻压制自己的敌对冲动，并感到很害怕，出于想要得到安全感的目的，他会紧紧抓住医生不放。当这些反应依次发生后，敌意、焦虑以及随之而来的被强化的爱的需要就会逐渐淡化，退居幕后。一种被强化了的对爱的需要会规律性地随着某种焦虑的出现而出现。人们可以很有把握地将其视作一种警报信号，表示某种焦虑正在日益明显，即将爆发，因此病人需要获得安全感。我们所描述的这一过程并没有完全局限在精神分析过程中，同样的反应也会出现在私人关系中。例如，在婚姻里尽管丈夫在内心深处痛恨和惧怕妻子，但他却紧紧地依附着妻子，嫉妒她，想占有她，将她理想化，仰慕她。

我们完全有理由把这种强加在隐藏的憎恨下的、被严重夸大的忠诚说成是一种“过度补偿”，不过我们要知道这一术语仅仅是对这一过程做出的一个大概性的描述，并不涉及动力作用。

如果出于上面所提到的原因，我们并不认同用性病因学解释对爱的需要。那么这样的疑问就会产生，被爱妄想综合征有时会伴随着性欲望而生或者一起出现，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吗？或者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对爱的需要是否会以性的方式表达出来。

在某种程度上，对爱的需要的性表达依赖于外界环境是否允许这种做法，取决于文化差异、生命活力的差异和性气质上的差异，最终取决于一个人的性需要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如果不能得到满足的话，相比于那些能够在**中得到满足的人，他们会更倾向于以性方式来做出反应。

尽管所有这些因素都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对一个人的反应有着非常明确的影响，但它们并不能充分地解释个体的基本差异。在给定的表现出对爱有神经性需要的一群人中，这些反应在个体之间却不尽相同。因此我们发现他们中的有些人在与人接触时，几乎是强迫性地立即带有或强或弱的性色彩；而在另外一些人中，性兴奋或者性行为会保持在正常的情感和行为范围中。

属于前一组的男人和女人，他们能够从一种性关系跳到另一种性关系中。对他们的反应更加私密性的认识表明，当他们没有这种关系或者眼看着不能马上得到这样的关系时，他们会没有安全感，认为自己不受保护，并且行为会反复无常。属于同一类型但是会有更多抑制倾向的男人和女人，虽然他们实际上几乎没有这种性关系，但不管别人是不是被自己吸引，他们都会在自己与别人之间营造出性欲的氛围。最后，属于第三种类别的人，在性上会更加克制，却很容易进入性兴奋状态，会克制不住地将任何一个男人或者女人看作自己潜在的性伙伴。在最后一组中，强迫性**可能但不一定会取代真正的性关系。

除了所获得的身体的满足程度不同外，这种类型的人所展现出来的表现也不尽相同。除了对性渴望的强制性本质外，这群人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对于性伙伴的选择不具有任何分辨性。当我们综合考虑对爱有神经性需要的患者时，我们已经讨论了他们都具有的一些共同特征。除此之外，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一方面他们时刻准备着发生一段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在想象中的性关系；另一方面，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又存在着强烈的紊乱现象，一种比一般人的基本焦虑更严重的紊乱。这些人不仅无法相信爱，事实上即使得到了爱他们也会感到深深的不安，例如对于男人来说，可能会是**。他们可能意识到了自己有防御性的态度，或者他们会倾向于责备自己的性伴侣。对于后者，他们或她们坚信自己从未遇到过一个真正称心如意的女人或者男人。

性关系对他们来说不仅意味着某种特殊的性紧张的释放，而且是他们进行人际接触的唯一方式。如果一个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认为对他们而言获得爱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身体上的接触就变成获得情感关系的替代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与他人获取联系的一种主要方式，因此被赋予了一种特别的重要性。

对一些缺乏分辨能力的人来说，就会表现为对潜在的性伴侣缺乏选择性。他们会主动地寻求与男人或者女人之间的性关系，或者被动地屈服于别人的性需求，不管这种要求是出于同性的还是异性的。我们并不会对第一种类型的人特别感兴趣，因为他们主要通过性服务的方式来与别人建立起人际关系，否则的话，他们将很难获得一段真正的人际关系。而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并不是出于对爱的需要，而是出于想要征服他人的想法，或者更准确地说，想要制服他人。这种追求变得如此必要，导致性别的区别都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男人和女人都必须被制服，不管是在性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而在第二组中，人们会倾向屈服于来自同性或者异性的求爱，他们出于对爱的永无止境的要求而接受别人的性暗示，尤其害怕拒绝一项性请求后会失去那个人，或者不敢拒绝各种性要求，不管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他们不想失去任何人，因为对他们来说任何联系都是那么急切需要的。

在我看来，用某种“双性恋”（bisexuality）的概念来解释对两种性别都会发生性关系的现象是一种误解。在这些案例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对同性存在着真正的依恋。只要心里自我肯定的声音替代了焦虑的地位，那么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同性恋的倾向就会消失，就像对异性的不加选择性也会消失一样。

我们对于双性恋的讨论也会为解决同性恋问题提供一些线索。事实上，有很多的过渡阶段存在于所谓的“双性恋”和同性恋间。在后者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些明确的因素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人会将异性排除在自己的性伴侣之外。当然，同性恋的问题太复杂了，很难通过一种观点获得全部的了解。但是我能够肯定，从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同性恋身上不具备“双性恋”中所提到的那些影响因素。

在最近几年里，一些精神分析学家指出性欲被强化是因为性兴奋及满足被当作释放压力或者发泄心理紧张的方法。这种机械性的解释或许具有一定道理。然而，我认为一些心理方面的过程也会使焦虑引发过多的性需求，而这些心理过程是可以被发现和识别的。这种观点建立在精神分析观察以及对这些病人性欲外人格特性的发展研究上。

这种类型的病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非常热情地迷恋医生，急切地想要得到爱的回报；或者在精神分析过程中保持着相当超然的态度，然后将他们对**的需要转移到某一个局外人身上，而这个局外人看起来和医生有些相像，或者在他们的梦中两个人被等同了，从而局外人成了医生的替身；或者最终这个人想要与医生发生性关系的需要会仅仅出现在梦里或与医生见面时的性冲动中。病人会对这种毫无意义的性欲表现感到十分吃惊，因为他们既没有感到被医生吸引，也没有任何感觉表明自己喜欢他。实际上，性吸引既不来自医生所扮演的令人可察觉到的角色，也不在于他比其他病人有更多或者更少的焦虑，这些病人的性气质也并不比其他人更猛烈而无法控制。他们会变得比较特别是因为他们对各种真挚的爱都持有极深的怀疑态度。他们完全相信医生是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才会对他们感兴趣，在医生的内心深处会鄙视他们那些病人，或者他很有可能会做出那些伤害他们、不利于他们的事情。

由于神经官能症患者的高度敏感，在他们的每一次神经分析中多会出现怨恨、愤怒和怀疑的态度。尤其是在有强烈性需要的病人身上，这些反应就形成了永久性的顽固态度。它们使得医生与患者之间存在着一堵无形却又坚不可摧的墙。当面对自身的一些困难时，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放弃，中断精神分析治疗。他们在精神分析中所呈现的画面就是一生的真实缩影。唯一的区别是，在进行精神分析治疗前他们能够逃避了解自身人际关系的事实，而这一事实十分地脆弱和复杂。他们很容易陷入性关系中，这使他们混淆了事实情况，使他们认为随时准备建立性关系意味着他们有很好的人缘。

我所提到的这些态度会规律性地出现。因此，只要在病人开始进行精神分析，开始揭露自己的性欲时，关于医生的性幻想和性梦境就会显现。这时我会发现他们存在着严重紊乱的人际关系。依据这一方面的观察，我发现相对来说这和医生的性别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相继接受过男医生和女医生治疗的病人们会对二者有相同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他们在梦中或者在其他地方所表现出的同性倾向而妄下结论就会犯下巨大的错误。

总而言之，就像那句“闪闪发光的不一定是金子”一样，所有看上去是性欲的表现可能在实际上并不是。很大一部分看起来像性欲的其实和性欲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仅仅是寻求安全感的愿望的表达。如果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就会过高地估计性欲的作用。

那些由于未意识到是焦虑的加剧而导致性欲旺盛的个体，往往会天真地认为强烈的性欲是一种天生的禀赋，或者将其归结为自己的洒脱，不受传统禁忌的束缚。实际上他们这样做犯了和那些需要过度睡眠的人一样的错误。那些人想象着自己需要十小时或者更长的睡眠时间是由于自己的体质，但实际上他们对睡眠的过度需要是各种各样的情感压抑所造成的，睡眠仅仅是他们逃避各种矛盾的一种方式。同理，这种相同的逃避方法也适用于那些强制性的吃喝和饮酒。吃、喝、睡觉、性是人类生命的必需活动；这些活动的不同强度不仅和个人体质有关，而且也会随着许多其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例如气候，能否得到其他满足，是否存在外部刺激，工作的紧张程度，目前的身体状况等。但是这些需求同样也会通过一些潜意识因素而得到增强。

性欲和对爱的需要，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为理解禁欲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禁欲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被忍受取决于文化因素和个人差异。对于个人来说，它主要依赖于一些心理和身体因素。那些通过**来缓解焦虑的人会特别难以忍受任何禁欲，即使只是很短时间的克制，这是不难理解的。

这些考虑促使我们对性欲在文化中所发挥的作用做出一定的反思。在对待性问题上，我们往往对我们的开放态度带有某种程度的自豪和满足。准确地说，自维多利亚时期以来情况已经有了好转。在建立性关系方面我们享有更大的自由，也有更大的能力来获得性满足。后者对于女性来说尤其重要。性冷淡不再认为是女人的正常情况，而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缺憾。然而，尽管存在着一定的好转，但是其进步程度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深远。因为如今大量性关系的发生被用作发泄心理压力的出口，并不是出于真正的性驱动，因此更多地会被认为是一种镇静剂而不是真正的性享受和性欢愉。

文化情景同样反映在心理分析概念中，弗洛伊德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心理学中赋予了性以重要的地位。虽然很多现象在细节上被认为是一种性欲表现，但那实际上也只是比较复杂的神经性状况的外在表达而已，尤其是被爱妄想综合征的表达。例如，对医生的性欲通常被认为是对父亲或者母亲的性瘾的一种再现，但通常情况下那并不是真正的性欲，而是出于缓解焦虑的目的，企图获得安全感。病人经常会讲述一些幻想或者梦境，例如表达想要依偎在母亲胸前或者想要回到母亲肚子里的愿望，这表示一种对母亲或者父亲的“转移作用”（transference），这是可以肯定的。然而，我们不能忘记，这种表面上的移情作用仅仅是想要获得爱或者寻求庇佑的表现形式。

尽管对于医生的这种性欲被认为是对父亲或者母亲的类似性欲的直接重现，但我们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孩童时期对父母的依恋本身就是一种性依恋。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在成年神经官能症患者中，爱和嫉妒的所有特征（被弗洛伊德描述为俄狄浦斯情结的特征）在童年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但这种情况并不如弗洛伊德想象的那么普遍。正如我所讲的那样，我认为俄狄浦斯情结是不同类型过程的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初始的过程。它可能就是一种简单的儿童反应，由于父母给了一点点**抚而引发的，因目击性场面而产生，或者父母一方成为孩子盲目崇拜的对象所造成的。另外，它也可能是更加复杂的过程所造成的结果。正如我所说的，一些家庭情景为滋生俄狄浦斯情结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这种环境下孩子更容易感到恐惧和敌意，他们压抑这些情绪导致了焦虑的产生。在我看来有一种情况很可能发生，那就是孩子由于想要获得安全感而仅仅抓住父母中的一方，因此产生了俄狄浦斯情结。事实上，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得到充分发展的俄狄浦斯情结表现出了被爱妄想综合征的所有特征。例如，对无条件爱的贪得无厌，嫉妒心，占有欲，因遭受拒绝而产生仇恨。在这种情况下，俄狄浦斯情结并不是神经质的起源，它本身就是神经质的一种表现形式。

(1)　罗伯特·布利福奥特：《母亲们》，伦敦、纽约，1927年版。

(2)　在这样的例子中，情绪领域存在着明确的紊乱现象，但同时具有充分获得性满足的能力。这对很多精神分析学家来说，一直是一个谜，但事实是它们并不符合性欲理论却又不妨碍这种现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