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心理学之三）

（1918[1917]）

这篇论文是1917年九月份写成的，然而直到来年才出版。尽管这本篇论文和前两篇之间相隔了几年时间，似乎还是应该把它们收在一起，因为弗洛伊德自己曾把它们收在同一标题下。自从系列论文中的第二篇出版以来，中间出版了《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一书，而从一种角度看，这第三篇论文可以看成是对那部著作中的第二篇论文的补充。然而，另一方面，它包括了对女性性冷淡的临床障碍的讨论，在这一方面是对系列论文中的第二篇关于男性性无能的研究的副本。（见上文184页及以下）。

原始人的**中最令我们感觉陌生的几种细节是它们对处女的看法，处女是指未被男人碰过的女人。求婚者对女性的童贞价值的看重在我们的观念中似乎是根深蒂固的，作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我们在试图说明这种观念的时候几乎一片茫然。女孩被要求不能带着对跟另一男人的**关系的回忆跟一个男人结婚，实际上这恰好是对女性的绝对占有权的逻辑延续，它构成了一夫一妻制的本质，把这种独占一并延伸到过去。

从这一观点来看，通过讨论我们对女性的**的观点，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证明起初看起来是偏见的东西的正确性。处女对爱情的渴望受到长久的和艰苦的克制，第一个满足这种愿望的男人，在这样做时需要克服处女的社会背景和教育的影响为她建立起来的抵抗，那个男人将成为她的终生伴侣，这种关系也许将再也不会向任何别人开放。这种经验成了女性的一种束缚的状态，将保证对她的占有将一直不受干涉，使她能够抵御外来的新影响和**。

“性的束缚”这个词汇是被冯·克拉夫特·埃宾（1892）用来描述这样一种现象：在跟自己有性关系的人的关系中，一个人通常会产生一种高度依赖和缺少自立。这种束缚有时会延伸得很远，甚至会达到失去全部的独立意志，以及造成一个人承受个人利益的最大的牺牲；然而作者也没有忘记指出，一定程度的依赖是“绝对必要的，如果希望这种联系延续下去的话。”实际上，有些程度的**束缚对于维持文明的婚姻，对于阻击威胁它的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的趋势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在我们的社会组织中，这一因素被考虑的。

冯·克拉夫特·埃宾关于**束缚的形成的观念来源于，一个人“陷入罕见的恋爱和性格弱化的状态”与另一个无限的自私会同时发生。然而分析经验将使我们不会满足于这种简单的解释努力。我们更会发现决定性的因素是需要克服的性抵抗的多少，以及克服抵抗的过程是一次性的，不会再次发生的这一事实。这种束缚的状态，因此在女性比在男性身上更常见，也更强烈，尽管实际上在后者身上现在比古代发生的频率要大得多了。在我们能够研究男性性束缚的地方，这种束缚本身已表明它是试图通过一个特定的女人克服精神性无能造成的结果，涉及到的这个男人结果依然被这个女人束缚。[121]许多奇怪的婚姻，其中很多是悲剧——甚至有一些造成了深远意义的结果——似乎都是可以从这一根源找到解释的。

转到原始人的态度上，要通过宣称他们认为童贞没有价值，并通过举出以下事实来证明来描述它是不正确的，这一事实是原始人通过婚姻以外的方式，并在第一次婚内**发生前就破坏了贞操。相反，对他们而言，破坏贞操似乎也是有意义的行为；然而它已变成了一种禁忌——成了一种可以描述成宗教的禁止主题。习俗不是把贞操留给女孩的新郎和未来的婚姻伴侣，而是要求他避免去做这件事。[122]

收集所有的文献证据来证明这种禁忌习俗的存在，去探寻它的地理分布以及历数它的种种表现形式并非我的目的。因此我将仅仅陈述一个事实，以这种方式通过婚姻以外的手段撕裂处女膜在现存世界上的原始民族中非常普遍。正如克劳里（Crawley）所说：“这种婚姻仪式包括有某一个指定的人而不是丈夫破坏处女膜；它在低层次的文化中很常见，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克劳里，1902，347）。

然而，如果破坏处女膜不是由第一次**带来的结果，那么它就必须事先进行——不管是用什么方式，还是有谁了做这件事。我将从克劳里的书中摘取几段，就是上文提到的那本书，它可以提供有关这些问题的信息，而且还为批评性观察搭建了平台。

（同上，191。）“因此在第厄里（Dieri）和附近的氏族中（在澳大利亚）有一种普遍的习俗；当一个女孩到了可以破坏处女膜的青春期的时候（《皇家人类学学院学报》，24，169）。在伯特兰（Portland）和戈兰内格（Glenelg）氏族中，它是由一位老妇女来为新娘做的；因此有时会邀请白人来为处女开处（布鲁格·史密斯（Brough Smith），[1878]，2，319）。”

（同上，307。）“人为破坏处女膜有时会发生婴儿时期，然而通常是在青春期……就像在澳大利亚那样，通常会伴随着一种仪式性的**行为。”

（同上，348。）（根据斯宾塞（Spencer）和吉兰（Gillen）[1899]之间的通信，在澳大利亚的一些著名的仍然禁止异族婚姻的氏族中，“处女膜被人为破坏，然后协助的男人可以按照一种既定的顺序接近那个女孩（注意，是仪式上的）……这种行为分两部分，破坏处女膜和**。”

（同上，349。）“在马赛人（位于赤道非洲）中婚姻的一个重要前奏就是对女孩实施这一行动（J. 汤姆森（Thomson），[1887]，2，258）。在萨凯（Sakais）（马来西亚），巴塔（Battas）（苏门答腊岛），以及西里伯斯岛（印尼苏拉威西岛之旧称）的阿尔佛尔（Alfoers）人中，破坏处女膜是由新娘的父亲完成（普洛斯（Ploss）和巴特尔斯（Bartels），[1891]，2，490）。在菲律宾有一些人专职就是破坏新娘的处女膜，如果它没有被儿童时期时常请来破坏处女膜的老妇女破坏掉的话（费得曼（Featherman），[1882-91]，2，474）。在一些爱斯基摩人中，破坏新娘的处女膜是交给牧师来做的（同上，3，406）。”

我所提到的批评性意见与两点有关。首先，可惜的是在这些报告中，没有能够更仔细区分不通过**的简单破坏处女膜，和为了达到破坏目的进行**。只有一段文字特别告诉我们，这一过程分成两种行动：破坏处女膜（用手或者某种工具来完成）以及随着而来的**行为。在普洛斯和巴特尔斯（1891）的材料中，虽然其他方面很丰富，但是对我们来讲一点用处也没有，因为在他们的对这件事的陈述中，破坏处女膜的心理学意义完全让位于了它的解剖学结果。第二，我们应该高兴的是，了解了“仪式性的”**（纯粹形式的、仪式的或按部就班的），跟普通的**是怎样的区别的，前者就发生上述情况下。我所能读到的这位作者，要么太害羞，从而不好意思讨论这件事，要么再一次低估了这种**细节的心理学意义。我们希望旅行者和传教士的第一手叙述能够更完整和少一点模糊性，然而，因为这种文献目前大部分是国外的，我暂时还没有看到，所以我也不能就这一主题做出明确的讨论。[123]另外，我们可以绕过在第二点出现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记住这一事实，一种仪式性的模拟**毕竟仅仅代表了对先前需要不折不扣地完成的行为的替代或完全取代。[124]

可以举出各种各样的因素来解释这种处女的禁忌，下面我即将列举一下，并简要阐述之。当处女膜被破坏的时候，通常会流血；所以解释的第一步就是建立在把血液看成是生命之所在的原始民族对血液的恐怖。这种血液禁忌与性没有任何关系；它明显是跟对谋杀的禁止有关的，形成了一种反对嗜血本性，反对原始人的杀戮快感的保护性措施。根据这种观点，处女的禁忌是跟月经的禁忌相关的，后者的禁忌是普遍存在的。原始民族无法把这种每月流出血液的令人迷惑的现象跟虐待狂的观念脱钩。月经，特别是第一次出现，被解释成是被某种动物精灵咬了一口，或许是被解释成与这种精灵发生了**的迹象。偶尔有的报告会提供证据，认出了这位精灵就是一位祖先的灵魂，现在结合其他发现[125]，我们理解这位来月经的女孩成了禁忌是因为她成这位祖先灵魂的财产。

然而，其他因素警告我们不要过高估计像对血液的恐惧这样一种因素的影响。毕竟，它还没有强大到抑制这样一些习惯，对男孩子进行包皮环切以及更残酷的相应地发生在女孩身上的手术（切除**和大阴唇），一定程度上这些习俗在上述民族中存在着；它也没有强大到废除其他一些涉及流血的仪式的盛行。因此，如果说是为了消除丈夫在第一次同居的时候的恐惧才这样做的，并不令人吃惊。

然而还有一种解释，也是跟性无关的，它比第一种解释的解释范畴更为广大。它暗示原始男性总是永恒的潜在恐惧情绪的牺牲品，这就像我们在关于神经官能症的心理分析理论中，归入受焦虑神经症困扰的人的情况。这种恐惧情绪在跟日常生活有任何不同的场景下，都会强烈表现出来，只要这种情况涉及任何新的或不可期待的，任何不可理解或神秘的东西时。这一点也是在后来的宗教中广泛采用的习俗的来源，这些习俗与任何新的工作开始有关，与任何新的时间期限开始有关，与人类、动物和植物的第一次生育有关。焦虑的人认为正在威胁他的危险在危险的处境的门槛上时在他的期待中显现得最清晰，那也是保护他的措施不再生效的时候。婚姻中的第一次**当然，从重要性而言，可以要求以这些预防性措施为前提。这两种解释的努力，即以血液恐怖为基础和对第一次发生的事的恐惧，相互并不矛盾，而是互相强化的。第一次**当然是关键的行动，如果它涉及流血的话就更加如此。

第三种解释——也是克劳里偏爱的——让我们关注这一事实，处女的禁忌是包括全部**的大环境的一部分。不仅是跟妇女的第一次**成了禁忌，而且所有的**都是；人们也许几乎会说女人都是禁忌。女人不仅在特定的情况下是禁忌，包括源于她的**的月经、怀孕、生孩子和坐月子；除了以上情况，跟女性的**也是会受到严肃的诸多限制的，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野蛮人是充分享有性自由的。在特定情况下，原始人的**事实上超越了所有的禁止；然而大多数时候，它所受到的限制似乎比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中还要强烈得多。每当一个人开始某种特殊的事业的时候，比如踏上一次探险的旅程、去打猎或打仗，他就不得不远离他的妻子，特别是不能和她**；否则她就会使他的力量无法发挥或者给他带来不好的运气。在日常生活的情况下，也有一种清楚不过的远离**的倾向。女人和女人在一起，男人和男人在一起；从我们的观点看，家庭生活在原始氏族中似乎并不存在。这种分离有时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一种性别的人不允许大声说出另一性别成员的个人姓名，而女性则形成了拥有特殊词汇的一种语言。性要求有时会重新突破这种分离的障碍，然而在一些氏族中，甚至丈夫和妻子的见面都不得在野外、秘密地进行。

凡是原始人建立禁忌的地方，就是他担心会发生危险的地方。毫无争议的是在所有这些回避的规则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对女性的恐惧。也许这种恐惧是建立以下事实基础上，那就是女性不同于男性，总是不可理解和神秘的，奇怪的显然因此也是敌视的。男性害怕被女人弱化，会感染女性特征，从而表现出自己的无能。**拥有的消除压力和造成无能的影响，也许正是男人的恐惧的原型；对女性通过**对他产生的影响的认识，以及女性因此强迫他付出的对她的关注，也许证明了这种恐惧是可以延伸的。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过时，所有这一切对我们都还有影响。

对现存的原始民族观察的许多人曾提出这样的观点，他们的性冲动相对是比较弱的，从来没有达到我们在文明人身上习惯上见到的一定的强度。其他一些观察者提出过相反的意见，然而无论如何，我们所描述的禁忌的习俗证明了一种通过把女性看成是奇怪的和敌视的来反对**的力量。

通过跟目前使用的心理分析稍微不同的语言，克劳里宣称每一个个人都被“个人隔离的禁忌”和其他人分隔开来，而且正是拥有很多相似性的人之间的细微差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异样感和敌对感。探求这一观念，从中找出“细微差别的自恋”[126]是怎样导致敌视的是很诱人的，因为在每一种人类关系中我们都发现了这种敌视，它成功战胜了友爱的感情，压制了人应该彼此相爱的训令。心理分析认为它已经发现了男性对女性自恋式的拒绝下的一大部分规律，这些东西跟对她们憎恨混合在一起，引起人们对阉割情结以及它对我们对女性的看法的影响。

然而我们发现，后面的这些思考已经导致我们远远偏离了我们的主题。对女性的一般禁忌使我们明白了涉及和处女的第一次性行为的特殊规则。就它们而言，我们还没有偏离一开始的两种解释，即以对血液的恐惧为基础以及对第一次发生的事的恐惧，但我们必须指出，就是这些解释也没有触及禁忌问题的核心。很清楚，这种禁忌潜在的目的是使未来的丈夫接触不到或者完全免除了无法从第一次性行为中消除的东西，尽管根据我们开始的观察，正是这种关系导致了妇女被这个特定的男人所束缚。

在本文中，我们不打算讨论禁忌习俗的根源和终极意义。在《图腾与禁忌》（1912-13）一书中，我已经对此进行了探讨，在该书中我已经详细地讨论了原始的矛盾感情对决定禁忌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并从导致家庭建立的史前事件上探寻了禁忌的起源。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出原始人遵循的禁忌的这种原始的意义。我们太容易忘记一切，竟然期望发现这样的事，殊不知即使是原始民族生活在其中的文化也与远远不同与原初时代的文化，从时间的角度看，他们的文化和我们的一样古老，就像我们的文化一样，对应着一个后期的发展阶段，尽管有所不同。

现在我们发现原始民族中的禁忌已经发展成了一种复杂的特性，就像我们自己的神经病患者在他们的恐惧中发展出的那一套，而且我们发现旧的主题已被新的主题代替，后者是和谐统一的一些主题。那么抛开这些遗传的问题，我们将回到这样的观念，原始人在害怕危险的地方就建立一种禁忌。总的来看，这是一种精神的危险，因为原始人在这一点上并没有被迫做出二元区分，尽管对我们来讲这似乎是不可忽视的。他不区分物质和精神的危险，也不区分现实的和想象的危险。他总是使用万物有灵论的观点看这个宇宙，他认为任何危险都源于像他一样有灵魂的生命的敌对意图，这就是同样适用于那些自然力量给他造成的危险，以及其他人类或动物给他带来的危险。然而另一方面，他习惯了把自己的内在的敌对冲动投射到外部世界上，也就是把它们归咎于那些在他看来是不自在的，或者仅仅是奇怪的目标上。就这样，女性也被看成是一种危险的来源，跟女人的第一次**变成了特别强烈的一种危险。

现在我相信我们将得到某种暗示，这种强化的危险是什么，为什么它正好会威胁到未来的丈夫，如果我们仔细考察在我们今天这个文明阶段的女性在相同处境下的行为的话。作为这种考察的结果，我首先将承认这种危险的确存在，所以通过处女的禁忌，原始人试图保护自己免受尽管是精神的，却可以正确感知的危险的侵害。

我们把妇女**以后拥抱男性，在兴**来临的时候把男人紧紧抱在怀里视为一种正常的反应，我们把这看成是她的一种感激的表示，和持久约束的象征。然而我们知道这决不是说，第一次**应该带来这种行为；通常它仅仅意味着女性的失望，她仍然是冷淡的和不满足的，要使女性得到满足，通常需要很长时间、多次重复的**。从很快消失的单纯的第一次**冷淡，到无论丈夫用怎样的柔情也无法化解的毫无快乐的持续的、顽固的性冷淡，形成了一个不间断的序列病例。我认为这种女性的性冷淡还没有得到透彻的理解，除了那些责任归咎于男性的性无能的病例外，它们还需要阐明，也许需要通过关联的现象。

在这儿我不想引用那些从第一次**出发的研究努力——尽管很多研究如此，因为它们可以有多种解释，而且主要应该从女性通常会选择保护立场的倾向的表现上来理解，尽管并不全是这样。与此相反，我相信某些病理学的案例已经揭示了女性性冷淡的谜，在第一次，实际上在每一次重复的**以后，女性都会毫不掩饰地表现出对男性的仇视，她会羞辱他，抬起手来制止他，或者干脆打他。这里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个案，我已经对它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尽管这里的女人非常爱她的丈夫，她过去也会主动要求**，而且每一次都会得到性满足。我认为这一奇怪的、自相矛盾的反应，是由同样的冲动造成的，这些冲动通常只由通过性冷淡才能得到表现——也就是说，它能够阻止柔情的反应，而不会同时把冲动释放出来。在病理学案例中，我们发现在那些普通得多的性冷淡案例中统一起来产生抑制效果的过程，可以说自我分裂成了两个部分，就像我们很早就在所谓的“强迫的神经官能症”的“二元性症状”中发现的那样。[127]通过破环女性的处女膜唤起的危险，就在于把她的敌视性消耗在她自己身上，而未来的丈夫则是那个无论如何应该避免这种敌意的人。

现在分析是我们能够毫无困难地推定，是女性身上什么样冲动参与引发了这种矛盾的行为，这正是我希望从中找出性冷淡的原因的行为。第一次**行为集合了许多希望得到的女性态度中不适当的冲动，顺便提一下，有些是随后的**中不必出现的。首先我们想到了破坏处女膜给处女造成的疼痛，而且我们也许会认为这种因素是决定性的，所以我们必须放弃对其他因素的探寻。然而我们不应当过分看重这种痛苦，相反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必须着重由器官损害带来的自恋性伤害，以及以失去贞操会造成**价值的减少的知识为代表的合理化形式。然而，原始民族的婚姻习俗隐含着对这种过高估计的警告。我们已经听说了在某些病例中，仪式分成了两个阶段：在处女膜被刺破以后（通过手或某种工具），接下来后有一场和丈夫的代表进行的仪式性的**或模拟**，而且这也向我们表明了禁忌习俗的目的不是通过解剖学的破坏处女膜来完成的，而且丈夫摆脱的不仅是女性对痛苦的伤害的反应，而且还有其他一些东西。

我们发现第一次**经历的遗憾仅有一个进一步的原因是这样的事实，至少对于文明的妇女而言，满足与期望是不对应的。在此之前，**已经和禁止建立了最强烈的联系；因此，合法的或许可的**在感觉上又是另一回事。这种联系是怎样的紧密，可以通过一个几乎是全世界共同的风俗显示出来，如此众多即将结婚的女孩总是试图为他们新的恋爱关系保密，不让任何外人知道，实际上甚至不让父母知道，实际上这样做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他们也是不会反对的。女孩子经常公开说，如果别人知道了，她们的爱的价值就丧失了。有时这种感情可能会起支配作用，甚至完全能够完全阻碍婚姻中的爱情能力的发展。女性只有在必须保密的不道德的男女关系中才能恢复她们对温柔情感的敏感性，而且只有在这里她才确切知道她自己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

然而，这种动机同样不是太深；而且，因为是和文明的条件捆绑在一起的，它不能够跟原始民族的情势进行满意的连接。因此，更重要的是以下事实，它是建立在利比多的演化基础上。从分析性研究中，我们已经知道早前的利比多配给是多么的普遍存在和强大。在这些研究中，我们关心的是固恋的婴儿期的性愿望（在女性中，通常是对父亲或者取代父亲的兄长的利比多的固恋）——那些通常是足够多的愿望作用在**以外的其他事情上，或者仅仅把**作为一个模模糊糊的目标。可以说，丈夫几乎总是仅仅作为替代物存在，从来都不是理想的那个男人；是另一个男人——在特殊案例中是父亲——占有了女人的第一爱人的位置，而丈夫的位置最多排在第二。替代物是否会因为不满意而被拒绝，取决于这种固恋的强烈程度以及对它的维护是多么的坚定。因此性冷淡是神经官能症的遗传决定因子之一。精神因素在女性的**中越强大，她的利比多的配给反映出的对第一次性行为的巨变的抵抗的能力就会越大，对她的身体占有能够产生的效果的强度就会减少。那时性冷淡可能固定成为一种神经抑制，或者奠定发展其他神经症的基础，而且男性的性能力的哪怕一点点减少都会大大有助于这一过程的发展。

原始民族的习俗似乎是通过把破坏处女膜的任务交给一位长者、牧师或圣人，也就是父亲的替代者来考虑这一早期性愿望的主题的。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从这种习俗通向那个非常恼人的问题中世纪庄园主的**权的问题的一条直径。A. J. 斯多弗（Storfer）（1911）已经提出过同样的观点，而且就像荣格（1909）之前已经做过的那样，还把广泛存在的“多比亚司之夜（Tobias nights）”的习俗（即在结婚的头三晚连续禁欲的习俗）解释为对族长的特权的认可。因此，当我们发现神的形象就包括在被委托完成破坏处女膜的父亲代理人中，它是符合我们的期待的。在印度的某些地区，新婚的妇女被迫把自己的处女膜献给木头的男性**像，而且根据圣奥古斯丁的叙述，同样的习俗在罗马的婚姻习俗中也存在（在他的那个时代？），然而被弱化成年轻的妇女只要坐在男性生殖神的巨大石头阴茎上。[128]

还有一种动机，深入到更深的层面，可以显示为承担着对男性的矛盾反应的主要责任，在我看来，进一步使它的影响在女性的性冷淡中表现出来。第一次**行为引发了女性身上的上述描述过的以及其他长期存在的冲动，而且这些冲动与她的女性作用和功能是完全对立的。

从对很多神经症的妇女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她们经历一个早期阶段，那时她们嫉妒自己的兄弟的男性特征的标记，感到自己处于劣势，受到屈辱，因为她们自己没有（实际上是因为自己的太小）。我们把这种对“阴茎的嫉妒”归入“阉割情结”。如果我们理解的“男性的”包括希望成为男性的观念，那么“男性的反叛”这一名称就适合描述这种行为；这个词语是奥尔德（Alder）[1910]创造的，他的目的是宣称这一因素应该对一般的神经官能症负责。在这一阶段，小女孩经常毫不掩饰她们的嫉妒，也不掩饰她们对由于这一特性处于优势中的兄弟的仇视。她们甚至试图像她们的兄弟那样站着小便，以便证明他们宣称拥有的平等。在以描述过的病例中，那位妇女**后总是表现出对她的丈夫的不可控制的敌视，除此之外她是爱他的，在这里我可以断言这一阶段在目标选择的阶段之前已经存在了。只是后来那个小女孩的利比多指向了她的父亲，那时她不再想要阴茎，而是想要——一个孩子。[129]

如果在其他病例中这种冲动的发生顺序是反过来的，而且阉割情结这一部分只有在目标选择成功完成以后才生效，我也不应该感到吃惊。然而女孩子身上的男性阶段，即女孩子对男孩子的阴茎嫉妒的阶段，无论如何是属于较早的发展阶段的，而且它与原始的自恋比和目标选择的距离更近。

一段时间以前，我碰巧有机会深入考察了一位新婚的女人的一个梦，它可以看出是对失去贞操的一种反应。它本能地暴露了这位女性想阉割她的年轻的丈夫，并把她的阴茎据为己有的愿望。当然，也存在更天真的解释的空间，说她希望得到的是性行为的延长和重复，然而有几个梦中的细节与这种意义不相符，而且这位做梦的妇女的性格和由此造成的行为为更严肃的观点提供了证据。在这种对阴茎的嫉妒背后，还暴露了妇女对男人的敌视的痛苦，它在男女关系中从来都没有消失过，而且它清晰地反映在“被解放了的妇女”的斗争和文字产品中。在史前生物学研究中，弗伦茨已经把女性的这种敌意——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追溯到了两性开始分化的时期。首先，在他看来，**发生在两个相似的个体之间，然而一个变得更强大，并强迫弱小的一方屈从于性的结合。感情源于这种屈从的痛苦感情仍然表现在当今妇女的性情中。我认为进行这样的思考没有任何害处，只要我们避免赋予它们太高的价值。

妇女对破坏处女膜的矛盾反应的动机的痕迹依然留存在性冷淡中，在对这些动机进行列举之后，我们可以总结如下，女性的不成熟的**被释放在使她第一次认识性行为的男人身上。正因为如此，处女的禁忌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可以理解这样的指令，它要求恰好要和女人建立共同生活的男人应该避免这些危险。在高级的文明阶段中，赋予这种危险的重要性，在面临她的依从和毫无疑问没有其他动机和**的许诺时，降低了；贞操被看成是丈夫的财产，没有人可以要求他放弃。然而对于有障碍的婚姻的分析告诉我们，试图驱使妇女报复她的贞操丧失的动机在文明妇女的精神生活中并没有完全被消灭。我认为它一定给观察者留下了影响，在如此众多的病例中，女人在第一次婚姻中仍然是性冷淡的，会感到不幸福，然而在这种情况消失以后，她就会成为一个温柔的妻子，能够使她的第二任丈夫幸福。可以说，原始的反应在第一个目标上消耗殆尽。

然而，处女的禁忌，甚至在别的方面，在我们的文明生活中也没有完全消亡。这是众所周知的，作家有时会利用这些材料。安真格鲁伯（Anzengruber）[130]的一部喜剧写道，一个朴素的农村青年不敢和他喜欢的新娘结婚，就因为她是一个“会夺走她的第一任丈夫生命的女人”。因为这一原因，他同意她先跟另一个男人结婚，并愿意在她成为寡妇以后，不再危险的时候再娶她。这部喜剧的标题，《处女的毒药》，使我们想起了玩蛇人的习惯，他们先让毒蛇咬一块布，以便在之后自己拿着它不再有危险。[131]

处女的禁忌以及它的某些方面的动机在下面这个著名的戏剧人物身上得到了最为有力的刻画，它就是赫伯尔（Hebbel）的悲剧《朱迪斯（Judith）和赫罗夫恩（Holoferne）》中的朱迪斯。朱迪斯是一个贞操受到一种禁忌保护的女人。她的第一任丈夫在新婚之夜由于神秘的紧张瘫痪了，再也不敢碰她一下。“我的美就像颠茄，吃了它非死即疯。”当亚述人将军包围了她的城市，她想到了用她的美丽勾引并摧毁他的方案，于是用一种爱国的动机掩盖了**的动机。在她的贞操被这位强人夺取了以后，她一怒之下发现自己拥有了砍下他的头的力量，尽管这个强人曾吹嘘自己的力量和残忍，因此她也成了她的人民的解放者。砍头作为阉割的象征替代是我们都知道的；朱迪斯因此成了阉割了那个夺取了她的贞操的男人的女人，那正是我所报告的那位新婚妇女在梦中表达的希望。很清楚赫伯尔有意识地来自《旧约》伪书中的爱国叙事性欲化，因为这儿朱迪斯回来以后可以吹嘘她并没有失去贞操，而在圣经文本中也没有提到她离奇的新婚之夜。然而很可能，由于诗人细致的洞察力，他感受到了古人的这一动机，它已经淹没在有偏见的叙事中，而且他只是恢复了材料的本来面目。

塞杰（1912）通过深入分析表明了赫伯尔在选择材料时是怎样受到父母情结制约的，他又是怎样站在通常生活在两性斗争的挣扎的女性那一边的，而且使自己深入到了女性心理深处最隐秘的冲动的。他还引用了诗人本人改写材料的动机，他恰好发现这些动机的虚假，而且似乎有意识地去从外部证明诗人本人没有意识到某种东西是正确的，而从心底又在掩饰它。我不想反驳塞杰对为什么朱迪斯必须成为一位处女寡妇的解释，尽管根据圣经的叙述她是一位寡妇。他提到了在否认父母的**，把母亲想象成一位纯洁无瑕的处女的孩子气的幻想中隐藏的目的。然而我还要补充：在诗人建立了他的女主人公的贞操以后，他的敏感的想象力就全部放在了对她的贞操的破坏释放出的敌对反应。

现在我们可以做出结论，破坏处女膜不仅是把女人永远束缚在男人身上的一种文明的产物，而且它还释放了一种古代的对他的敌视的反应，它可能呈现出通常表现为婚姻生活的性的一面的禁忌形式的病理学形式，而且我们通常会把第二次婚姻通常比第一次幸福归咎于它。处女的禁忌在我们看来似乎很奇怪，它是一种恐惧，在原始民族中，由于这种恐惧丈夫避免做破坏处女膜之事，这些都在这种敌视的反应中得到了证实。

很有趣，一个分析家用自己的能力，能发现那种依赖和敌视的相反反应集于一身的，但仍然能和谐相处的女人。有些这种女人，似乎已经和她们的丈夫完全闹翻了，但仍然无法解放自己。正如她们经常努力把自己的爱引导到某一个男人身上，第一个男人的形象，仍然在发挥着阻止的效果，尽管她已经不爱那个男人了。分析于是教导我们这些妇女，说实在的，仍然在以一种捆绑的方式，而不再是通过情感，粘着她们的第一任丈夫。她们无法远离他们，因为她们还没有完成对他们的复仇计划，在一些显著的病例中，她们还没有把复仇的冲动带入意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