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和达雅来到莫斯科，借住在一个机关的档案库里。这个单位的领导帮助保尔住进了一家专科医院。

直到现在保尔才体会到，当一个人拥有健康和青春活力的时候，坚强是比较简单和容易办到的事；只有在生活如同铁环般把你紧紧箍住的时候，坚强才是光荣的业绩。

从保尔住进档案库那个晚上算起，已经一年半过去了。这十八个月里他所遭受的痛苦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在医院里，阿韦尔巴赫教授坦率地告诉保尔，恢复视力已不可能。如果将来有一天炎症能够消失，可以试着给他做个瞳孔手术。他建议先进行外科治疗，消除炎症。

他们征求保尔的意见，保尔表示，凡是医生认为必要做的，他都同意。

当保尔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刀割开颈部，切除一侧的副甲状腺时，死神的黑翅膀曾经碰过他三次。但是保尔的生命力十分顽强。每次，经过提心吊胆的等待之后，达雅总是发现丈夫尽管脸色如同死人般惨白，可是毕竟还活着，而且跟往常一样镇定和蔼。

“别担心，小姑娘。要我进棺材可没那么容易。我还要活下去，而且要大干一场，有意跟那些医学权威的结论捣捣乱。他们对我病情的诊断完全正确，但是硬说我百分之百地丧失了劳动能力，那就大错特错了。咱们还是走着瞧吧。”

保尔坚定地选择了一条道路，决心通过这条道路重返新生活建设者的行列。

冬天过去了，春天叩开了紧闭的窗户。失血过多的保尔挺过了最后一次手术，他觉得再也无法在医院里待不下去了。十几个月来，每天看到的是周围各种病人的痛苦，听到的是垂死病人的呻吟和哀号，这比忍受自身的病痛更为艰难。

当医生提议再做一次手术时，他冷冷地拒绝了。

“不用了。我已经做够了。我已经把我的一部分鲜血献给了科学，剩下的留给我自己派点别的用场吧。”

当天保尔就写信给党中央委员会，请求帮助他在莫斯科定居下来，因为他的妻子就在这儿工作，而且他本人再继续到处求医也毫无意义。这是他头一次向党请求帮助。莫斯科苏维埃对他的信做了批复，拨给他一间房子。于是，他怀着永远不再回来的唯一愿望告别了医院。

那间简陋的房子坐落在克鲁泡特金大街一条僻静的胡同里，保尔觉得，这已经是至高享受了。半夜醒来时，他还常常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远离医院了。

达雅已经转为正式党员。她顽强地工作着。不管个人生活遭遇了多大的不幸，她并没有落在其他突击手后面。群众非常信任这个沉默寡言的女工，她被选为工厂委员会的委员。保尔由于妻子成了布尔什维克而感到自豪，这大大减轻了他的痛苦。

巴扎诺娃医生出差到莫斯科，前来看望保尔。他们谈了很久。保尔激动地告诉她，自己已经选定了一条道路，力争在不久的将来重返战士的行列。

她看见保尔两鬓已经长出银色的发丝，不由得低声说：

“我看得出，您经受了很多磨难。但是您仍然没有丧失您那永不熄灭的热情。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的呢？您做了五年的准备，现在决定动笔了，这很好。可是您怎么工作呢？”

保尔笑了笑，安慰她说：“明天他们会给我送来一块格子板，是用硬纸板刻出来的。没有这东西我写不成字。上一行和下一行常常串起来。我琢磨了很久才想出这个办法，那就是在硬纸板上刻出一条条长格子，使我的铅笔不会写到格子外面去。当你看不见你所写的字的时候，写字是很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我坚信这一点。我曾经试了很久，但是怎么也写不好。现在我开始慢慢地写，每个字母都写得很小心，结果相当不错。”

保尔开始写作了。

他打算写一部描述英勇的科托夫斯基骑兵师的中篇小说。书名自然而然就跃入了脑海：《暴风雨所诞生的》。

从这天起，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这本书的创作上面。慢慢地，一行接一行，写成了许多页。他忘却了一切，沉浸在书中的人物形象当中，也初次体验到了创作的痛苦。那些鲜明难忘的场景那么清晰地重现出来，但是他无法将它们转化为文字，写出的字句是那样苍白无力、缺乏**。

凡是他写好的东西，都必须逐字逐句背下来。否则，线索一断，写作就受到了阻碍。母亲忐忑不安地注视着儿子的工作。

在创作过程中，他经常必须凭着记忆整页甚至整章地背诵，弄得他母亲有时候觉得儿子好像发疯了。在他写作的时候，她不敢走到他跟前。只有在替他把滑落到地板上的稿纸一张张捡起来的时候，才胆怯地说：

“保夫鲁沙，你还是干点别的事情吧。哪儿见过像你这样，写起来没个完的……”

看见她这样忧心忡忡，保尔不由得笑了起来，并且向母亲保证，他还没有到完全“发疯”的地步。

构思中的小说，已经写完了三章。保尔把手稿寄到敖德萨，请科托夫斯基师的一些老同志提意见。他很快就得到了赞许的回答，谁知手稿竟在寄回来的途中被邮局丢失了。六个月的心血白费了。这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非常后悔没有复制一份，就把唯一的底稿寄出去。他把自己的损失告诉了列杰尼奥夫。

“你做事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别生气了，现在骂人也不管用啦。重新开始吧。”

“可是，列杰尼奥夫同志！我六个月的心血就这样白白糟蹋啦。这是我每天紧张地工作八小时换来的啊！这些该死的寄生虫！”

列杰尼奥夫竭力劝慰他。

一切只得重新开始。列杰尼奥夫给他弄到一些纸，帮助他把写好的稿子打印出来。一个半月之后，第一章又重新写成了。

跟保尔同住一套房的是阿列克谢耶夫一家。大儿子亚历山大是本市一个区的团委书记。亚历山大有一个十八岁的妹妹，叫加莉亚，刚从技工学校毕业，这是个乐观开朗的姑娘。保尔让母亲跟她商量，看她是否愿意帮忙，做他的“秘书”。加莉亚非常高兴地答应了。她满脸笑容地走过来，听说保尔正在写一部小说，连忙表示：“柯察金同志，我很乐意帮助您。这跟替我爸爸写枯燥乏味的住宅卫生条例完全不同。”

从这天起，文学创作就以加倍的速度向前推进了。一个月内，保尔写了那么多，连他本人也感到很吃惊。加莉亚满怀同情，积极帮助他工作。她的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着。遇到特别喜欢的段落，她总要念上好几遍，并为他的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在这幢楼房里，她几乎是唯一一个相信保尔这项工作的人。其他人都觉得这是徒劳无益的，认为这只是他闲得无聊，在借此消磨时光而已。

列杰尼奥夫因公出了趟差，回到莫斯科后，读了小说的前几章，就说：“朋友，干下去！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保尔同志，你会迎来胜利的喜报的。我坚信你重新归队的理想，不久就可以实现了。孩子，千万别丧失希望。”

老头子看见保尔精力充沛，便非常满意地走了。

加莉亚经常来。随着她的铅笔在纸上沙沙地响，那些追忆难忘往事的字句在不断地增加。每当保尔沉湎于回忆的时候，加莉亚就发现他的睫毛在微微颤动，眼神现出那么丰富多彩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活动。要说他已经双目失明，那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他那对清澈明亮、毫无斑痕的瞳孔是多么富有生气啊。

每天写作一结束，加莉亚就把当天所记录的内容念给他听。当他凝神细听的时候，总是皱着眉头。

“柯察金同志，您为什么皱眉头呢？您瞧，您写得多好啊！”

“不，加莉亚，写得不好。”

然后他亲自动手重写他认为写得不好的地方。有时他实在忍受不了格子板的狭窄框框的束缚，就扔开不写了。这时候，他尤其痛恨丧失了视力的生活，他把铅笔一支支地折断，嘴唇咬出血来。

工作越接近末尾，那些被禁锢的感情就越频繁地力图挣脱他坚强意志的束缚。这些被禁锢的感情就是除他之外每个人都有权宣泄的内心的忧伤以及种种或热烈或温柔的人类普通情感。只要他屈服于这些感情中的任何一种，他的事业必将以悲剧而告终。

达雅常常深夜才从工厂回家，跟保尔的母亲低声交谈几句，就上床睡觉了。

最后一章终于写成了。加莉亚花了几天的工夫，把整部小说念给他听。

明天就把手稿寄往列宁格勒，寄给州委员会文化宣传部。如果他们给书稿开出“许可证”，他们就会把它送交出版社，那样的话……

他的心怦怦地跳起来了。那样的话……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这是他用多年紧张而顽强的劳动争取到的啊。

这本书的命运决定着保尔的命运。如果书稿被彻底否定，那么他的生命也就到了尽头；如果它的缺点只是局部的，可以通过进一步修改来克服的话，他会立刻发起新的进攻。

母亲把沉甸甸的包裹送往邮局。紧张期待的日子开始了。保尔一生从未像这些天那样焦躁难耐地等待着来信。他从早班信等到晚班信，可是列宁格勒方面一直没有消息传来。

出版社的沉默逐渐转化成一种威胁，失败的预感与日俱增。保尔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书稿遭到无条件的拒绝，那就意味着他的毁灭。那样他就无法再活下去了。活下去也没有意义了。

此时此刻，郊区海滨公园的那一幕又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为了挣脱铁环，争取归队，为了让生命变得有价值，你是否已经竭尽全力了呢？”

他每次的回答都是：“是的，我似乎已经竭尽全力了！”

很多天过去了，直到等待已经变得难以忍受的时候，跟他同样激动的母亲突然跑进房间大喊：“列宁格勒来信了！！！”

这是州委会打来的电报。电报纸上只有简单的几个字：

“小说备受赞赏。即将出版。祝贺成功。”

他的心猛烈地跳动着。日思夜盼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铁环已经被彻底砸碎，现在他拿起新的武器，重返战斗队伍，开始了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