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学术者，有所谓汉学与宋学之分。考汉学之变为宋学，其关键正在魏晋。论中国学术之演变，而忽略或否定魏晋学术，是不可思议的。而讨论魏晋学术，却忽略或否定作为魏晋学术演进的重要手段之一的清谈，也是不可思议的。

但事实上，魏晋清谈的的确确没有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无论中文外文，至今没有一本详细讨论魏晋清谈的专书，即是明证。考其原因，一方面固由材料不足，因而研究不易；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对清谈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轻视，这轻视又来源于一种由来已久的误解，即所谓“清谈误国”。

“清谈误国”之说，最早见于王衍临死前的自责，说：“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494]其后干宝在《晋纪·总论》中批评当时清谈之风，说：“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495]东晋王羲之也曾经对谢安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496]这些批评都还不算十分严苛，也没有直斥“误国”。到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的《日知录》里，则直言“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甚至以“亡天下”之罪归之。[497]从此以后，“清谈误国”“清谈亡国”便成为众口一词的铁铸公案了。

顾炎武的话未免太偏激了一点。他愤于明之亡于清，找不出原因，却把它归于当时学者们的高谈心性，于是追根溯源，乃怒斥魏晋人的高谈《老》《庄》。其实明之亡于清是政治与军事没搞好，同高谈心性有什么大关系？西晋之亡于刘、石，也是政治与军事没搞好，同高谈《老》《庄》有什么大关系？谢安之答王羲之，说：“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初看似是强辩，细思甚有道理。政治、军事出了问题，不清谈照样亡国；政治、军事不出问题，清谈照样不会亡国。王导、谢安都雅善清谈，不碍其为高明的政治家，钟会、桓温、谢玄也雅善清谈，不碍其为高明的军事家。王衍之亡国，真正的原因也不在清谈，而是当时的衮衮诸公（王衍所说的“吾曹”）既无治国的才能又不努力办事的缘故。清谈与国事的关系正如同看书、下围棋、看电影、打高尔夫球与国事的关系一样，实在无所谓误不误的问题。当然，一个负重要责任的政治领袖如果丢下正事不干，一味沉溺在这些爱好里，那当然是要误事的。但这种因沉溺而误事的情况，任何一种嗜好都可导致，又岂止清谈一端哉！

说“清谈误国”的人有不少是讨厌清谈的内容背离了传统与正统，从而搞坏了社会风气，如顾炎武说的“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498]其实，这种指责也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的确在魏晋清谈——或者一般地说，魏晋思潮或魏晋学术中看到一种权威陵替、中心散落、挑战传统、背离正统的性格，但那不过是当时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共同特点，不独清谈为然。清谈中的这种现象只是整个时代的反映，如果要责怪，首先也轮不到清谈。何况这种性格也不见得全是负面的，尤其从历史的观点看更是如此。一方面，它固然产生分裂与纷乱，但另一方面，它也产生解放与革新。在看来一无是处的表象背后，却隐藏着积极而正面的历史宿命。旧权威的陵替是重组更有号召力的新权威的前提，旧中心的散落是凝聚更有包容性的新中心的条件，传统在遭遇挑战后才会起而除旧布新，正统在受到否定后才会接纳有生命力的异端。经过魏晋南北朝的痛苦熔炼，秦汉的中国乃转型为更博大、更文明的唐宋的中国。学术中的权威陵替、中心散落、挑战传统、背离正统的结果乃是独尊儒术、以太学讲经为主要形式、重视章句家法的两汉学术逐渐变为广纳各家、以书院讲学为主要形式、追求义理圆融贯通的唐宋学术。

总之，清谈是学术，不是政治，它同社会、国家、政治都有关系，但不是“清谈误国”论者所理解的那种关系。政治的归政治，学术的归学术，清谈被误解得太久了，我们今天应努力还它以本来面目。

清谈在隋统一中国后就自然地消失了，这同当时社会的状况有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科举制度的建立。知识分子有了新的奋斗目标、新的兴趣中心、新的竞争方式和新的游戏规则，本来就已经是强弩之末的清谈乃于焉退出中国学术的舞台。但它曾经在这个舞台上扮演过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起过相当积极的作用，是我们这些后世的研究者们所不当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