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年间，几位清谈高手相继去世，先是王濛、刘惔于永和初年去世，后来是殷浩于永和末去世，次年谢尚又卒，京师谈坐很快就显得有点冷清了。大概正是因为如此，哀帝（361—365年在位）才要把支遁从会稽请来。至于会稽那边呢，谢安于360年或稍后出山，做桓温的司马，阮裕、许询也在这前后辞世，支遁不久又被皇帝请走，只剩下一个王羲之。至太和初（366）支遁也去世，东晋清谈就真正呈现出一幅衰落的景象来。

当然，此时贵族的生活依旧，社会也没有什么大变化，除了桓温的几次北伐弄得有点**不安外，其余尚可算是平静，且其时司马昱、谢安仍在，先后主政，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可以推测当时清谈的风气应当还是一如往昔的，前面论谢安时所引《世说新语·言语》七〇条就是一个证明。说它衰落，不是说没有清谈，只是说热潮不再，光辉不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没有后起的清谈高手出现，较年轻一辈中以清谈闻名的如谢朗、庾龢、韩伯、王坦之，到更晚一点的如殷仲堪，没有一个可以同从前殷、支、王、刘相提并论的；第二，没有新的理论出现，如有，也只是在佛学之中，如僧肇的不真空论及道生的学说，但那多多少少有点离开玄学与清谈的正轨了；第三，没有大的论争，其中王坦之著《废庄论》，算是掀起一些波浪，但也没有看到在清谈中正式讨论，正始、元康、咸康都曾出现过的那种辩论激烈的清谈盛会，在永和以后似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但既然清谈的风气依旧，我们就有必要把这一段清谈也做一个回顾。下面我就仍以人物为中心把东晋永和以后的清谈面貌简单勾勒一下。

1.庾龢（329—366）[417]

庾龢字道季，是庾亮的儿子。《晋书》本传说他“好学，有文章。”[418]徐广《晋纪》则说他“以文谈致称于时”[419]。他和谢朗、韩伯、王坦之年龄差不多，是常在一起清谈的好朋友。《世说新语·言语》七九条云：

谢胡儿语庾道季：“诸人莫当就卿谈，可坚城垒。”庾曰：“若文度来，我以偏师待之；康伯来，济河焚舟。”

如此看来，庾龢自认其清谈本事超过王坦之而次于韩康伯。他是很自负的人，但颇敬重王、韩，《品藻篇》六三条云：“思理伦和，吾愧康伯；志力强正，吾愧文度。自此以还，吾皆百之。”他敬王坦之的是“志力”，至于清谈，则坦之似乎还不是他的对手。

2.王坦之（320—375）[420]

王坦之字文度，王述之子，父子都有名当时。桓温死后，他与谢安共辅幼主（孝武帝司马曜），是东晋中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可惜死得太早了（桓温卒后两年坦之亦卒），故不如谢安有名。

王坦之的确是一个“志力强正”的人，看他屡谏谢安之纵情声色及著《公谦论》《废庄论》，可以知之。尤其是那篇《废庄论》，与清谈颇有关系，值得一谈。

清谈“三玄”中，《庄子》最后起，但渡江以后却最盛，大有驾《易》《老》而上之之势。考《庄》学之始兴，乃在竹林七贤之时，本意是借庄子**的生活态度作外表以掩饰（同时也表达）其对当时政局的不满与不安。后来向、郭作注，大畅玄风，一方面把《庄子》引向深入、玄奥的学理探讨，使之成为清谈中比《易》《老》更流行的话题；另一方面则渐渐抹灭了嵇、阮当年的牢骚态度而发展了其中的**成分。颓废放任、纵情酒色一时成了名士们的时髦作风。这样，玄学清谈就通过《庄子》而与**的生活态度结下不解之缘。但这二者并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玄学清谈完全可以离开**而发展。要离此二者，其关键就在于废《庄》。王坦之《废庄论》的出发点和用意就在这里。懂得了这一点，我们就懂得了王坦之何以废《庄》而不反《老》的原因，也就知道了王坦之的态度并不是站在玄学与清谈的对立面上。下面我从王坦之《废庄论》中摘引两段，从第一段我们可以看出他反的是因庄子而带来的风俗**，从第二段我们可以看出他并不反对玄学与清谈，玄学清谈所提倡的哲理态度（道）他是很赞成的，但他认为那已完全包含在孔、老的著作中了，庄子讲的并没有超过孔、老，因而是可废的。

若夫庄生者，望大庭而抚契，仰弥高于不足，寄积想于三篇，恨我怀之未尽。其言诡谲，其义恢诞。君子内应，从我游方之外，众人因藉之，以为弊薄之资。然则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庄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鲁酒薄而邯郸围，庄生作而风俗颓。礼与浮云俱征，伪与利**并肆，人以克己为耻，士以无措为通，时无履德之誉，俗有蹈义之愆。骤语赏罚不可以造次，屡称无为不可与适变。虽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

若夫利而不害，天之道也；为而不争，圣之德也。群芳所资而莫知谁氏，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弥贯九流，玄同彼我，万物用之而不既，亹亹日新而不朽，昔吾孔老固已言之矣。[421]

不难看出，王坦之坚持的正是正始间王、何一系的玄学正宗，即援道入儒、孔老并尊，他反对的是玄学末流的**之风——他认为是从《庄子》而起。显然，这个问题是很可以争论的，可惜我们并没有看到有关这个问题的论争的记载，例如元康间王衍与裴，或永和初殷浩与孙盛的辩论那样。

世传王坦之与支道林“绝不相得”，王谓支非高士，又批评他的清谈是“诡辩”，支则说王不解风雅，骂他是“尘垢囊”[422]。支、王之不相得，恐怕与一擅庄一废庄多少有些关系。他们之间倒是曾经有过清谈交锋，但令人奇怪的是，清谈声名籍籍的支道林那天却居下风：

王文度在西州，与林法师讲，韩、孙诸人并在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孙兴公曰：“法师今日如著弊絮在荆棘中，触地挂阂。”

（《世说新语·排调》五二条）

西州即扬州，王坦之并没有做过扬州刺史，但他的父亲王述从354年2月到364年5月则一直是扬州刺史，而东晋时扬州治所在京城建康[423]，所以这次清谈多半是发生在支遁为哀帝迎至都而王述尚在扬州刺史任上的时候，即362年至364年前后[424]。文中“韩”应是韩伯，“孙”是孙绰。如此说来，王坦之的清谈本事应当还是不错的。

3.韩伯（332—380）[425]

韩伯字康伯，是殷浩的外甥，官至丹杨尹、吏部尚书，领军将军，后改授太常，未拜而卒。他小时候就表现得很有清谈天才，殷浩夸奖他，说：“康伯未得我牙后慧。”（见《世说新语·文学》二七条）就是说，他有他的见解，并不只是跟着舅舅学舌。殷浩又说：“康伯少自标置，居然是出群器；及其发言遣辞，往往有情致。”（见《世说新语·赏誉》九〇条）《世说新语·夙惠》五条记他小时的一则故事，可见他推理的能力的确不错：

韩康伯数岁，家酷贫，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谓康伯曰：“且著襦，寻作复裈。”儿云：“已足，不须复裈也。”母问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热，今既著襦，下亦当暖，故不须耳。”母甚异之，知为国器。

他长大后果然“善言理”[426]，司马昱引他为谈客[427]。王坦之作《公谦论》，袁宏难之，他作《辩谦》以折中，开头说：

夫寻理辩疑，要先定其名分所存。所存既明，则彼我之趣可得而详也。夫谦之为名，存乎降己者也。以高从卑，以贤同鄙，故谦名生焉。孤寡不毂，人之所恶，而侯王以自称，降其贵者也。执御执射，众之所贱，而君子以自目，降其贤者也。[428]

你看，他说辩论要先下定义，弄清概念，确定内涵；接着他就给“谦”下定义，然后又举例以明之。这的确是思理清晰的辩论文字，即以今天的逻辑学来要求，也是很严密的。我特地录出这一节，以见当时清谈说理之一斑。

韩伯又注《周易·系辞》，折中儒道，思想体系接近王弼，是继王弼《周易注》之后魏晋《易》学中又一重要著作。

4.谢朗

谢朗字长度，小字胡儿，谢安的侄儿，仕至东阳太守。他的生卒年不可考，但他的几个清谈好友庾龢、王坦之、韩伯既都生于329年至332年之间，则他大概也生于这前后。《晋书·七九·谢万传》又说他“早卒”[429]，则其卒年不会晚于370年。

谢朗从小就知名，得叔父谢安的赏爱[430]。在他那一辈的谢家子弟中有四个人最出色，用小名叫起来，就是所谓的“封、胡、羯、末”[431]，他就是胡，羯是谢玄，后来以他们两个名气最大。《晋书》本传说：

朗善言玄理，文义艳发，名亚于玄。[432]

《世说新语·文学》三九条记他儿时与支遁的一次清谈很有意思：

林道人诣谢公，东阳时始总角，新病起，体未堪劳，与林公讲论，遂至相苦。母王夫人在壁后听之，再遣信令还，而太傅留之。王夫人因自出，云：“新妇少遭家难，一生所寄，唯在此儿。”因流涕抱儿以归。谢公语同座曰：“家嫂辞情忼慨，致可传述，恨不使朝士见！”

谢朗以一总角小儿而能与支遁相抗，真是难能可贵。而此则故事记述生动，也可使我们对当时的清谈情景仿佛一二。

5.谢玄（343—388）[433]

谢玄字幼度，谢安之侄。他是东晋的名将，淝水之战的主要功臣。他成年以后的主要精力和事业都在经国大事上，但他青年时却也以清谈闻名。《世说新语·文学》四一条注引《玄别传》曰：

玄能清言，善名理。

那一条正文则记他与支遁的一次清谈：

谢车骑在安西艰中，林道人往就语，将夕乃退。有人道上见者，问云：“公何处来？”答云：“今日与谢孝剧谈一出来。”

据《建康实录·八》，谢玄的父亲谢奕卒于穆帝升平二年（358），时谢玄十六岁（足岁十五）。从支遁的答语之兴高采烈看来，那次清谈颇热烈，而支遁对青年谢玄的表现也很满意。

又《文学》五八条还载他与司马道子的一段对话：

司马太傅问谢车骑：“惠子其书五车，何以无一言入玄？”谢曰：“故当是其妙处不传。”

从这一条看来，谢玄似乎在名家学说上很下过一番工夫，否则司马道子不会这样问他。他的叔叔谢安年轻时曾向阮裕请教《白马论》，是否谢家有钻研名家的传统？魏晋玄学之兴起，名家曾经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但是后来“三玄”迭兴，名家思想似乎就失去吸引力了。但这一条记载告诉我们，至少在东晋中期，玄学清谈家们对名家学说仍然保有相当的兴趣。

以上五人，虽然有的活到4世纪的80年代，但他们的清谈活动，却似乎主要是在六七十年代，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是在支遁逝世之前，即公元366年（庾龢亦死于是年）以前，至少从《世说新语》的记载来看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说，以上五人的清谈活动基本上可视为咸康至永和间清谈热潮的余绪。事实上，他们在青少年时代有的是亲身参与了那个热潮，有的是那个热潮的目击者，总之，他们都可以说是那个热潮熏蒸出来的幼苗。

自支遁卒后，东晋清谈就更给人一种老成凋谢而后继乏人的感觉。东晋后期几十年中，真正比较出色一点的清谈家似乎就只有一个殷仲堪。下面我们就来谈谈殷仲堪，连带谈谈几个与他同时的以谈见称的人。

6.殷仲堪（？—399）[434]

殷仲堪是殷浩的侄儿，殷融的孙子，可说出身于一个清谈世家。他是孝武帝司马曜的亲信，由黄门郎擢迁荆州刺史，为东晋后期军政要角之一。后与桓玄争权，兵败死。

殷仲堪“有思理，能清言”[435]，对“三玄”最有心得，尤好《老子》。他自己说：“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闲强。”[436]当时人说他于玄论“莫不研究”[437]。《世说新语·文学》六一条载他与惠远论《易》，六二条载他与羊孚论《庄子·齐物》，六五条载他和桓玄清谈。看来，他的确是当时修养最好而又相当活跃的清谈家。有人把他与韩康伯相比，认为在玄学修养及清谈方面两人在伯仲之间[438]。

但就是这样修养最好的清谈家，也自称不懂才性之辨。《世说新语·文学》六〇条云：

殷仲堪精核玄论，人谓莫不研究。殷乃叹曰：“使我解四本，谈不翅尔。”

这同他那位族叔殷浩比较起来，可就差得远了。东晋后期清谈之渐趋衰落，从此也可窥见一斑。

7.羊孚（约372—约402）[439]

羊孚字子道，泰山人，《晋书》无传。根据《世说新语·言语》一〇四条、一〇五条，《雅量》四二条，《伤逝》一八条、一九条，《宠礼》六条等记载，可以知道他是桓玄的亲信幕僚，是谢混、卞范之的好友，人非常聪明，应答敏捷，尤长于文，只活了三十一岁，在桓玄篡位前已经去世。

羊孚善清言，曾与殷仲堪论《庄子·齐物》，居然赢了，使殷仲堪大为赞赏，“叹为新拔者久之”，见《世说新语·文学》六二条，前面论清谈内容时已经引过并有分析，兹不重出。从“叹为新拔者久之”这句话也可以看出，当时善于清谈的人的确不多了。

8.桓玄（369—404）[440]

桓玄字敬道，一名灵宝，桓温少子，温死时玄方四岁。桓玄颇肖乃父，是一个枭雄式的人物，后来造反篡位，做了他父亲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但只做了八十天皇帝，就被刘裕等人攻灭了。桓玄人极聪明，尤好文学，他的亲信幕僚中有不少是当时知名的文士，像羊孚、卞范之、殷仲文等。桓玄也好清谈，羊、卞等人大概同时是他的清谈伙伴。殷仲堪做荆州刺史时，桓玄的封地在荆州境内，他从义兴太守任上“弃官归国”，“在荆楚积年，优游无事”[441]，便经常去仲堪府上清谈。《世说新语·文学》六五条注引周祗《隆安记》曰：

玄善言理，弃郡还国，常与殷荆州仲堪终日谈论不辍。

该条正文云：

桓南郡与殷荆州共谈，每相攻难，年余后但一两番，桓自叹才思转退，殷云：“此乃是君转解。”

从这条记载看来，桓玄虽然也很能谈，但大约还不是殷仲堪的对手。

除以上诸人外，还可以一提的是王珉与张天锡。

9.王珉（351—388）[442]

王珉字季琰，小字僧弥，王导之孙。他与哥哥王珣（小字法护）都有名当时，而他的名声还在哥哥之上，时人说：“法护非不佳，僧弥难为兄。”[443]王珣为东晋后期重要政治家，王珉也官至中书令，但他在书法与清谈方面的成就似乎更值得我们注意。《晋书》本传云：

（珉）少有才艺，善行书。

《续晋阳秋》云：

珉风情秀发，才辞富赡。

《世说新语·赏誉》一五二条云：

张天锡世雄凉州，以力弱诣京师，虽远方殊类，亦边人之桀也。闻皇京多才，钦羡弥至。犹在渚住，司马著作往诣之，言容鄙陋，无可观听。天锡心甚悔来，以遐外可以自固。王弥有俊才美誉，当时闻而造焉。既至，天锡见其风神清令，言话如流，陈说古今，无不贯悉。又谙人物氏族，中来（表）皆有证据。天锡讶服。[444]

以上数条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清谈的字眼，但“才辞富赡”“言话如流”这样的考语在当时风气下，几乎可以确定是指清谈，“陈说古今”也自非一般的聊天。顺便可以注意的是，远从凉州（今甘肃）而来的张天锡本以为“皇京多才”，期待甚高，结果竟至“心甚悔来”，幸亏有一王珉，否则不知要怎样失望。这件事很足以说明当时清谈人才之凋零寥落，试与咸康时的京师谈坐比一比，就不免令人感叹东晋后期清谈衰微之骤了。

10.张天锡（约344—约404）[445]

张天锡字纯嘏，为前凉后主，376年降于苻坚，国亡。383年淝水之战时，张天锡为苻融征南司马，于阵前奔归东晋，孝武帝拜他为散骑常侍，并恢复他的西平公爵。后来做过庐江太守，桓玄当政时，又封他作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当然只是一个空名），不久就死了[446]。

《晋书》本传说张天锡“少有文才，流誉远近”[447]，《世说新语》载他的故事凡三条，一条已见上文，是听王珉清谈，另外两条见《言语》，都与清谈有关。兹分别录析如下。

《言语》九四条：

张天锡为凉州刺史，称制西隅。既为苻坚所禽，用为侍中。后于寿阳俱败，至都，为孝武所器，每入言论，无不竟日。颇有嫉己者，于坐问张：“北方何物可贵？”张曰：“桑椹甘香，鸱鹗革响；淳酪养性，人无嫉心。”

晋孝武帝司马曜为简文帝司马昱之子，从小聪明，善言理，颇有父风，谢安曾称叹说：“上理不减先帝。”[448]他所宠爱的人大都是会清谈的人，例如殷仲堪。这里说“为孝武所器，每入言论，无不竟日”，无疑是与孝武清谈，而不是论政对策。因为张天锡归晋时，孝武不过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政权掌握在谢安手里，孝武并不真正过问大政；何况即使要讨论国策，也绝没有要找一个刚从苻坚那边投奔过来的人谈论“竟日”的道理。张天锡答问者之语，则是随口引用《诗经》上的典故[449]，巧妙地讥讽了对方，可见其对传统典籍之精熟及口才之敏捷，这都是一个好的清谈家所应当具备的天分与修养。

《言语》九九条：

王中郎甚爱张天锡，问之曰：“卿观过江诸人，经纬江左轨辙，有何伟异？后来之彦，复何如中原？”张曰：“研求幽邃，自王、何以还；因时修制，荀、乐之风。”王曰：“卿知见有余，何故为苻坚所制？”答曰：“阳消阴息，故天步屯蹇，否剥成象，岂足多讥？”

这里张天锡答王中郎[450]的两段话都非常精彩。第一段，王中郎问他对于渡江以来制度人物的看法并与曹魏、西晋作一比较，他的答语可谓非常“简至”。“研求幽邃，自王、何以还”，是说东晋的学术乃渊源于正始，但没有超过王、何；“因时修制，荀、乐之风”，是说东晋的制度乃承袭晋初而有所更益[451]。这里讨论的问题虽较实际，因而不能视为标准的清谈，但其内容则再一次证明了张天锡的犀利眼光和学术素养。第二段，王中郎问他何以为苻坚所败，张天锡答语不卑不亢，极纯熟而恰当地运用《周易》的思想为自己辩护。“屯”“蹇”“否”“剥”皆《周易》卦名，都有艰难困顿的意思[452]，用在这里天衣无缝。张天锡对于传统典籍，尤其是玄学典籍之熟，至此再也没有疑问了。

以上我对张天锡的几则故事做了较为详细的剖析，因为他的情况相当值得重视，我愿意再做一点申论。前凉政权在东晋北方割据诸国中是唯一由汉人士族建立的政权。前凉创始人张轨是汉常山王张耳的十七世孙，“家世孝廉，以儒学显”，张轨“少明敏好学，有器望，姿仪典则”，“中书监张华与轨论经义及政事损益，甚器之”，“乃美为之谈，以为二品之精”[453]。张轨于永宁元年（301）被任命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他知道天下将乱，有意经营河西之地，乃兴学行礼，建官旌贤，把凉州一带搞得很有一点平安兴旺的气象。当时有识之士相与言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454]永嘉之乱，天下鼎沸，中原沦为豺狼狐貉之野，当时士族可以投奔的地方，除江南建康一带，便只有西北凉州一隅。故中原文化，包括魏晋以来之新学术，除在江南继续发展外，在北方保存得最好的就是张氏统治下的凉州一带了。张氏割据凉州凡九世七十六年，其间绝大部分时间仍存晋之年号，与东晋政权亦时有联系[455]。前凉各主中，亦不乏好学有文之士，除一世张轨及末世张天锡外，二世张寔（轨子）“学尚明察，敬贤爱士”[456]，三世张茂（寔弟）“虚靖好学，不以世利婴心”[457]，四世张骏（寔子）“十岁能属文，卓越不羁”[458]，七世张祚（骏子）“博学雄武，有政事之才”[459]。张氏各主既然多文，而凉州又为当时中原士族“避难之国”，则其文化、学术必有可观者，可惜史料缺乏，我们今天已经无法详考了。我特别把张天锡的故事提出来，即是想借此为前凉学术存一证，希望研究者能注意及此。张天锡的才智修养，决不逊于当时东晋名士、王谢子弟，于此亦可见前凉集团在乱世中保存中原文化之功实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