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好景不长，元康这段乱中之小康很快就为更惨酷的内乱所代替，成为过眼烟云。公元300年，赵王伦与梁王肜等举兵废杀贾后，并杀张华、裴；301年，赵王伦废惠帝，自立为帝；齐王冏联合成都王颖、河间王颙、常山王乂诛伦，惠帝复位；302年，河间王颙联合长沙王乂等，举兵攻冏；乂杀冏，权归乂；303年，河间王颙又联合成都王颖共攻乂；东海王越半路加入，杀乂；304年，越、颙、颖之间混战；305年，越又起兵攻颙、颖；次年，即306年，攻入长安，杀成都王颖，又毒死惠帝，拥立晋怀帝司马炽，“八王之乱”才算告一段落。然而接着就是各地反叛四起，北方匈奴入寇，西晋政权疲于奔命，连连败北，至311年，怀帝被俘，青衣行酒；316年，愍帝出降，执盏洗爵，西晋于是灭亡。所以元康之后，自公元300年至317年西晋亡，完全是兵连祸结的十八年，在这样的局面下，要想端坐捻鼻，执麈尾而高谈，恐怕谁也没有这个本事与心情了。

但这并不是说，自元康以后至西晋亡十八年间就再也没有清谈这回事，而是说，像元康间那种从容的，有规模的，在理论上有探索有进展的清谈活动不复见于记载了，至于零星的清谈，则并未绝迹。这其间甚至也出现过很有发展潜力的清谈家，例如卫玠（286—312）。

卫玠字叔宝，是卫瓘的孙子，王济的外甥，乐广的女婿。门第高华，人又聪明漂亮。王济这么自负的人，都说跟外甥站在一起，是“珠玉在侧，觉我形秽”。王济与王衍的弟弟王澄、儿子王玄都是当时一流名士，人们却说：“王家三子，不如卫家一儿。”又拿他同乐广相比，说“妇公冰清，女婿玉润”[303]。据《晋书》本传，卫玠卒于永嘉六年，即公元312年，年二十七，则其生年为286年，元康末才十四岁。元康清谈盛时，他顶多在父辈旁边听听，不可能扮演什么角色。但耳濡目染，长大后竟是清谈高手。《世说新语·赏誉》四五条云：

王平子迈世有俊才，少所推服。每闻卫玠言，辄叹息绝倒。

同条注引《玠别传》云：

玠少有名理，善通《庄》《老》。琅邪王平子高气不群，迈世独傲。每闻玠之语议，至于理会之间，要妙之际，辄绝倒于坐；前后三闻，为之三倒。时人遂曰：“卫君谈道，平子三倒。”

又同篇五一条云：

王敦为大将军[304]，镇豫章，卫玠避乱，从洛投敦，相见欣然，谈话弥日。于时谢鲲为长史，敦谓鲲曰：“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阿平若在[305]，当复绝倒。”

同条注引《玠别传》云：

玠至武昌见王敦，敦与之谈论，弥日信宿。敦顾谓僚属曰：“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此子今复玉振于江表，微言之绪，绝而复续。不悟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阿平若在，当复绝倒。”

《文学篇》二〇条亦记此事，只是说当晚卫玠清谈的主要对象是谢鲲。

从以上记载看来，卫玠清谈的本事的确很高明，在永嘉那样的乱世尤其难得，难怪王敦要感叹再三，把他与王弼相提并论，而欣喜于正始之音不至于绝响了。然而卫玠在清谈史上的地位到底不能跟王弼相比，甚至也不能跟元康间王衍、裴、郭象等人相比，他既非一时的清谈领袖，也没有在理论上留下足供后人继续开发的园地。这并不是他的才华不够，而实在是时代使然，所谓“运涉季世，人未尽才”[306]，令人叹息。

其时为世运所误的，当然不止卫玠一人，不过卫玠是相当典型的代表。当时还有一批人，因为政治腐败，时代动乱，既无力匡时救世，又不能隐身自好，便颓废起来，纵情声色，喝酒混日子。这些人也清谈，但不是探讨学术哲理，而只是装装门面，自命老庄信徒，竹林遗风。《世说新语·德行》二三条注引王隐《晋书》曰：

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王澄、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

又《晋书·四九·光逸传》云：

（光逸）寻以世难，避乱渡江，复依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裎，闭室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祖（逸字）也。”遽呼入，遂与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307]

这些人中有些颇能清谈。王澄是王衍之弟，王衍对他评价甚高，他也自负得不得了，除了卫玠以外，他是“少所推服”的。谢鲲为王澄所赏，叹为“可与言”[308]。胡毋辅之至被王澄称为“后进领袖”，说他“吐佳言如锯木屑，霏霏不绝”[309]。光逸又为胡毋辅之所赏，一见许为“奇才”[310]。阮放则连服侍太子时都是“常说《老》《庄》，不及军国”[311]。但要说这些人在清谈上有什么贡献，在学术上有什么造就，那就真正杳如黄鹤，一点痕迹都找不到了。

竹林时的清谈与**合流之风到这时发展到顶峰，也跌落为末路。竹林时还有反抗与不合作的成分，这些人则纯粹是放纵与麻痹而已。《竹林七贤论》的作者戴逵早在元康之后不久就指出：“若元康之人，可谓好遁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实逐声之行，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颦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为慕者，非其所以为美，徒贵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乱朱，以其似朱也。故乡原似中和，所以乱德；放者似达，所以乱道。然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312]戴逵的话是对的，**本来就不值得提倡，但竹林之放还情有可原，元康之放就没有多少道理而迹近于堕落了。戴逵在这里所说的“元康”只是西晋后期的泛称，不可死抠字面。王澄、谢鲲、胡毋辅之、阮放、阮瞻等人的**行为恐怕主要还是元康以后的事，这从他们的年龄可以推知[313]，而上引《光逸传》更指明是“避乱渡江”以后。

我在论竹林七贤一节中已经说过，清谈与**二者并无必然联系，清谈家不一定要行为**，正始间何、王、夏侯诸人就并无**之行；**之士也未必能清谈，竹林中的刘伶、阮成及上引《晋书·光逸传》所谓“八达”中的毕卓、羊曼、桓彝、阮孚等人都未闻有能清谈之名。虽然玄学清谈家所崇尚的老庄思想与**玩世的处世态度，其间有一息相通之处，但如果没有外部政治因素，则二者的关系或许不会像我们在魏晋时所见到的一样。魏晋之际的恐怖政治使这二者挂钩，而元康以后的腐败政治又使这二者的关系更紧，后世人遂以为清谈与**是一物之二面，连不少学者也作如是观，这实在是清谈的不幸，也是严重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