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清谈的主要谈资是“三玄”，即《周易》《老子》《庄子》，这一点大概没有疑义。“三玄”之名最早见于颜之推（531—590以后）的《颜氏家训·勉学》：

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直取其清谈雅论，辞锋理窟，剖玄析微，妙得入神，宾主往复，娱心悦耳。然而济世成俗，终非急务。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88]

比颜之推还早百余年的王僧虔（426—485）在其《诫子书》中已使用了“诸玄”一词：

见诸玄，志为之逸，肠为之抽，专一书，转诵数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释卷，尚未敢轻言。汝开《老子》卷头五尺许，未知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而便盛于麈尾，自呼谈士，此最险事。设令袁令命汝言《易》，谢中书挑汝言《庄》，张吴兴叩汝言《老》，端可复言未赏看邪？谈故如射，前人得破，后人应解，不解即输赌矣。[89]

从上下文不难看出，这里所谓“诸玄”即《易》《老》《庄》，与“三玄”同义。《王僧虔传》在《南齐书》，但《诫子书》则作于宋世，看来“三玄”一词之成立当不晚于晋宋之际。至于清谈中以“三玄”为主要谈资的事实，则早在正始时就是如此了，这不仅可从前述颜之推的话间接推出，而且有更直接的资料可以证明。下面一段引文摘自《三国志·二九·魏书·管辂传》裴松之注所引之《管辂别传》：

辂后因得休，裴使君问：“何平叔一代才名，其实何如？”辂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见者清，所不见者浊。神在广博，志不务学，弗能成才。欲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形，形不可得，则智由此惑。故说《老》《庄》则巧而多华，说《易》生义则美而多伪；华则道浮，伪则神虚；得上才则浅而流绝，得中才则游精而独出，辂以为少功之才也。”裴使君曰：“诚如来论。吾数与平叔共说《老》《庄》及《易》，常觉其辞妙于理，不能折之。又时人吸习，皆归服之焉，益令不了。相见得清言，然后灼灼耳。”[90]

《管辂别传》的作者是管辂的弟弟管辰，他自己也是那个时代的人，从他的叙述看来，正始时清谈家们经常谈到的话题就是《易》《老》《庄》，也就是“三玄”。

总之，以上诸家的话证明从何、王开始到南朝齐、梁间，“三玄”始终是清谈的重要内容。此外，王僧虔的话还说明，有关“三玄”的注解也是谈士们必须熟诵的，“辅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说，马、郑何所异，《指》《例》何所明”数语即指王弼、何晏、马融、郑玄诸家对于《易》《老》的解释。显然，谈士们在清谈时一定也会就这些注解展开讨论或辩论。如果不熟悉这些注解及其异同，那就像在猜谜（或猜物）时，前边的人已说出谜底，后边的人还不知道怎么猜出来的，岂非贻笑大方？

所以，熟悉“三玄”及其注解就成了魏晋清谈家们的基本训练，不熟悉“三玄”及其注解，差不多就没有“谈”的资格。即使是天分很高的人，也只有在研究过“三玄”之后，才能在清谈中与人匹敌。前章第三节中引过的诸葛厷的故事（《文学》一三条）就是很好的例子。

“三玄”在魏晋清谈中的重要地位，我们也不难从一个简略的统计中看出来：

《世说新语·文学》前半从一条至六五条，记载汉末至魏晋之学术人物及其故事，除前四条为东汉事外，其余六一条几乎条条都与魏晋清谈有关，是现存正面记载魏晋清谈的唯一生动资料来源。这六一条中，不涉及内容（或说内容不可知）的共一八条，涉及内容的共四三条。在知道内容的四三条中，明确提到三玄的共一五条，占三分之一强。其中提到《易》的三条（二九、五六、六一），提到《老》的三条（七、一〇、六三），提到《庄》的六条（一五、一七、三二、三六、五五、六二），《老》《庄》共提的三条（八、一三、一八）。

下面我想分别考察一下“三玄”在魏晋清谈中的情况。

1.《周易》

《周易》是儒家五经中最富哲学意味的一部书，也是最易与道家思想沟通的一部书，因此也就自然成为醉心哲理、希望融合儒道的魏晋清谈家们最喜爱的一部经典。相对于两汉而言，魏晋南北朝时儒学呈现衰落之势，儒家经典不再像两汉时那样被士人们重视了，但独有《周易》是一个例外。学者们研究《周易》的兴趣不亚于两汉，而且历久不衰。凡是著名的清谈家，可说没有不精《周易》的。

从现存资料来看，谈《易》之风最盛的是清谈早期，即魏正始（241—249）前后。

《世说新语·规箴》二条注引《管辂别传》云：

辂字公明，平原人也。明《周易》，声发徐州。冀州刺史裴徽举秀才，谓曰：“何、邓二尚书，有经国才略，于物理无不精也。何尚书神明清澈，殆破秋毫，君当慎之！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当相问，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辂曰：“若九事皆至义，不足劳思。若阴阳者，精之久矣。”辂至洛阳，果为何尚书问九事，皆明。何曰：“君论阴阳，此世无双也。”时邓尚书在，曰：“此君善《易》，而语初不论《易》中辞义，何邪？”辂答曰：“夫善《易》者不论《易》也。”何尚书含笑赞之曰：“可谓要言不烦也。”

管辂以阴阳术数闻名，尤精占卜，故《三国志》以之入《方技传》。其实他也是很好的清谈家，他的谈《易》相当注重哲理，并不只是说吉凶祸福，例如此处的“善《易》者不论《易》”一语，即与王弼的“得意忘象，得象忘言”说暗合。据《三国志·二九·魏书·管辂传》及裴注所引之《管辂别传》，当时与管辂谈过《易》的除裴徽、何晏、邓飏外，至少还有下面几个人：

①列人令鲍子春[91]；

②安平太守王基[92]；

③魏郡太守钟毓[93]；

④平原太守刘邠[94]；

⑤清河令徐季龙[95]。

此外，我们还知道荀粲、荀俣兄弟讨论过《周易》中卦象能否尽圣人之意、《系辞》能否尽圣人之言的问题[96]，荀与钟会讨论过《周易》是否有“互体”的问题[97]，荀融和王弼讨论过《周易》之“大衍义”等等[98]，都是闻名一时的。

著作方面则有王弼的《周易注》及《周易略例》[99]、钟会的《周易无互体论》及《周易尽神论》[100]、钟繇的《周易训》[101]、阮籍的《通易论》[102]等。其中王弼的两种著作最有名，一直流传下来，成为后世清谈家必读之作。

总之，正始前后的清谈家对《周易》的兴趣极浓，论《易》之风极盛，提出的问题最多，有关的著作也特别丰富。

到西晋时，《易》学则颇有衰落之势。《晋书·四九·阮修传》云：

修字宣子。好《易》《老》，善清言。……王衍当时谈宗，自以论《易》略尽，然有所未了，研之终莫悟，每云“不知比没当见能通之者不？”衍族子敦谓衍曰：“阮宣子可与言。”衍曰：“吾亦闻之，但未知其亹亹之处定何如耳！”及与修谈，言寡而旨畅，衍乃叹服焉[103]。

从王衍“不知比没当见能通之者不？”的话看来，当时精《易》的人显然不多，王衍虽“自以为论《易》略尽”，但并无事迹或著作流传下来，那么他对《周易》的修养恐怕还是有限，决赶不上正始间王弼、管辂、钟会等人的水平。

东晋时谈《易》之风又复兴起来。《世说新语·文学》二九条：

宣武集诸名胜讲《易》，日说一卦。简文欲听，闻此便还，曰：“义自当有难易，其以一卦为限邪！”

“名胜”即名人、名士[104]，桓温以主人的身份邀集当时的清谈家们来讨论《周易》，足见其时对《周易》的热情。桓温、简文（即司马昱）是东晋中期的军政领袖，又是名士首领，因此又可推见这次讨论的层次之高、规模之大和态度之郑重。

东晋永和初年（345），在司马昱的主持下，曾经举行过一次以《周易》为主题的清谈辩论盛会。辩论的主方为孙盛，他作了一篇《易象妙于见形论》，大意是说《周易》卦象能够涵盖宇宙间一切变化，故为任何现有之具体事物或形象所不及，例如乾坤二卦虽表天地，但不限于天地，它比天地所含更广；巽坎二卦虽表风雨，但不限于风雨，它比风雨之变更多等等[105]。辩论的客方先是殷浩，后是刘惔，其他著名清谈家，如王濛、谢尚也都在场。辩论极为热烈，孙先胜殷浩，后屈于刘惔，《世说新语·文学》五七条有生动的记载。

孙盛之论《易》较为保守，他反对王弼论《易》时不注重卦象而着重探讨玄理的态度（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三节），这有点像正始间管辂对何晏的批评。正始间关于《周易》的一些争论似乎在东晋时又重新被提出来，例如荀俣与荀粲辩论过的《易》象能否尽圣人之意的问题，在东晋时显然又有过颇热烈的争论。除上述孙盛《易象妙于见形论》与此有关外，还有一条旁证，见《世说新语·文学》七四条刘注引《中兴书》：

殷融字洪远，陈郡人，桓彝有人伦鉴，见融，甚叹美之。著《象不尽意论》《大贤须易论》，理义精微，谈者称焉。

殷融著《象不尽意论》显然是因为清谈中涉及了这个问题的讨论。《中兴书》接着说：“兄子浩，亦能清言，每与浩谈，有时而屈。退而著论，融更居长。”可见殷融之论的确是清谈的产物。

东晋清谈中对于《周易》的讨论还涉及哪些问题呢？《世说新语·文学》六一条云：

殷荆州曾问远公：“《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

首先我要指出，这段记载虽只一问一答，却是典型的清谈。它发生在两个著名的清谈家之间，谈的是学术哲理，绝非一般的聊天。当时的过程也一定不止于这一问一答，不过记录者只取了这两句精华而已。《世说新语》中这样的记事法屡见，读时要特别留心。从这条记载看来，“《易》以何为体”一定是当时清谈中讨论的题目之一。

又《世说新语·文学》八三条云：

王敬仁年十三作《贤人论》，长史送示真长，真长答云：“见敬仁所作论，便足参微言。”

该条刘注云：

修[106]集载其论曰：“或问：《易》称贤人黄裳元吉，苟未能暗与理会，何得不求通？求通则有损，有损则元吉将虚设乎？答曰：贤人诚未能暗与理会，当居然人从，比之理尽，犹一豪之领一梁。一豪之领一栗，虽于理有损，不足以挠梁。贤有情之至寡，豪有形之至小，豪不至挠梁，于贤人何有损之者哉！”

王修是著名清谈家王濛的儿子，从小就喜欢听父辈清谈（见《世说新语·品藻》四八条、《赏誉》七六条），他十三岁所作的《贤人论》无疑是听父辈清谈的结果。从刘注中的摘要看来，《贤人论》的内容是讨论《周易》中某一具体卦象的。这说明东晋清谈家论《易》时既讨论总体性的问题，诸如《易》以何为体、易象能否尽圣人之意、易象是否妙于见形等等，也讨论到对卦义的理解这样具体细致的问题。

2.《老子》

《老子》是道家最根本的经典，魏晋清谈家对《老子》的重视可说与《周易》等，《易》《老》每并题，而“善《易》《老》”“好《老》《易》”“善言《易》《老》”等就成为对魏晋清谈家常见的考语。清谈早期，《庄子》的地位并不高，“三玄”以《易》《老》为主。到东晋时，《庄子》非常盛行，但反对的也有，例如王坦之。值得注意的是，王坦之虽主张“废《庄》”，却不排《老》（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五节），于此可见《老子》在魏晋人心目中地位之崇高。

魏晋清谈的早期代表何晏、王弼都精《老子》，而且都注过《老子》，但王注较何注更好，何晏自以为不及，便将原注改为《道》《德》二论。此事见《世说新语·文学》七条与一〇条：

何平叔注《老子》始成，诣王辅嗣，见王注精奇，乃神伏，曰：“若斯人，可与论天人之际矣！”因以所注为《道》《德》二论。

何晏注《老子》未毕，见王弼自说注《老子》旨，何意多所短，不复得作声，但应诺诺，遂不复注，因作《道德论》。

二说略有出入，但基本一致。《道德论》与《道》《德》二论应是一书无疑。汉代《老子》原分“道经”与“德经”两部分，何晏书名《道论》《德论》，不过是沿袭旧例，合称之则为《道德论》，正如“道经”与“德经”合称为《道德经》一样。何晏此论久佚，东晋张湛注《列子》，于《天瑞》曾引《道论》一段。王弼的注则一直流传下来，成为魏晋玄学的理论基础，是清谈家的必修教材，至今仍是《老子》一书最有价值的注本。

正始时另一著名清谈家，王弼的朋友钟会也注过《老子》。《三国志·二八·魏书·钟会传》云：

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名家也，其文似会。[107]

这《道论》二十篇很可能就是后来《隋书·经籍志》中所载的钟会《老子道德经注》二卷。钟会的父亲锺繇也有《老子训》一书，见《世说新语·言语》一一条注引《魏志》。

西晋时谈《老》的风气特盛，《世说新语·文学》一二条注引《晋诸公赞》云：

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论》，于时侍中乐广、吏部郎刘汉亦体道而言约[108]。尚书令王夷甫讲理而才虚，散骑常侍戴奥以学道为业，后进庾敳之徒，皆希慕简旷。（裴）疾世俗尚虚无之理，故著《崇有》二论以折之，才博喻广，学者不能究。

这里提到的乐广、刘漠、王衍、戴奥、庾敳、裴，都是西晋的大名士，也是当时清谈家的代表人物。他们所谈的“道”主要就是《老子》，这从前面追溯缘起的话“自魏太常夏侯玄、步兵校尉阮籍等皆著《道德论》”可以看出来。

东晋谈《庄》、谈佛之风甚于谈《老》、谈《易》，但《老》《易》仍是清谈家必修的经典，也仍然是清谈的话题，只是不如《庄》、佛那样时髦罢了。以下《世说新语》节选三条是东晋中期以后的事：

《文学》二七条注引《殷浩别传》：

浩善《老》《易》，能清言。

《排调》六三条：

桓南郡（即桓玄）与道曜讲《老子》，王侍中为主簿，在坐。

《文学》六三条：

殷仲堪云：“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

最后一条最有意思，它说明《老子》对于清谈家们的重要，简直如《圣经》之于基督徒一样，是要时常置于案头手边的。

3.《庄子》

《庄子》在清谈中的地位，早期不如《易》《老》，西晋末渐盛，南渡以后则寖寖然驾《易》《老》而上之。《世说新语》中提到《庄子》的地方比《易》《老》更多，也更具体细致。东晋文人谈《庄》之盛从《世说新语·言语》五〇条所说孙放兄弟的故事最可以看出来。该条刘注所引《孙放别传》更详细，我因略去该条正文而仅引《孙放别传》如下：

放字齐庄，监君次子也。年八岁，太尉庾公召见之。放清秀，欲观试，乃授纸笔令书，放便自疏名字。公题后问之曰：“为欲慕庄周邪？”放书答曰：“意欲慕之。”公曰：“何故不慕仲尼而慕庄周？”放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至于庄周，是其次者，故慕耳。”公谓宾客曰：“王辅嗣应答恐不能胜之。”卒长沙王相。

这个故事有点像前面引过的王修十三岁作《贤人论》的故事，以八岁小儿而如此熟悉庄周及当时玄学家对庄周的评价——次于圣人，当然是由于经常听父辈清谈因而耳熟能详之故。

《庄子》在玄学及清谈中地位之提高，得力于向秀与郭象之注《庄》，《世说新语·文学》一七条载其事云：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向秀（227—272）是竹林七贤之一，而年辈较晚；郭象（252—312）则卒于西晋末。向、郭注《庄》之前，玄学家和清谈家们对《庄子》似乎不太重视[109]，《世说新语·文学》一五条云：

庾子嵩读《庄子》，开卷一尺许便放去，曰：“了不异人意。”

刘注引《晋阳秋》曰：“庾敳字子嵩，颍川人，侍中峻第三子。恢廓有度量，自谓是老庄之徒。曰：‘昔未读此书，意尝谓至理如此；今见之，正与人意暗同。’”

又同篇一七条注引《向秀别传》云：

后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嵇）康、（吕）安，康、安咸曰：“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尔故复胜不？”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

可见《庄子》一书所包含的深刻哲理是经过向、郭注释，“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之后才为人们所认识的。

此后《庄子》便成为清谈家最钟爱的书，而《庄子》各篇也就成为东晋清谈中的热门话题、时髦话题。《世说新语·文学》中提到《庄子》的共九条，比其他任何书都多。其中明确记述以《庄子》中的某篇为清谈内容的有四条：三二条与三六条（《逍遥游》）、五五条（《渔父》）、六二条（《齐物论》）。

因为《庄子》成为热门话题，不仅清谈的内容较从前更丰富，甚至清谈的形式也增加了一种新花样——咏怀，试看三二条、三六条、五五条（六二条情形不同，下面还要谈到），都不是主客辩难的老式样，而是参加清谈的人各自发表自己的感想与看法，“以写其怀”。其中五五条最为典型，兹录之以备参照：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不？”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这种清谈形式从前不见于记载，是东晋以后才有的，而且都跟《庄子》连在一起。显然是因为《庄子》一书的内容有别于《周易》与《老子》，需要一种新的清谈形式来发掘它的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