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中的记载分析，魏晋清谈是有一定的参与方式的，但又不拘一格。大别之有以下三种：（1）一人主讲式；（2）二人论辩式；（3）多人讨论式。现分别举例解释之。

1.一人主讲式

魏晋清谈的源头之一为两汉的讲经。讲经的办法是一人（当然是精通此经，学问为众人所公认者，例如五经博士之类）在上座主讲，众人在下面听讲，讲到告一段落时，下面的人也可以提出问题或不同意见，谓之“问难”或“诘难”。《后汉书·儒林列传》开头第二段描写明帝带头讲经，其文曰：

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亲行其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66]

这当然是一次很特别的讲经活动，其他人讲经自然不可能有明帝这样的气派，但讲经的形式终归相差不多，无非是“具体而微”。

魏晋清谈中似乎还保有此一式的残余，只是不多见。即见之，也多仍在讲授经典的场合，特别是新传入的佛经，大概因为解者不多，这种形式便派上用场了。《文学》篇中有几个此式的例子，全同佛经有关。例如：

①《文学》三七条：

三乘佛家滞义，支道林分判，使三乘炳然。诸人在下坐听，皆云可通。支下坐，自共说，正当得两，入三便乱。今义弟子虽传，犹不尽得。

这条说三乘是滞义，即难解之义，只有支道林能把它们说得清清楚楚。支道林说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明白可通，但他一讲完，大家来讨论（“自共说”）时又糊涂了。这样的场合，当然只有一人主讲最好。但如果偶然碰上听众中有强手，一人主讲也就可以马上变成二人论辩。例如：

②《文学》四五条：

于法开始与支公争名，后情渐归支，意甚不分，遂遁迹剡下。遣弟子出都，语使过会稽。于时支公正讲《小品》。开戒弟子：“道林讲，比汝至，当在某品中。”因示语攻难数十番，云：“旧此中不可复通。”弟子如言诣支公。正值讲，因谨述开意，往返多时，林公遂屈，厉声曰：“君何足复受人寄载来！”

这种情形在汉代讲经中也是有过的，例如有名的戴凭“夺席”的故事，见于《后汉书·六九上·儒林列传》 ：

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诘难，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余席。[67]

又东汉讲经中有时会设一人“专掌难问”，例如《后汉书·七九下·儒林列传·魏应传》说：“时会京师诸儒于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使应专掌难问。”[68]这形式在魏晋清谈中仍然沿用，例如：

③《文学》四〇条：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

此处许询即是“专掌难问”的人，他有一个专门的称号，叫“都讲”。据孙楷第先生考证，魏晋佛家讲经时，例以一人主讲，一人唱经，主讲的叫“法师”，唱经的叫“都讲”[69]。但这里许询显然是掌难问，而非唱经，或者是兼掌难问与唱经，也有可能。其实“都讲”一词也还是从两汉讲经中继承来的。《后汉书》中“都讲”数见，似乎是指弟子中的高足，起着帮助老师，带领其他弟子的作用，类似现在的助教[70]。例如：《后汉书·二六·侯霸传》：

（霸）笃志好学，师事九江太守房元，治《毂梁春秋》，为元都讲。[71]

又卷三七《桓荣传》：

除（荣）兄子二人补四百石，都讲生八人补二百石，其余门徒多至公卿。[72]

又同卷《丁鸿传》：

鸿年十三，从桓荣受《欧阳尚书》，三年而明章句，善论难，为都讲。[73]

从最后一例看来，都讲很可能负有“掌难问”之责。如果这个推测不错，则《世说新语·文学》四〇条中许询为“都讲”而专掌“送难”，显然是全部继承两汉讲经的办法，而非得自域外佛家的传统，也不是魏晋清谈之新创了。

“都讲”之制一直沿用到南朝。《南史·七一·沈洙传》：

大同中，学者多涉猎文史，不为章句，而洙独积思经术，吴郡朱异、会稽贺琛甚嘉之。及异、琛于士林馆讲制旨义，常使洙为都讲[74]。

2.二人论辩式

前述一人主讲式带有浓厚的讲经遗痕，不是魏晋清谈的典型方式。魏晋清谈的典型方式是二人论辩，事实上前引三例中后二例也已经部分地变成二人论辩了。二人论辩在汉代讲经中虽然也有萌芽，如前引《后汉书》中戴凭“夺席”的故事，但毕竟不成熟得很，且系偶一为之。在魏晋清谈中，二人论辩发展成为最常见、最有效，也最成熟的清谈方式。

二人论辩式的清谈又可以细分为两种。一种是除主客二人外，没有其他听众的；一种是主客外尚有其他欣赏者的。前者如《文学》三三条：

殷中军尝至刘尹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游辞不已，刘亦不复答。殷去后，乃云：“田舍儿强学人作尔馨语！”

其余如《文学》三一条、三六条、四一条、四二条、五七条、六二条、六五条都属此类。（当然，这些场合也可能仍有听众在场，只是《世说新语》的作者未加记载而已）。

后者如《文学》一九条：

裴散骑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王亦以为奇，谓诸人曰：“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

这种二人对谈而他人在旁或学习、或欣赏的方式是魏晋清谈中最为典型也最为有味的一种，因而也就最为人称道。《世说新语·文学》中所记的精彩清谈大多属于这一种，例如六条、二〇条、二二条、三〇条、三二条、三八条、五一条、五六条都是。

二人论辩式的第二种，虽然有其他听众在场，但并不参与论辩，这似乎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试看《世说新语·文学》一九条、二二条、三八条、五六条，都给人这种感觉，即除论辩双方外，其他人只是静听、欣赏，可以“咨嗟称快”，却不随便插嘴。否则便有“犯规”之嫌，至少是不礼貌的。这就像观棋，“不语”才是君子。《南史·七一·儒林列传·张讥传》中有一段记载张讥和周弘正论《周易》的故事可资参证，二人都是当时有名的清谈家：

陈天嘉中，（讥）为国子助教。时周弘正在国学，发《周易》题，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讲席。讥与弘正论议，弘正屈，弘直危坐厉声，助其申理。讥乃正色谓弘直曰：“今日义集，辩正名理，虽知兄弟急难，四公不得有助。”[75]

只有在主客双方在相互理解上发生困难的时候，即所谓“不通”或“不相喻”的时候，第三者才可加以点拨，加以骑释。当然，这个第三者也必须是清谈的高手。例如《文学》九条：

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

又如《文学》五三条：

张凭举孝廉，出都，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尹，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张遂诣刘，刘洗濯料事，处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张欲自发无端。顷之，长史诸贤来清言。客主有不通处，张乃遥于末座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真长延之上坐，清言弥日，因留宿至晓。

3.多人讨论式

前举最后一例颇值得加以注意，因为它似乎是一个介乎二人论辩式和二者之间的例子。试看此处张凭本在“下坐”，不被视为清谈中一个平等的份子，直到抓住一个机会表现了自己的才华之后，才被刘惔“延之上坐”，至于“清言弥日”。这样看来，至少当时在座的人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只是某两人对谈，其他人洗耳恭听。

更清楚的是《文学》五五条（引文见第三章第一节）。支道林、许询、谢安等人共集王濛家，以《庄子·渔父》为题“言怀”：“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最后是谢安发言，先简单地发表了对以上诸人看法的意见（“粗难”），然后“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四坐莫不厌心”。这里基本上没有辩论的意味，而是各人围绕着同一个题目来表现其见解之高和言辞之美，亦即表现其清谈的才能。

可以想见，这样的情形不会很多，因为它需要具备两个先决条件：第一，参加者必须都是势均力敌的清谈高手；第二，每个参加者对讨论的题目都必须相当熟悉。二者缺一不可。不过《言语》二三条记载了一个特殊的例子，当时大概只具备了第一个条件而不具备第二个条件，于是各展所长，裴“谈名理”，张华“论《史》《汉》”，王衍与王戎“说延陵、子房”，大家倒也谈得不亦乐乎。

总括地说，魏晋清谈就其参与的方式而言，有一人主讲、二人论辩、多人讨论等三式，颇像现代西方学术活动中之lecture，dialogue与seminar。三式中以二人论辩最常见、最典型，也最具魏晋清谈特色，因此以下各节将主要就二人论辩式展开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