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际，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与文艺复兴。而这次解放与复兴所凭借的学术手段就是清谈。研究中国中古时代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学术，无论哪一方面，都不能不涉及清谈这个题目。它既引人入胜，又一向聚讼纷纭。它经常被研究者们提到，但对它的真面目我们至今所知甚少。
第一个对魏晋清谈进行界定并加以描述的学者是清朝乾嘉年间的赵翼（1727—1814）。赵翼在他的《廿二史札记》中撰有“六朝清谈之习”及“清谈用麈尾”两条，文字虽不满两千，但对清谈的源流却有颇完整的叙述，史书中有关清谈事迹的记载他也大致上都提到了。
现代开始注意到魏晋清谈并进行较为仔细的研究的是几位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在1919年发表了《清谈源流考》一文（《史学杂志》，三〇卷四、五、六、九、一一号连载），直接继承赵翼的工作，拓而广之，补充了若干史料。像王僧虔《诫子书》、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这些在后来的清谈研究中常常用到的重要资料，都是他首次提出来的。市村的文章，今天看来，学术价值不算高，其中有不少可议的看法，如把清谈定义为“清新奇警的谈论”之类。但他是第一个用现代方法来研究魏晋清谈的人，其发轫之功自不可没。文中谈到清谈的语源及起源，清谈与七贤、八达的关系，清谈与佛教的关系，当时人反对清谈的言行等等。观点虽大可商榷，但至少是把问题提出来了。
1934年，另一位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发表《清谈》一文（载《东洋思潮》，四卷），可说把魏晋清谈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青木的贡献在强调清谈与道家思想的关系，并据此将清谈家分为名理派与道家派，道家派中又分为析玄派与放达派，再以此分派为脉络来观察魏晋间清谈之发展，从而对《世说新语》中的清谈资料做了第一次有系统的整理。青木认为魏晋清谈源于东汉之人物批评（精确地说，这是青木的朋友冈崎文夫之说，参看青木原文），始于魏太和间荀粲之论“性与天道”，这一观点后来也广为学术界所接受。
1939年，市村的学生板野长八在《史学杂志》五〇卷三号上发表了《清谈的一种解释》，纠正了他老师的一些错误看法。板野的最大贡献在于搜罗了大量（几乎是全部）含有“清谈”一词的原始资料，相当细致地探讨了“清谈”一词的语源，指出“清谈”一词早期有基于儒家思想的正论，对哲理、学问的讨论及超脱俗尘的谈论等含义，并不指贬义的虚无放诞之论，清谈同**也没有必然的联系。他还讨论了清谈、清议、清言的关系及清谈词义的变迁。
1946年，又一位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史林》三一卷一号上发表了一篇也题为《清谈》的文章。他在前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魏晋清谈是汉末清议之延续的观点，说清谈与清议本是一道的，后来才渐渐脱离（翼明按：板野已有此意）。他把魏晋名士分为清议派与清谈派两种，又把清谈的发展分为黄金时代（正始，240—249）、白银时代（七贤，250—264）、西晋［265—316，后来美国学者马瑞志（Richard B. Mather）代他称为黄铜时代］、东晋（317—420，马瑞志代他称为土泥时代）等四个阶段，并说经由此四段之演变，清谈逐渐与现实脱节而成为纯理论的游戏。宫崎清谈出于清议及四阶段分法，后来广泛为中国学者及西方学者（如Richard B.Mather，étienne Balázs和Arthur Wright等人）所复述。
在这几位日本学者的影响下，中国学术界也开始对魏晋清谈产生兴趣。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了好几篇讨论清谈的文章，其中比较重要，后来颇有影响的有以下数种：
（1）范寿康《魏晋的清谈》（《武大文哲季刊》，五卷二期，1936年）；
（2）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上海，1939年），其中第七章为“魏晋时代的清谈”；
（3）贺昌群《清谈之起源》（《文史哲季刊》，一卷一期，1943年）；
（4）贺昌群《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图书季刊》，新六卷一、二期，1945年）；
（5）唐长孺《清谈与清议》（《申报·文史》，一、二期，1948年2月28日）；
（6）杜国庠《魏晋清谈及其影响》（《新中华》，复刊六卷一一期，1948年）。
但是我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这几篇论文，除贺昌群的《魏晋清谈思想初论》自有新意（但贺文实际上是论魏晋思想而非论清谈本身）外，其余全是复述日本学者的观点。
这些文章的功劳是引起了中国学术界对魏晋清谈的注意。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者对魏晋思潮及学术的研究渐渐多起来，其中不少同清谈有直接的关系。例如陈寅恪对才性论、支愍度学说、陶渊明思想的研究，汤用彤对人物志、言意之辨、王弼学说的研究，唐长孺对才性论、君父先后论的研究，牟宗三对魏晋名理的研究，余英时对魏晋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的研究等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魏晋清谈的研究做出了贡献。论清谈的专文则有牟润孙的《论魏晋以来之崇尚谈辩及其影响》，发表于1965年，对清谈的起源及其对后世学术的影响有许多简要而精辟的见解。专书有何启民的《魏晋思想与谈风》。何书之主旨在说明魏晋思想与谈论的关系，值得称道的是他开始接触到清谈在形式方面的一些问题。
70年代，台湾有两位研究生，分别以魏晋清谈为自己的论文题目。一位是林显庭，他的硕士论文题为《魏晋清谈及其玄理究要》，完成于1974年；另一位是林丽真，她的博士论文题为《魏晋清谈主题之研究》，完成于1978年。二书都偏重于研究清谈之内容，前者取材失之过窄，后者又嫌稍宽。林丽真的论文搜罗的材料相当丰富，书后并附有“魏晋谈士传略表”，显然下过相当的功夫。
美国学者马瑞志六七十年致力于《世说新语》的英译（全书已于1976年出版），除陆续发表了《文学》及《言语》篇的译文（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1964，No. 4；1971，No. 2）外，又于1964年发表了一篇专论清谈的文章（《国际东方学者会议纪要》九册）。此文不长，主要是举例说明宫崎的四阶段论，但他同时警告不要把各个阶段做不适当的比较，扬此抑彼。他说四阶段表面上看起来是每下愈况，创造力越来越差，但实质上这是每种艺术形式都必经的历程。他这种把清谈视为一种艺术以及避免太多的价值判断的看法是带有启发性的。
80年代似未见有分量的讨论清谈的文章或专书出现，但青年学者王葆玹的《正始玄学》（齐鲁书社，济南，1987年）一书值得我们注意。此书以“正始改制”为基本假设，对当时的玄学理论做了相当详尽的考察，时有新见。这虽不是讨论清谈的专书，但因为正始是清谈的成形期和第一个高峰，而玄学又是清谈的主要内容，因而此书对研究魏晋清谈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例如书中有关本末体用之辨、性情之辨及才性之辨的分析对于我们研究清谈的内容无疑有相当助益。
以上我简略地回顾了迄今为止的魏晋清谈研究，由于知见不广，遗漏在所难免。以我的浅见，觉得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尚存在着如下的问题：
（1）至今没有一本系统地从各方面探讨魏晋清谈的专书，已有的几本多偏重在清谈的内容一点上；
（2）对于魏晋清谈，至今没有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定义，大家都讨论魏晋清谈，但是各人心目中的魏晋清谈却往往不是一回事；
（3）过多地强调魏晋清谈同魏晋思潮、魏晋玄学的关系，有的研究者干脆在二者之间画上一个等号（例如杜国庠），好像清谈本身不具备独立的研究价值，结果许多论清谈的文章实际上只是论魏晋思潮而已；
（4）清谈的某些方面至今没有触及或很少触及，例如清谈的形式问题；
（5）清谈中有些问题学术界公认已经解决，但其实并没有弄清楚，一些被视为定论的观点还可以研究，例如清谈出于清议，清谈一词早期可以与清议互通，后来则专指玄谈等等；
（6）关于清谈的发展演变除了一些粗略的并不一定恰当的分段外，至今无人尝试做更具体更细腻的描述；
（7）对清谈与政治、社会的关系及清谈的影响谈得最多，而其中牵涉到太多的主观判断、意识形态的判断及道德的判断，连篇累牍，纷纷扬扬，而无益于学术研究。
笔者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试图对以上缺陷做一些弥补，甚望海内前辈方家给以指教。如能由此引起学术界对魏晋清谈的进一步研究，则本书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三章，回答三个问题：（1）清谈是什么？（2）清谈怎样谈？（3）清谈谈些什么？可说是一个共时性的整体研究。下篇也分三章，分别描述清谈的三个发展阶段，可说是一个历时性的分区研究。它也回答三个问题：（1）魏晋清谈究竟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有哪些兴衰起落，波澜变化？（2）这些兴衰起落是怎样造成的，同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有什么关联？（3）都是一些什么人参加了魏晋清谈的活动？他们各自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有什么样的表现？
至于清谈的原始资料，则主要取诸刘义庆（403—444）的《世说新语》。《世说新语》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书，但仍具有浓厚的历史色彩。它是收集了当时人作的大量传记资料而编纂成的，其中虽难免有传闻失实、修饰润色的地方，但有意作伪的成分则微乎其微。后来又经刘孝标（462—521）引经史杂著四百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加以补充、订正，可靠性就更增加了。美国学者马瑞志的《世说新语》英译本（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d，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6）于《言语》五九条记“简文帝登阼，荧惑复入太微事”，引用现代天文学的成果证实当时确实发生过那样的行星运动（见该书正文59页及引言14页，并参考他1971年发表在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上的《言语》篇译注，见该杂志九一卷二号251页），是证明《世说新语》记事可靠的一个精彩例证。事实上，唐人修《晋书》就采用了此书的绝大部分资料。如果我们不相信这本书，那么，在这个课题的研究上，也就没有别的书更值得相信了。《世说新语》版本甚多，近来为此书作笺注的各家，如杨勇、徐震堮、余嘉锡、马瑞志等，都采用数字分条的办法，科学而方便，因此本书凡引用《世说新语》都写上某篇第几条，而不再注明页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