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四年（1715），二十三岁的郑板桥与徐氏结了婚，后生有两男一女。稚儿绕膝，琴瑟和谐，夫妻共度危困生活。但是，日益加重的经济负担，迫使板桥不得不辍学谋生。

靠什么谋生呢？这时候，板桥的兰、竹、石已经画得十分出色，扬州更是全国的艺术品首屈一指的销售市场。开始，板桥也卖过画。但是，他的画立意高雅，不为世俗所重；他又没有什么名气，当然卖不出去。即便有时卖出一两幅，收入也很不稳定。于是，他决定教馆糊口。

板桥之所以做出这个抉择，原因有二：一是按清朝的规定，教馆要首先取得秀才的资格。先此，板桥已经取得了秀才的“文凭”。二是立庵先生就是靠教馆持家，板桥可算“教馆世家”，起手不难。

所谓教馆，也就是俗称的私塾。这种教育方式有塾师自设的学馆，有地主、商人设立的家塾，也有属于以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举办的义塾（这一种免缴学费）。根据现有的资料，板桥的教馆属于第一种类型。很多读书人在入仕途之前，往往一边教书糊口，一边读书，为科举做准备。起初，板桥在兴化东门宝塔湾开馆。大概在康熙五十六七年，板桥二十五六岁时，来到真州的江村教馆。真州是宋时旧称，清时叫仪征，也是一个繁华的地方。按《仪征志·舆地》（道光刊本）引旧志云：“（江村）在游击署前，里人张均阳筑，今废。”注云：“兴化郑板桥燮尝寓此，与吕凉州辈唱和，有联云：‘山光扑面因新雨，江水回头为晚潮。’”江村似为富商的别墅或园林所在地。从《郑板桥集》及集外逸文中，看不出他与张均阳有过任何接触，大概板桥只是寄居江村而已。

板桥对教馆生活是感到很痛苦和羞辱的。他步入仕途以后，还常常回忆起这段生涯，曾根据当时流行的《教馆诗》略加改动，追述江村的教馆生活：

教馆本来是下流，傍人门户渡春秋。

半饥半饱清闲客，无锁无枷自在囚。

课少父兄嫌懒惰，功多子弟结冤仇。

而今幸得青云步，遮却当年一半羞。

此诗对教馆生涯写得非常逼真、细致，反映了作者当时的窘境。他觉得自己寄人篱下，又像是做客又像是坐牢。当时，他在一首七律中坦率地向学生们表明心迹：“萧骚易惹穷途恨，**深惭学俸钱。欲买扁舟从钓叟，一竿春雨一蓑烟。”[19]他甚至想罢馆不干了。

当然，经济拮据是使板桥产生这种感情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潜藏在他的思想深处。首先，由于他怀抱“修齐治平”之志，故而不甘沦落。他认为读书—科举—做官是一条“光明大道”。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认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主张治学要“经世致用”，引导人们正视现实，关注民生政治。与此相反，板桥始终是个“科举迷”。他认为“明清两朝，以制艺取士，虽有奇才异能，必从此出，乃为正途”[20]。他还赞叹说：“圣天子以制艺取士，士以此应之。明清两朝士人，精神聚会，正在此处。”[21]他做官后写信要堂弟努力读书，说：“信此言，则富贵；不信，则贫贱。”[22]他还写过一首《赠高邮傅明府并示王君廷》的诗，一开首就说：“出牧当明世，铭心慕古贤：安人龚渤海，执法况青天。”渴求用世之情，溢于言表。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对于教馆，他当然痛苦，当然难堪，当然“欲买扁舟从钓叟”了。其次，艺术家可贵的品质，是竭力在作品中表现一种独立的、无拘无束的个性和人格，而教馆先生却要仰人鼻息，既要考虑和家长的关系，又要顾及和学生的关系，这种生活、地位和他的气质、追求格格不入。这就使板桥陷入了深深的矛盾、痛苦之中。

虽然郑板桥对教馆生活很厌恶，但是对江村的山光水色、风土人情却颇感惬意。雍正十三年（1735），板桥重返江村，写给郑墨一封信，信中简练而生动地描写了江村的景物：“江雨初晴，宿烟收尽，林花碧柳，皆洗沐以待朝暾；而又娇鸟唤人，微风叠浪，吴楚诸山，青葱明秀，几欲渡江而来。”[23]这里的生活较兴化老家富足一些。早晨，板桥伴着在田间辛勤耕耘的农夫，开始了教读。黄昏，他喜欢坐在高阁，望着江面上移动的点点风帆，听着旷野里隐约传来的狗吠，陶醉在神秘、空阔的江村暮霭之中。夜晚，他常常走过灯火辉煌的渔市，到河桥酒店去独酌。板桥深爱江村，和这里的文士、老农、酒家、道士等结下了深厚的情谊。由于资料缺乏，他在这里的交游已不可考。但是，当时和以后，他记录这段生活的诗词是很多的，从中亦可看出板桥和江村民众相处的融洽：

河桥尚欠年时酒，店壁还留醉后诗。

（《客扬州不得之西村之作》）

送花邻女看都嫁，卖酒村翁兴不违。

（《再到西村》）

分付河桥多酿酒，须留待，故人赊。

（《唐多令·寄怀刘道士并示酒家徐郎》）

最是江村读书处，流水板桥篱落，绕一带烟波杜若。

密树连云藤盖瓦，穿绿阴折入闲亭阁，一静坐，思量着。

（《贺新郎·西村感旧》）

而写得最亲切的，莫过于寄给他在江村教馆时的学生许樗存的《寄许生雪江三首》了，其中第三首云：

不舍江干趣，年来卧水村。

云揉山欲活，潮横雨如奔。

稻蟹乘秋熟，豚蹄佐酒浑。

野人欢笑罢，买棹会相存。

江村景色新鲜活跃。云推揉着山峰，山峰好像要活动起来；急雨中的潮水澎湃汹涌。板桥向往着秋熟后的新稻、螃蟹、豚蹄、浑酒等江村风味，向往着与学生的欢聚。这首诗艺术成就较高，亲切随便，一往情深。“何日向，江村躲；何日上，江楼卧”[24]，以后，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板桥甚至表示要到江村来度过晚年。

有趣的是，江村也多竹，继续以其高妙的内蕴陶冶着这位艺术家。“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25]板桥经常在教馆之余，挥毫写竹。这段时期，他对竹子的观察更细微了。他觉得“眼中之竹”与“胸中之竹”“手中之竹”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他赞叹道：“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26]有时，他画的兰、竹、石，也托人带到扬州去卖，借此对困顿的家境作些补益。扬州是个商业城市，豪富的盐商在那里造了很多精致的园林。为了美化环境，他们往往附庸风雅，购置一些书画点缀其间。所以，这期间板桥作画，可能纯是商业性的。由于卖画，板桥也熟悉了一些市场行情与渠道，为日后逐步进入“以画代耕”的生涯创造了条件。

这段时期，板桥所读的书，仍是为科举考试做准备的四书五经之类。他的书法也是练习正楷。清代前期的科举考试，主考人对书法特别注重，写字的好坏成了能否录取的重要标准之一。他们对书法提出“乌”“光”“方”的要求，即字要写得方整划一，用墨要浓，而且要黑得发亮。这种模式化的书法人称“馆阁体”。要入仕首先就得练好馆阁体。《清代名人轶事》云：“彭刚直公，不能作楷书，试卷誊正，往往出格。九应童试，皆坐是被斥。”后来有个考官帮忙，彭玉麟才被录取，可见是否会写馆阁体对于仕途是至关重要的。于是，那些有识见的聪明人，只是将馆阁体的本领当作敲门砖。一旦金榜题名，就弃之如敝履。板桥就是这样的人。《清史列传·郑燮传》说他“少工楷书”。可见江村教馆时，他主要练习的必然是小楷。

板桥二十五岁那年，叔父之标先生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郑墨。这位堂弟瘦骨伶仃，是平庸、内向的人。他很听板桥的话，后来成了庠生。这期间，由于儿女增多，郑板桥的家庭经济每况愈下。“贫贱夫妇百事哀”，徐氏夫人尝苦如饴，与丈夫分挑着生活的重担。有时，板桥满怀热望外出借债，“出门气颇壮，半道神已微。相遇作冷语，吞话还来归”，碰壁失望而归。徐氏却宽慰他，拿出自己旧日的钗簪衣物，送进当铺，换回一点粮食，暂时解决全家人的温饱。这一段凄苦的生活，板桥在一首题为《贫士》的五言古诗中作了真实的记录，诗中的“贫士”就是板桥自己的写照。

也就在板桥家境最窘迫的时候，他最心爱的儿子犉儿死了。这对于板桥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写有《哭犉儿五首》，倾诉了自己的悲哀：

天荒食粥竟为长，惭对吾儿泪数行。

今日一匙浇汝饭，可能呼起更重尝？

歪角鬏儿好戴花，也随诸姊要盘鸦。

于今宝镜无颜色，一任朝光满碧纱。

坟草青青白水寒，孤魂小胆怯风湍。

荒涂野鬼诛求惯，为诉家贫楮镪难。

可有森严十地开，儿魂一去几时回？

啼号莫倚娇怜态，逻刹非而父母来。

蜡烛烧残尚有灰，纸钱飘去作尘埃。

浮图似有三生说，未了前因好再来。

连祭儿也只能用稀饭，作父亲的是很不安的。板桥回忆起犉儿天真活泼的娇态，想到现在他一个人睡在荒野孤坟里，风吼兽叫，野鬼欺凌，感到万分痛心！他满怀深情地希望犉儿能死而复生，再来与父母欢乐地在一起生活。这首诗有很多想象的成分，我们从设想犉儿在阴间受欺凌，也可推想出板桥一家在现实生活中的遭遇。

板桥三十岁的时候，父亲立庵先生去世了。家中生活更加困苦，几乎到了揭不开锅的地步；而讨债的人不断敲门索还。唐代杜甫有《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自述遭遇，长歌当哭，简称《七歌》。在结构上，七首相同：首二句点出主题，中间叙事，末二句感叹。板桥套用了这一形式，总结性地记叙了三十岁以前的艰苦生活，语言朴素，感情真挚动人。如其六：

我生二女复一儿，寒无絮络饥无糜。

啼号触怒事鞭朴，心怜手软翻成悲。

萧萧夜雨盈阶戺，空床破帐寒秋水。

清晨那得饼饵持，诱以贪眠罢早起。

呜呼！眼前儿女兮休呼爷，六歌未阕思离家。

空床、破帐、漏屋、裂墙，穷寒困厄之状如在眼前。对可怜的小儿女的哭闹，由怒到怜又到悲，一波三折，充满了真挚的父爱。“思离家”指出外谋生。是的，在此之前，他本本分分地读书，考秀才，教私塾，足迹不出方圆一两百里之地，但仍然养不活一家老小。他“背人独自问真宰”，但“青天万古终无情”。他冷静地观察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老乡：冻死、饿死、病死，一代一代在命运的鞭朴下，无声无息地出生，又屈辱辛酸地死去。他决心反抗命运。他要外出谋生，靠自己的聪明才智，改变这穷寒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