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后期，政治一片黑暗，宦官专权，朋党攻讦，封建政权机构几乎瘫痪。地主阶级，尤其是皇族，兼并土地更加疯狂。残酷的经济榨取和野蛮的政治压迫，造成明末农村十室九空，社会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以致水灾、蝗灾和瘟疫不断发生。濒临绝境的农民，除揭竿而起外，别无生路。崇祯初年，爆发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农民大起义。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占北京，崇祯登煤山自缢，统治近三百年的明王朝，终于被起义的农民推翻了。

同年五月一日，明宁远总兵吴三桂引狼入室，勾结满族贵族，引清军进入北京。十月，清顺治帝下诏正式定都北京。

接踵而至的，是清朝廷对南明残余福王政权、鲁王政权、唐王政权、桂王政权的攻伐。康熙元年（1662）春，吴三桂追俘桂王于缅甸。至此，南明王朝在大陆的势力终于覆灭。

清军在南下进攻时是极端残暴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特别是清统治者下令剃发，强迫汉族人民从衣冠装束上和精神上承认清政权的绝对统治，这样，就激起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坚决反抗。李自成、张献忠余部也与南明政权联合抗清。以农民军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轰轰烈烈地进行了二十年之久，最后在清王朝血腥的武装镇压下归于失败。

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清统治者对汉族地主官僚，在入关前后都执行笼络政策。清军进入北京后，马上为崇祯发丧，并打出为汉族地主官僚“报君父之仇”的幌子，俨然以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言人自居。在任用官吏上，清廷表面上采取满、汉兼用的方针，对中央各部门满、汉官员的名额都作了规定。康熙即位后，又从各方面加强笼络汉人的工作。在康熙、雍正的上谕中，还屡次提到要维护地主富民的利益，把地主当作“国家所爱养保护之人”[2]。这一时期所推行的废止圈地、减免税粮和鼓励垦荒等政策，都是对汉族地主有利的。清朝政府还采取其他许多措施，把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吸收到政权中来。除不断扩充科举录取名额外，康熙十二年（1673）又诏举“山林隐遗”，一些地主士绅不经考试就可直接做官。第二年，清廷更颁布了捐纳制度，使地主子弟可以捐银得官。康熙十七年（1678），又宣布开设“博学鸿儒”科，罗致了全国“名士”一百四十三人，取录了五十名，俱授以翰林院的官职。当时除了有比较浓厚的反清和反对君主专制思想的人如顾亭林、黄宗羲等外，其他知名学者如朱彝尊、汪琬、毛奇龄、施闰章等人都来京应选[3]。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还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积极收罗了李光地、魏裔介、熊赐履、汤斌等一班“理学名臣”，命他们纂修《性理精义》等书，颁布天下。康熙皇帝还在山东曲阜祭孔庙，在南京谒明太祖陵，把理学的“忠”“孝”思想更加推广。这样一来，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得到了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更加强化了。

清朝统治者在对各族上层分子进行笼络利诱的同时，对不利于他们统治的思想言行，则进行严厉钳制和残酷镇压。清独裁者总是妄想臣民像一群温驯的牛马，永远听凭奴役和驱使。但是，总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厌清思明，如黄宗羲就曾经表示过：“狂言不怕山精漏！”[4]于是，清统治者从顺治时代起即开始制造文字狱，历康、雍、乾三世一百多年，堪称史无前例。如康熙二年（1663）浙江湖州富商庄廷鑨请人增编《明书》，如实地写了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一段历史，包括建州卫与明朝政权的关系等，便被认为是有意反清。清廷把已死的庄廷鑨开棺戮尸，作序者、刻印者、校阅者、售书者、藏书者被杀七十二人，充军边疆的也有几百人[5]。乾隆时代更是登峰造极，查嗣庭、吕留良、胡中藻、王锡候、徐述夔等案都是天下震动的“脍炙人口的虐政”[6]。乾隆曾破口大骂：“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蜮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实非人类所应有。”[7]据近代陈乃乾编辑的《焚书总录》记载，在清代文字狱中，全毁书目二千四百五十三种，抽毁书目四百零二种，销毁书板目五十种，销毁石刻目二十四种，综合起来将近三千种。至于因文字贾祸，究竟使多少人人头落地，使多少人发配边疆，又使多少人打入旗下为奴，今天已无法统计了。

这真是一个风云变幻、白云苍狗的时代。在社会上，面对着严峻的现实，知识分子大体也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俯首乞怜的巴儿狗。像康熙年间的李光地，当时“位极人臣”，高树名义，道貌岸然；但是全祖望《鲒埼亭集》中揭露，他的行为比什么人都坏。

另一类人则埋头于故纸堆中，不问政治，不问现实，情愿将自己有限的岁月，投入到烦琐的训诂考证工作中去。当然，这是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的。康、雍、乾三朝，文字狱迭兴，刀光剑影，血肉淋漓。于是读书人人人自危，甚至有“终身不必读书，似我今日”之悔[8]。他们尤其不敢研究明末史事，怕触犯忌讳；也不敢多写诗文，怕无故惹祸。于是，只好集中精力研究经学，从事校勘、笺注与名物考证工作。这种烦琐考证之风，学者们既利用它以全身远祸，统治者也利用它使知识分子脱离社会斗争以巩固政权。清初以来的汉学和金石考据之学取得空前进展，以至于产生了群星灿烂的“乾嘉学派”，这是和当时精神上、思想上严密的控制有密切关系的。

这样一来，又从夹缝中产生了一类特殊的人物。他们大多赋锦绣之才而抱济世之志，但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深切感受到清王朝的黑暗，加之因个人仕途坎坷，陷入无所作为的境地，这就使他们或混迹民间，或托身寺庙，经常处于无法摆脱的精神苦闷之中。由于当时文禁森严，所以他们只能将不满现实的满腹牢骚曲折地寄托在笔墨之外，创造了带有政治批判色彩的“狂怪”的文艺作品。

总之，战士、刽子手、奴才、市侩、狂生、理学家、考据迷等等五颜六色的人物组成了“康乾盛世”的社会众生相，闹哄哄、乱糟糟地交织着，创造了清初的文明。

说到当时的文明，最为人所称道的莫过于扬州地区了，那儿真正是“人文鼎盛”之地。清王朝由东北入主中原的几十年间，由于封建专制国家机器的强化，由于清廷在武力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政策，遭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力已经得到恢复，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城市经济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同时，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了日益频繁的通商活动。扬州就是得风气之先的地区之一。

扬州地处大运河与长江汇合处，历来是南北交通的枢纽，隋唐以来，“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9]。当时谚称“扬一益二”，意思是说，全国之盛当推扬州为第一，益州（成都）为第二。清初的扬州，既有大运河航运之便，又是全国最大的盐业集散地，经济十分繁荣。雍、乾年间，全国盐务最高行政管理机构——两淮盐运使衙门就设于扬州。盐商官绅竞相豪华，在这里建造了许多优美精巧的园林。特别是乾隆六次南巡都在扬州停留，更刺激了扬州的繁华。其时扬州手工业发达，核刻、玉刻、瓷刻、木刻、竹刻、漆刻、牙刻、砖刻名目繁多，还盛产各种工艺品。现在陈列于故宫珍宝馆的最大的玉雕《大禹治水》，就是由清代扬州的玉工审材度势、精心雕制而成的。这种新兴的商业经济的繁荣，必然促使市民对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尤其对于文化方面，他们不满足于过去陈陈相因的“正宗”的那一套，而要求一种较生动活泼的精神享受。另外，盐商富贾生活上穷奢极侈，广筑园林，他们或为了美化环境，或出于附庸风雅，而提倡书画，醉心戏曲，这样，艺术也就成了商品之一。孔尚任曾比喻说：“广陵为天下之大逆旅，凡怀方抱艺者莫不寄寓广陵，盖如百工之居肆焉。”[10]一些艺术家从各地来到瘦西湖畔，鬻字卖画，发展了自己的艺术。如金农为盐商的座上客，黄慎从福建到扬州“资画以养母”，等等。这样，就造成了扬州“人文鼎盛”的局面。江都人薛寿在《学诂斋文集》卷下《读〈画舫录〉书后》中曾自豪地说：

吾乡素称沃壤。国朝以来，翠华六幸。江淮繁富，为天下冠。士有负宏才硕学者，不远千里百里，往来于其间。巨商大族，每以宾客争至为宠荣。兼有师儒之爱才，提倡风雅。以故人文汇萃，甲于他郡。

的确，乾隆时代扬州的经学是举世无双的。这不仅仅因为明星并出，如焦循的研究《易经》，黄承吉的研究文字，王念孙父子的研究训诂，阮元的研究名物制度，汪中的辨明学术源流，都是前无古人，自创新说；而且因为以前的、其他地区的经学研究流于烦琐，失掉了十七世纪学术思想恢宏活泼的气象，扬州学者能一破晦涩沉闷的局面，大胆对伦理方面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继皖学戴震之后，给宋明唯心主义的理学以严厉的批判。

文艺方面，如果要说起康、雍、乾时期与扬州有关的人物，将是一份很长的名单。诗人王士禛、戏剧家洪昇、孔尚任，小说家吴敬梓、沈复等都曾流连维扬，诗酒酬酢。吴敬梓甚至死前几天与友人酣饮大醉时，还高诵唐张祜的“人生只合扬州死”的诗句。程晋芳在《哭敏轩》中云“生耽白下残烟景，死恋扬州好墓田”，就是指此事而言。扬州地区的文士如诗人吴嘉纪、史学家谈迁等也是卓荦可观，一时之雄。清初，大画家石涛和尚多次来到扬州，从康熙三十二年（1693）起就定居扬州，不懈地进行创作，许多炉火纯青之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康熙五十七年（1718）石涛在扬州病逝，葬于蜀冈平山堂后。石涛的画意境苍莽，笔墨恣肆，在奇险中有秀润之气，一反仿古旧习。有人说：石涛不到扬州，就无扬州画派。这是不无道理的。“扬州八怪”[11]正是继承了石涛以及白阳（陈淳）、青藤（徐渭）的传统，大胆突破了当时形式主义画风的束缚，通过诗、书、画、印的巧妙结合，来抒发思想感情，追求个性解放，表现出强烈的叛逆性，具有清傲的风骨美。

郑板桥就生长在这样的时代，生长在这样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