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颖达，字冲远，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人，孔子三十二代孙，曾奉唐太宗之命编纂《五经正义》，融合了南北经学家的见解，是集魏晋南北朝以来经学大成的著作，为经学的统一和汉学的总结做出了卓越贡献。而在“诗言志”这一命题上，孔颖达也是在总结前代各家观点的基础之上，进行了发展，提出了新的思想，是位很有成就的美学家。

孔颖达对于“诗言志”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对“志”的理解上。

根据闻一多先生的看法，“志”有三个意义，一是“记忆”，二是“记录”，三是“怀抱”。而诗最初也是用来记诵的，因为诗在文字产生之前就已经有了，人们靠记忆来口耳相传，因此，诗从最开始就很注重韵律和句法。在文字产生之后，诗就是“记录”，用来记载事情和历史。经过发展，诗与歌合流，具有了“怀抱”的意思。“怀抱”就是“志向”。在先秦，“诗言志”主要是指作者用诗来表现思想、志向和抱负，而且这种志向与政治和教化紧密联系着。

诗歌作品是人们内心想法的表达，这种想法除了偏向于是非判断、伦理道德的思想，还应该包括人喜怒哀乐的情感。可以看出，“诗言志”中的“志”最开始是侧重于指思想的，但是发展到汉代和魏晋时期，人们开始注意“志”中“情”的方面。

《毛诗序》中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是内心志向的表达，而这种表达是因为“情动于中”，也就是内心感情的波动。因此，“志”兼有思想和感情两者，但是仍然偏重于思想。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说：“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认为人有七情，面对事物而有不同的感觉，有感于外物而说出自己的“志”，这是自然地流露。可见，《文心雕龙》也是将“志”与“七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孔颖达在前代人对于“情”“志”探索的基础之上，提出“情志一也”的观点，明确地把情、志联系在一起。他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他说外界事物的变化与感动，使人心中产生快乐或悲伤的情感，这就叫作“志”，而把心中的情感，也就是“志”抒发出来，就是“诗”。因此，他认为“情”与“志”是相同的。

对于“情动为志”而如何化成诗，孔颖达解释说：“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也就是说作诗就是抒发“心志”与愤懑之情的。抒发快乐的心志与情感，则文学作品中多和乐和赞颂的声音；抒发忧愁的心志和情感，则文学作品中多哀伤和怨刺的声音。由此也可以看出，诗歌是对人内心思想、志向、情感的表达。

孔颖达一方面强调外物对人心的感动，一方面强调诗歌就是对这种感情的抒发。这不仅体现出唐代人对审美本质的进一步认识，而且在美学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人们认识到，写诗或进行文学或其他形式的艺术创作，不仅是表达思想、观点的需要，也是表达内心情感的需要，这就扩大了艺术作品的表现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