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平民子弟来说，科举考试几乎是实现人生跨越、进入官场的唯一渠道。对于绝大多数希望在官场有所作为的人来说，科举考试是唯一的正途。所有人都对科举考试倾注了过分的关注。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王子安》中向我们讲述了科举考试结束之后发榜之前，考生们的紧张和滑稽情形：

“秀才入闱考试有‘七似’：初入时，白足提篮似丐；点名时，官呵隶骂，似囚；其归号舍，孔孔伸头，房房露脚，似秋末之冷蜂；其也场也，神情惝怳，天地异色，似出笼之病鸟。”考完后，考生都盼望着结果发布，更是草木皆惊、胡思乱想。一想到自己能高中，就仿佛顷刻间楼阁就在眼前，荣华富贵扑面而来；一想到自己要落榜，则瞬间身体冰凉、灵魂出窍。真的是坐立难安，似乎被蜜蜂叮咬了一样。忽然，有差役快马过来传送喜报，考生们的神经一下子绷到了极限。如果没有自己的喜报，考生神色猝变，嗒然若死，就像中了毒的蝇虫，打他都没有感觉。落榜的考生，最初的时候心灰意冷，大骂考官瞎了眼睛，笔墨无灵，发誓要将案头的书本、文具都烧了；烧了还不解恨，还要把灰烬碎踏成泥；踩踏了还不解恨，更要将灰烬倒到阴沟里去。他们往往还发誓从此要披发入山，面向石壁，做一名隐者或者苦行僧。谁胆敢再和自己谈八股文，一定要和他动刀子。过了几天后，落榜者的怒气渐渐平了，又对科举考试心痒痒，又开始像破卵之鸟衔木重新营巢，再次投入科举鏖战之中。每次科举发榜的时候，此情此景都一再重现，当局者痛哭欲死，而旁观者看来却非常可笑。

落榜者反响如此巨大，正是因为科举高中能带来巨大的荣耀和现实利益。它的吸引力太大了，大到能改变考生的命运。一个人一旦科举成功，马上就门庭若市，全家风光起来。同乡、同学，乃至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有来祝贺的，有来请吃饭的，有来乞讨旧衣旧笔旧书的，有来求新诗的，有来求你写对联的，甚至有书商找你把往常做的文章、写的诗句，结集出版的。如果是未婚的青年才俊，上门提亲的媒婆会蜂拥而来，女方的条件一个赛一个的出色。女方家庭也不再考虑什么门当户对、财力婚房等硬性条件了，只要是新科举人、进士，哪怕是出身佃农家庭，地主也愿意将女儿嫁过去。

考中进士以后，进士名录会向全国发布，名列其中者会全国知名。康熙八年（1669年）的冬天，浙江德清的举人蔡启僔到北京去赶考，路过江苏山阳县（今江苏淮安）的时候，知道该县县令邵某人是同乡，于是就前往拜访。他把自己的名片递进去以后，邵某人却在上面批道：“查明回报”，还以为蔡启僔是前来打秋风、揩油的人。蔡启僔受到这种侮辱当即掉头拂袖而去。第二年朝廷公布了本年科举高中的金榜，榜发到山阳县，邵县令赫然看到状元正是同乡蔡启僔，马上后悔不已，重金谢过。一次考试、一张金榜就这么改变了蔡启僔的命运。这就是科举考试对一个人“登龙门”般的作用。

洪州（今南昌）人施肩吾在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考中进士，衣锦还乡途中写了《及第后过扬子江》，用考试前后心态的对比真实地反映了科举对读书人“登龙门”的作用：

忆昔将贡年，抱愁此江边。

鱼龙互闪烁，黑浪高于天。

今日步春草，复来经此道。

江神也世情，为我风色好。

为了鼓励天下读书人安心读书，为了鼓励天下的士子都迷恋科举考试，政府刻意营造了科举高中的隆重和尊贵，朝廷用各种方式来显示科举的荣耀。比如，皇帝要亲自召见所有的进士，依照科举名次唱名传呼，叫作“传胪”。对于读书人来说，由皇帝金口玉言叫你的名字，是人生莫大的荣耀。到了清朝，“传胪”发展成为一个盛大的典礼，在紫禁城的正殿太和殿举行。除了有新科进士全体亮相以外，王公百官也要整齐排列，在鼓乐和鞭炮声中注视着新科进士接受皇帝的恩赐和检阅。第一名进士，也就是状元，最为光彩夺目。他的名字首先被皇帝叫出来。听到名字后，状元要向前站到太和殿丹陛下的中间处。此处的巨石上雕刻着飞龙，是只有御驾才能经过的地方。状元站在御驾所经的地方，左右两边交叉披着两条红绸带，帽子上插着两只用薄铜叶制成的金花，美其名曰“十字披红双插花”。在皇帝的打量和众人的羡慕中，状元的独享殊荣可想而知。

“传胪”之后，还有大规模的庆贺宴会。唐朝进士的曲江唱和，本质就是庆祝宴会。从宋朝以后，进士的庆祝宴会被称为恩荣宴，由政府出资举办。赴宴的除了新科进士，还有此次科举考试的所有负责官员以及礼部尚书、侍郎等众多的官员。皇帝会派皇亲国戚来赐进士酒宴、衣物、果品，在恩荣宴上进士们都会吃到御膳、喝到御酒。一甲的三位进士用的是金碗，随其量尽醉无算。从唐代开始，新科进士一般在曲江宴会之后会到雁塔题名。宋朝以后，题名改为立碑。国子监会立下每一届进士的碑。到清朝，工部拨出专门的建碑银两，交国子监为进士及第者刻碑留名，给天下读书人做垂范。北京城的热闹还没有结束，喜报早已传到进士的家乡。相关部门会竖起彩旗，敲锣打鼓、轰轰烈烈地把捷报送到进士的家里去。于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都可以从科举考试中得到体现。

对于高中者来说，之前的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都得到了回报。那么那些科举落地的失败者呢？他们怎么办？

落榜考生们不仅面临从头再来的问题，还会受到社会的鄙视。比如，忠厚无用的好人范进，考到五十多岁还不曾进学，当时已经是面黄肌瘦、花白胡子了，戴着一顶破毡帽，穿着一件破旧的麻布直裰，在十二月的寒风里冻得哆哆嗦嗦，一副失意潦倒的可怜样。同乡们都去庆祝考中的人了，没有人知道五十多岁、不名一文的老范进是如何踉踉跄跄、蹒跚地回到自己的茅草屋里去的。这不是《儒林外史》的虚构，现实情形的确如此，而且有过之无不及。

清朝嘉庆年间举人李贻德，年过五旬，屡次会考不中。有一年，他的一个同年中举、之后同样屡试屡败的朋友死在了北京。李贻德写诗哀悼：“故鬼未还新鬼续，怜人犹自恋长安。”道尽了科场辛酸。不久，李贻德也病死京城。

唐朝元和十年（1815年），举子廖有方落第之后前往四川旅游散心。他走到宝鸡西边的时候，住在一个旅馆里，突然听到有呻吟之声。他循声找去，在一个阴暗的角落发现了一个贫病交加的青年。廖有方问他的来去。那青年回答说：“我在长安赶考数年，至今未遇知音。”弥留之际，那青年挣扎着给廖有方磕了一个头，托廖有方在他死后一定要为他收尸安葬，说完该青年就死了。廖有方感慨自己与他同命相怜，把鞍马、行李全都贱卖给村民，备了一口薄木棺，安葬了此人。廖有方临行时不胜悲凉，既不知道这位死者的名字，也不知他家在何处，只能作了一首诗作为留念：“嗟君殁世委空囊，几度劳心翰墨场。半面为君申一恸，不知何处是家乡。”

以上两个都是因多年科举不第而死的例子。还有一些考生因为屡次科举不第而精神恍惚乃至精神失常。唐朝赵璘在《因话录》中记录了这么一个例子：当时有个读书人叫作陈存，写的一手好古文，可惜就是不擅长考试。也许是心理压力过大、过于紧张，每一次考试来临的时候，陈存都会“突发状况”，要么身体不适，要么发挥失常，老是考不中进士。礼部尚书许孟容知道陈存有真才实学，在他主持科举考试的时候，决定多方为陈存提供方便，一定要让陈存考中进士。陈存知道后千恩万谢。临试的前一夜，陈存的心情依然万分紧张，同伴就给他准备了食物，安慰他舒缓情绪，抓紧休息。第二天五更天了，陈存还没有起床去参加考试，同伴就进来叫他，叫不应，仔细一看，陈存已经中风瘫痪了。南唐时期，读书人齐愈考中进士。得知喜讯后，齐愈骑马在街上走，走着走着，突然大笑不止，从马上摔了下来。旁人将他扶起，许久才把他救活过来。

浙江省贡院门口有一副对联，是清代著名学者阮元在担任浙江巡抚的时候写的。这副对联的上联是“下笔千言，正桂子香时，槐花黄后”；下联是“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浙**”。它用文学的语言表现出了考生的自信，突出了科举考试阳光的一面。只要考生有本事，大可笑傲考场。然而，科举考试的成功与否，并不是取决于一个考生的真才实学，其中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考试就是紧张、激烈的竞争。自有据可考的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状元孙伏伽开始，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为止，在1283年间中国只产生了五百零四名状元。而参加考试的考生，数以百万甚至可能千万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科场成功，绝大多数人注定要像范进那样穷困潦倒，或者是像陈存那样过于紧张而精神失常，甚至像金法那样得了精神病以后，不治身亡。当然也有少数人像黄巢那样，看破科举，走到了政权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