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的漫长过程和经济方面的压力，对读书人来说还是外在的考验。读书和科举本身的苦则是内在的考验，尤其考验一个人的毅力、能力乃至体力。

白居易曾经述说自己读书的辛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致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瞀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所致，自悲矣！”二十年来日夜读书不得休息，头昏脑涨、未老先衰，凡是苦读过的人都知道这种疲劳过度，乃至悬梁刺股的艰辛。

北宋的苏洵曾经回忆自己应考的辛苦：“自思少年尝举茂才，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苏洵用了“寒心”二字，让后来者读来寒心。而对科举考试描述最悲惨、也最详细直接的莫过于明朝末年江西人艾南英。他说：“考试一般都喜欢选在秋冬季节或者是初春的时候举行。当时正是一年当中最冷的时候。考试都是在凌晨入场，到了考试那一天，虽然地上还结着冰，瓦上还挂着霜，天寒地冻，甚至寒风刺骨，参加考试的考生们都得早早地准备好，在考场门口等着。开始入场的时候，考生们看到负责的官员穿大红颜色的官袍，坐在堂上。厅堂里灯烛辉煌，官员们围着火炉烤着火，而各个考生不得不脱掉衣服、鞋子、袜子，接受兵丁的检查。所有考生都得左手拿着笔砚，右手拿着脱下来的衣服，几乎是赤身**地站在庭院里等候接受检查。如果运气好，负责的人先喊到你的名字，你就可以先接受检查，少挨一会儿冻。如果运气不好，最后才叫到你的名字，你站在露天中挨冻一两个时辰都是有可能的。检查的时候，两名兵士负责一个考生。上至考生的头发，下至考生的脚趾头，兵丁都会一一检查，不会有任何遗漏。就算一个人再身强体壮，在秋冬季节这样**在外面，走完整个程序也会牙齿打战、浑身发抖，腰以下部位几乎冻得没有感觉了。

“有时候，童试或者科试会遇到烈日炎炎的酷暑。省里的学政和州县负责的官员们，一般都穿着轻便的衣服坐在树荫底下纳凉，喝着茶，旁边还有人给他们扇扇子。而应考的考生们则排着整齐的队，挤在庭院里，既不能带扇子，又要穿戴整齐，坐在考场上答卷。因为应考的人很多，而考场是固定的，常常是几百个人挤在一间酷热的房子里，一起挥汗如雨地答着卷。整个房间弥漫着汗臭味、腥味。为了照顾考生，考场也准备了饮用水，也有专门的负责倒水的差役，但是没有一个考生敢去饮水。因为一旦有人离座去饮水，考官就要在他的考卷上做上记号，怀疑他有作弊行为。那样的话，考生即便答得再好、字写得再工整，也要降一等录用。所以，所有的考生宁愿忍饥挨饿，冒着酷暑，也要正儿八经地坐在那儿答卷。

“考试正式开始。考官先公布题目，题目由一个教官在上面宣读。为了照顾一些听力或视力弱的考生，题目会写在一块牌上，由专人拿着到考场四周巡视一遍。即便如此，因为一天会出好几道题目，同时这个牌子不可能巡视到所有地方，总是会有人听不清题目或者是看不见题牌，但是又不敢去问旁边的考生——因为一旦和旁边的考生交头接耳，考官又会在你的试卷上做上标记。考试开始后，考场四周都有负责的兵丁，所有的考生都不能仰视，更不能四处张目，也不能伸腰打哈欠，更不能靠在桌上或者侧着身子。有以上任何情形，都会被监考官怀疑作弊。结果常常是有些考生腰酸背疼，或者憋着尿，甚至手脚都麻了也不敢动一下身子。考生们坐的席子是官府采购的，经办人员常常侵贪采购经费，买来的席子又薄又窄小，质量差，身材稍微胖一点的考生都不够坐，坐久了身体也很不舒服。一排考生坐一条长席，只要有一个人动，所有的考生都能感觉得到。考试所用的砚台，也是由官府负责采购的。同样，采购来的砚台质量差，做工粗劣，常常磨不出墨来，有些考生把大量时间都花在了磨墨上，手都磨酸了也磨不出好墨。如果一个人非常不幸坐在了屋檐下，又偏偏遇到了下雨，他就只能用自己的衣服小心地遮住试卷，快速写完，快速交卷了事。”所以艾南英感叹，科举考试“盖受困于胥吏之不谨者又如此”。

“等到阅卷的时候，主考官和从考官每人要看几千份考卷，考生们写的文章有平奇虚实、繁简浓淡，而考官又有自己的偏爱喜好，并没有固定的、统一的、让所有人都信服的评卷标准（评判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即使一些饱学之士也不一定能录取。被录取的人常常要感谢上天的恩惠。”

对于落第试卷，考官一般要附上批条，扼要说明淘汰的理由。批条总是笼统地写两三个字敷衍，如“欠妥”“欠稳”之类。有一个士子领到落第试卷，发现批条为“欠利”二字，于是题诗：“已去本洋三十圆，利钱还要欠三年。”他将批条上的“利”曲解为“利息”，大约他为本科考试借贷了30块银圆，需要还上三年的本息了。还有一个落第考生的批条只有“粗”一个字，他题道：“自怜拙作同嫪坶，一入卿房便觉粗。”大约他觉得文章粗糙与细腻与否，与阅卷考官的品位息息相关。而一张试卷竟然贴着“猪肉一斤，鸡蛋三十枚”的批条！原来，批条都不是考官亲自动手贴上去的，而是命仆人代劳。仆人或者不识字，或者随手粘之，误将考官要采办的物品清单当作批条贴上去了。

“等试卷评定以后，主考官端坐堂上，地方政府相关官员站立一旁，所有的考生都要低头哈腰走到考官面前，跪地接受考官的教诲，不敢发出声音。得到自己的名次、接受教诲以后，各个考生从角门出去，等回到家里以后早已是面目全非，说不出话来了。”

艾南英所说的考试还仅仅是初级考试，到了乡试、会试的时候，考场的环境更差，搜查防弊更严格。清代乡试的考场检查极严，考试之前、考试之后、场内、场外，都有严格的规定。对于考生夹带纸条的防范尤其严格，考生进场的时候要全身进行严格的搜查。为防止夹带，还规定考生必须要穿可以拆缝的衣服，鞋和袜必须是单层的，皮衣不能有面，毡毯不能有里；禁止携带木柜木盒、双层板凳；被褥里面不能装棉，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须镂空，蜡台须空心通底，糕饼饽饽都要切开；严禁交通嘱托，贿买关节，严禁士子与员役协同作弊，违禁者严处。

商衍鎏在《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中描述顺天（北京）贡院大门前有一座“天开文运”的牌坊，其他与各省贡院基本相同。各省贡院均建于省城东南，贡院大门上正中悬“贡院”墨字匾额，大门东、西建立两坊，分别书“明经取士”和“为国求贤”。贡院大门外为东、西两座辕门，进大门后为龙门，龙门直进为至公堂，是监临和外帘官的办公处所。在龙门和至公堂中间，有一楼高耸，名曰明远楼，居高临下，全闱内外形势一览无余。监临等官员可登楼眺望，稽查士子有无私相往来、执役人员有无代为传递之弊。龙门、明远楼两侧是士子考试的号舍，号舍自南而北若干排，每排数十间乃至近百间，顺天和某些大省贡院的号舍总数可达万余间，中小省也有数千间（号舍是三面围墙，一面敞开，仅有一肩宽；上下有两块活动木板，考生将下面的木板后挪，权当座椅，将上面的木板前挪，伏在上面答卷。考试期间，考生终日禁锢其中，写作、饮食、休息都在狭小的空间内完成。号舍不仅狭小，还有“光线昏暗”“漏风漏雨”“夏热冬寒”等特点，远比童试、科试时的席地答卷辛苦）。贡院四面围墙遍插荆棘，四角各有一楼，以为瞭望。考试期间，贡院四周派军队分段驻守巡逻。

考生们要蓬头垢面地参加几天几场的考试，其中的艰苦更是难以诉说。多数的时候，考生在答卷时遇到天灾人祸，身体不支就只能自己承担了。更糟糕的是，考场就是战场，考生和考生之间的倾轧、钩心斗角，让人更是心力交瘁。

来看些极端的考场悲剧：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福建乡试时，由于天气酷热，考生中暑生病，头场就有四个人死在考场，第二场又有三个考生还没有考完就病死在号舍中。有的考生则发疯了。咸丰年间某次浙江乡试，一名山阴考生突然发疯。他不答题，只在试卷上题了两首绝句，其中一首为：“黄土丛深白骨眠，凄凉情事渺秋烟。何须更作登科记，修到鸳鸯便是仙。”署名是“山阴胡细娘”。“胡细娘”回到寓所便死了。光绪十一年（1885年）浙江乡试第二场即将开始的黎明，一个考生用小刀在自己的腹部猛划了十几下，被抬出了贡院。有的考生不堪忍受考场的巨大压力，直接在考场中自杀。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浙江乡试，“场中考生死者三人。一死于蛇，一以烛签自刺，一自碎其睾丸。”那得是多么巨大的苦楚和压力，才让后两位考生选择了那般痛苦的死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