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国有思想在中国历史悠久。受后人推崇的先秦“井田制”，人尽其能，各人耕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看似宽松富足，但他们只有土地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井田制本质上是土地国有、等额承包的制度。当时不仅是农田，凡是双眼所及之处都是国有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也。当时的天子，“公私分明”，凡是使用权给予臣民的土地收入，比如，田租赋税，归入国库；凡是禁止百姓使用的山林河流的收入，归君主私人享受。在汉朝，前者收入归大司农所管，支持政府运转，后者归少府所管，政府无权支配。随着人口的增多，人们渐渐侵入君主所有的山林、河流，又在农业基础上发展出了工商业。政府禁而不绝，就在交通要道和城郭处设置关卡，向工商业者征收重税，等于默认了私人工商业的存在，同时参与分配，从中分得很大的一杯羹，算是行使自己的所有权。

需要指出的是，古代各朝各代对农民的田地使用权相当尊重，很少剥夺农民的使用权，同时承认农民之间对田地的继承、买卖关系。所以，古代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近似于所有权。但这种权利和所有权还是有距离的，起码在观念上，官府、社会和人们都承认土地国有的合理性。

秦朝是在法家思想指导下统一的中国。法家主张国家的统一、秩序和强盛，为此国家要力行集权，削弱社会力量，掌握足够多的资源。国家对经济的强制参与也就顺理成章了。同时，法家力求政权稳固，排斥社会流动性，视工商业为不稳定因素，主张“农本工商末”“重本抑末”。重农抑商思想自秦朝产生后，被后世朝代奉为圭臬。

西汉初期信奉清静无为，公权力自动退让，中国社会拥有了短暂的自由经济时期。到汉武帝时期，工商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相当繁荣。吴王刘濞、大夫邓通和少数大商人，富可敌国。商税超过了田租，少府收入胜过了大司农，也就是汉武帝私人收入超过了西汉政府的收入。汉武帝屡次出击匈奴，每次都是大手笔，向南又镇抚蛮夷，朝廷入不敷出。汉武帝拿出少府的收入支持政府，还是不够。他鼓励富裕百姓，主要是盐铁商人，向朝廷捐款，结果应者寥寥。

“汉武帝不禁要想：你们的钱究竟由哪里来的呢？岂不是都由我把山海池泽让给你们经营，你们才能煮盐冶铁，发财赚钱。现在我把少府收入都捐献给国家，而你们不响应，那么我只有把全国的山海池泽一切非耕地收还，由我让给政府来经营吧！这便是汉武帝时代有名的所谓盐铁政策。

“盐铁是当时最大最易发财的两种商业。……汉武帝再不让商人们擅自经营了，把其所有权收回，让政府派管理去自己烧盐，自己冶铁，其利息收入则全部归给政府，于是盐铁就变成国营与官卖。这个制度……直到清代，小节上的变化虽然有，而大体上总还遵循这一政策……这一制度，也不专限于盐铁两项。又如酒，这是消耗着人生日用必需的米麦来做成的一种奢侈享乐品，因此也归入官卖，不许民间自由酿造。”[1]

国有思想和法家思想相结合，在汉武帝时期内政外交的刺激下，定型成了“经济统制”政策。

盐铁政策，不单单是将煮盐冶铁之类收归国营，还包括政府垄断铸币权，将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行业，包括丝织业、酿酒业等收归国营，国家统一规格、限定数额、垄断经营。此外，汉武帝还垄断大宗运输业，定为“均输”制度；在重要市场设置官员监视与平衡物价，定为“市易”制度。这是一整套的、全方位的经济统制政策。相对应地，西汉出现了不少参与经济活动的部门和官吏，产生了规模不小的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雏形也出现了，如“大汉酒业集团”“长安丝织厂”“国营无锡锡矿”等。

市场和国家的力量，各有长短和利弊。对于经济活动来说，绝对的国家参与和纯粹的自由竞争，都是不可取的。解决之道，是在两者的糅合当中找到一个“度”，一个国家和个人、官府与社会都能接受的度，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度。可西汉的“经济统制”政策是在政府对自由经济的否定之后推行的，带上了过强的国家色彩，短期内给西汉王朝增加了巨额收入，但这是建立在经济活动质量的下降上的。比如，国家垄断食盐经营后，盐价立刻上涨，质量却下降了；铁器国家垄断经营后，负责铁器生产的官吏倾向于生产利润大、见效快、面子上好看的大型器皿，而不是一般百姓需要的犁、锄头、小刀等小型铁器。此外，国营机构的服务态度、对科技创新的热情，都大打折扣，最后受伤害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

信奉法家思想的汉武帝依然在追逐短期效益。他进一步创造了“算缗”制度，也就是向私营工商业征收运输税和资产税，向运营车辆、船舶征收一两成的运输税。商人为了避税，纷纷隐瞒名下的交通工具和财产。汉武帝又跟进推行“告缗”制度，鼓励民间举报逃税者，官府查封逃税者的财产，举办者可以获得查封财产总额一半的奖励。经此一闹，私营工商业顿时气馁，完全不是国营经济的对手了。

西汉明令禁止官吏私自经营工商业，此项政策也被后世王朝所继承。士大夫阶层是统治阶层，怎么能自降身份，去做社会末层的商人呢？所以士大夫阶层是耻于从商的。

[1]语出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