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也称“职”，或者合称“官职”“职事官”。

官员是在固定政府机构中、掌管具体职责的人，而官员拥有的职权就是官衔意义上的“官”。比如，吴县县令、吏部主事、乾清宫一等侍卫等，我们一看就知道他们具体负责什么、处于什么政府机构中。俗话说“县官不如现管”，一个官员到底能管多大范围、管多少百姓，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实际权力的大小。所以，“官”对官员的作用最大，是官衔中的核心要素。

应该说，“官”意思明确，便于理解，可它偏偏是古代官制中最复杂的一环。

如果历朝历代都按照白纸黑字写明的官职编制来安排人员、开展工作，那么“官”一点都不复杂。可偏偏每个朝代都不“依法办事”，都要来些小动作、搞点暗箱操作。比如，东汉的时候，朝廷将天下划为几个州，每个州派遣“刺史”。所谓刺史，字面上的意思是刺探地方吏治，看看地方官有没有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有没有贪赃枉法的行径。刺史的级别很低，且没有常驻机构，属于中央临时派出的监察官。它不算正式的官职，而算是一项“差遣”或者“差使”，就像现代人出差办事一样。但在实践中，因为刺史决定着地方官员的沉浮荣辱，地方官员逐渐唯刺史马首是瞻。原先只是巡察地方的刺史，最终演变为了横亘在地方郡县和中央政府之间的一级正式官职。

与此类似的还有唐朝的观察使、节度使。唐朝分天下为十几个道，每道派遣一个分巡御史考察地方政务得失、官吏优劣，称观察使。和刺史的情形一样，观察使很快变为有实权的、常驻的官职，他们的本职“分巡御史”反倒成了可有可无的虚职。而节度使最初则是派到边疆节制和调度军队的中央官员，最终也演变为地方实职。从唐朝开始，差遣、差使开始流行，到宋朝泛滥成灾。

宋朝官员几乎人人都有差使，而且不少人身兼多项差使。那么，他们还有时间和精力去处理本职工作吗？当然没有。朝廷就是不让你去做本职工作，才设置各种各样的临时差遣，让甲官去做乙事、丙官暂代丁职，人为造成了官制的复杂。

宋朝高度君主专制，国家“强干弱枝”，恨不得消除一切权力不稳定因素。比如，唐末五代时期节度使权力膨胀，和中央叫板。宋朝一建立就来了招“杯酒释兵权”，把节度使们的实权都给收了。节度使还是一个高官，但被架空了，不管事了。比如，“徐州节度使”被安置在开封当寓公，好吃好喝供着，那徐州的政务怎么办呢？中央派遣一个官员去“临时处理”一下，叫作“某官知徐州事”，意思是让某某人去“知道”徐州的事情，简称“知州”。知州虽然是临时差遣，但从一开始就被朝廷当作是地方实职。此外还有“知府”“知县”等，都成了之后几百年中国的地方官职。

宋朝的官职最乱，文官大多有三个头衔，即官、职、差。第一项的“官”是用来确定待遇的，与实际的工作内容基本无关，专业名词叫作“寄禄官”，意思是用来拿薪水的。宋朝中央各个部门领薪水的人不少，却没有一个专职的官员，都是有官名而不任其职，在本部门拿钱不在本部门上班。人都到哪儿去了呢？都被派到其他部门或者地方政府去“出差”了。比如，宋朝的地方领导班子分别由安抚使、转运使、提刑按察使、提举常平使组成，一看就知道是“差使”。第二项的“职”一般是馆职，如翰林院、国史馆、集贤院、昭文馆和各阁、各殿的大学士、学士之类。它们是虚衔，用来表示文官的清贵地位，既不能给官员带来收入，更不用官员去上班。第三项的“差”才是一个人真正的职权所在，一般加上“判、权、知、直、监、提举、提点”等字，在理论上只能算是临时负责的事情。在这三项中，“官”最稳定，当上后很难被拿下，“职”次之，“差”最不稳定，经常变更。所谓“差遣罢而官职尚存，职落而官如故”。

宋朝官员的实权大小和收益多少，取决于“差”，所以人们四处钻营，谋得一个差使。苏轼就承认：“久客都下，桂玉所迫，囊装并竭……唯日望一差遣出去耳。”元祐七年（1092年），苏轼的官职是“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事”，其中“知扬州事”是苏轼的差遣，是他真正的工作；“龙图阁学士”是“职”，表明苏轼的文官出身；“左朝奉郎”才是苏轼理论上真正的官。那苏轼人在何方呢？在扬州“出差”呢！另一个北宋名臣寇准曾经担任“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判吏部东铨”，其中虞部郎中是他的官，虞部是工部的一个司，说明寇准在工部领工资；直学士是职；判吏部东铨是差，是实际职责。寇准就类似于“借调”到吏部工作的工部官员。

明清时期，朝野认识到宋代官制过于冗杂，效率过低，于是该撤的撤、该并的并、该转正的转正，官、职、差三者逐渐统合为“官”。但差使、差遣并未绝迹，还衍生出了新的官名。比如，明朝派人“巡抚”“总督”地方，最后这些人都成了地方实权官员，仿佛是汉代刺史、唐代节度使历史的重演。

以上说的是差使、差遣横行，冲击正常的官制，接下来谈谈普遍存在的兼职情况。

兼职，就是官员在职务之外还有职务，也称“加官”。其中，原先的官职叫作“本官”，决定着官员的等级和待遇，兼任的官职叫作“加官”或“兼职”。古装影视剧中常常有“削去某某人本兼各职”的说法，这“本兼各职”就表明古代官员兼职现象很多。

“尚书”一职，原先是内廷之中的小官，负责整理皇帝的书籍、文件。它和尚衣、尚膳一样，围绕着皇帝的生活需要转，并不涉及政治实权，最初由宦官担任。皇帝把朝堂上的公文、大臣们的奏章，都交给尚书保管，遇到犯懒的时候干脆就让尚书给出处理意见。如此一来，小小的尚书就有了咨询和建议的权力，开始干涉朝政。在中国历史上，皇帝权力膨胀，朝臣权力萎缩是一大趋势。皇帝们在和外朝大臣（主要是丞相）的争斗中，越来越仰仗尚书们的行政支持。他们更喜欢尚书这类在自己身边、被动接受指令、不会反抗、没有威胁的职位。到汉朝时，尚书俨然扩充为可以与朝廷相抗衡的一个“小朝廷”了，分门别类，为皇帝出谋划策，经手政务，变为事实上的政务中枢。外朝大臣开始取代宦官，担任尚书，并且有“尚书令”一职统管所有尚书。尚书令的实权超过了丞相。于是丞相反过来争着要兼任尚书令——虽然尚书令依然是小官。只有兼任了尚书令的丞相才被视为真丞相，否则就被视为“假相”“虚相”。之后，又有“录尚书事”（总领尚书们处理的事情）一职，更成为权臣们争抢的新兼职。两汉及魏晋时期，老皇帝要死了，新皇帝年幼，老皇帝就会给儿子指定辅政大臣。这些辅政大臣可能现有地位不高，老皇帝通常让他们“录尚书事”，不做假相做真丞相。

可见，古代的兼职、加官现象大抵出于权力需要。比如，三国时期，蜀汉诸葛亮以丞相之尊兼任益州牧，即“领益州牧”（“领”就是担任的意思），因为当时蜀汉就只有益州这块地盘，诸葛亮要抓在手里，便于集权。唐末，丞相还不惜兼任户部“三司”（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的郎中，也是为了把财权抓在手里，方便办事。

魏晋南北朝时期，多个政权对峙，战事不断。当时地方最高长官刺史往往兼任军职，加官“都督某州某州军事”。比如，荆州是南朝重镇，人口密集，经济发达，还承担着长江中游的防务，荆州刺史一般至少加官“都督荆州军事”，意思是他同时是荆州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很多时候，荆州刺史还都督邻近州的军事，比如，加官“都督荆、雍、司、信、湘五州军事”的，就拥有了五个州的最高指挥权。此外，刺史还加有将军号，如辅国将军、武卫将军等；获封爵位，如王、公、侯等（此二项参见阶、爵的内容）。如果一个刺史既没有将军号和爵位，又没有加上“都督某州军事”的官职，那他权限非常有限，只能简单地治民，被讥讽为“白纸刺史”“单车刺史”。

唐朝确立了三省制，中书省有决策权、门下省有审核权，二省的长官中书令和门下侍中在政事堂商议决定朝政大政方针，然后交给尚书省执行。中书令和门下侍中的权力大于尚书令，被视为丞相。于是，尚书省的领导：尚书令、尚书仆射们就千方百计地希望能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参知机务”，也就是能够参加政事堂的决策会议。如果他们带有这样的头衔，也能跻身丞相行列。发展到后来，“同平章事”“参知政事”成了丞相的正式称号。

明朝时，皇帝厌恶了三省六部制，觉得尚书们也不能满足专制需要，于是在身边建立内阁，让一批读书人担任大学士，出谋划策、经手政务。于是，朝堂上的尚书、侍郎们争抢着兼任内阁大学士——尽管一直到明朝灭亡，内阁大学士都只是五品小官。清朝虽然继承了内阁，可觉得跪听圣旨的军机大臣们更听话、更好用，又将实权转移到军机处。于是乎，内阁大学士、尚书、侍郎们又争着要挤入军机处，谋得一份兼职。在明清地方上，总督、巡抚们都有兼职，不是兼任都察院的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兵部尚书（兵部侍郎），就是兼管了盐务、提督、操江等事务。不然，孤孤单单的一个总督或者巡抚，也是“单车总督”“白纸巡抚”。

在差遣和兼职之外，还有代理官职现象，在唐朝称为“检校”，在清朝称为“署理”“护理”，表示虽然没有正式担任某项官职，但行使该职位的权力。如唐朝魏征曾担任“检校侍中”一段时间后才去掉“检校”二字，正式就任“侍中”。这是因为魏征资历不够。大诗人杜甫被后人称为“杜工部”，因为他担任过工部员外郎。其实，杜甫这个官职也是“检校”的，他本人只是在成都给朋友严武当幕僚（剑南节度府参谋）。中唐以后，地方藩镇势力壮大，连幕僚都代理起了中央官职，杜甫就属于这种情况。清朝的“署理”之风盛行，有的县衙里从知县到典史都是代理的，代理一两年就换人。其中的目的就是多腾出位置来安排冗员。

以上介绍的就是在正常官职之外，差使、兼职和代理横行的情况。看一个官员的身份，重要的不是他的本官，而是其他内容。为什么古代官场有章不循、有法不依呢？

第一，原来的制度设计跟不上形势的变化，不能适应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

第二，设置临时官职，处理突发事件，如战乱、饥荒和重大工程等。为了应付这些客观需要，官场上进行灵活处理，或者增加临时机构和人员，或者在现有官员身上加上兼职，都是可以理解的。比如，晚清的时候，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分别兼任南北洋通商大臣，负责对外交涉，就属于第一种客观需要；黄河发大水、地方爆发饥荒，朝廷就会派钦差大臣去治河、赈灾，就属于第二种情况了。

第三，官场是一个淘汰率极低的职场，上去容易下来难。为了排除那些老迈中庸、尸位素餐的官员的干扰，干一些实事，当权者往往会提拔官阶较低却有才能的人通过差使、兼职、代理等形式，掌握实权去干事。当权者也借此掌握人事权，提高政府效能。魏征代理侍中，当属这种情况。

第四，统治者集权和专制的需要。统治者出于自卑心理，或者不自信，老觉得有人威胁自己的统治，便通过各种非常规手段，人为制造官制的复杂性，羁绊、监视、防范官员们。这是历朝历代不断向地方派出监察官、巡视官外加钦差大臣的原因，也是皇帝们老是信任身边的人、用身边的人取代正常的政府机构的原因——比如先用尚书取代外朝，再用内阁取代尚书，又用军机处取代内阁。皇帝们喜欢的是随叫随到、只听话不问话，最好是跪着记录圣旨然后一溜烟跑出去执行的奴才。最终，清朝皇帝找到了这样的机构，那就是军机处。

晚清官场拥挤，僧多粥少，候补官员如过江之鲫，充斥在各地和各部衙门之中。如何安置官场冗员和候补人员，成了当权者的难题。他们的主要做法有两个：第一是缩短官员的任期，从五六年降低到两三年，这样就可以多安排一倍的人；第二就是设置各种临时机构，如厘金局、劝募局、练兵所、督办处等，或者动不动就“特事特办”，委派官员（“委员”）处理，尽可能安插官员。这些局、所、处、委员，任命了就难以撤免，不出几年就衍生出新一批的官职。这是晚清官职杂乱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