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3月3日，迈克尔·米尔肯进入加利福尼亚州的普莱森顿监狱（Pleasanton）服刑。该监狱位于旧金山市的市郊，是一座防范等级最低的监狱。在这里，米尔肯每周要工作37个小时，从事维修和建筑工作。他常常戴着一顶棒球帽，因为监狱规定不允许戴假发。到1993年3月，米尔肯才会第一次被允许考虑假释。伍德法官建议他至少要服满36~40个月的刑期。

对米尔肯来说，他的判决和入狱并不是结束，而是继续，是他蔑视控诉人、维护自己惊人财富的斗争的继续。这场斗争用米尔肯的金钱做支撑，几乎涉及各个方面，而且只要米尔肯活着，可能就会一直继续下去。

米尔肯的律师和公关顾问队伍已经非常庞大，但是他又聘请了一个著名的刑事律师，这就是著名的艾伦·德肖维茨，曾经为克劳斯·范·布洛和地产女大亨里昂娜·赫姆斯利（Leona Hemsley）做过辩护律师。为布洛的辩护成功了，但是为赫姆斯利的辩护却失败了，这是他最为著名的两起辩护。米尔肯的律师们请求伍德法官减轻米尔肯的刑期，而德肖维茨则考虑其他的策略，包括请求撤销米尔肯的认罪，理由是这项罪名是检察官非法强迫的。德肖维茨还公开发表其他的声明，声称米尔肯是反犹太主义的受害者，并且说米尔肯“绝对不是受到金钱驱使的”。尽管米尔肯被监禁着，但是他一直在密切地参与继续为他进行法律和公关活动的各个方面。他那架湾流飞机经常载着他的访问者进出普莱森顿地区。米尔肯自己曾经对以前的同事们说，认罪就是一个错误，他现在不再认为自己做过错事。

罗宾逊公司继续帮助米尔肯开展凌厉的公关攻势。在经过仔细协商后，《福布斯》杂志得到允许来到普莱森顿，通过电话对米尔肯进行采访。这篇“问答式”报道成为该杂志1992年的封面文章之一。在接受采访时，米尔肯没有说十足蔑视政府的话，没有坚持说自己没有做什么错事，也没有说他是为了摆脱政府无休止的烦扰才认罪的。（如果他这样说的话，可能会使他的减刑机会消失殆尽。）但是，这次采访毫无疑问让人们想到，他在将来可能会说这些话。确实，米尔肯在长篇大论、东拉西扯地为垃圾债券和他在经济中的作用辩护，这明显表示他毫无悔过之意，好像过去5年中的所有事件——股市的崩溃、垃圾债券市场的覆灭、他的许多客户的破产，甚至他自己被判有罪和入狱——没有在他的心中留下任何痕迹。米尔肯在采访中时不时抛出一些精心挑选的词语，如“价值创造”和“节约劳力”等，就好像1992年还是1986年一样。米尔肯的代理人也在同美国广播公司的芭芭拉·沃尔特斯商讨对米尔肯进行电视采访的事宜，他们打算发起一场获取全国人民同情的行动，而这次采访将是行动的中心工作。

到90年代中期为止，米尔肯的律师和公关团队的努力还没有收到什么成效。伍德法官拒绝为米尔肯减刑，说要等着看看米尔肯和检察官们的合作情况而定。根据协议规定，米尔肯要和政府合作，政府的检察官们与米尔肯谈了几个小时，但是却非常沮丧，怀疑米尔肯没有坦白说出他所知道的所有情况，或者没有说出对执法具有实际价值的东西。根据这些理由，检察官们坚决反对给米尔肯减刑，他们打算在1992年5月起诉米尔肯的盟友艾伦·罗森塔尔。罗森塔尔是米尔肯多年的朋友，从来没有背叛过他，这次是因为所罗门公司的交易而被起诉的。

在审判罗森塔尔时，米尔肯作为政府的证人必须出庭作证。伍德法官说她要在米尔肯作证之后再对他的申请进行裁定，目的是看看米尔肯作为证人的价值和他的合作情况。这是对米尔肯的一个重要考验。面对这种压力，米尔肯会承认自己的犯罪活动，并且供出这位密友，还是会援引沉默法案闭口不答？他以前曾经要求身边的人都援引这条法案，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而罗森塔尔就这样做了。

当米尔肯继续在和检察官们斗争时，一出更为引人注目的好戏开场了，米尔肯又卷入了一系列民事诉讼中。在米尔肯认罪后不久，许多公司都对他发起了民事诉讼，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和德崇公司的两起诉讼。前者声称米尔肯在储蓄和信贷危机中的影响使该公司损失了纳税人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而后者则指控米尔肯应该为公司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负责。这两家公司都采取了不同寻常的举措，它们都聘请了凯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托马斯·巴尔和戴维·博伊斯作为它们的代理人。这家律师事务所是美国公认的可以和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相抗衡的少数几家律师事务所之一。米尔肯的律师团队是一支力量强大的联合队伍，由宝维斯律师事务所、艾伦·德肖维茨和许多其他律师组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时代是在周而复始地循环：20世纪80年代初期，巴尔和博伊斯曾经作为IBM公司的辩护律师，在声势浩大的反托拉斯案中击败政府，这一胜利开创了80年代的兼并热潮；现在，他们反过来作为政府的律师代表，要同米尔肯对抗，而米尔肯却是80年代兼并热潮过度高涨中的标志人物。

米尔肯和他的律师团队咄咄逼人地做出了回应，断然否认任何违法行为。米尔肯甚至还说他期盼着上法庭，到时候，他将最终证明政府的指控全都是无稽之谈。

然而，对巴尔和博伊斯来说，一个完全不同的米尔肯很快就要出现了，他几乎会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以阻止公众获悉更多关于他那个曾经庞大的垃圾债券帝国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例如，凯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从采访米尔肯以前的客户获悉，米尔肯随意代表忠实的客户进行交易，既当卖主又当买主，而这种客户并不仅仅局限于弗雷德·卡尔和他的第一执行公司。他们认为，这种模式甚至还扩展到了托马斯·斯皮格尔和哥伦比亚储蓄与信贷银行以及其他的一些大客户。他们得出一个结论，米尔肯实际上是在贿赂这些大客户，使他们自愿接受他的控制。他们认识到，这个情况可以把米尔肯同储蓄与信贷的崩溃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极具爆炸性。储蓄与信贷的崩溃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影响更大了。当然，米尔肯不是唯一一个应该为这次丑闻而受到指责的金融家，或者甚至不是罪魁祸首。但是，垃圾债券难逃其责，它在储蓄与信贷银行的投资中占到了很高的比例，仅仅第一执行公司和哥伦比亚储蓄与信贷银行所持有的垃圾债券就高达100多亿美元。

1991年初，凯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修改了对米尔肯的起诉，指控他参与了一项非法的联合计划，控制哥伦比亚储蓄与信贷银行以及其他的储蓄与信贷银行，并鼓励这些银行的高管滥用他们对银行的控制权。与此同时，律师们开始正式传讯米尔肯以前在比弗利山的同事们。

第一个被审讯的证人是理查德·伯格曼，这是德崇公司比弗利山分部员工投资合伙公司的会计。对他的审讯持续了8天，但是基本上一无所获。他回答问题时总是说“我想不起来了”，这句话他恐怕说了有1,200多遍。不过，凯威律师事务所查阅文件的请求得到了满足。法官下令米尔肯的律师们将许多同合伙公司相关的文件都交出来，这些律师们一直竭力避免上交这些文件。

接着被讯问的是洛厄尔·米尔肯，他的宣誓被录了像，尽管他反对这样做。洛厄尔在作证中说，迈克尔·米尔肯告诉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从来不问为什么。他说他第一次意识到迈克尔可能做了错事，是在“我哥哥认罪的前夜”。弗雷德·约瑟夫和克雷格·考古茨（也就是揭露麦克弗森合伙公司存在问题的德崇公司比弗利山分部的律师）也作了证。他们所讲的许多情况都是老调重弹，以前已经对政府讲过了。但是考古茨补充了一个了解米尔肯动机的情况。考古茨说，在他到比弗利山分部参加求职面试时，洛厄尔实事求是地告诉他：“米尔肯家族想成为美国最富裕的家族。”

也许，最为重要的证词就是詹姆斯·达尔的证词，但是他从来没有作过证。达尔是负责同林肯储蓄与信贷银行（现在已经臭名昭著了）交易的销售人员，他经常充当米尔肯和查尔斯·基廷的中间人，在米尔肯同该储蓄与信贷银行的交易中，他是核心人物。没有人确切知道达尔可能会说什么，但是每次安排好他来作证时，他总是找各种理由拖延。米尔肯的律师从来不表示反对。的确，政府的律师很快就明白，米尔肯的律师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达尔把所知道的坦白讲出来。

因此，虽然只完成了四个人的作证，但是博伊斯和巴尔显然已经认识到米尔肯就要屈服了。在考古茨作证之后不久，博伊斯来到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会议室，同阿瑟·利曼和理查德·桑德勒商谈。博伊斯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你们承担不起这种审判的，赔偿太高了，这种行为太坏了。”这一次，米尔肯的两位律师都没有同意。

尽管米尔肯继续公开故弄玄虚，但是他的斗志已经消失。他希望从进一步起诉的威胁中摆脱出来，他想尽可能多地保留自己的财富。到目前为止，他一直想方设法隐瞒自己的实际财富，但是凯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精明地提起了一项正式的申请，要求米尔肯披露他的个人资产。1992年1月，法官对这项提议做出裁决之前，博伊斯同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另外一个合伙人马克·贝尼克会谈，他取出了一个黄色的便笺本，然后写下一组数字，加起来大概为13亿美元。博伊斯说：“我想这个数字可以达成协议。”贝尼克回答说：“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对米尔肯的罚款数目就用这种平淡、几乎是随意的方式确定了。

最后的谈判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也会发生不快。有一次，桑德勒把一瓶苏打水摔在了会议室的墙上，瓶子摔碎了。但是，最后协议的数字同博伊斯第一次写出来的数字非常接近。1992年3月，政府公布了这个协议。协议要求米尔肯除了缴纳6亿美元的刑事罚款外，还要再缴纳5亿美元的罚款，其中1.9亿美元为现金，其余的用合伙资产在三年内缴纳。米尔肯获准继续在狱中管理这些合伙资产，以使它们获得最大的价值。其他曾经在德崇公司工作的员工，包括洛厄尔·米尔肯、彼得·阿克曼、利昂·布莱克和沃伦·特雷普被处以总计3亿美元的罚款，其中对阿克曼的处罚最高。保险公司支付了1亿美元，再加上米尔肯已经赔偿的4亿美元，总数大致同博伊斯所估计的13亿美元不相上下。

在许多方面，这个协议都是有史以来对个人被告处罚最高的一次，是政府的重大胜利，也是6年前丹尼斯·莱文被捕拉开帷幕的一场大战的**。政府从中获得的罚款和赔偿比以前任何案子中所获得的都多。然而，这个协议也留下了许多令人困扰的问题，其中第一个就是：米尔肯缴纳了十多亿美元的罚款之后，他到底还有多少财富？

作为协议的结果，米尔肯想方设法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保密。然而，无数的线索表明，米尔肯的剩余资产仍然足以让他实现富有的梦想，即使不能让他成为美国最富有的人，至少也可以让他的家族成为美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当米尔肯出狱后，他将仍然是一个令人畏惧的金融寡头。

凯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和其他律师们从来没有见过米尔肯家族财产的详细清单。但是，在谈判中，米尔肯的律师们向他们和负责本案的法官表示，米尔肯在缴纳了额外的5亿美元罚款之后，仍然还有大约5亿美元的个人资产。他们说，其中的2亿美元在米尔肯的账户和合伙资产中，另外的3亿美元在米尔肯妻子和孩子们的名下。在达成协议时，米尔肯同意，日后如果发现有隐瞒资产，就将被罚没。

因此可知，米尔肯仍然保留了巨额的财富，这些财富仍然可以使他跻身美国最富有的人之列，他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然而，还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米尔肯的剩余资产要远远高于5亿美元。例如，他的合伙资产就极其难以估价。凯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被错综复杂的股票所有权和证券持有量搞得晕头转向，最后，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所罗门兄弟公司。在谈判中，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米尔肯企图尽可能地用合伙资产的形式支付罚金，这样他可以选择把以后升值可能性最小的资产交出去，从而保留那些升值潜力最大、前景最好的资产。因为米尔肯对那些合伙资产的价值非常熟悉，他可以操控估价过程。而且，这些合伙资产的估价是在垃圾债券市场最为低迷的时候进行的，它们的价值后来已经极大地恢复。

公平地说，到1991年年底的时候，那3亿美元的垃圾债券资产已经升值了大概20%，也就是6，000万美元。这样一来，假如米尔肯对他所保留的合伙资产采用了最低的估值，假如那些资产已经升值，那么到1992年年中的时候，即使采用最为保守的估计，他的这些资产也将达到6亿美元。

米尔肯还控制着米尔肯家族的基金，这些基金不受协议的影响。在达成协议时，该基金的资产价值大约为3.75亿美元。

此外，还有洛厄尔的资产。考虑到他们的关系，由于米尔肯救了洛厄尔，使他免遭起诉，因此洛厄尔欠米尔肯一个人情，洛厄尔的财富也可以被认为是米尔肯财富的一部分。洛厄尔在德崇公司工作期间赚到的薪水和奖金超过了1亿美元，他在合伙公司里的股份，如果同米尔肯的比例相同，总数至少也可以达到2.5亿美元。这样，他的税后收入大概就能达到3亿美元。即使他和阿克曼等人共被罚款3亿美元，其中他的罚款是5,000万美元——这个数字已经很不少了——但是洛厄尔大概还保有2.5亿美元的资产。

这样，只考虑米尔肯及其直系亲属的资产，再加上基金资产，米尔肯控制的财产大概为12亿美元。如果管理得当的话，这笔资产在米尔肯服刑期间还会继续升值，正如大卫·所罗门的律师马丁·奥尔巴克在获悉协议条款时所说的，“这样坐牢还是不错的啊”。

伊万·布斯基的情况如何呢？他的涉案金额数目可能比较小，但是他的胆大妄为却和米尔肯不相上下。1992年5月，在遭受了多年谣传的折磨和长久的分居之后，西玛·布斯基向纽约州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和布斯基离婚。让布斯基周围的许多人感到吃惊的是，西玛甚至出现在了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20/20》中，同芭芭拉·沃尔特斯讨论她丈夫的丑闻给她造成的痛苦。她透露说，当她发现布斯基包养了一个长期的情妇之后，她最终决定离开他。不过有一点她没有说，那就是这个情妇是她一位好朋友的女儿。

为了反击妻子对他的诉讼，布斯基要求妻子每年向他支付100万美元的赡养费。据熟悉布斯基计划的人称，他可能还会援引纽约州的公平分配法案，要求分得妻子的一半财产，并把这作为最后离婚协议的一部分。

在布斯基同政府达成协议时，他曾经向政府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在报告中，布斯基表示在缴纳1亿美元的罚款之后，他大概还有2,500万美元的财产。尽管从任何标准来看，布斯基都是一个富人，但是他的许多财产都是房地产，如他和哈桑·维基利在蔚蓝海岸一同购买的度假别墅、在巴黎的一套公寓，以及1986年他和政府达成认罪协议之前在火奴鲁鲁用290万美元购买了一套公寓。布斯基说，自从披露资产以来，他大概已经支付了500万美元的律师费，现在他失业了，剩余财产的收入已无法使他过上20世纪80年代那种他所习惯的舒适生活。

在布斯基同政府达成的协议中，有一点不太引人注意，那就是西玛和布斯基孩子们的财产受到了保护，政府不能以布斯基的违法活动为借口处理他们的财产。因此，布斯基利用非法内幕交易为妻子和孩子们所创造的任何财富政府都无权索要。这包括布斯基的家人在布斯基合伙公司中的股份，该公司在1986年德崇公司为布斯基提供新融资之后解散了，西玛是该公司的最大个人投资者。该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从布斯基的内幕交易中获得了巨额的利益。西玛和布斯基孩子们的收益从来都没有被披露过，熟悉这些账务的人说西玛是资金数额大约为1亿美元的信托业务和账户的受益人，在布斯基同政府达成协议时，布斯基孩子们的收益已经达到了9,600万美元。

西玛·布斯基的财产还包括在1986年出售比弗利山酒店时获得的收益，这个酒店当时以1.35亿美元售出，西玛拥有该酒店47%的股份，因此获得的收益大概为6,500万美元。这样，西玛仅仅在布斯基合伙公司和比弗利山酒店的出售上就可以得到1.65亿美元的收益。

如果伊万·布斯基成功得到了她的一半资产，那么他就不仅仅是一个更为富有的人，他还可以成功地把自己合伙公司的5,000万美元交易利润装进自己的口袋中，而这个合伙公司正是他违法犯罪的工具，这些收益可以说也是非法所得。当然，在和布斯基达成协议时，政府肯定没有预料到会出现这种结果。

迈克尔·米尔肯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这些犯罪活动中的主要犯罪分子全都成了富翁，至少按照普通美国人的标准是这样的。这样的结果使许多人都会不由自主地提出许多问题：正义是否得到了伸张？潜在的犯罪分子是否得到了震慑？

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华尔街发生了深远的变化。在经受了大规模的裁员、经济萧条和这起丑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之后，华尔街已经受到了严厉的惩戒。个人可能经受住了这次丑闻，但是他们所在的公司却无法摆脱覆灭的命运。德崇公司宣告破产，艰苦挣扎的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也被通用电气公司悄悄地卖掉了；所罗门兄弟公司陷入了国库券丑闻，最后被罚款2.9亿美元，不得不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新出现的重大证券指控案子已不多了，孕育了许多犯罪活动的恶意收购也基本上从金融市场上消失。人们至少形成了这样一种认识：内幕交易和邪恶的证券欺诈极大地减少了。

然而，历史却很少安抚人们。正如著名的英国法学家爱德华·柯克爵士早在1602年所说的一句话：“如今欺诈猖獗，甚于往昔。”米尔肯、布斯基等人一直在用一种观念蛊惑人们，那就是回报不一定要伴随着风险。华尔街自身也表现出很容易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也许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像米尔肯和他的垃圾债券一样统治金融界了。但是，花言巧语、诡计多端的骗子肯定还会在某个地方出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市场显然复苏了，并且显示了一种遏制自己过度行为的能力。然而，它仍然很容易从内部腐烂。最起码20世纪80年代这些丑闻的发生，凸显了完善证券法和加强执法力度的重要性。华尔街上的犯罪分子对风险进行了完美的估算，正如他们所算计的，如果他们犯事，被抓的可能性非常小。

政府的起诉记录也无法改变人们对华尔街的一种普遍看法，人们认为多数证券犯罪都是发生在执法力量无法触及的方面。对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部分裁决，包括RICO法案定罪，在上诉时被撤销了，对穆赫伦的定罪则全部撤销。对穆赫伦操纵股价的指控在被撤销时法庭说：“任何理性的审判者都无法找到指控这些犯罪活动的证据，他们对这种指控的合理性表示怀疑。”对穆赫伦判处一年徒刑和处以150万美元罚款的判决也被驳回了。穆赫伦的这个结果是不足为奇的。从事件本身就可以明显地看到，是布斯基在操控穆赫伦，而不是穆赫伦在操控股市。如果说穆赫伦有什么罪行的话，那就是在寄存交易上，但是陪审团对此无法达成一致。对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的部分裁决的撤销，以及对其他一些证券案件中指控的撤销，主要是因为技术原因。然而，在面对华尔街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犯罪活动时，检察官们极度渴望以任何理由提起诉讼。在有些案子中，他们做得有些过头了。

这些结果并没有改变华尔街上犯罪活动泛滥的事实。但是，它们确实使人们对证券法的刑法化产生了疑虑。国会应该针对最为严重的证券欺诈违规活动制定一部更为严厉而又精确的刑事证券法，并且要把净资本管理规定之类的执法活动交给证券交易委员会执行。

至少，国会应该对内幕交易做出法律上的界定，应该把“团伙”定为禁止虚假披露持股情况的刑事禁令的一部分，因此，伊坎和布斯基之间的“安排”就必须被公开。证券公司应该被禁止从事套利业，自我监管显然是失败了。基德尔·皮博迪公司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撤销了套利部。法院应该继续明确地界定邮件和电子欺诈。正如麦克诺滕勋爵（Lord MacNaghten）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所预言的那样，欺诈活动是“形式多样、无穷无尽”的。

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要为米尔肯、布斯基、西格尔、莱文及其盟友的案子争论多年，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这些惩罚是否同罪行相符合。事后来看，检察官们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应该对这些犯罪分子施加更为严厉的惩罚。尽管对他们的罚款确实不少，但是这永远也弥补不了给投资人、纳税人和无辜劳动者造成的损失。

但是，在1986年没有人能够预想到这一点，做到事后聪明。人们所知道的就是一个毒瘤正在蚕食华尔街和美国经济的道德基础。这个毒瘤被当机立断切除了，主要的违法分子被抓住了。他们所有的金钱和权力也无法换取他们所渴望的结果。市场存活了下来，甚至更为繁荣。到1992年年中，美国经济多少显现出了复苏的迹象。也许，最为重要的是，正直似乎又重新回到了美国人生活的中心，在价值观念中占据一席之地。

20世纪20年代华尔街的丑闻同80年代的丑闻，相隔60年之久。如果华尔街的正直再次遭受主要威胁的时间能够比这个时间再长一半的话，那么，以米尔肯的垮台和入狱为**的这场行动就是很有历史价值的。

1987年3月27日，伊兰·赖克和罗伯特·威尔吉斯在同一天来到了康涅狄格州的丹伯里联邦监狱报到，开始服刑。在莱文的消息圈垮台之后，他们还是第一次见面，共同的经历可能会使他们建立一种友谊。但是，两个人在监狱中的反应完全不同：赖克变得更加冷漠和孤僻，而威尔吉斯则非常开朗、外向，积极参加各种健身活动。

两人的刑期都是1年零1天，但是在服刑8个月后，他们就被释放了。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赖克开始在纽约为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做法律顾问。威尔吉斯则在娱乐界找到了新工作，帮着安排一起交易，为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Radio City Music Hall）的“复活节演出”筹集资金。

穆拉迪恩因为同政府合作而获得了豁免。他接受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处罚，并被禁止从事证券业一年。他在找工作时非常困难。1990年的春天，他离婚了，并且不得不将新泽西州的房子卖掉。他从倒闭的原布斯基的公司购买了一台二手的IBM个人电脑，并开始自学电脑操作。

詹姆斯·达尔卖掉了比弗利山的房子，在杰克逊维尔购买了一块地，自己建造了一座新房子，离西格尔的家不远。尽管他发誓说要远离商界，但是他却成了一个家族的法律顾问，该家族控制着温迪克斯连锁超市。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准备作证，但是让他感到宽慰的是，这从来都没有发生。即使在缴纳了同德崇公司和米尔肯有关的各项罚款之后，他至少仍然是个百万富翁。

穆赫伦甚至在定罪被撤销之前，仍然可以轻松地从贝尔兹伯格家族和蒂施家族等主要投资人那里筹集到资金。他成立了一家新的合伙公司——野牛合伙公司（Buffalo Partners），这个名字起源于他在弗吉尼亚所养的一群野牛。公司的办公地点位于曼哈顿中心的布罗德街，每天他都往返于公司和他在新泽西州的家，继续实践着他那引人注目的投资风格。根据同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的协议，他不能为自己进行交易，但是他只需通过美林公司和贝尔斯登公司就可以进行交易。

罗伯特·弗里曼在监狱中服满了4个月的刑期，于1990年8月30日被释放。他的认罪协议没有要求他必须和检察官合作。他仍然是一个积极的投资人，从外表上看，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1991年的夏天，他和朋友詹姆斯·里甘、亨利·克拉维斯参加了一个高尔夫球赛，是由格拉尼特资产公司（Granite Capital）主办的。该公司是弗里曼在高盛公司的一位前同事卢·艾森伯格创办的合伙公司。

丹尼斯·莱文在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刘易斯堡联邦监狱服刑时，主要从事园艺工作。他抱怨说受到了狱友的排挤，被称为“背叛分子”。他在曼哈顿的过渡教习所完成了刑期，于1988年9月8日被释放。

随后，莱文迅速成立了自己的金融顾问公司——阿达撒集团（Adasar Group），并且决心进一步引起公众的注意。1990年5月19日，他在《财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讲述自己经历的文章，他还请人代写了一本名叫《洞彻内幕》（Inside Out）的书。

莱文企图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但是没有成功。紧接着，他还得到一个更为理想的机会——《60分钟》节目对他安排了一次采访，正好在他的新书于九月份发行的时候。莱文一定期盼着借此机会把自己打造成一个正面人物。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是一个经典的电视调查节目。该节目的记者埃德·布拉德利调查了莱文新公司的运营情况，发现莱文向那些打算通过他的公司获得融资的人收取预付费，但是却没有给人提供服务。他所谓的贷款公司原来是一家位于巴拿马的骗子公司，并且，他向潜在借款人所介绍的投资银行家根本不是德崇公司的员工，而是他在刘易斯堡监狱服刑时同住一室的狱友。节目里还播放了对莱文两个客户的采访，他们声称被莱文欺骗了。当莱文在镜头前面对这些指控时，他那兴高采烈的劲头立刻消失了。

《60分钟》节目的一位制片人后来说，还有许多其他的受害人都感觉很尴尬，因此不愿意在电视上承认他们被莱文欺骗的事。莱文又受到了一连串民事诉讼的指控。他的新书在全美的巡回签售活动也突然取消，《洞彻内幕》一书在书店销声匿迹。莱文也基本上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到那时之前，还有人发现他在四季酒店吃午饭，在滑雪胜地维尔同家人滑雪，好像内幕交易的丑闻从来没有打击过他。很显然，他也不在公园大道的公寓居住了，打到那里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只有语音提示让人拨打长岛的区号和电话号码，那是他新地址的电话交换台发出的提示。他的新家在华盛顿港，纽约郊区的一个富人区。

在隆波克联邦监狱服刑的伊万·布斯基于1989年12月15日被转移到了布鲁克林的一个过渡教习所，三个半月后被释放。这样，他总共3年的刑期，只服满了两年就被释放。在狱中，他蓄着长长的白胡和齐肩的长发。在穆赫伦一案作证时，他承认在监狱中从不洗衣服，而是掏钱让他的室友给自己洗。同莱文一样，他也被认为是“背叛分子”而遭到其他人的排挤。狱友们画漫画嘲笑他，并把漫画贴到监狱的布告栏上。

自从被释放以后，布斯基似乎在竭力找寻自我。他寻找潜在的投资者，打算组建一个国外的投资有限合伙公司。然而，同穆赫伦和弗里曼不同，他们没有供出华尔街上的其他人，而布斯基因牵连到了许多人，在华尔街备受富有投资人的冷遇。

1991年，布斯基来到了莫斯科。当时的俄罗斯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变，布斯基声称作为俄罗人的后裔，自愿为俄罗斯提供服务，但是他却被婉言拒绝了。布斯基还告诉朋友，他正在考虑做戏剧制片人。他的儿子比利编写并制作了一部非百老汇的戏剧，名叫《堕落天使》（Fallen Angel），讲述了一个父亲去坐牢的人的故事。

布斯基的之后大部分时间是在法国度过的，主要是在巴黎和蔚蓝海岸，维基利经常和他在一起。西玛·布斯基继续住在基思科山的别墅里。布斯基仍然乘坐专门司机驾驶的豪华轿车外出开会，并且在巴黎和纽约的高档餐厅用餐。他又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他重新穿上了他的标志性的黑色套装，但是在曼哈顿的市区剧院除外，在这里他常常穿着黑色T恤和牛仔裤。

1992年4月，在一次民事诉讼中，布斯基出庭作证，他拒绝说他住在哪里或者披露他的净资产。当对方的一个律师问他是否有专职司机时，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没有，你想做吗？”

1991年6月1日，在罗森塔尔受审时，迈克尔·米尔肯出庭作证，这是自从他被监禁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由于没有戴黑色的卷曲假发——为了安全起见，联邦监狱禁止戴假发或者帽子——人们几乎都认不出他了。他的头发中掺杂着白发，似乎苍老了许多。除此以外，他看起来还很健康，也很轻松，甚至迫切等待着出庭。曼哈顿法庭里挤满了人，许多旁听者被赶到了门外。

人们都心存一个悬念：米尔肯会不会为了讨好伍德法官而背叛他的前盟友罗森塔尔？但是，这种悬念很快就消失了。在很大程度上，米尔肯把这次作证当成了另一次为自己和垃圾债券辩护的机会。他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但是却抓住每一个机会淡化其严重性。他把检察官们所说的回扣和贿赂说成“赊购”，把帮助客户逃税说成“账户融通”。他从来没有用过“垃圾债券”一词。

尽管米尔肯是政府的证人，但是他似乎更像被告的证人，尤其是罗森塔尔的律师是彼得·弗莱明，正是德崇公司以前的律师，但是他一直都是米尔肯的支持者，甚至在德崇公司认罪之后加入了米尔肯的辩护团队。米尔肯似乎放弃了讨好政府的企图。当他被问到是否会因为作证而得到回报时，他耸了耸肩膀，然后说：“在经过了这5年半之后，我不肯定还能期盼什么。”

米尔肯似乎是从长远着想，看到了刑期结束以后的事情，而他的刑期可能还要再持续两三年。他出来时将是一个极其富有的人，并且他还将拥有一批富有和有影响力的朋友，这些人他本来是可以供出来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毫无疑问，他的身边仍将有一个人数虽少，但是影响力巨大的核心崇拜圈子，这些人都是美国商界和媒体界的精英。他们将在米尔肯的号召下，为改写历史的定论而战斗。

在这些忠实的人员中就有洛兰·斯珀奇。她成立了一家名叫“为美国梦而奋斗”的组织，并担任主席。该组织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全力颂扬米尔肯，其董事会成员包括为米尔肯辩护的经济学家乔治·吉尔德、西夫韦公司的董事长彼得·马格温、新闻评论员祖德·万尼斯基。

让罗宾逊公司的许多人大费周折的关于米尔肯客户的书终于在1991年6月出版，书名为《美国梦写真》（Portraits of the American Dream）。斯珀奇和她的组织成员写了许多封信，为他们颂扬米尔肯的工作筹集资金，其中一封信中这样写道：“统治20世纪80年代的是同情而不是贪婪，像迈克尔·米尔肯这样的人就是鲜活的证据。”

马丁·西格尔于1990年7月1日进入佐治亚州杰瑟普的联邦监狱服刑，8月24日被释放。他在狱中把监狱停车场的停车线刷了一遍，并且帮助将狱中的图书馆实行电脑化。

西格尔以前在康涅狄格州居住时的邻居菲尔·多纳休以475万美元的价格将西格尔以前的房子买了下来，然后把房子拆掉，以扩大自己的院子。

西格尔为杰克逊维尔的贫困中学生建立了一个计算机训练营，现在，他全职在这里工作，并把这作为他两年社区服务刑期的一部分。这个项目是为了帮助提高杰克逊维尔地区工人的培训水平，它得到了佛罗里达州立社区大学杰克逊维尔分校和该大学城市资源中心的资助。参与者从最初的8个人增加到了150多人。

自从被宣判以后，西格尔一直在做着一个梦：他像投资银行家一样，身穿老式的套装，走进了他以前的导师马丁·利普顿的办公室。在梦中，利普顿站起身来，朝着他走过来。

利普顿拥抱着他，然后说：“我原谅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