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预言说：“用不了一个小时我就可以谈完，我对内幕交易的事一无所知。”
当天下午，罗马诺来到了布斯基的办公室。罗马诺开始说：“你认为政府想跟你谈什么？”尽管穆拉迪恩声称自己一无所知，但是，他却开始连续不停地讲了起来。
他一上来就先解释了一番他以前被证券交易委员会处罚的事，他说：“你应该知道，我以前也遇到过麻烦。”接着，他说：“我被卷入了德崇公司的事。”他讲述了他为布斯基做交易记录、核对账目以及比弗利山之行的情况。而且，他也告诉了罗马诺那530万美元的付款，以及3月21日发生的事，当时布斯基对他大吼大叫，说他几乎把德崇公司的融资计划破坏了。另外，他还讲了布斯基后来命令他销毁用来计算那笔付款的文件。
罗马诺问道：“你把它们销毁了吗？”
穆拉迪恩说：“是的。”罗马诺看到一个可以很好地确证米尔肯非法行为的文件消失了。
第二天，罗马诺找到了卡伯里。卡伯里像往常一样，开门见山地说穆拉迪恩在布斯基篡改和德崇公司非法交易记录上受到了牵连。罗马诺明白自己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穆拉迪恩昨天所告诉他的大部分情况，卡伯里已经从布斯基那里知道了。罗马诺问道：“穆拉迪恩怎样做才能帮你们呢？”
卡伯里列举了一些名字：德崇公司、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塞利格曼·哈里斯（布斯基在伦敦的经纪人）和穆赫伦。
罗马诺回到穆拉迪恩的办公室，他们竭尽全力寻找有价值的东西。穆拉迪恩绞尽脑汁地回忆，最后他想起了布斯基如何命令他销毁文件的具体细节。他们仔细搜索了穆拉迪恩的文件，穆拉迪恩让罗马诺看了看他在布斯基的要求下重新做出的和德崇公司的对账表。但是，对于卡伯里所列举的其他目标，他没有任何发现。
当穆拉迪恩和卡伯里再次见面时，穆拉迪恩说他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卡伯里告诉他，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想让他接受一项重罪。穆拉迪恩听到后火冒三丈。
他激动地说：“我不是重罪犯，我从来没有从中拿过钱。”在他看来，他只是执行布斯基的命令，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华尔街上司空见惯的事情。
穆拉迪恩不想充当他所谓的“告密人”。但是罗马诺和卡伯里达成了一项协议，大意是说，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将推迟指控穆拉迪恩或者要求他认罪，直到他合作为止。这样，他们就可以评估穆拉迪恩的表现。如果他们感觉他表现不好，他仍然应该接受重罪，那时他就必须接受。
当穆拉迪恩作为合作证人第一次同卡伯里和其他政府律师见面时，他非常紧张。当他随意地称卡伯里为“查理”时，卡伯里立即打断了他的话。他说：“我们这里都称呼姓氏，穆拉迪恩先生。”对穆拉迪恩来说，这次见面的阵势真不小，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来了5名律师，证券交易委员会来了8名律师。然而，慢慢地，他对合作产生了兴趣，向他们讲述了和德崇公司的安排，以及他在其中的作用。当谈到3月21日的事情时，他有点儿犹豫，接着，律师们问他，当他因无意之中泄露那笔530万美元而差点儿破坏交易之后，布斯基对他说了什么时，他完全停了下来。
“布斯基对你说了什么？”其中一位律师问道。穆拉迪恩焦虑地看了看房间里的两位女律师。
“他说脏话了吗？”这位律师继续问道。
“你们真想知道吗？”穆拉迪恩紧张地问道，害怕因冒犯别人而受到责备。穆拉迪恩说：“他说：‘你他妈的是个蠢货！’他反复地骂我。”
穆拉迪恩按照布斯基的命令销毁了那笔530万美元付款的对账表，这份冗长的材料成了调查活动中最为重要的文件。但是，当布斯基改变主意之后，是他继续努力，在玛利亚·特明的合作下，根据他在文件中发现的一些残留记录，想方设法重建了底账。
穆拉迪恩很快就成了本案律师们的非正式顾问。这些律师们大都对金融市场和证券业的运作方式一无所知，甚至一些最基本的卖空或者期货买卖和期货承购（Puts and Calls）都不懂，更不要说布斯基和米尔肯为了实施他们的阴谋而采用的复杂、深奥的战略了。他们对会计工作也不太了解。
穆拉迪恩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来给这些律师们讲述，然后仔细讲解交易记录，这些记录显示了数据是如何确证各种策略的。他成了这里最受欢迎的人，脚踏实地，朴实谦逊，渴望取悦他人。穆拉迪恩自己也逐渐明白并体谅到了布斯基打算合作的决定。他认识到，当你处在生死攸关之时，你对合作就会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他也看到，如果布斯基撒谎的话，那是徒劳无益的，因为有很多人，包括他在内，都知道实情。
在穆拉迪恩披露的情况的支持下，政府很快就得到了德崇公司会计查尔斯·瑟恩纳以及唐纳德·巴斯勒的合作。这两个人的代理律师都是西摩·格雷恩泽，华盛顿的一位刑事律师，是由彼得·弗莱明和阿瑟·利曼推荐的。从一开始，格雷恩泽就示意他的当事人，如果被问话，就援引《第五修正案》。
瑟恩纳是一位训练有素的会计，可能会因为他在非法交易中的作用而受到指控。然而，他对政府更有价值，因为他和布斯基没有什么关系，对布斯基也无所谓忠诚，他可以确证布斯基的证词。瑟恩纳只是遵照米尔肯的命令行事。巴斯勒被牵涉得更少，他只是一个旁观者。当时德崇公司需要为那笔530万美元的付款提供书面证据，称它是一笔投资银行服务费，当洛厄尔写完信后，需要有人签字，他碰巧遇到了巴斯勒，就强行让他签了字。
卡伯里感到必须从某个地方开始，他可以从豁免权谈起，给予他们豁免权。如果他们想要豁免权，就必须诚实地回答问题。既然他们所说的话不会再用来指控他们，那么他们就没有理由再援引《第五修正案》拒绝开口了。
然而，把这个过程称为合作还是有点儿夸大其词。格雷恩泽在和米尔肯的律师团队谈话时总在强调一个事实，那就是瑟恩纳和巴斯勒作证是被政府强迫的，他们不会牵连任何人的。同穆拉迪恩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瑟恩纳自愿提供的东西很少。同布斯基一样，米尔肯在很多事情上都对手下人隐瞒着。米尔肯从来没有告诉瑟恩纳，他为什么让瑟恩纳做各种事情，因此，在确证米尔肯的动机和心态方面，他几乎没有什么价值。有一次，瑟恩纳在作证时说，米尔肯甚至没有要求他保留账单。还有一次，他说米尔肯认为这些账单全都是“一堆废纸”。
瑟恩纳必须谨慎行事，在不说谎的前提下尽量少说。不止一次，检察官们不得不威胁他说，如果他不老实坦白的话，就会用伪证罪起诉他。桑德勒不断和格雷恩泽联系，格雷恩泽吹嘘说瑟恩纳没有给政府提供任何帮助。
然而，政府却对瑟恩纳的证词有不同的看法。他可能是一位不情愿的证人，但是他承认自己毁掉了用来计算那笔530万美元付款的电脑磁盘。尽管他没有说他这样做是受到了米尔肯直接命令的结果，但是他清楚地表明，他是得到了米尔肯的指示才这样做的。他也确认了同穆拉迪恩一起对账的事。重要的是，瑟恩纳作证说，他是在米尔肯亲自指示下制定了那笔530万美元投资银行服务费的分配表，而这份文件正是米尔肯的律师们十分倚重，用来说服德崇公司的律师相信米尔肯所说的这笔款子的说法是正确的。因此，瑟恩纳无法根据自己的认识说明这种分配准确地反映了这笔钱的目的。
这是非常关键的信息，它可能会影响德崇公司对这份证据的看法。但是，当柯宁找到瑟恩纳了解情况，问他都告诉了政府什么情况时，格雷恩泽不让瑟恩纳说出大部分的回答。当柯宁离开时，米尔肯的律师团向他保证说，瑟恩纳没有做任何不利于他们的事情。
米尔肯的律师要求瑟恩纳避免和政府真正合作，这对瑟恩纳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尽管瑟恩纳的证词似乎对米尔肯或者德崇公司没有什么伤害，但是，比弗利山分部继续保持沉默，这让柯宁感到非常担忧，这些人对传票上罗列的情况都有直接的了解。
接着，4月28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那笔530万美元付款的文章，文中详细地描述了这笔款子是如何计算出来的，并且指出：“这笔款子的发票是在已经付款之后才仓促开具的，而且是在布斯基先生的审计员怀疑这笔大额款项缺乏单据时才开的。”柯宁和约瑟夫看到这篇报道后心烦意乱，在这件事情上，记者知道的情况似乎比他们还多。他们担心这篇文章报道的情况可能确实如此。
米尔肯的阵营对此没有这样的疑虑，在德崇公司内部和其他任何愿意听的人面前，他们对媒体的报道都不屑一顾。威廉斯发现自己要不断提醒他们谨慎小心，甚至他自己对这一案件的控制也开始减弱。在1987年年初，威廉斯因癌症而动了手术，这使他的身体和精力明显地衰弱了。他感到这个案子还没到应该考虑和政府合作的时候，并且他知道米尔肯是不会接受这种可能性的。但是，他也知道，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保持联系是很明智的。正如他向利特秘密透露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在该案上可能会越来越强势，而不是越来越示弱。
威廉斯做完手术之后不久，他在纽约和卡伯里安排了一次会谈，参与的人还有刑事处的负责人霍华德·威尔逊和另外一名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威廉斯是一个人来的，没有带米尔肯辩护团队的其他律师。在他们讨论了这起案子的有限进展之后，卡伯里反复强调，调查活动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他不愿意说太多的东西。最后，威廉斯问道：“这个案子要持续多久呢？”
卡伯里估计在起诉之前还需要两年的时间。威廉斯停顿了一下，看上去很忧郁。他说：“到那时我恐怕已不在人世了，你们不能快点儿吗？”
1987年2月11日星期三的下午，在离开西格尔的公寓之后，杜南匆忙赶到圣安德鲁斯广场同卡伯里和尼尔·卡图希罗开了一个会。卡图希罗是助理检察官，卡伯里指派他处理由西格尔的调查活动衍生出来的案子。由于泰伯尔显然已经觉察自己成了被秘密调查的目标，时间已经非常紧迫。杜南想在第二天就对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采取行动，并想让西格尔在那个星期五出庭作证。卡伯里同意了。
卡伯里认为这三个嫌疑人都应该被逮捕，而不是像西格尔和布斯基那样接受传讯或者允许他们前来自首。在对布斯基进行调查时，弗里曼已经被传讯过，但是他断然拒绝了任何合作的建议。不过，卡伯里已经从另外一个律师那里听说，弗里曼现在“紧张得都快要崩溃了”。泰伯尔刚刚被美林公司解雇，也非常脆弱。卡伯里认为，公开逮捕所产生的压力可能会导致他们中的一个或多个屈服和坦白。他得出结论，华尔街上的人犯罪倾向不是很强，他们太在乎自己的声誉和面子。
卡伯里和卡图希罗到楼上同朱利安尼和威尔逊开会研究了一番。卡伯里相信弗里曼肯定参与了交换内幕消息的非法活动。他不仅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并且还交换消息，这种违法行为对市场公正的破坏性更大。至于威格顿和泰伯尔，西格尔并没有说他们知道他和弗里曼之间密谋的事。但是西格尔至少有一次向他们提到弗里曼是个消息源，并且卡伯里相信他们肯定知道西格尔在高盛公司有一个线人，这一点从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套利部门的交易模式中可以明显地看到。
卡伯里说：“让我们逮捕他们吧。”朱利安尼毫不犹豫就同意了。他们没有讨论可能会引发的公众反应。逮捕嫌疑人是常规的活动。他们从帕斯卡尔记录的西格尔的供词中整理出一份宣誓书，然后让杜南签上名字，这样就有了得到逮捕证的依据。接着，杜南急匆匆地赶往泰伯尔位于上东区的公寓。
事情几乎从一开始就出错了。泰伯尔在公寓大厅里被戴上了手铐并被搜身，然后被允许回到自己的房间拿件上衣，然后在当晚被关在了大都会拘禁中心。检察官们希望他坦白和合作，但是泰伯尔没有服软。卡伯里可能错误地判断了华尔街上许多人的心态和忠诚。布斯基和西格尔愿意坦白和合作，但是他们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规情况。华尔街是一个狭小、封闭的世界，里面的人都是靠金钱、互利和强烈的忠诚而驱动的。也许泰伯尔从来没有弄明白西格尔和弗里曼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可以坦白的。泰伯尔在大都会拘禁中心被关一晚如果说有什么作用的话，那就是似乎更增加了他的反抗决心。
第二天早上，下着大雪，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过金融区的高楼大厦，落到了灰色的地面上。杜南和另外两名邮政稽查官来到百老汇大街高盛公司的总部大楼。杜南对大楼的一位保安说：“我们要逮捕罗伯特·弗里曼。”惊慌失措的保安立即顺从地带着他们上楼。
弗里曼的办公室在29层，四周全是玻璃，距公司的大型交易厅不远。当杜南等人走进弗里曼的办公室时，他站了起来，似乎非常震惊，他正在忙着处理一些悬而未决的事情。当天下午他计划出去度总统日的长周末，到落基山脉和家人滑雪。
杜南告诉弗里曼：“这是联邦逮捕证，现在，我要逮捕你。”弗里曼遵照杜南的指示，身子向前倾，把手放在桌子上。杜南对他搜身，把他口袋中的东西全都掏了出来。弗里曼一言未发。这件事立即在交易大厅引发了一阵**，交易员们纷纷伸长脖子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弗里曼请求用电话给他在高盛公司内部的一位律师打个电话，那位律师匆忙地赶到交易大厅。然后，这位律师又给拉里·佩德威兹打了个电话。自从弗里曼因为布斯基一案被传讯后，佩德威兹就成了高盛公司的代理人。
佩德威兹曾经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过，和杜南是同事。杜南给他解释了一下对弗里曼的指控。杜南说他有搜查证，要对弗里曼的办公室和附近的地方进行搜查。接着，两位邮政稽查官押着弗里曼向电梯走去。一到大楼的大厅，他们就给弗里曼戴上了手铐。杜南留了下来，他在弗里曼的办公室里用绳子圈出一大片区域，然后开始仔细搜查办公桌的抽屉和文件柜，并把相关的文件都放到了硬纸箱里。
当这两位邮政稽查官押送着弗里曼走出高盛公司总部大楼时，另外一组联邦执法人员来到了汉诺威广场上的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办公楼。理查德·威格顿正在18层的办公桌前忙碌，突然，他抬起头来，看到公司前台的一位女职员站在他的办公室门口。她说：“有位莫雷诺先生要见您。”
威格顿扫了一眼桌子上的日程表，看到2月12日上午没有安排任何约见。现在正是交易的高峰时刻，威格顿不打算放下手中的工作。他告诉前台女职员说：“我现在没有时间，他没有提前预约啊。”威格顿心想，可能又是找工作的人。大学毕业生都迫切希望在投资银行找到工作，有的人在华尔街上四处奔波，直接上门求职。威格顿继续工作。
几分钟后，他一抬头，看到那个前台女职员又回来了。她面露焦虑的神色，说：“他们现在就要见你，他们说没有什么借口，必须接受。”威格顿认为这真是粗鲁至极，并且太不正常了，不过，他决定到大厅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大步来到电梯附近的大厅，前台女职员跟在他身后，有几步远。他看到两个执法人员正在等着。突然，他们拿出证件，声明他们是美国政府稽查官，接着开始宣读：“你被捕了。”威格顿就这样被捕了。这是开玩笑吗？其中一个人抓住威格顿的胳膊，一把扭到了背后，然后把他猛地推到了墙上。他们很快就对他搜了身，接着把他的胳膊扭到了后面，立即给他戴上了手铐。
然后，这两位执法人员押着威格顿，在公司员工的众目睽睽之下穿过交易大厅，来到他的办公室。目睹了这一过程的一位交易员立即给公司的总裁约翰·罗奇打电话。罗奇接到电话后匆忙赶了过来，他义愤填膺地说：“我是公司的总裁，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这两位执法人员解释说，他们刚刚以证券欺诈罪逮捕了威格顿。威格顿仍然感到非常震惊，他呆呆地站在那里。罗奇对执法人员说：“请等一下。”然后，他拿起电话，给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在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法律顾问马文·施瓦茨打了个电话。罗奇向威格顿保证说：“我们会给你找最好的刑事律师。”
执法人员打开威格顿的手铐，让他穿上外套和大衣。威格顿给妻子辛西娅打了个电话。她焦虑地问道：“你还回家吃晚饭吗？”
“我不敢肯定。”他沉重地说。然后，两位执法人员又给他戴上了手铐。
办公室里的大部分交易员此刻都放下了电话，密切注视着威格顿办公室中的动向，为了看得更清楚些，有些人还站了起来。接着，两位执法人员又带着威格顿穿过交易大厅。当他走向电梯时，两个执法人员一边一个，看押着他。威格顿开始流泪，由于双手戴着手铐，他无法擦眼泪，任泪水顺着脸颊淌下。
威格顿和弗里曼在曼哈顿南部的邮政稽查官办公室（西格尔也曾经在这里接受过讯问）待了大概一个小时，然后被分别带到了联邦法院准备接受庭审。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泰伯尔。泰伯尔看上去头发凌乱、衣冠不整。他身穿一件白色的开领短袖衬衫和一条卡其布裤子，脚蹬一双运动鞋。
这是三个人第一次聚在一起。弗里曼是套利界的顶尖人物，从来都没有给威格顿回过电话。
“你好。”威格顿说。
“你好。”弗里曼回答。他们似乎无言以对，不知说什么好。
这三个人的律师都倾向于怂恿他们与检察官对抗。在布斯基的事情被公开之后，由于担心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可能会受到牵连被卷入丑闻之中，该公司的法律顾问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聘请了一位著名的刑事律师，此人名叫斯坦利·阿金，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刑事案件常常都由他负责。现在，阿金成了威格顿的代理律师。阿金喜欢和政府对抗。阿金还给泰伯尔推荐了一名律师，安德鲁·劳勒。正如米尔肯的案子一样，律师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意味着一个核心的辩护团队——在这起由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主导的案子中——将会对事情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将承担所有的律师费。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一直都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法律顾问，而现在这些交易却被指控有罪。高盛公司的代理律师佩德威兹建议弗里曼聘请保罗·柯伦做代理律师。柯伦以前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现在是凯寿律师事务所（Kaye, Scholer, Fierma，Hays & Handler）的合伙人。在布斯基的认罪协议中提到弗里曼将被传讯之后，佩德威兹所在的沃切尔律师事务所已经在高盛公司进行了一次调查。那些传票在高盛公司内部没有引起过度忧虑，而且沃切尔律师事务所的调查也表明弗里曼和高盛公司没有什么罪责，他们没有发现高盛有任何违法行为的证据。
弗里曼三人是在2月12日星期四接受庭审的，时间大概是中午时分，审判室只来了一半的人，大部分都是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说，弗里曼三人被捕的消息要比德崇公司和米尔肯被指控的消息更具轰动性。虽然他们三个人在权力和影响上都无法和米尔肯相提并论，但是他们所在的公司——高盛和基德尔·皮博迪却是华尔街上鼎鼎有名的大公司。虽然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经营状况不佳，正在苦苦挣扎，但是高盛公司从总体上来说，可是能够号令华尔街的重要公司。这不是一个牵涉到暴发户或者贪婪新人的案件。以内幕交易罪指控这种级别的公司似乎是不可想象的。
逮捕的方式也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与逮捕莱文的情况不同，这几个人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逮捕的——泰伯尔是在自己公寓楼的大厅里，威格顿和弗里曼都是在公司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这个消息在华尔街和媒体上广泛传播。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并且还引发了一些夸大不实的报道，例如有的报道说，平常温和无比的威格顿竟然用力击倒了一位执法人员，最后被戴上手铐后才服帖了。华尔街上的许多人都愤愤不平，他们的同行竟然被像普通犯人一样对待。有许多人一再声称，朱利安尼一直都喜欢在媒体上出风头，并且总想往上爬，这次也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制造轰动效应。尽管逮捕建议是卡伯里提出的，但是听到这些指责的人全都信以为真。
到现在，华尔街上的人们都非常恐惧。说得客气一些，许多人都曾经在机密消息上不太慎重。甚至就在这次逮捕行动之前，许多套利人和交易员还在担心这次调查活动可能会朝哪里发展。他们害怕，证券法中的刑事条款——甚至那些他们长期以来因为技术性问题而不予考虑的方面，如严禁“寄存”的法令——可能真要执行了。现在，两家举国闻名的大公司也受到牵连，许多人认为政府的调查已经失去控制，正在威胁着每一个人的安全。
这次庭审激发了更多的传言、猜测和妄想。政府把指控这三名套利人的证人称为“CS.1”，即为“机密证人1号（Confidential Source One）”，这就意味着可能还有“CS.2”。政府说CS.1在案发期间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一名职员，但是拒绝透露更为具体的情况，只是说CS.1的“可靠性和确实性”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根据公开的指控，CS.1曾经在KKR公司收购斯托勒通信公司时向弗里曼透露过消息。而弗里曼当时已经购买了大量斯托勒通信公司的股票，他利用这些内幕消息“来决定在合适的价位出售认购股权”。指控还声称，弗里曼还在布恩·皮肯斯收购联合石油公司期间，将联合石油公司防御战略的关键消息通过电话透露给CS.1。CS.1反过来又把这些消息透露给了威格顿和泰伯尔，这两个人利用这些消息对联合石油公司实施了复杂的交易战略，通过卖出期权非法获益。另外，牵涉到联合石油公司的指控尤其让高盛公司尴尬不已，因为该公司在最近发表的1986年年报中还突出强调了它为联合石油公司制定的防御战略。政府补充说，这种非法活动大概从1984年6月一直持续到1986年1月，牵涉到了“许多具体的重要交易”。
庭审之后，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鲁道夫·朱利安尼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他说逮捕行动只是“漫长而重要的调查活动”的开始。在一项明显针对米尔肯、德崇公司、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以及其他一些知道自己被牵涉到此案但却没有被点名者的评论中，朱利安尼说：“如果他们还有常识和道德感的话，就应该站出来和政府合作，尽力帮助政府收拾这个烂摊子。”
在庭审之后，弗里曼回到高盛公司和该公司的套利部前主管罗伯特·鲁宾会谈。多年前，鲁宾曾经和西格尔一起参加过一次并购的小组讨论会。鲁宾对布斯基一案引发的传票没有感到忧虑，但是政府的逮捕行动却使情况发生了改变。
弗里曼说：“这是一派谎言。”
鲁宾很显然是公司董事长约翰·温伯格的继任者之一，在公司内部他非常欣赏弗里曼。他决定负责这起调查工作，同佩德威兹密切合作。当鲁宾看到政府的逮捕证时，他对广泛密谋的说法不相信。如果弗里曼和西格尔一直都在密谋的话，那么为什么高盛公司实际上在政府指控中没有提到的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交易上会赔钱呢？鲁宾很了解弗里曼，这根本都不是他认识的那个鲍勃·弗里曼。鲁宾对朱利安尼公开羞辱弗里曼和高盛公司的行为感到非常愤怒。作为一名民主党的捐款人，鲁宾不能容忍共和党的朱利安尼通过污蔑高盛公司来取得政治上的收获。
此外，还有一些更有影响的因素。当鲁宾和佩德威兹有机会更加仔细地审查政府的指控时，他们迅速得出结论：政府完全搞错了。杜南签署的宣誓书在描述联合石油公司的情况时，出现了一个差错：它说有关联合石油公司的消息弗里曼在4月就透露给了CS.1，而这起可疑交易的实际时间却是5月。
杜南在抄写帕斯卡尔的笔录时，也犯了一个错误。这种情况政府后来可能会做出解释。实际上也确实如此，政府解释说仓促之间，他们在时间上犯了一些纯粹的技术性错误。但是，对于那些相信弗里曼是无辜的而怀疑政府有错的人，这些解释是不会被理睬的。鉴于高盛公司的强硬态度，政府的错误无论多小，都会损害政府在此案上的可信性。
高盛公司管理委员会当天下午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会议，会上全体一致同意支持弗里曼。同时，鲁宾告诉佩德威兹继续进行调查，并且说他想弄清事实真相，查明弗里曼是否确实做过错事。然而，他们关心的焦点问题是政府是否可以排除一切怀疑“证明”这个案子，而不是弗里曼是否做过错事。因此，调查的主要兴趣是为可疑交易寻找貌似真实的借口，而不是确定西格尔是否真的给弗里曼透露过消息。这种处理方法可能也是高盛公司强烈反对政府心态的必然副产品，这是在弗里曼被捕之后开始出现的。
当天晚些时候，当威格顿和他的律师谈完之后，他本能地回到了自己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办公室。当交易大厅的同事们看到他从门口进来时，全都站了起来，热烈地鼓掌欢迎他。威格顿给妻子打了个电话，向她保证自己可以准时回家吃晚饭。下午5点45分，就像往常一样，威格顿找到了其他两个住在新泽西州的拼车友一起回家。 一路上他们讨论着当天的市场活动和周末的度假计划。考虑到对威格顿的尊重，他的同伴没有提到他被捕的事情。威格顿自己也没有提，他认为说这种事会显得他不礼貌。
在威格顿等人被捕和提审的当天，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高盛公司都公开发表了声明，否认自己有违法行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一名发言人说：“本公司长期以来一直都反对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这是公司一贯的政策。据我们所知，公司一直在严格恪守这项政策。”高盛公司的声明更加强烈：“根据我们自己内部的审查，我们没有理由相信本公司的套利部主管或者本公司有任何违法活动。”
CS.1当然就是西格尔。在星期四一大早，杜南就往西格尔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命令西格尔：“今天不要去办公室了，直接去杰德（拉科夫）的办公室。”在路上，西格尔感到杜南是打算让他认罪的。根据他和政府的协议，他知道何时认罪需要听从政府的命令，他无权选择认罪的日期，从而挑选宽容的法官。
当西格尔抵达马奇·罗斯的办公室时，大概是上午10点30分，拉科夫告诉他，秘密行动将被终止，他要在第二天认罪。（“他们可能会让你在黑色星期五，也就是13日认罪。”拉科夫在几个星期前就诙谐地预料说。现在看来，他说得没错。）西格尔给他在德崇公司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告诉他的秘书凯茜他没有去上班。凯茜再次成为重要消息的传递人，她非常兴奋。她说：“他们已经逮捕了威格顿、泰伯尔和弗里曼，是给他们戴上手铐铐走的。”她把股票行情记录纸上的消息放在面前，然后读出了逮捕的报道。当然，凯茜认识这三个人：威格顿和泰伯尔来自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弗里曼经常给西格尔打电话。
凯茜继续说着：“这里的每个人都很兴奋。”她是指德崇公司的人，她说公司的人知道这个消息后全都非常高兴。西格尔一时有点儿困惑，但是凯茜迅速解释了一番。几个月来，媒体上刊登了无数关于调查的报道，这导致德崇公司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现在，被牵连的不是德崇公司而是其他公司，而且被牵连的不是别人，而是高盛公司，这是华尔街的顶级公司，是德崇公司最为尊敬的公司，也是它一直想超越和取代的目标。
让西格尔吃惊的是，凯茜没有暗示有人怀疑他可能被牵涉进来。在和凯茜谈完之后，他挂断了电话。让他感到难过的是，凯茜对他这么忠诚，但是现在他却要让她震惊。
拉科夫和斯特劳斯帮着西格尔演练了一下第二天将要发生的事情。西格尔认罪的消息和政府新闻稿的副本在当天晚上很晚才到。很显然，事情的发展节奏很快，政府几乎无法跟上这种发展速度了。
在讨论政府将要披露关于西格尔的什么情况时，西格尔和政府在他实际上从布斯基那里拿了多少钱发生了争执。西格尔坚持说只收到70万美元，但是布斯基告诉政府说他给了西格尔80万美元。检察官们似乎对其中的差异非常恼火。他们不想公开揣测他们的两位明星证人中的一位在撒谎，因此，他们给西格尔施加压力让他接受布斯基的说法，因为他们想把这个数字写在新闻报道中。西格尔断然拒绝了，他怀疑钱数之所以不同，是因为送钱人从中私吞了，但是这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收到了70万美元，他不打算接受其他说法，无论受到的压力多大，他都不会屈服。多年来，他一直生活在谎言之中，他不打算再这样了。最后，政府只好让步。
现在，轮到西格尔做一件他担心是最为困难和耗费精力的事了。在和政府秘密合作期间，除了自己的妻子之外，他不能告诉任何人他出什么事了。现在，他要把实情告诉自己的家人、最亲密的同事和朋友，他要面对这种痛苦。
他给自己的父母打了个电话，他们正在佛罗里达，乘坐他送给他们的旅行汽车旅行。他让他们两个人都来听电话。几周前，当西格尔告诉他们说可能无法参加他父母结婚40周年的纪念活动时，他们心烦意乱。现在，他们的儿子又告诉了他们这个消息，他们几乎要受不了了。他们的儿子曾经取得了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成功，现在，这个消息更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他的母亲啜泣起来。然而，他们最主要的担忧是儿子的幸福。他们想立即见到他，但是西格尔劝说他们不要过来。他向他们解释了几天后将会发生的事情，以此消除他们的疑虑，让他们放心。
西格尔继续打电话。他给弟弟、妹妹和简的父母一一打了电话。几乎每个人在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是震惊和怀疑，并哭泣起来。接着，他又给自己关系最亲近的客户和同事们打电话。他竭力想找到KKR公司的亨利·克拉维斯，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最后，他只好把电话打给了乔治·罗伯茨。罗伯茨听到后表示非常遗憾，希望他好运。他还给以前的邻居塞缪尔·海曼打了个电话，海曼是GAF公司的董事长。海曼说他试图支持西格尔，说他知道出了问题，但是他没有迫使西格尔和政府对抗。西格尔又给公司公关专家葛森·凯克斯特以及另外一名重要的客户斯托克顿·斯特罗布瑞吉打了电话。他还给彼得·施瓦茨打了个电话，这是西格尔经常乘坐的出租车的司机，后来也成了他的朋友。西格尔说：“很抱歉，我让你失望了。”
最后，他给马丁·利普顿打电话。利普顿是他的导师，对他非常重要。西格尔仍然不知道利普顿和他的律师事务所正在做高盛公司的代理，他重复了一遍先前说过的道歉的话，并且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并且绝望地等待着一些同情或者宽恕。
最后，利普顿说：“我要看看能为你做些什么。”即使利普顿冰冷的脸上只露出一丝神采，也会让西格尔大受鼓舞的。
接着，西格尔又给凯茜打了个电话，这次是让她到拉科夫的办公室。当她赶到那里时，西格尔把她领到了一个会议室，然后关上了门。西格尔对她说：“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让你失望了。”他感到好像是在向自己的女儿坦白一样。凯茜似乎还是不太明白，他告诉她说他犯了内幕交易罪。
凯茜突然大哭起来，她哽咽着问：“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西格尔一时无法回答她的问题。他感到这一天的痛苦和压力快要使他崩溃了，两人一起抱头痛哭。
拉科夫仍然对西格尔的心态很担心，第二天上午，他开车接上西格尔，送他去法院。他不想冒险，因为西格尔在去法院的路上可能会再次产生自杀的念头。西格尔被从侧门带到了法院，然后被带到了一层的大审判室，在这里可以听到诉讼人的请求和抗辩。他身穿一套深灰色的西装，里面是一件蓝衬衫，系着红领带。罗伯特·沃德法官把西格尔的庭审安排在当天日程中的最后一项，这就意味着他必须等待近3个小时。
CS.1即将亮相，并且接受认罪的消息传到了各大媒体，因此审判室里挤满记者，同前一天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接受审讯时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整个庭审过程中，人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西格尔。各大电视台的摄影记者挤满了通往审判室的入口和联邦法院大柱子的台阶。最后，沃德法官宣布西格尔出庭受审。
西格尔向法官保证他没有服用药物，也没有在接受精神病医生的治疗。沃德法官问他的教育程度。西格尔犹豫了片刻，他打算说哈佛商学院，这是他的母校，但是他不能这样说。他感到非常羞愧。最后，他回答说：“大学毕业。”法官宣读刑事起诉书中的指控，他被控一项违反证券法罪和一项逃税罪，因为他从布斯基那里获得的非法收益没有报税。西格尔几乎没有听到法官在说什么，他只顾着擦去眼中的泪水。
“你有什么申辩的吗？”他听到巨大的法庭里回**着这句话，然后是一片寂静。
“我有罪，法官大人。”他说，声音轻柔而坚定。沃德法官宣布，将在4月2日宣判，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西格尔被带进了被告厅，在那里他和当天上午受审的27名毒贩一起按指印。为了避免记者的围堵，他试图从一个地下室的门走出法院，但是却被国家广播公司的一个记者给堵住了。当西格尔的律师们护着他向一辆等着他们的车走去时，照相机跟着他们一直不停地拍。在上车前，他停顿了一下，在奥德丽·斯特劳斯的面颊上亲了一下，然后他上了车，车门随即关上，直接朝机场开去。
西格尔的认罪以及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被捕的消息使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新主人通用电气公司大为震惊。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并购部主管听到西格尔的消息后，哭着从交易大厅跑了出来。西格尔仍然有许多仰慕者，尤其是在那些支持他的员工当中。但是，随着真相不断浮出水面，尤其是他曾经从布斯基那里拿过黑钱的事被披露之后，公司内部反对他的情绪日益高涨。对于西格尔跳槽到德崇公司，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一直耿耿于怀。现在，这种憎恨更加强烈了。
通用电气公司的高管们获悉这个消息时，他们正在公司位于康涅狄格州的费尔菲尔德总部大楼的餐厅里吃饭。他们原来认为基德尔·皮博迪是一家出色的投资公司，因此向它投入了6.5亿美元，现在，他们意识到这笔投资很危险了，这让他们非常震惊。当天晚上，在曼哈顿的高档餐厅贝纳丁（Le Bernardin），通用电气公司和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举行了一个晚宴，庆祝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最近刚刚做成的一笔业务，这个晚宴却警醒了他们。
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管理人员和他们的新主人之间一直都有隔阂，而这次逮捕事件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不信任。当基德尔·皮博迪的马克斯·查普曼等人替威格顿辩护时，通用电气对此却不以为然。通用电气有应对政府刑事控诉的经验，他们认为没有可靠的证据，政府是不会发起大规模调查活动的，更不要说公开抓人了。他们也知道，在西格尔的合作下，政府会获得强有力的证据来指控基德尔·皮博迪。一个公司通常会为自己员工的犯罪行为负责，而西格尔正在认罪。
在通用电气兼并了基德尔·皮博迪之后，该公司仍然由德农西奥具体负责，通用电气很少插手。然而，认识到目前情况的严峻性之后，通用电气负责处理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事务的副总裁兼财务主管劳伦斯·博西迪安排公司的约瑟夫·汉德罗斯负责此案的具体工作。汉德罗斯是通用电气公司的副总法律顾问，富有刑事案件经验。博西迪曾经是一位著名的职业棒球运动员，正直诚实，而且对“过去的”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毫无个人感情，他决心迅速修复已经造成的损害。
通用电气已经派自己的一个审计小组进驻基德尔·皮博迪，彻底审查该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财务管理。现在通用电气立即指示审计小组调整审查方向，进而调查被指控的内幕交易。基德尔·皮博迪也组织自己的工作人员参与其中，包括约翰·戈登、西格尔的朋友彼得·古德森和公司内部的律师罗伯特·克兰茨。随着他们开始工作，恐惧感——大多是不可言喻的恐惧感——弥漫在整个公司之中。西格尔是否会牵连他人，尤其是德农西奥？基德尔·皮博迪的套利部门是怎么运作的？有些人听到该公司有一个套利部门时，都非常震惊。审计小组在审查时，按照“可疑”和“有问题”将交易记录分类整理，并统计出总共的数目。哈尔·里奇了解到，“可疑”交易在几天之内就达到了100多项。
里奇和戈登还有其他担忧的理由。他们在研究政府对弗里曼的指控时，回忆了他们自己在SCA公司交易中的经历。他们当时的怀疑现在似乎都得到了确认。他们不愿承认这个事实，但是政府对弗里曼的指控可以断定是真的。
在西格尔认罪之后的第二天，即星期六，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工作小组被召集到了圣安德鲁斯广场同朱利安尼、卡伯里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刑事处的负责人威尔逊和负责弗里曼一案的检察官卡图希罗。此外，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林奇和斯图克也参加了，因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任何决议都必须包含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协议。基德尔·皮博迪方面参加的人有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马文·施瓦茨（负责人）、克兰兹、汉德罗斯和加里·纳夫塔里斯。纳夫塔里斯曾经是威尔吉斯的律师，后来受到汉德罗斯的聘请出任通用电气公司的法律顾问。
朱利安尼开始说：“基德尔·皮博迪公司肯定有违法行为。”但是施瓦茨立即开始反击，他义愤填膺地告诉朱利安尼：“你们应该道歉。”并且，他还谴责联邦检察官在办公室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的行动。
卡伯里反驳说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存在利益冲突，因为它在其他事务上同时代表了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高盛公司。施瓦茨几乎都要从椅子上跳起来了，他提高嗓音，大声说：“我不需要你们来教训我。即使我在职业道德方面需要建议的话，也轮不到你们说三道四。”
政府的律师们几乎都不敢相信这件事。自从维南斯一案之后，他们一直怀疑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和它的法律顾问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维南斯一案已经明确显示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内部缺乏管理、法纪涣散。现在，该公司之前的明星已经坦白承认了在该公司期间的重大犯罪活动，而现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却认为政府应该道歉。
克兰兹心平气和的方式也于事无补。他说：“有什么问题呢？请告诉我吧！”说着，他环视着政府的律师们。律师们沉默不语，他继续说道：“我真不明白有什么违法行为。”
朱利安尼一直都很平静。现在，他说：“我们的认识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有问题，你们越早解决越好。你们必须接受处罚。”接着，卡伯里接过话继续说。他指出基德尔·皮博迪公司要为西格尔的行为承担可能的刑事责任，并提醒他们在维南斯一案中的表现不佳，包括维南斯在一本书中所披露的违规行为。然后，卡伯里又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问题绝不仅限于西格尔的事。政府还掌握了其他的情况，该公司驻波士顿的经纪人唐纳德·利特尔涉嫌进行股票寄存交易，利特尔和布斯基有联系；并且该公司证券交易部的主管也有问题；更为令人吃惊的是，该公司的总裁杰克·罗奇也被牵涉进来。
卡伯里直截了当地说：“我们要起诉你们。”施瓦茨似乎大吃一惊。朱利安尼给他讲述了公司要为员工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的事，施瓦茨反驳朱利安尼说他不懂常识。在双方的相互指责中，会谈迅速谈崩了。施瓦茨气冲冲地领着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律师团队离开了，留下怒不可遏的朱利安尼等人。
汉德罗斯把这次会谈的情况汇报给博西迪之后，博西迪大吃一惊。在他看来，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这样做真是愚蠢至极。博西迪认为，必须迅速采取措施。他看到了政府起诉赫顿公司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他相信如果起诉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话，对该公司的声誉将造成严重的破坏，即使最终能够侥幸获胜，这种损失也是无可挽回的。
通用电气公司的审计小组加快了工作步伐，并向汉德罗斯和博西迪汇报了此事。他们的发现并不令人鼓舞。在他们的调查中，有一些交易，如通用食品公司的交易，是根据公开的消息进行的，可能还有些抗辩的余地。但是大陆集团的交易呢？大陆集团是高盛公司的客户，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套利部门选择购买该公司股票的时机太巧妙了，正好是在“白衣骑士”即将出现之前。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类似的“巧合”。纳夫塔里斯向哈德罗斯建议说：“一两个这样的情况我们能够容忍，但是五六个就不行了。”
与基德尔·皮博迪公司高管的会谈也无法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通用电气公司也愿意相信德农西奥不知道西格尔和弗里曼之间的阴谋诡计，但是，在公司运营中，德农西奥鼓励西格尔给威格顿和泰伯尔提建议。他甚至连表面上的预防措施都没有，甚至没将套利部门和其他部门分隔开来。他疏于管理。通用电气的高管认为，德农西奥对公司的管理非常糟糕。最后，他们还得出结论，公司总裁罗奇（现在正接受调查）和克兰兹甚至更不称职。
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律师团队同朱利安尼和卡伯里会谈之后两个星期，纳夫塔里斯给卡伯里打了个电话，他告诉这位检察官：“通用电气的人想见你，没有基德尔·皮博迪或者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任何人。”通用电气已经决定控制该公司，而不是仅仅取得这次刑事调查的控制权。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被取消了此案的代理资格，由纳夫塔里斯和他所在的克莱默·莱文·内森·康明·弗兰克尔律师事务所取代。3月7日，博西迪亲自同朱利安尼和卡伯里见了面，他先陈述了15分钟，说话的语气和上次施瓦茨的完全不同。
博西迪讲述了通用电气公司的彻底调查，并承认发现了“严重的”问题，就差承认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有罪了。检察官们相信这种调查和高盛公司粉饰太平的调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博西迪着重强调说，通用电气刚刚收购了基德尔·皮博迪，对调查中发现的情况一无所知。任何指控都可能导致公司破产，并殃及7,000名员工下岗。
接着，博西迪提出了具体的补救措施：基德尔·皮博迪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德农西奥、洛奇和克兰兹都会被解除职务，如果必要，还可以解雇。基德尔·皮博迪将彻底取消套利业务。博西迪得出结论，投资银行不应该从事套利业务，即使将套利部门隔离开来，也无法确保机密信息不被误用。此外，基德尔·皮博迪还应该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达成一个妥善的解决方案。
通用电气坦率和大胆的提议给检察官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朱利安尼告诉博西迪，通用电气的做法和其他牵涉到这起丑闻的公司的做法不同，真是“一股清新的空气”——很显然，这个其他的公司就是指德崇公司。自从逮捕事件之后，博西迪和纳夫塔里斯第一次看到了一丝希望，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可能不会被起诉。
正当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一案发生有利转变时，政府又取得了另一项胜利。杰弗里斯公司是洛杉矶一家大型经纪公司，是场外市场交易的先驱者。1987年4月，杰弗里斯公司的董事长博伊德·杰弗里斯接受了两项罪名，并同意合作。杰弗里斯替布斯基“寄存”过股票，政府已经掌握了布斯基给杰弗里斯支付300万美元的证据。这笔钱的原始发票上写着“投资咨询服务和公司金融服务”，实际上，这是寄存股票的对账单，也确认了布斯基利用虚假发票的事，这和支付给德崇公司530万美元的情况类似。
更令人震惊的是，杰弗里斯还披露了一件和布斯基毫无关系的事。杰弗里斯承认，在一个同谋的要求下，他在运通公司二次发行消防员基金（Fireman’s Fund）的股票时操纵股价。这个阴谋也牵涉到了虚开发票的事。当时，那个同谋因为大量购买股票而推高股价时，损失惨重，为了弥补杰弗里斯的损失，他用这种方式偿还了杰弗里斯。同其他被牵连的人不同，杰弗里斯是对华尔街上最为惯常的行为认罪。正如杰弗里斯的律师们对政府所说的，“博伊德是在帮助客户。他是在客户互相帮助的商业氛围中长大的，现在，规则正在发生变化”。
那个让杰弗里斯操纵消防员基金股价的同谋不是别人，正是桑迪·路易斯，他就是在艺人餐厅将穆赫伦介绍给布斯基的那个套利人。后来，路易斯和布斯基吵翻了。路易斯迫切渴望复仇，整个夏天，他几乎一直追着加里·林奇，督促他继续调查布斯基。现在，他的愿望实现了，布斯基被摧毁了，但是笑到最后的却仍然是布斯基。路易斯一直摆出姿态，似乎是华尔街上道德高尚人士的典范，现在，他却愤怒地否认自己有罪。但是，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他。他越来越因为伪善而遭到人们的嘲笑。很快，他在华尔街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
但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这些胜利上获得的幸福感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在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一案的调查上，政府似乎在苦苦地挣扎。在回到佛罗里达州之后，西格尔看到了根据他的供述而签发的逮捕证，一下子就变得心烦意乱。政府在指控中，专门选择了联合石油公司和斯托勒公司通信公司两起交易，这是两起最为复杂的交易。关于这两起交易，杜南仅仅审讯过西格尔一次，当时是帕斯卡尔做的记录。当西格尔读到杜南签署的宣誓书时，他非常震惊。这份宣誓书的要点是准确的，但是正如高盛公司发现的，有些细节是不正确的。
在杜南的宣誓书中，关于联合石油公司股票回购计划的所有联系都发生在四月份的电话中，这是西格尔在塔尔萨的机场给弗里曼打的电话。实际上，这只是一部分。宣誓书上错误地把好多天和好几周的通话给压缩了。西格尔知道实际的交易记录不会支持这种说法的，并且确实如此。政府还披露弗里曼保存了所做交易的全部文件，西格尔对此也非常震惊。他曾经告诉政府的律师，是布斯基保存的交易记录，而不是弗里曼。拉科夫知道好的辩护律师会利用政府的这些错误，对此案提出质疑，使政府尴尬万分。西格尔明白，毫无疑问他会因为说谎而遭到不公正的指责和起诉。拉科夫原来希望政府在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之前会向他和西格尔征求意见，但是检察官们太在意保密的问题，他们没有这样做。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拉科夫给卡伯里打了个电话，让斯特劳斯在一旁听着。他想明确地表示，西格尔不应该对这些错误负责。卡伯里承认了政府的错误，并说政府会找机会改正错误的。让拉科夫感到宽慰的是，卡伯里没有企图责备西格尔。他似乎对这些问题没有过分担忧。
弗里曼、威格顿和泰伯尔在4月9日被起诉，大概就是在他们被捕之后7个星期。政府没有详细说明，只是简要更改了自己的错误，声称联合石油公司的交易发生在1985年5月15日和17日，而不是4月，斯托勒公司的交易发生在4月，而不是12月。但是，政府保留了针对这两项交易的起诉，对每名被告人提起四项重罪。
值得注意的是，基德尔·皮博迪并没有被起诉，这表明通用电气的官员和朱利安尼之间达成的协议发生了功效。为了遵守它支持政府的誓言，基德尔·皮博迪迅速停了威格顿的职，停发工资，也不再支付他的律师费。基德尔·皮博迪的大部分人都不知道，通用电气甚至还采取了更进一步的措施。通用电气的律师同威格顿的律师斯坦利·阿金见了面，并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威格顿只有确实无罪时，他才可以同政府的指控对抗；如果确实有罪，他就应该认罪，并和政府合作。此外，通用电气说，如果威格顿和政府对抗，并且被判有罪的话，它就会起诉威格顿，让他交回该公司购买基德尔·皮博迪股票时支付的300万美元，并且不再支付仍然欠他的300万美元。
同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盛公司仍然顽固地支持弗里曼，但是它又发表了一份声明，态度比上次的要温和许多。在声明中，该公司是这样评价弗里曼的：“我们了解他，并信任他。根据我们所了解的一切，我们继续相信他是无辜的，没有违法行为。”
通用电气公司的措施是正当的。公司的员工被起诉后，应该停职，这完全符合公司的政策。而且，通用电气的高管对威格顿或者泰伯尔确实都不太了解，停职也反映了他们的意见，也就是政府关于西格尔在接收内幕消息上的推测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公司不再支持威格顿的做法让许多员工愤怒异常，尤其是那些对公司的自治权被通用电气这样的工业巨头夺走一事仍然愤慨的人。这些情况对镇定自若的威格顿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对失去公司的支持，他感到非常痛苦，但是仍然坚持己见，认为自己是无辜的。
同一个月之后发生的**相比，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出现的这些情况要温和多了。5月12日，负责该案的两位检察官卡图希罗（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和约翰·麦坎尼一同出现在了负责该案的法官路易斯·L.斯坦顿面前，他们说需要更多的时间准备此案的审判工作。麦坎尼表示，“事后来看”，政府可能应该等等再进行这些引人注目的逮捕行动，他也承认：“如果行动太快的话，我们可能会出错。”
这确实令人震惊，就相当于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承认政府判断有误，不仅本案，而且包括其他正在进行的调查活动，如米尔肯的案子。通常，被告会要求推迟审理，但是现在，被告的辩护律师们意识到，加快审理工作对他们的当事人有利，因此他们反对推迟。在政府提出推迟建议的第二天，斯坦顿法官支持被告方，援引《第六修正案》要求加快此案的审理工作，否决了这一提议。朱利安尼的发言人对《华尔街日报》说：“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失败。”但是，很显然，被告和他们的支持者有理由欢呼雀跃。
现在，举证的责任落在了政府的身上。是应该继续下去还是选择撤诉呢？很多人都认为撤诉是无法想象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内部发生了争论，卡图希罗和麦坎尼没有参与做出逮捕的决定，他们坚持认为政府有义务将审判进行下去。尤其是卡图希罗，他在该办公室工作多年，深受朱利安尼前任们的熏陶，深谙这里的传统。这种传统几乎不匆忙逮人，但是一旦被告被逮捕，卡图希罗就严肃坚持他们的权力，迅速消除笼罩在他们声誉上的乌云。
卡图希罗和麦坎尼都相信，他们可以顺利地办理这个案子，并且有很大机会取得成功。他们相信西格尔将是一个非常称职、极其可信的证人。他们从基德尔·皮博迪和高盛搜集到了大量的交易记录，有充分的证据来支持西格尔的供述。但是，他们缺乏一个很好的确证人。如果只有一个主要证人就对被告提起诉讼的话，任何检察官对此案的前景都不会很乐观，更不要说这个证人还是刚刚承认有罪的人。
刑事处的负责人霍华德·威尔逊反对他们的观点，他认为政府现在不应该再鲁莽行事，以免错上加错。他可能还有其他的考虑：威尔逊的部分职责就是保护他的上司朱利安尼，以及他的政治前途。朱利安尼取得了一系列广为人知的成功，包括审理了纽约布朗克斯区民主党的领导人斯坦利·弗里德曼贪污腐败案，这个案子是他亲自办理的，并赢得了许多好评。在此期间，正是同布斯基达成协议的时候，因为这个协议和制裁华尔街，他又进一步获得了赞誉。朱利安尼正处在事业如日中天、官运亨通之时，很有可能轻松问鼎纽约市市长或者州长的宝座。媒体对他的报道几乎全都是正面的。但是，现在该怎么办呢？怎么做才更有利呢？是撤销此案等到以后再起诉（届时朱利安尼可能已经离开了这里），还是今年夏天就冒着尴尬失败的风险而继续进行，从而使朱利安尼遭到指责呢？
现在该卡伯里发表意见了。是他建议逮捕的，他对此案有信心。他不是政治家。作为一位资深的检察官，他不愿意否决对此案尽心尽力的同事们的意见。他同意了卡图希罗和麦坎尼的意见，建议将此案继续下去。
对朱利安尼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如果他否决了卡伯里的意见，将会对卡伯里造成毁灭性的影响。但是，朱利安尼在逮捕行动上曾经支持过卡伯里，结果却非常糟糕。朱利安尼最后接受了威尔逊的建议，命令助理检察官们准备一份寻求撤销此案的动议。
到第二天中午时分，谣言就散布出来了，说政府要采取非常措施撤销此案。拉科夫给西格尔打电话，告诉了他这件事，西格尔满怀疑虑地问：“会那样吗？”
拉科夫说：“那是不可能的！”这是根据他多年来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的经验得出的认识。他仍然相信，政府没有确证人是不会随便采取抓捕行动的。他认为政府只会将此案继续下去，即使比检察官们希望的来得更快也会如此。至少，当他在那里工作时，就是这样处理的。
但是，这种“不可能的”事情还是在当天就发生了。5月13日，卡图希罗和麦坎尼出现在斯坦顿法官面前。由于此案迅速成为内幕交易案中第一大引发争议的案子，吸引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法庭里挤满了记者、其他潜在被告的律师和好奇的旁听者。卡图希罗显然很痛苦，但是精神要比前一天好多了。他对法官说，政府面临着继续在周三进行审判还是撤诉的选择，最后“做出撤诉的决定”。为了淡化这种尴尬决定的影响，他补充说，现在的起诉“仅是冰山的一角”，并且发誓说政府会寻求新的起诉，把内幕交易的指控从两起交易扩展到九种不同的交易。
三名被告都没有出庭，但是他们的律师们却无法掩饰内心的喜悦，他们甚至抓住机会猛烈抨击政府。威格顿的律师讥讽说，政府采用这种花招“很显然是要逃避对此案的快速审理”。泰伯尔的律师说，这“表明政府在此案的证据不足，逮捕的决定是错误的”。同时，媒体上也铺天盖地地发表了各种报道，声称被告被捕后遭到虐待，并被剥夺了宪法所赋予的权利。在多数悬而未决的案子上，辩护律师都会费尽心机避免冲撞检察官，因为检察官在起诉程序上有很大的决定权。但是在这起案子上，辩护律师们却同检察官展开了公开的战斗，而且每战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