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0月29日晚上6点30分，马丁·西格尔回到家。他走进卧室，把西装扔到**。此时，正是晚饭时间，能够在这个时候回家吃饭可真是让人欣慰。他走到书桌前，凝望着窗外。书桌紧靠着一个大窗户，从这里可以俯瞰格雷西广场公园的全景。
自从丹尼斯·莱文被捕以后，西格尔几个月来一直都焦虑不安，现在他感觉好多了。莱文被捕的那天，他正在机场的电话亭里，当时他就惊恐不已，第二天，他还去看了医生。他感觉不太舒服，认为自己太紧张了。实际上，他想让医生问他为什么感觉这么糟糕、这么焦虑，他想倾诉一下。然而，医生只是对他快速检查了一番，把他的抱怨晾在了一边。医生说：“你只是太累了，很快就会好的。”
也许医生的话是对的，上个周末，西格尔偕妻子和朋友们到比斯坎岛郊游。他们乘坐一艘双体船在海上游玩，海面风很大，阳光灿烂，西格尔玩得非常高兴。
他微笑着看着窗外，孩子们在游乐场上尽情地玩耍。突然，电话铃响了，打破了屋内的宁静。西格尔心不在焉地拿起话筒，而不是等着保姆多丽丝去接。一个男人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沉思。
“你是马丁·西格尔吗？”
“是的。”西格尔回答。
“我是比尔。”然后是一阵沉默。星期一，多丽丝告诉西格尔有个叫比尔的人打过电话，但是没有留电话号码。昨天，他又打过来了。而这两天西格尔都像往常一样在8点左右回到家。对这两个电话他没有多想，突然之间他也不知道这个比尔是谁。
“哪个比尔？”西格尔问道。
“你知道的。”对方用一种旁敲侧击的语气说，“比尔。”
“我不知道。”西格尔急躁地回答。这是一个骚扰电话吗？接着又是一阵沉默。
“你收到我的信了吗？”比尔问道。
“没有。”
“你知道我寄的那封信吗？”
西格尔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直接挂断电话。他接着回答：“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信。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接着又是一阵沉默，然后他说出了一句惊人的话。
“我是指你和那个俄罗斯人的关系。”
西格尔闭上眼睛，只见布斯基的影子在飘来飘去。他竭力镇定自己，平静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比尔继续说道：“我给你寄了一封信，在信中我告诉你我想跟你见面。”
“可是我不认识你啊。”西格尔说。
“哦，算了吧，别想骗我了。”比尔说着，然后，他的声音变成了威胁性的，“我知道的。”
西格尔再次坚持说他不知道对方在谈什么，然后，比尔明显地表露出了一阵焦虑。他问：“你是那个原来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工作，现在跳槽到了德崇公司的马丁·西格尔吗？”
“是的，正是。”西格尔说，然后他感觉已经说得太多了，“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否则我会报警的。”
“我想，你不敢。”比尔讽刺地说。
西格尔挂断了电话，他摇摇晃晃地离开桌子，紧握着拳头。他一直都害怕这件事情会发生，他大喊道：“终于来了！”突然，他感到一阵恶心，赶紧冲到就近的卫生间。
过了一会儿，简进来了，她看到丈夫弯着腰在卫生间里呕吐，非常担心。当西格尔直起身来，竭力振作精神时，她焦虑地问道：“你没事吧？”
他回答说：“肯定是胃病又犯了，有时突然就发作了。”
简一出去，西格尔就立即给马丁·利普顿打电话。从私人和业务两个方面来说，他感到利普顿都是他最可靠的律师。利普顿的秘书说她的上司正在休斯敦出差，不过，她告诉了西格尔一个电话，说打这个电话可以找到他。
西格尔在电话中说：“我是马丁，有人敲诈我。”他把那个神秘电话的情况大致给利普顿讲了讲。利普顿督促西格尔第二天去见见拉里·佩德威兹。佩德威兹原来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刑事处的负责人，曾经为沃切尔律师事务所处理过伊兰·赖克的事件。
第二天西格尔见到了佩德威兹，向他详细讲述了和比尔之间的通话情况，并提到比尔多次说给他寄了一封信，要求和他见面。佩德威兹问道：“你查看康涅狄格家中的邮箱了吗？”
西格尔意识到他和简已经有两个多星期没有去康涅狄格的家了。于是，他开车赶到那里，打开邮箱，一眼就看到了那封信，正躺在一大堆没有开启的信件中。为了保护好指纹，西格尔戴上了塑胶手套，然后，他用颤抖的手打开了信封，匆匆扫了一下那封短信。内容简单而神秘，首先是一句“我知道”，然后是要钱。比尔说，如果他没有收到钱的话，就会向国税局举报西格尔。西格尔小心翼翼地把这封信和信封放到了一个大信封里，然后封好，开车回到了纽约。
当佩德威兹看到这个证据时，他感到非常可疑。他怀疑这封信和电话是政府给西格尔精心设计的一个圈套。这好像又不可能，但是在莱文一案之后，政府一直在继续调查，任何事情似乎都有可能发生。尽管这样，佩德威兹建议西格尔等一等，看看是否还有什么其他事情会发生。
接下来的一周，西格尔接到了布斯基的电话，他似乎突然之间急于想和西格尔见个面。西格尔拒绝了，并立即挂断了电话，但是布斯基的电话让他非常不安。接着，在11月10日，国税局的几个工作人员没有提前通知就突然来到了西格尔的办公室，不过西格尔不在。当他听说这件事后，他给佩德威兹打电话，告诉了他这件事。这次，佩德威兹说，他认为最好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联系一下。
西格尔说：“那你联系吧，我想把这事弄清楚。”
当天下午，西格尔又接到了佩德威兹的电话，他说：“你明天早上先到我这里来一下。”他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好像很严肃，但是他没有讲具体情况。
第二天早上，佩德威兹告诉西格尔：“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对那封信的事全都清楚，他们也知道你和布斯基之间的一切情况。”他不用再说下去，西格尔的防线已经崩溃了。他用手抱着头，痛哭流涕起来。
他一边抽噎，一边说：“我做过那些事，我有罪，很抱歉，我想改正错误。”
佩德威兹说他已经和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说过这件事了，他们得出结论，沃切尔律师事务所不能做西格尔的代理人，因为该律师事务所已经代理过许多他这样的客户，这些人都受到了同样的指控。但是佩德威兹提出要帮助西格尔再找一位刑事律师。佩德威兹说：“有些律师会同政府抗争，而有些律师则会合作。你喜欢哪一种呢？”西格尔说他要先和妻子商量一下，然后再做决定。
他打了一辆出租车回到自己的公寓，西格尔知道不能再对妻子隐瞒下去了，但是，他又非常害怕这种摊牌，担心妻子会离开自己。当时，正好是上午10点左右，是交通的高峰期，出租车在车流中慢慢穿行。坐在车上的西格尔满脑子都是自杀的场景：回去后，不是上楼，而是直接到车库，把家里的厢式货车开出来，离开这个城市，沿着95号州际公路向东开，一直到麦安纳斯河（Mianus River）上的大桥，然后从桥上冲下去。这种死亡的前景似乎非常诱人，但是一想到车毁人亡的痛苦场面，他就吓得脸色煞白。
回到家时，保姆告诉他妻子出去购买圣诞用品了。西格尔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知道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很快就会消失。妻子36岁的生日还有两周就要到了，现在，他也要毁了它。接着他听到前门被打开了，他赶紧走到了门厅，只见简拎着大包小包走进来。她看到丈夫在家，大吃一惊，然后兴奋地告诉他她所买的东西，以及她的过节计划。西格尔强迫自己打断了她的话，
“我有点儿事要告诉你。”他一边说着一边把妻子领进客厅。简脱下大衣，在沙发上坐下，西格尔把双层木门关上，然后挨着她坐下来，握住了她的手。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开始说：“你还记得那封让我心烦意乱的信吗？就是邮到我们康涅狄格的家里的那封。关于那封信有个情况，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你原谅我。”
简立即哭了起来，她从丈夫的语气和举止中意识到发生了可怕的事情。西格尔继续讲着，快速把他和布斯基的内幕交易大概讲了一遍。他感到极其痛苦。简继续啜泣着，看到自己竟然这么深深地伤害了她，西格尔感到很恐惧，这也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经历。
他的妻子哽咽着说：“你做的事很可怕。”她说，她最大的感受就是觉得自己被欺骗了：这件事情他竟然没有告诉她。她说，西格尔击碎了她对他的信任。
然而，尽管她这样说，她还是意识到了丈夫的痛苦和绝望，她的震惊很快就被恐惧所替代，她害怕他会自杀。于是，她立即安慰丈夫，支持他坚持下去，这种支持正是他所需要的至关重要的东西。她说：“你是个好父亲和好丈夫。”说着，她又忍不住潸然泪下。
大概在下午1点左右，西格尔又回到沃切尔律师事务所见到了佩德威兹。西格尔告诉他：“我不想对抗，我要赶紧处理完这件事，我要赎罪。”最后，西格尔聘请杰德·拉科夫做他的代理律师，杰德原来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反证券欺诈处的负责人，后来成了马奇·罗斯·格思里·亚历山大·伏登律师事务所（Mudge Rose Guthrie Alexander & Ferdon）的合伙人。拉科夫从办公室赶来同西格尔和佩德威兹见面，当他来到时，西格尔已经收到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传票。佩德威兹给联邦检察官办公室打完电话之后，该办公室就通知证券交易委员会，说西格尔在沃切尔律师事务所，因此传票也发到了这里。
拉科夫很吃惊，虽然西格尔忧心忡忡，但是他没有试图淡化或者否认罪责。他很快就向拉科夫讲述了他同布斯基之间的违法情况，包括最糟糕的方面，如接受现金报酬。此外，他还讲述了他和弗里曼之间的关系。
西格尔尤其担心他在德崇公司的同事，以及他和该公司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继续工作。他感到必须立即和约瑟夫谈谈。另外，拉科夫想让西格尔保持尽可能多的灵活性，他知道西格尔可能是个很有价值的秘密线人。但是西格尔坚持说，他不能和政府合作，秘密调查德崇公司。他说，自己的违法活动不是在德崇公司进行的，而且他也不知道德崇公司的任何犯罪活动，因此要设计诱捕那里的同事很不公平。拉科夫同意西格尔对约瑟夫说这件事，告诉他传票的事，并且向他请“病假”，准备回答问题。接着，在当天晚上，他还要在马奇·罗斯·格恩里·亚历山大·伏登律师事务所同拉科夫以及另一名合伙人奥德丽·斯特劳斯见面。
西格尔离开沃切尔律师事务所之前，他要求见见利普顿，当时利普顿刚刚从得克萨斯州休假回来。西格尔独自来到了利普顿宽敞的办公室，以前他做投资银行业务时，也经常来这里。利普顿在业务上经常帮助和提携他，现在，坐在这个曾经帮助过他的人面前，西格尔又一次泪流而下。他结结巴巴地重复说：“对不起。”也许利普顿已经经历过了太多次这样的梦魇，先是他的两个合伙人弗洛伦蒂诺和赖克，现在又是西格尔，一个他几乎像喜欢自己的儿子一样喜欢的人。利普顿没有安慰西格尔，也没有向他保证什么，他的态度似乎非常冷漠。
在离开沃切尔律师事务所时，西格尔和拉科夫来到了拉科夫的办公室。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佩德威兹打来电话，把股票记录纸上关于布斯基认罪的消息读给了他们。突然之间，事件之间令人迷惑的顺序开始清晰起来。西格尔告诉拉科夫和斯特劳斯：“你们不知道事情是么多严重，天都要塌下来了。”
当天下午再晚些时候，西格尔回到了德崇公司，直接来到了约瑟夫的办公室。在听到布斯基出事的消息之后，公司开了一个战略研讨会，约瑟夫刚刚开会回来。他认为西格尔看起来很糟糕，就好像受到了可怕的打击一样。
西格尔说：“我想请个假，我收到了一张传票。”听完西格尔的话，约瑟夫哈哈大笑起来，约瑟夫的这种反应让西格尔震惊不已。约瑟夫高兴地说：“你加入‘俱乐部’了，阿克曼收到一张，米尔肯收到一张，每个人都收到了一张。”已经很震惊的西格尔呆住了：怎么了？这些人都和他有什么关系？他满脑子都在思考着自己的问题，所以他没有考虑过除了他自己以外，布斯基还和其他人有牵连。
约瑟夫打断他的沉思：“你做什么错事了？到底怎么回事呢？”
西格尔看着约瑟夫，泪水在眼中打转。他回答说：“绝对没有。”拉科夫曾指示他对约瑟夫撒谎，以便在必要时同政府合作。
约瑟夫问道：“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传票还是大陪审团的传票？”西格尔回答说是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这好像减轻了约瑟夫的担忧。他说：“别担心，继续工作，没有理由请假。公司会百分之百支持你的。”
西格尔和约瑟夫见面时，拉科夫给卡伯里打了一个电话。拉科夫说：“我知道你要给马丁·西格尔发传票，我是他的律师，你发给我吧。”他接着说，他想和卡伯里谈谈西格尔的案子，卡伯里建议他第二天上午再谈。
拉科夫知道他和西格尔必须快速行动，他曾经做过反证券欺诈处的负责人，是卡伯里的上司，他知道卡伯里是一个严肃认真的人，喜欢采用迅速而又强硬的手法对待白领嫌疑人。拉科夫提醒西格尔，如果他想和政府达成协议的话，就应该尽快，尽管这意味着可能要接受刑事和民事惩罚，可能会破坏他的婚姻和家庭生活，甚至可能会破产。拉科夫还说，如果西格尔选择抗争的话，他也会帮他辩护的。
西格尔坚持说：“我想认罪，我也想赎罪。我不打算抗争，除非你亲口告诉我让我抗争到底。”
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1月15日，星期六，西格尔和简来到了拉科夫的办公室。西格尔感觉比前天好多了。昨天晚上，他又把自己的事情跟妻子倾诉了一番，他认为已经得到了她的承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她都会支持他的。他感到身上的重担被卸下来了。他信任政府，他要改正错误。他会受到惩罚，但是，之后一切都会过去的。他认为政府似乎有点儿像他的父母，现在，政府会关心他的。
在拉科夫的办公室，他在西格尔一案上的搭档奥德丽·斯特劳斯提醒西格尔说：“马丁，昨天你太低落，今天你又太高兴了。”
拉科夫和斯特劳斯简要给西格尔夫妇进一步介绍了认罪的前景，竭力安慰他们，说事情总是看起来更悲观一些，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接着拉科夫去见卡伯里，卡伯里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他坦率地说：“我们掌握了西格尔的所有情况，并且还有三个目击证人：伊万·布斯基、送钱的信使和监督信使的人。我们认为西格尔对我们会有些帮助的，我们知道弗里曼的情况。”拉科夫最后一句话提到的这个名字让他大吃一惊，这个名字他刚刚从西格尔的坦白之中听说。拉科夫怀疑卡伯里是不是在虚张声势。
卡伯里继续说：“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可以这样假设案情，我准备提出四项罪名。”
拉科夫竭力不做出任何反应，他想多了解一下协议条件，例如，将会遇到什么样的法官？在曼哈顿联邦法庭，接受认罪协议的法官将一直负责该案的审理工作。拉科夫希望西格尔在认罪时选择一个恰当的时机，遇到一个合适的法官，可卡伯里说政府会灵活处理的，但是西格尔应该在政府让他认罪时就认罪。拉科夫问卡伯里是否想让西格尔戴窃听器，卡伯里回答说“是的”。
拉科夫把卡伯里的条件带给了西格尔，西格尔说他同意接受，于是拉科夫给卡伯里提供了一份非正式的价值估计，指出西格尔可以提供华尔街一家大公司套利主管有罪的证据，不过，他没有提弗里曼的名字。作为回报，卡伯里减掉了两项罪名。拉科夫说他们可以达成协议，但是还要根据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协商情况而定。
手中握着认罪协议，拉科夫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林奇打了个电话。布斯基一案的负面报道仍然刺痛着证券交易委员会，它迫切希望把西格尔当作同布斯基合作的成果来宣传，以表示同布斯基合作还是很有价值的。媒体曾经批评它对华尔街的犯罪活动太手软，因此，它也不敢冒险再遭受进一步指责。拉科夫问证券交易委员会想要什么。
林奇回答说：“很简单，除了两座房子以外，我们全都要。”（当拉科夫把这个消息告诉西格尔时，西格尔惊叫道：“天哪，我只从布斯基那里拿到了70万美元。”）拉科夫极力辩解说，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样做很不合理，至少西格尔应该保留他自己在德崇公司挣的钱，这些钱全都是干净的，和这些错事没有一点儿关系。证券交易委员会主要负责协商工作的斯图克最后同意了这个要求，但是沙德和其他委员投票否决了，他们坚持要没收西格尔的一切。他们知道西格尔已经成了瓮中之鳖，而且，他们也决定克服之前媒体上负面报道的影响。他们允许西格尔保留他的养老计划和两套房子，再无其他。西格尔甚至还必须放弃德崇公司1,000万美元的股票和固定红利，证券交易委员会不允许该公司把钱给他。
拉科夫认为他应该就这些苛刻的条件再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抗争一下，但是西格尔说他不想再争了。到了这个时候，西格尔很吃惊地发现自己竟然对钱已经不在意了。当他的收入达到6位数时，钱似乎非常重要，但是钱从来没有给他带来他所渴望的足够安全感。现在，无论他有多少钱都无所谓，他已经被毁了。因此，如果他什么也没有，那又有什么关系？
他还认为，严厉的惩罚有利于减轻他在公众眼中的罪责。如果这就是改正的代价，他愿意接受。如果他还有什么疑虑的话，那就是他害怕华尔街以前的同事会把他的认罪协议看成是一项“糟糕的交易”。对一个技术高超的交易员来说，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
尽管最终细节到10月中旬才出来，但是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协议在一周之内基本上就确定了，而认罪协议也很快最终确定了。现在，西格尔开始做政府的秘密线人，就像布斯基以前做的一样。
在感恩节那一周的一个晚上，拉科夫和西格尔来到了宏伟的联邦邮政大楼，就在曼哈顿下城区世贸大厦对面的街上，他们悄悄地从后门进去。此时正是晚上10点。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和地点，就是为了保密。西格尔被带到了邮政巡查官的办公室，他要在这里和卡伯里见面，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西格尔一眼就看到卡伯里的衬衫紧紧裹在他肥硕的腰身上，上面还沾着番茄酱的污渍。西格尔也见到了杜南和罗伯特·帕斯卡尔。在西格尔同政府秘密合作期间，杜南将是他的“负责人”。西格尔仔细地看了看杜南，让他吃惊的是，杜南是一个粗壮的爱尔兰人。他感觉杜南好像有点儿眼熟，但是他肯定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
卡伯里对西格尔印象很深，西格尔是他遇到的第一个“高层”投资银行家。莱文和威尔吉斯当然不是，布斯基更不是，他是一个套利人。相比而言，西格尔英俊潇洒、泰然自若、富有魅力，甚至心烦意乱时也这样。
拉科夫告诉西格尔：“他们会盯着你的眼睛，看看是否能够相信你。回答他们的问题，实话实说。”西格尔把他同布斯基和弗里曼之间的所有交易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尽管他是根据记忆讲述的，但是他尽可能做到精确，为了确保细节的准确性，他还参考了一下日记和交易记录。西格尔当天晚上讲了一个半小时，后来类似的会面还进行了几次。有些交易，尤其是和弗里曼之间的交易，例如联合石油公司的交易，非常复杂，因为这起交易要计算复杂的比例；还有斯托勒通信公司，收购工作旷日持久。
西格尔没有企图为自己的行为开脱，没有表示自己也陷入了“灰色”地带。他没有找借口。莱文和布斯基也表示了一些懊悔，但是他们最主要的悲伤是因为自己被抓获了。检察官们认为，西格尔确实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真心想改正。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没有参加任何一次讯问。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很不好，西格尔对此感觉很明显。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仍然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负面报道非常担忧。西格尔被告知不能向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透露任何情况，尤其是关于高盛公司的任何事情，他们担心被泄密。
杜南还对西格尔说：“不要和他们讲，他们只会把事情搞砸了。”
最后，1987年1月，证券交易委员会说要找西格尔确认一些布斯基的供述，于是安排西格尔在格拉默西公园酒店（Gramercy Park Hotel）的一个房间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律师见面，参加会见的除了王律师之外，另外还有一个律师。但是，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只允许西格尔讲和布斯基有关的问题，不让他提弗里曼的名字。
当西格尔同意合作时，拉科夫总是告诉他要接受现实，因为他所熟悉的纽约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了，而且他现在和过去的生活也都要面临严密的审查。当西格尔认罪时，拉科夫想让他去看看精神病医生或者心理医生。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高盛公司可能会找这些医生问话。病人的记录在联邦法庭并不受保护。
拉科夫和斯特劳斯督促西格尔尽快把家搬走，让家人远离这个风暴中心，这样，西格尔公开认罪之前，他们就可以有时间调整心态。简很难接受这个计划，她喜欢康涅狄格的家，这是她和西格尔亲自设计的。离开这里的所有朋友，把孩子们从学校里转走，这种想法让她非常伤心。然而，她既然已经同意支持西格尔，就必须接受这个新计划，迁到其他地方。他们搬到了佛罗里达州，这个州的法律保护被告人的房产不受债权人的侵占。西格尔把康涅狄格州的家和纽约的公寓放到市场上出售，并花了几个周末的时间在佛罗里达州的各个城市看房。他从坦帕市开始，沿着西海岸一直朝南开，然后再沿着东海岸开，最后一直开到了杰克逊维尔。一路上，西格尔又产生了自杀的冲动。在95号州际公路上行驶时，他心想，自杀是多么容易，只要一打方向盘，就可以撞向对面驶来的汽车。但是，一想到这样会引发交通事故，伤及无辜，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最后，他决定在杰克逊维尔定居，因为坦帕和圣彼得斯堡太沉闷了，迈阿密又太嘈杂，棕榈滩可能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息。另外，他不想碰到华尔街和公司的前同事。西格尔喜欢杰克逊维尔浓厚的商业氛围。他心想，一旦熬过了这段痛苦的时光，他可以在这里重新开始职业生涯，希望能有这么一天。他在杰克逊维尔的蓬特韦德拉海滩看上了一栋高高的、现代化的别墅。这座房子共有三层，有三个车库，下面两层住人，装有壁炉，第三层是个小角楼，正好在主卧的上面，视野非常开阔，可以改造成一个非常好的办公室。他把相邻的那部分海滩也买了下来，然后在车库上为孩子们建了儿童房。整座房子、土地和装修共花了西格尔350万美元。
西格尔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康涅狄格的房子卖了350万美元，纽约的那套公寓卖了150万美元。曼哈顿的房地产仍然非常火爆，最后的买主就是第一个看房的人。西格尔卖房所得到的钱几乎全都花在了佛罗里达的房产、税费和律师费上。没有人知道西格尔夫妇要搬到佛罗里达，但是，他们要卖房的消息还是不可避免地被传了出去。邻居们立即得出结论：西格尔和简要离婚。让西格尔恼火的是，一个邻居热切地问他，是否要把水上摩托艇也卖掉。
1987年1月中旬，简带着多丽丝、杰西卡和双胞胎开车前往佛罗里达州的新家，西格尔仍然待在纽约，竭力表现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他想在家人搬到新家的那天赶到那里和他们团聚，但是一场大雪阻止了他从纽约飞过去。当西格尔给他们打电话时，多丽丝说：“我们的四周都是荒郊。”在他们搬到新家之后的最初六个月，每次，当他们一家人开车回到新家时，双胞胎之一的斯科特总是问：“看门人在哪里呢？”
西格尔孤独地待在纽约，但是他尽量保持着常态，正常上班，回电话。德崇公司没有迫使他进一步解释。公司聘请的卡希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定期给拉科夫打电话，反复询问西格尔是不是真的对公司的不当行为毫无知觉，并且还想多了解一些关于西格尔处境的消息。拉科夫说只有西格尔在德崇公司之前工作的一些情况，但是他拒绝透露详细情况。德崇公司煞费苦心不疏远同政府合作的人。1月，西格尔拿到了300万美元的奖金，把它交给了证券交易委员会。
认识西格尔的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可能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他的精力、热情和活力烟消云散。他不再参加公司管理委员会的会议，也没有再做成一笔新交易。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律师示意西格尔和拉科夫，为了保护西格尔和政府秘密合作的事，如果必要可以撒谎，但是这种机会很少。
有一天，约瑟夫随意地说：“我听说你在合作。”西格尔只是耸了耸肩，约瑟夫就不再追问。
有一次，《纽约时报》的记者约翰·克鲁德尔给西格尔打电话，问他是否遇到麻烦了。
“没有。”西格尔说。
一开始，西格尔拒绝做政府的秘密线人，但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坚持要求他这么做，他们想监视德农西奥和泰伯尔。他们还告诉西格尔不要再和弗里曼有任何联系。杜南说：“我们不想让你和弗里曼接近。”他们要谨慎行事，看看西格尔如何表现，并判断那些和他联系的人的反应。他们不想冒险暗示弗里曼。
调查人员的一个想法是在西格尔身上安装窃听器，让他在和拉尔夫·德农西奥见面时戴上。见面时，西格尔想把谈话的主题引到基德尔·皮博迪以及该公司利用弗里曼进行内幕交易的事情，因为西格尔供述说德农西奥也知道这样安排，他们这样做是想确认西格尔的话。由于德农西奥自己没有从事交易，因此他们需要更多的证据，他们不想只根据西格尔的供词就指控德农西奥。但是，这很显然是不好办的，西格尔不愿意这样做。他认为自己当初在困难时从基德尔·皮博迪公司跳槽到了德崇公司，现在，他这样和德农西奥见面似乎有些不合情理。
杜南和帕斯卡尔的计划是让西格尔给他的好朋友彼得·古德森打电话，他现在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并购部的主管。西格尔要告诉古德森，他想重新回到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因为德崇公司被布斯基的丑闻牵连了。西格尔要让古德森安排他和德农西奥见个面，然后在见面时，他要戴着窃听器。西格尔很不高兴，他是古德森女儿的教父，古德森曾经是西格尔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最好的朋友。但是政府坚决要求他这样做，西格尔别无选择。
西格尔在给古德森家中打电话时，杜南就站在他的身边，他连续打了三次才找到古德森。开始时，古德森似乎相信了西格尔的话，说他会尽力帮着安排会面的。但是最后，这个计划还是泡汤了。古德森回话说德农西奥拒绝了这个想法，很显然，德农西奥还对西格尔的背叛耿耿于怀。德农西奥给西格尔传了一个口信：“你是活该如此。”
政府对威格顿没有太大兴趣。他和西格尔没有什么共同点，两个人的关系也很一般，因此很难找到西格尔给他打电话的合理理由。泰伯尔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他是威格顿以前做套利业务时的搭档。杜南立即把他定为潜在的目标。
泰伯尔在西格尔离开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之后不久也离开了。同莱文很像，他也利用自己在套利上的些许经验跳槽到了其他公司，获得了高职位和高薪。一开始，他去了化学银行，在那里做套利主管。他打算在该银行创建一个新的套利部，但是这个计划一宣布就引起了对该银行的负面报道，客户们都对它试图从恶意收购中获利感到不满。于是化学银行告诉泰伯尔，他不能投资恶意收购交易，这对任何真正的套利人都是一条荒谬的限制。结果，泰伯尔离开了化学银行，到美林公司当了一名套利人。
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相信泰伯尔尤其对起诉的威胁感到害怕。在莱文被捕的消息公布之后，泰伯尔给德崇公司的西格尔打过电话，他问：“我们没事吧？”这就表示他知道西格尔对他是一个威胁。西格尔向他保证说他和莱文没有联系。泰伯尔到了美林公司之后，有一次，他又给西格尔打电话，当时，西格尔正在帮助哈夫特家族收购西夫韦公司（Safeway），这是由德崇公司支持的。美林是被收购公司的代理。泰伯尔开始向西格尔透露“美林的防御思想”，包括董事会议的日程安排等机密信息。他所说的话非常接近内幕消息，西格尔相信他是希望建立一种关系，但是西格尔从来没有把他当回事。
西格尔给泰伯尔打电话，说要和他“叙叙旧”，聊聊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工作时的事。泰伯尔似乎非常困惑，便推托了。西格尔只好试试另外一种方法。他说由于德崇公司被布斯基的丑闻牵连了，他想离开这里。他说：“也许我们可以一起自己干。”这种方法也毫无结果，因此，西格尔又打了一次电话，他说：“也许我可以和你谈谈我去美林公司的事。”
泰伯尔肯定会奇怪西格尔怎么突然之间想和他“聚聚”，因为他们在德崇公司共事时就很少交往。当西格尔给泰伯尔打电话时，杜南都在监听着，通常是在他办公室里的另外一个分机监听。
1987年1月11日星期三下午4点半左右，杜南和帕斯卡尔来到西格尔的公寓。虽然这套公寓已经卖出去了，但是手续还没有办完，西格尔仍然住在这里。当天下午，美林公司刚刚把泰伯尔解雇了，因此，这可能会削弱他的抵抗，从而增加和政府进行合作的可能性。西格尔作为秘密线人配合调查却没有什么成效，这让他们非常沮丧，并且也越来越不耐烦。而且，《纽约邮报》上最近刊登了一篇让他们十分焦虑的文章，这篇文章说西格尔可能受到布斯基一案的牵连而陷入了麻烦。他们知道，这只会增加人们对西格尔的怀疑，时间不等人啊。
杜南严厉地对西格尔说：“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快找泰伯尔，和他见面。”西格尔拿起电话，打到了泰伯尔的家。他首先对泰伯尔被解雇一事表示同情，然后又提到了和他一起创建公司的事。西格尔建议，他们可以找个地方见见面，讨论一下其中的可行性。这次，泰伯尔断然拒绝了，说他“太忙”了。
杜南在另一个电话里监听着他们的通话，他听到西格尔挂断了电话，接着泰伯尔也把电话挂断了。但是，线路并没有断，他听到泰伯尔公寓有一个男子的声音，那人说：“我现在可以挂断了吗？”杜南非常恼火，他立即意识到泰伯尔也安排人监听了西格尔打给他的电话，他已经觉察到了。
当杜南和帕斯卡尔走出西格尔的公寓时，杜南不祥地说：“我们现在只能按照我们的方式来做了。”
西格尔明白“我们的方式”可能意味着什么。他现在知道杜南能力超强。在他们最初几次谈话之后的几个星期，杜南第一次给西格尔打电话。西格尔感到杜南的声音非常熟悉，突然，他打了个冷战。他想起来了，在那个秋天的夜晚，他走到卧室，正在凝望窗外的游乐场，突然电话响起来了，他拿起话筒。
“你是马丁·西格尔吗？”一个声音问道，“你收到我的信了吗？”就是这个声音毁了他的生活。
杜南就是“比尔”。
在布斯基被调查的消息公布之后约两个星期，米尔肯又找到了吉姆·达尔。达尔仍然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知道自从他们上次在卫生间见面之后，米尔肯大部分时间都和他的弟弟洛厄尔待在一起。
米尔肯压低声音说：“你要找个律师。”达尔没有收到传票，但是考虑到他在高收益债券领域的重要性，再加上他和布斯基直接进行交易，他被传唤可能只是早晚的事情。米尔肯强烈建议他聘请爱德华·贝内特·威廉斯作为他的律师，威廉斯是华盛顿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Williams & Connolly）著名的刑事律师。
达尔不用担心律师费，这些费用都将由德崇公司承担，和米尔肯一样。米尔肯解释说他自己也聘请了威廉斯，并向达尔保证说不用担心。他说：“他们想要的只有我。”
达尔不明白和米尔肯聘请同一个律师是否明智。难道米尔肯的利益是首要考虑的？一直到第二个星期，当威廉斯和一个名叫罗伯特·利特的律师来到比弗利山时，达尔还在琢磨这件事，这两位律师是来和潜在的证人谈话的。
威廉斯久负盛名，是律师界的老将，为许多人打过官司，受到了媒体的大肆追捧，达尔对此早有耳闻。他性格倔强，是美国最著名的刑事辩护律师之一，是华盛顿的传奇人物，在政治刑事案件中无人能比。他曾经为许多著名人物做过辩护，如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提姆斯特公司（Teamster）的老板吉米·霍法、林登·约翰逊的门徒鲍比·贝克尔、金融家罗伯特·韦斯科、前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前国会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威廉斯是巴尔的摩金莺棒球队的所有人，也曾经做过华盛顿红皮队的老板之一，他懂得商业。此外，他现在正遭受癌症的折磨。
威廉斯用沙哑的声音说：“听着，吉姆，一切都会过去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精诚团结、并肩作战，那些政府的律师不堪一击。”威廉斯继续这样说着，话语中还夹杂着粗话。威廉斯和利特向达尔保证，他不是主要对象，也不是被调查目标，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一个可能指证米尔肯的目击证人。威廉斯说：“我们会打败那些狗娘养的，但是我们必须保证团结合作，一致对外。”
控制这些潜在的目击证人对米尔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其他的证据，布斯基会一直被认为是撒谎者和罪犯，仅仅他的证词是无法证明米尔肯有罪的。米尔肯和他的律师们知道这个道理，检察官们也清楚。然而，如果米尔肯自己团队的成员叛变，那将对米尔肯带来致命的伤害。这种事情是绝不能发生的。
米尔肯自己肯定不会去作证的。他甚至从来都没有考虑过认罪、坦白或者合作。与布斯基和莱文不一样，他没有更重要的人物可以举报了，没法给政府提供情况以获得宽大处理。他是最顶层的人物，是美国金融界最为重要的人物，没有比他“更大的鱼”了。和西格尔不同，米尔肯明显没有懊悔。过去，他曾经多次成功击退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讯问，这一次他似乎也很有信心。
同皮特和拉科夫不一样，威廉斯没有企图从米尔肯那里获得真相，第一次见面时他没有问，后来也从来没有问过。威廉斯不想知道。威廉斯经常说，他有一条基本原则：“如果有个问题你不知道答案，那就永远不要问。”
11月14日，布斯基一案的消息公布后，米尔肯就立即聘请威廉斯作为他的律师。他好像把威廉斯看作权威人物，对他怀有一种敬畏，对参与调查的其他人他都没有这种感觉。米尔肯是通过德崇公司的一位客户认识威廉斯的。这位客户名叫马文·戴维斯，是丹佛的石油商人，在米尔肯垃圾债券的帮助下，他成了好莱坞的大亨，买下了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威廉斯一直都是戴维斯的代理律师，并且也是米尔肯另外一名客户维克托·波斯纳的代理律师。
当米尔肯聘请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时，威廉斯的搭档利特非常吃惊。利特以前在曼哈顿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工作过，他认识卡伯里。在布斯基一案的消息被公布的那个星期五，利特还给卡伯里打过电话，向他表示祝贺。但是，在紧接着的星期天，威廉斯给利特打电话说：“我们现在是米尔肯的辩护律师了。”利特立即又给卡伯里打了个电话，对之前的电话表示抱歉，他说他不知道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也会被牵涉进来。
同一个周末，米尔肯还聘请了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阿瑟·利曼和马丁·弗鲁门鲍姆，他们曾经做过丹尼斯·莱文的代理人。在莱文一案中，利曼作为经济律师的名声要大于刑事辩护律师。此外，他还做过宾州石油公司的代理人，在和德士古公司的战斗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还在参议院的“伊朗门”调查中做过法律顾问。
米尔肯也认识利曼，他的很多客户都聘请了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如三角工业公司（Triangle Industries）的纳尔逊·佩尔茨，以及收购了露华浓公司的罗纳德·佩雷尔曼。米尔肯知道利曼懂得证券法、恶意收购领域以及垃圾债券业务。
威廉斯坚持要做首席律师，米尔肯同意了，而利曼和弗鲁门鲍姆也将密切合作。利曼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他和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将承担大量的幕后工作，而宝维斯律师事务所将拿出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应付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是费时费力、乏味无比的工作。威廉斯一开始就说：“我才不在乎证券交易委员会。”他只从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抽调了几个律师来处理这件事。这就是他的风格。
宝维斯律师事务所的风格是压倒一切。它是全美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以“焦土诉讼战略”闻名，可以投入大量的人力和政府对抗。德崇公司也有许多律师，它常常聘用卡希尔律师事务所作为法律顾问，这是纽约的另外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此外，它还聘请了彼得·弗莱明律师，这是一位著名的刑事律师，在一起著名的政府诉讼案中做过日立公司的辩护律师。
然而，在米尔肯的律师团队中，最为重要的一位律师可能就是最不知名的律师，他就是理查德·桑德勒，洛厄尔·米尔肯儿时的朋友，现在是米尔肯的家庭私人律师。他一直在德崇公司的比弗利山分部上班。尽管桑德勒和洛厄尔的关系更密切，但是他似乎一直都很敬重迈克尔·米尔肯，他的业务和生活全都依靠米尔肯。他的热情超出了经济关系，就好像他已经和米尔肯融为一体了。
桑德勒很招人喜欢，精力充沛，大家都称他为“房地产律师”。现在，他突然成了米尔肯圈子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他是这起调查活动的信息中枢，不断与潜在的证人和其他律师联系。他专心于案子当中，或者说是在找有利于米尔肯摆脱罪名的证据。他和米尔肯几乎形影不离，米尔肯去哪里，他也跟着去。桑德勒的会议室似乎成了米尔肯的避风港，他一从交易台下来就到这里来，而且他待在这里的时间越来越多。桑德勒也在监督比弗利山分部办公楼二层会议室的建造工作。这个会议室被称为“静锥区”，是隔音的，并且每周都要检查，看看有没有窃听设备。这个会议室是用来进行战略讨论的。
米尔肯和德崇公司的律师同意合作，并签署了一份正式的共同辩护协议，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按照协议规定，所有的律师都享受律师与当事人保密特权，并且要求在他们之间实施完全的信息公开。尽管签署了这个协议，但是米尔肯的律师们却不愿意与德崇公司的律师共享一切信息。从一开始，威廉斯就告诉米尔肯和他的律师们，德崇公司最终肯定会屈服的。
威廉斯预计，作为一家证券公司，德崇公司不可能从漫长的刑事调查和证券交易委员的调查中熬过去，它会成为敌人，很有可能会把它在调查过程中从米尔肯那里获得的一切信息都提供给政府。所以，米尔肯的律师所掌握的情况，一点儿也不能透露给德崇公司的职员或者他们的律师。
米尔肯的律师对德崇公司的律师基本上没有什么尊重。有一次，所有的律师都在纽约彼得·弗莱明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开会。德崇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托马斯·柯宁正在主持一场讨论会。突然，姗姗来迟的利曼推门步入会场，而且一进来就侃侃而谈，打断了柯宁的话，并专横地要求由他来主持会议。柯宁怒火中烧，却不好说什么。
米尔肯的律师团队有时似乎也不太和谐。尽管按照协议威廉斯是首席律师，但是宝维斯律师事务所却在和威廉斯·康纳利律师事务所争夺控制权。在合作之初，威廉斯获悉弗鲁门鲍姆给卡伯里打电话讨论传讯的事，他勃然大怒。虽然这个电话也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威廉斯认为，是他负责和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联系工作，他有一个和检察官沟通的具体计划。他给桑德勒打电话，大喊道：“如果那个浑蛋小子再敢越轨一步，我就要像捏死臭虫一样捏死他。如果他在我的律师事务所，我会立即让他滚蛋的。”宝维斯律师事务所之外的律师们都认为弗鲁门鲍姆傲慢自大，对他非常讨厌。
让大家一致对外，最容易的方法就是让尽可能多的潜在目击证人找米尔肯的律师团成员做代理人。但是，律师的《职业守则》反对这种做法，它规定律师不能既做被告的代理人，又做证人的代理人，除非他向每一位客户详细解释清楚所有可能的牵连。威廉斯鼓励达尔的做法就越过了这条规定，因为达尔很可能会被要求作证的。但是，达尔当时实际上还没有收到传票，因此威廉斯可以无所顾忌地这样做，并且他的话也起到了作用。达尔非常敬畏威廉斯，迫切地聘请他和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做他的代理人。沃伦·特雷普和比弗利山的另外一个人也是这样做的。
然而，威廉斯知道他不能为那些已经收到传票的雇员做代理人，这些人包括洛厄尔、穆尔塔什、瑟恩纳和阿克曼。不过，威廉斯要确保这些证人——有的是潜在的目标——也都是由“友好的”律师顾问做代理人。辩护团队仔细挑选候选律师，寻找可以向这些证人推荐的律师。在选择的过程中，这些律师的能力和声誉当然是重要的因素，不过这些因素不用花费大量时间来讨论，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律师们在政府诉讼案中的执业记录。威廉斯和公司的律师想找那些喜欢与政府抗争而不是同政府合作的律师。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些候选律师和现在律师之间的依赖和义务关系。在最后确认的律师中，有一些已经从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宝维斯律师事务所或者卡希尔律师事务获得过一些业务，因此，在分享信息方面，他们可以信赖。而且，在职业责任范围内，他们可以同米尔肯和德崇公司的律师合作。马克·波梅兰茨承担了米尔肯一名助手的辩护工作，他原来在最高法院工作，和利特是同事；杰克·奥斯皮茨是米尔肯另一位证人的律师，他曾经在宝维斯律师事务所做过合伙人；西摩·格雷恩泽是瑟恩纳的代理人，利曼经常给他介绍业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最后，所有的候选律师都必须接受桑德勒的面试，他对米尔肯的狂热忠诚进一步确保选择的律师可能同政府对抗，而不是合作。
诉讼大战拉开了帷幕。包括达尔在内的证人一开始在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大陪审团面前有些惊慌，多数人都只是引用了《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最初达尔反对这种想法，他感觉他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他心想，引用《第五修正案》只会增加政府的怀疑。但是，在利特的强烈要求下，他使用了保持沉默的权利。
另外一个证人，米尔肯的交易员沃伦·特雷普对威廉斯·康诺利律师事务所同米尔肯关系太密切感到担忧，害怕这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威廉斯安排威廉·亨德利做特雷普的代理人，这位律师经常从他手中接案。特雷普的背叛最初在米尔肯的阵营激起了不安，但是在亨德利做了特雷普的代理人之后，他说他永远不会再背叛米尔肯，后来，这种不安就逐渐消失了。有一次，在华盛顿棕榈餐厅吃饭时，特雷普告诉亨德利说他永远也不会作证指控客户或者同事，他说：“我不是那种喜欢告密的小人。”亨德利回答说：“我也没有为告密者辩护的名声。”
在数周之内，米尔肯的律师团就组成了，这是有史以来最大、收费最贵、范围最广的刑事辩护律师团之一，辩护战略也制定好了。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一般是不会改变了。此后，米尔肯就被描绘成了卑鄙无耻的布斯基的无辜受害者。他被称为天才，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是美国经济的救世主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然而，在私下里，威廉斯提醒他的一些同事说，随着案情的展开，这种姿态可能需要重新考虑。
米尔肯现在实际上已经被各种各样的专家所包围，但是他和其他人的距离也越来越远。弗雷德·约瑟夫被媒体的大量报道搞得心烦意乱，尤其是《华尔街日报》11月17日的一篇文章，上面说米尔肯也被传唤了。他想自己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他想让米尔肯亲自给他保证。然而，卡希尔律师事务所的汤姆·柯宁和彼得·弗莱明告诉约瑟夫，他们可以代表他面见米尔肯。当他们抵达时，米尔肯的律师已经在那里等着了。尽管他们口头上说合作，但是，他们拒绝让德崇公司的律师们单独面见米尔肯。
米尔肯的律师告诉柯宁和弗莱明，不允许公司同一位可能会成为调查目标的雇员面谈，这在刑事调查中很“常见”。不过，他们向柯宁和弗莱明保证，德崇公司不用担心什么。他们只好把这些话带给了约瑟夫。约瑟夫没有意识到，作为公司的领导，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当米尔肯的律师坚持说把米尔肯隔离开来是一种“常见”的情况时，他们几乎没有说真话。正相反，在这个时候，许多公司都会立即查清被指控员工的非法行为。如果员工拒绝接受审查，或者回答问题不让人满意的话，他们就会被解雇。米尔肯的律师知道这一点，他们估计过拒绝约瑟夫或者德崇公司律师面谈是有风险的。但是，他们知道米尔肯对公司的重要性。当米尔肯说他是无辜时，约瑟夫相信了他。同时，他也必须对付那些忠诚于米尔肯的公司其他高层人士。如果让米尔肯停职或者开除他，可能在公司内部引起斗争。
德崇公司在11月14日收到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传票，接着在12月又收到了大陪审团的传票，从这些传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米尔肯和布斯基的关系是调查的中心。
传票通常都冗长烦琐、非常详细，而且都有很多页的附件。布斯基和米尔肯密谋的所有交易几乎都包括在内，如菲施巴赫公司、太平洋木材公司和威克斯公司。那530万美元的付款尤其突出。传票要求提供大量的文件资料，并且只给德崇公司30天的时间回复。
在布斯基的消息公布之后，卡希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在德崇公司立即发起了一场内部调查，在11月15日和16日，利用周末时间询问了德崇公司中和布斯基有联系或者和问题交易有牵连的员工。由于没有接触布斯基或者米尔肯，他们没有找到违法行为的任何直接证据，这也不足为奇。当查到那笔530万美元的付款时，有许多证人，包括戴维·凯，他们都可以证明，德崇公司确实为布斯基做过研究工作。凯尤其喜欢把布斯基称为“只看不买的人”，他让德崇公司产生了交易的意图，但是却没有完成交易。
德崇公司的管理人员急切地接受了米尔肯的说法，这笔钱是咨询费。但是问题是，德崇公司通常不给客户开咨询费的账单。3月21日，也就是付款的日期，也极不符合公司的传统。而且，无论德崇公司实际做过多少研究工作，它在哈得孙基金的交易中从布斯基那里获得这么多的咨询费都是会引起争议的。然而，尽管这样，德崇公司的律师们认为，无论这件事多么可疑，都不能肯定这笔钱是违法的。
德崇公司的管理人员和律师们寄希望于米尔肯的律师们给他们看的一份资料。这是瑟恩纳手写的记录，上面标注的日期为“86-3-21”，据说这是在布斯基垃圾债券公司关闭时的记录。上面写道：
公司金融部：180万美元
纽约证券资产研究部：200万美元
高收益债券部研究室：100万美元
据说，这就是那笔咨询费的分配情况，大部分都分给了为布斯基做过研究工作的部门。米尔肯的律师们坚持说，这份资料“证明”了那530万美元确实是投资银行服务费，正如在洛厄尔和唐纳德·巴斯勒所签名的一封信中所描述的那样，这封信是布斯基的公司关闭时写的。这些记录显示了那笔咨询费在德崇公司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情况，是为了计算奖金的。
柯宁感到是该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联系的时候了。他计划在感恩节的那个星期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斯图克见面，并提议在紧接着的星期六让约瑟夫和他们见面。如果调查活动能够很快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的话，他不想让它拖延下去。他曾经在赫顿公司的支票诈骗案中做过代理律师，该公司因此而被搞得臭名昭著。他通过亲身经历感受到，即使声名显赫的证券公司也很容易受到负面报道的伤害。
在华盛顿，林奇也希望快速解决此事。在布斯基的协议受到媒体负面报道的连续猛击之后，他迫切希望得到一些布斯基协议的结果。如果米尔肯和德崇公司正好过来合作的话，他感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就可以真正揭开证券业的惊人内幕。他认为米尔肯会受到巨大的压力，他预计德崇公司至少会让米尔肯离职，并且积极合作。他没有看到德崇公司还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期望和它所管辖的证券公司的期望如此大相径庭，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柯宁一提出那530万美元是合理的付款，是过去服务的咨询费时，讨论就没法进行了。这种说法激怒了斯图克。任何人只要听过布斯基那更具说服力的解释，就会认为这种说法确实荒谬可笑。柯宁想知道证券交易委员会“关心”什么。
如果德崇公司打算死扛的话，斯图克就没有兴趣再帮助它了。他冷冰冰地说：“证券交易委员会所关心的事情还不能和你分享。”当柯宁表示，证券交易委员会让德崇公司提供的文件太多了，请他们“区分轻重缓急”时，斯图克也拒绝了。并且，当柯宁提出让约瑟夫到华盛顿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时，又被断然拒绝。斯图克认为一切都很清楚了，尽管德崇公司声称要合作，但是它实际上根本没有准备合作。对柯宁来说，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德崇公司关于那笔530万美元的解释如此气恼，这让他迷惑不解。
最后，柯宁劝说林奇在华盛顿和约瑟夫见面。如果这次见面同柯宁和斯图克的见面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次见面更糟糕。林奇告诉约瑟夫，米尔肯的案子是“铁证如山”，证券交易委员会有当时的文件和证据支持布斯基的说法，德崇公司“为了自己的利益必须立即开始合作”。林奇不知道他还能怎么说才更有震撼力，然而，约瑟夫似乎非常愤慨。他说：“我们已经做过调查，你的指控根本就不是真的。布斯基就是一个骗子和罪犯。”林奇对德崇公司所谓的调查不屑一顾——约瑟夫承认米尔肯不愿意和他或者德崇公司的律师面谈，这能叫调查吗？接着，约瑟夫重申了那530万美元咨询费的问题，这让林奇更生气了。约瑟夫坚持说：“如果这笔钱是违法的，请给我证据，我们正在想到底做错什么事了。”
林奇认为这是公然企图从证券交易委员会套取信息，而不是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供信息。林奇一般情况下是不容易发火的，但是这已经超出了他忍耐的限度，他出离愤怒了，他说：“你知道你们做错什么事了。”会见在互相指责中不欢而散。
在约瑟夫走后，林奇对斯图克说：“真是不敢相信，他们竟然这样做。他们的意思是：‘我们要继续保护米尔肯。’”斯图克点了点头，困惑地表示同意。他们知道米尔肯是该公司的实权人物，但是没有料到他的实力会如此强大。
考虑到布斯基指控的情况非常重要，并且德崇公司和米尔肯不合作，林奇和斯图克得出结论，他们可能要面临一场诉讼大战，这起诉讼的规模之大可以和美国历史上导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被拆分的政府反托拉斯案相提并论。他们迅速把负责此案的律师从6个增加到了20个。是证券交易委员会摩拳擦掌、奔赴战场的时候了。
在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卡伯里正在努力工作，确保对德崇公司的指控不是仅仅依赖布斯基的供词。他让两位年轻有为的助理检察官参与到了这起案子中，他们是：31岁的约翰·卡罗尔，纽约大学法学院毕业，在纽约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欧文手下干过；35岁的杰斯·法德拉，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原来是波士顿罗普斯·格雷律师事务所（Ropes & Gray）的合伙人。
自从卡伯里第一次传讯过布斯基之后，卡伯里就发现，这起案子的许多情况都必须再得到确证。布斯基和米尔肯的风格是尽量保持交易的全部保密，只让手下人做一些他们认为无关紧要的工作，充当记录人的角色。卡伯里已经将布斯基的几名手下定为调查目标，尤其是交易主管达维多夫和财务主管穆拉迪恩。
布斯基的几名手下很快就落入了政府的罗网。达维多夫是布斯基手下人中级别最高的，他也涉嫌违法行为。最终，他同意与政府合作，并接受了一项逃避净资产管理规定的罪名。达维多夫向检察官提供了大量布斯基的交易和穆赫伦有关联的证据：寄存安排、偿还方案，以及他和穆赫伦直接联系的详细情况。达维多夫一个人的供词就足以引发对穆赫伦的调查。（穆赫伦不是布斯基价值估计中提到的五个目标之一。布斯基对他提供的关于穆赫伦的消息的价值一直很低调。如果说布斯基在华尔街还有真正的朋友的话，穆赫伦就是和他关系最好的朋友了。）达维多夫指证德崇公司和米尔肯之间的秘密交易没有多大价值，因为他对秘密交易的安排一无所知，他只知道他所负责的一些交易。
另一方面，穆拉迪恩却很有价值。在布斯基的消息被公布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一，他像平常一样到百老汇11号去上班。办公室里挤满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人员，他们把各种文件从柜子里取出来，装到了硬纸箱里，然后盖上章，贴上封条。穆拉迪恩还抱着一丝希望，认为公司能存活下去，但是现在看到这种情况，他立即意识到公司基本上已经被解散了。他对同事们说：“我们要被扫到历史的垃圾堆了。”
当天上午晚些时候，穆拉迪恩接到了皮特的电话。皮特问他：“你有律师吗？”这个问题让穆拉迪恩非常不安，像皮特这样重要的人竟然给他打电话问这个问题，更是让他忧心忡忡。对他来说，这都意味着坏消息。
穆拉迪恩回答说：“没有，我为什么要找律师呢？我什么都不知道。”早先的时候，皮特和罗伯特·罗马诺联系过。罗马诺原来是证券交易委员会执法处的律师，现在是美林公司的高管，他曾经负责调查过加拉加斯办事处的匿名信事件。从那之后，罗马诺就离开了美林公司，成了私人执业律师。皮特告诉罗马诺要推荐他做穆拉迪恩的律师。皮特认为布斯基的四名员工需要律师，其中之一就是穆拉迪恩。皮特对穆拉迪恩说：“你最好找个律师。”皮特还建议他跟罗马诺联系一下。穆拉迪恩遵照皮特的话做了，接着他又给妻子打了个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