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在加盟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很久之前，里奇和约翰·戈登——阿尔·戈登的儿子——就是好朋友，他俩甚至共用一个秘书。当西格尔最初打算招聘里奇时，戈登提醒他不要接受。戈登憎恨西格尔在工作中总是处处优先，他还告诉里奇，西格尔这个人身上有股“黑暗力量”。西格尔野心勃勃，有时还有点儿粗鲁，让戈登也避而远之。不过在西格尔同简结婚之后，戈登就改变了对西格尔的看法。他告诉里奇，他认为西格尔成熟了，变成了一个正派的人，并且说里奇现在没有理由拒绝到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与西格尔共同工作了。

西格尔的大声喧嚷使里奇非常难过，他心想戈登对西格尔个性的乐观评价是否有点儿太早了。但是第二天，西格尔就出现在了办公室的门口，看起来有点儿局促不安。他问里奇：“你还好吧？我很抱歉，我不应该对你大喊大叫。”里奇听了心中好受了一些。

但是，里奇有时确实对西格尔感到担心。里奇住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尼治，离住在拉伊的弗里曼不远。里奇常常和弗里曼一起乘车进城上班，里奇很喜欢弗里曼。一天早上，他们又搭乘同一辆车上班，路上聊起了电影《克莱默夫妇》。里奇认为弗里曼似乎对这部电影中提到的离婚和家庭问题非常敏感。里奇知道弗里曼是从事套利业务的，但是他似乎和其他的套利人都不同——对大多数套利人，里奇都很讨厌。当弗里曼即将在水街60号下车时，他悄悄地对里奇说：“告诉马蒂·西格尔，不要再与布斯基来往了。”里奇还没有来得及问个究竟，弗里曼就下车了。

里奇在想弗里曼究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不亲自告诉西格尔呢？里奇坐得离弗里曼很近，他知道弗里曼每天要给西格尔打两三次电话。“鲍勃的电话”成了他经常听到的话，他知道鲍勃就是弗里曼。而且，不管怎么说，为什么一个套利人让一个人不要同另外一个套利人来往呢？难道套利人之间都是这样做的吗？

接着，里奇就读到了《财富》杂志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弗里曼又告诉他：“马蒂·西格尔最好小心点儿，这事看起来很糟糕。”里奇最后向西格尔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不要和布斯基来往了，马蒂。他是个危险人物啊。”西格尔坚持认为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对里奇说，《财富》杂志的那文章是“胡编乱造”。里奇相信了他。

小心谨慎的里奇不相信西格尔会和伊万·布斯基从事不正当的交易。另外，他还知道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正在从事套利业务。尽管威格顿和泰伯尔的套利业务仍然处在秘密之中，但是一些迹象还是泄露了这个秘密。首先，套利部门赚取了丰厚的利润，这已经不是秘密了。没有人相信仅凭威格顿和泰伯尔就能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经常接近西格尔使里奇意识到，至少西格尔也参与了其中，在背后指导他们，也许还根据他在并购部的经验给他们提供一些“远见卓识”。

然后，西格尔证实了他所有的猜想，给他简单看了一下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套利记录，并夸奖他们干得很好。交易的规模之大和投入的资金之巨都让里奇震惊不已。他说：“不能让威格顿负责这事，他的能力有限。你们应该聘请一个职业套利人。”他推荐了他在添惠公司认识的一个人。西格尔同这个人谈了谈，但是他后来告诉里奇，他不想雇用这个人。西格尔说：“我们不能把威吉甩了，他是团队的一员。”里奇不相信西格尔对威格顿这么看重，不过后来，他逐渐明白：当时西格尔正在套利的兴头上，他不想让别人插手。

公司的这种做法让里奇很担心。他在添惠公司工作时，添惠创建了套利部门，他也参与了创建工作。套利部门开始进行交易活动之前，添惠公司专门聘请了两家律师事务所——谢尔曼·思特灵律师事务所（Shearman & Sterling）和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Sullivan & Cromwell）——负责制定套利业务和其他业务进行安全分离的规定。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是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外聘的法律顾问。两家律师事务所都坚持，要制定最基本的规定，铸就一座“隔离之墙”，把套利业务同其他业务分离开。而现在，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也在从事套利业务，但是公司甚至连最基本的规定都没有，根本没有把套利业务同其他业务分离开来。

里奇觉得应该向上司反映这个情况。他不能去找西格尔，因为按照公司的组织结构，西格尔不是兼并收购部的主管，主管是彼得·古德森（名义上的主管）。于是，里奇去找古德森。“彼得，我知道我们公司开始做套利业务了。”他说，“但公司有件工作没有做，这是危险的。我在迪安·威特公司做过这方面的事，我可以帮忙。西格尔是不能卷入这项工作的。我们必须把套利与其他业务分开。”

古德森对此表现出关注，他说：“哈尔，你说得很对，这确实很麻烦。我要就这个问题给拉尔夫（即德农西奥）写一份备忘录。”

但是里奇知道这种安排依然如故，他还常常听到西格尔在电话里指示威格顿和泰伯尔进行交易。因此，他又去找古德森，抱怨说情况没有任何改变。

古德森承认他从来没有给德农西奥写过备忘录，也没有把里奇的担忧写成书面材料。他说：“不过，我同拉尔夫谈过这个问题。”这听起来好像他和里奇尽到了职责，不用再多管此事了。古德森继续说，“你知道，马蒂有点儿厌倦了，他厌烦了并购工作，让他做做套利业务也不错啊。”里奇感觉他在这个问题上只能这么做了。毕竟，古德森是部门的主管，西格尔也是公司的负责人，他们应该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在SCA交易期间，里奇经常加班。西格尔经常想在康涅狄格的家中陪伴自己的妻子，因为他的妻子怀孕了，而且是双胞胎。西格尔向里奇和约翰·戈登炫耀说，他的妻子怀的是异卵双胞胎，需要两个**，就好像在说他自己的性能力超强一样。戈登认为西格尔这样说只是表明了他在这方面极其缺乏自信。

因为里奇和戈登都卷入了这起交易，他们也对SCA股票的交易尤为关注，并且不断惊叹高盛买入股票的时机。他们从交易记录上看到高盛在勃朗宁-费里斯公司突然加入收购大战之前大举购买股票，戈登说：“天哪！真邪门，他们怎么这么神机妙算呢？”他们也推测过可能是有人泄露内幕消息，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西格尔会与弗里曼交换情报。即使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也不会相信的。

而且，为西格尔选俱乐部的事也让戈登很头疼。基德尔·皮博迪已经决定让西格尔参加纽约的一家高档俱乐部，因为他是公司的中流砥柱，在那里，他可以有机会接触一些其他公司的领导，从而为公司拉拢客户。西格尔总是说自己很讨厌俱乐部，讨厌那里势利和陈腐的价值观，但是如果他必须加入一个俱乐部的话，他就会选择最高档的。在某种程度上，他是觊觎俱乐部给予其成员的身份地位。

因此，他让约翰·戈登代表他到河畔俱乐部（River Club）去交涉。这是一个以WASP为主的餐厅俱乐部，对会员要求极其严格，这个俱乐部位于52街东河路附近河畔公寓（River House）的一层。该俱乐部是由洛克菲勒家族的成员创办的，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些成员就住在河畔公寓内，这里是纽约东部地区社会和商界名流会聚的地方。很少有犹太人能够成为该俱乐部的成员，亨利·基辛格就是其中之一。

约翰·戈登的父亲——阿尔也是该俱乐部的重要成员，父子俩开始试探西格尔加入该俱乐部的可能性。结果很不妙，即使他们没敢提西格尔是犹太人，他获准接收的可能性也不大，特别是他在并购领域的名声对他很不利。其中一位成员说：“他难道不是那个精明的并购狂吗？”他的声音中透出一种蔑视；另一个成员说他认为西格尔是一个“强行推销的贩子”。约翰·戈登没有争辩，他担心在这个时候太热心地替西格尔坚持的话可能会损害他自己的声誉。企业狙击手罗纳德·佩雷尔曼曾经托人来俱乐部联系加入的事宜，一个成员直言不讳地指责说，“甚至不应该提起这个名字”——毫无疑问，那个人也被拒绝了。现在，戈登自己也开始产生其他人那样的怀疑了。在SCA公司一案之后，他偶尔也跟西格尔说自己正在抓紧替他联系，但是实际上，他只是在勉强地应付。

西格尔最后确实加入了另外一家俱乐部——联盟俱乐部（Union League Club），这家俱乐部位于公园大道，远远没有河畔俱乐部的知名度大。他加入这家俱乐部的时间非常短。他发现这里非常保守，而且歧视女性。尽管纽约州总检察长对该俱乐部施加压力，其成员仍然投票拒绝女性，简对此非常气愤。西格尔借机退了出来，以示抗议。德农西奥希望按照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古老传统塑造西格尔的努力白费了。

1985年3月，西格尔的双胞胎出生了，是一对龙凤胎，他也一下子忙了起来。他们在格雷斯广场的空余房间也被占用。随着并购业务以人们难以预料的速度继续发展，他的业务也开始繁荣起来。他希望威格顿和泰伯尔能够独立作业，不用再需要他的大量指导，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前一年的成功基础上有所建树，但是他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

公司对威格顿和泰伯尔的投资额度作了限定，如果是他们自己决定交易，他们自己只能够投资100万美元。如果一项收购交易被公开了，风险降低了（潜在的利润也降低了），他们可以追加500万美元。即便如此，他们也在不断损失，他们不断对西格尔说，他们必须有一把“撒手锏”。西格尔明白，他们是希望他把“撒手锏”传授给他们。

到了1985年春天，西格尔开始感到形势危急了。德农西奥正在为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而绞尽脑汁。西格尔感到了一种压力，要求他再为威格顿和泰伯尔提供消息，但是他阻止了自己。他不能再乞求弗里曼给他消息了。

西格尔和弗里曼仍然几乎每天都会通电话，交流各种情况，包括布斯基、穆赫伦、桑迪·路易斯（把穆赫伦介绍给布斯基的套利人）以及华尔街其他著名套利人的相关情况。3月底，弗里曼提到了一个投资公司，名叫科尼斯顿合伙公司（Coniston Partners），是由怀特-威尔德投资银行（White Weld）的一位前投资银行家基思·戈勒斯特和另外两人创办的。

弗里曼通过他最好的一个朋友詹姆斯·里甘结识了戈勒斯特。里甘有好几家投资合伙公司，包括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普林斯顿·纽波特合伙公司（Princeton-Newport Partners）。华尔街一直都有许多私人的投资合伙公司，但是很少有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繁荣的。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开一家这样的合伙公司，通过富有的投资人（如布斯基等）筹集资金，然后再拿这些资金去投资，并从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和一定比例的投资收益。

西格尔从来没有听说过科尼斯顿公司，该公司是靠投资低价值的封闭式共同基金而起家的。它通过对基金的管理带来压力，从而导致更广泛的和更有利可图的代理权之战和收购威胁。在弗里曼向西格尔提到科尼斯顿公司时，它还没有什么知名度，可信度也不是很高，只是一个想成为企业狙击手的小公司。然而弗里曼却很支持他们，称他们是一支值得关注的力量。

即使到了现在，弗里曼还告诉西格尔，科尼斯顿正在大量囤积斯托勒通信公司（Storer Communications）的股票，可能要对它发起收购。这是一家有线电视和广播公司。弗里曼也囤积了该公司大量的股票，既有高盛的账户，也有他自己的账户，总计占到了该公司3%的股份。弗里曼称科尼斯顿打算促成一笔大交易，并说：“他们是认真的。”

西格尔认为这是一次典型的谈话。他脑子里想象着一个场景：弗里曼坐在一条信息流的旁边，看着信息不断流过，他想要什么都可以随手拾起，就像是一只黑熊在捕食鲑鱼一样。然而，西格尔也在想：弗里曼是如何获悉科尼斯顿打算收购斯托勒的计划的呢？最后，西格尔向弗里曼问了这个问题。弗里曼回答说：“为科尼斯顿购买股票的人和我关系很好。”弗里曼没有提到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或者他的朋友詹姆斯·里甘的名字，詹姆斯·里甘是他原来在达特茅斯大学的同学，负责为科尼斯顿公司购买股票，而且他也捎带着为自己的普林斯顿·纽波特公司的账户购买。只要斯托勒公司被卖出去，他们就可以收获巨额的利润。

这时，西格尔甚至没有想到建议威格顿和泰伯尔也买进斯托勒公司的股票，尽管这可能是弗里曼所希望的。他可能想给斯托勒公司制造一种购买的压力，迫使它软化立场，考虑收购的建议。相反，西格尔立即想到，也许这对基德尔·皮博迪公司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借此发挥更大的作用。自从西格尔代表KKR公司成功收购了海湾石油公司之后，他就和该公司的总裁亨利·克拉维斯经常联系。他知道克拉维斯正在寻找收购目标。西格尔听到了更多关于斯托勒公司的消息，并又查看了基德尔·皮博迪公司的研究结果，他越来越感觉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机会。

因此，西格尔给克拉维斯打了个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克拉维斯说：“太好了，我们见面聊聊怎样？”西格尔立即又给斯托勒公司的投资银行狄龙·里德公司打电话，把KKR公司的意向讲了讲，然后他们又一起开会对同该公司交易的前景进行了初步的商讨。当西格尔再给弗里曼打电话时，他吃惊地发现，弗里曼似乎对会上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

4月15日，西格尔给弗里曼打电话，提到了他认为应该给KKR公司出示一些关于斯托勒公司的资料。他想试探一下，看看弗里曼会不会反对，但是弗里曼根本就不在乎。

由于拥有内幕信息，弗里曼继续大肆购进斯托勒公司的股票，4月17日，他又为高盛买进了7.4万多股股票。弗里曼的助手弗兰克·布罗森斯也为自己购买了2,000股（投资了大概近75万美元）。

西格尔告诉弗里曼他现在正在代表KKR，于是他们商量起了有关的策略。斯托勒通信公司还没有发出信号，表示欢迎友好的收购，而KKR也没有表示要进行恶意收购。西格尔和弗里曼都希望KKR能发起恶意收购。他们还讨论了如何让恶意收购大战打响第一枪。他们谈论了发送“熊式拥抱”信件的可能性，即让KKR向斯托勒公司发送一封“胡萝卜加大棒”的收购书，提出友好收购，表示如果友好收购被拒绝，就将实施恶意收购。投资银行家和套利人之间经常就是这样交谈的，他们不用泄露任何机密计划就能明白即将发生什么的线索。

正如西格尔向弗里曼所保证的一样，KKR在4月19日提出了报价。第二天，让西格尔失望的是，斯托勒公司拒绝了报价，并向股东发了一封信，督促他们拒绝KKR的任何要求。此后不久，弗里曼就给西格尔打电话，他向西格尔保证说：“别担心，科尼斯顿公司、戈登·克劳福德和我会向它的董事会施加压力的。”

（然而，弗里曼和他的这个联盟从来没有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报告他们是一个整体。）

在接下来的周末，弗里曼给西格尔打电话。他听起来似乎有点儿忘乎所以了。他说他无法忍受这种悬念的折磨了，他必须明白：KKR是正打算发送“熊式拥抱”的信件吗？在前一天，克拉维斯已经同意了西格尔的建议，决定向斯托勒公司发送 “熊式拥抱”的信件，这是措辞比较温和的“熊式拥抱”，被称为“玩具熊的抚摸”。西格尔知道，如果他回答了弗里曼的这个问题，然后弗里曼根据这个消息进行交易的话，那么他们就又一次越过了法律的界线，也就违背了他以前的誓言。但是他感觉到，让弗里曼知道这个消息也符合他的客户利益。弗里曼是斯托勒公司最大的股东，他可以帮助给斯托勒公司施加压力，从而迫使该公司做出对KKR有利的行动。因此，西格尔回答说：“是的，KKR打算发送这封信。”

随后西格尔又去找KKR商量，他们又增购了一些认股权证，用来作为推动交易的催化剂。其后，西格尔跟弗里曼联系，告诉了他这个消息，弗里曼有点儿不高兴了。他想要一个更高的出价。西格尔说：“这是底线了，我们不能再高了。”

KKR公司在4月22日修改了出价，接着，斯托勒公司威胁说要破坏他们的整个计划。它再次拒绝了KKR公司的出价，并向股东们提出了一个资本重组的计划，但这个计划的价值很难评估。弗里曼和里甘继续购买斯托勒的股票和期权，科尼斯顿公司也宣布将发起一场代理权争夺，以挫败斯托勒的资本重组计划，迫使该公司接受出价更高者的收购。

弗里曼和西格尔继续在斯托勒收购案上密切沟通，即使在它陷入了持久的代理权争夺时也依然如此。接着，在7月4日前后，有传言称另外一家公司也打算收购斯托勒公司。弗里曼提醒西格尔，西格尔立即把这个宝贵的消息透露给了克拉维斯，而克拉维斯当时正在英国的温布尔登观看网球公开赛。一个星期后，康卡斯特电信公司（Comcast）发起了对斯托勒的收购。弗里曼给西格尔打电话，问道：“KKR会与康卡斯特竞争吗？”西格尔向他保证说会的。他相信克拉维斯不会介意他泄露这个消息的。他给克拉维斯大致说过他和弗里曼联系的事，尽管克拉维斯从来没有赞同过泄露内幕消息的行为，但是他也认为对斯托勒施加压力对他很有利。弗里曼现在对KKR的内幕消息了如指掌，就好像是这个公司的一员一样。

最后，在7月底，正当竞价交易达到出人意料的地步时，弗里曼又给西格尔打电话，说：“我已经用自己的账户购买了大量斯托勒的股票。”（其实，西格尔早就知道这个情况了。）接着又问道，“我刚刚把8月的期权以90美元加2美元的价格卖掉了。我做得对吗？”（出售期权是对最终价格不会超过某个特定水平的判断，在这一案例中，交易执行价是90美元，期权加价是2美元。）

西格尔知道KKR的最终秘密出价是多少。不管怎么说，弗里曼预测的价格很准确——就是92美元。西格尔说：“听起来不错啊。”弗里曼满意地笑了。西格尔根本不可能知道高盛公司、弗里曼和他圈子里的朋友，如里甘、戈勒斯特和科尼斯顿合伙公司赚到了多少钱，但是他知道，这个利润非常大，因为他们手中是一笔联合在一起的资金，汇聚起来会发挥巨大的影响力，甚至连布斯基都无法与之相抗衡。

KKR非常高兴西格尔的表现。它以每股92美元的价格买到了斯托勒公司，尽管这个价格不低，但是斯托勒成为KKR最为成功的收购活动之一。

在这次交易之后，西格尔又一次感到弗里曼欠他一个人情，需要偿还。虽然西格尔并没有做出明确的决定，但是他决心和弗里曼停止消息交流的誓言已经被忘得无影无踪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又从中断的地方接上了。弗里曼很快就开始慷慨地回报西格尔了。

弗里曼在高盛获得了相当不错的地位，现在可以参与公司为一些重要客户举行的高层战略研讨会了，这些客户就包括联合石油公司。联合石油公司最近又成了布恩·皮肯斯的狙击目标，这起收购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最激烈、最残酷的收购战，高盛负责帮助联合石油公司组织抵抗。高盛并购部的主管彼得·萨克斯每天都要同弗里曼协商此事，每次都要协商两三个小时。因而，弗里曼能够针对不同的应对方案提出富有远见的意见，从而为本部门的套利人员提供便利，这种交流似乎违背了公司的套利业务必须同其他业务相分离的规定，而且高盛根本都没有想到，弗里曼可能会向外界透露联合石油公司的秘密。

就在西格尔第一次向弗里曼透露了KKR收购斯托勒的详细计划之后不久，西格尔就提到他购买了联合石油公司的股票。弗里曼向他保证说，这里会有“油水的”——这就意味着股东可以把股票变现，赚取利润——因此，西格尔让威格顿和泰伯尔增持该公司的股票。后来，弗里曼向西格尔透露了联合石油公司的详细计划，该公司打算把一些石油生产部门分离出去，以此为主体成立一个独立的有限责任合伙公司。西格尔立即督促威格顿和泰伯尔再次增持该公司的股票。

弗里曼向西格尔透露关于联合石油公司的许多消息表明，在金融交易中，那些看似非常神秘的详细信息，对于一些久经沙场的投资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项应对措施，联合石油公司提出以每股72美元的价格回购本公司50%的股票，没有被收购的股票将按照市场价格进行交易，这50%不包括皮肯斯手中的股票。这个计划在华尔街引起了恐慌，因为皮肯斯可能会以此提起诉讼。西格尔当时正在从达拉斯飞往塔尔萨的途中，他一抵达机场就给威格顿和泰伯尔打电话，他们正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因为基德尔·皮博迪在联合石油公司的股票上投入了巨额的资金。为了让电话记录上不会直接显示西格尔给弗里曼打过电话，西格尔打给了他的秘书，然后让秘书把电话转到了弗里曼的办公室。弗里曼说：“别担心，没关系的。我们（联合石油公司）无论如何都会以部分要约收购的方式购买股票的。”这就意味着即使法庭判决必须将皮肯斯的股票包括在回购的股票之中，联合石油公司也会按照原订计划行动的（最后果然如此）。

听到这个消息后，西格尔立即挂断电话，然后给威格顿和泰伯尔打了过去。他建议立即采取一项策略，出售期权，以锁定不会被回购的那部分股票的利润。（威格顿和泰伯尔实际上购买的是股票期权，可以以固定的价格出售该公司的股票，这样就实施了同样的策略。）

西格尔放下电话时，感到非常高兴，他知道联合石油公司的战斗即将达到**，现在，他已经可以确保利用弗里曼的消息为基德尔·皮博迪赚到丰厚的利润。他将挽回威格顿和泰伯尔的所有损失，并且还能有所赢利。基德尔·皮博迪的套利部门又将迎来一个丰收的年份，可能甚至比前一年的年景还要丰硕。德农西奥对他的压力也将缓和许多。西格尔感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这种感觉是他在同布斯基的交易中有时会感觉到的。

西格尔在塔尔萨机场误了飞机，后来设法搭乘别的航班返回纽约。他突然产生了一种想同人分享这个好消息的冲动，因此，他走进一个电话厅，不假思索就把电话拨到了德农西奥的家中，把一切都告诉了德农西奥，包括他给弗里曼打电话，以及如何让威格顿和泰伯尔采取策略锁定利润等。德农西奥似乎也很激动。西格尔感到了一种长者的赞扬所带来的温暖。

联合石油公司的股票回购战略很有成效。在对部分股票进行回购之后，所谓的按比例系数（即按照每个股东实际被回购的股票的比例）必须根据实际提交的股票总数来计算。弗里曼把这个秘密的比例告诉了西格尔，这样西格尔就可以精确地计算出基德尔·皮博迪最后的期权交易，这就像在瓮中捉鳖一样，稳赚不赔。弗里曼对西格尔说：“你们就等着拿钱吧。”他说的确实没错。

西格尔和弗里曼的关系在这一年中继续持续着，他们不断通电话，常常是一天两三次。他们在通话中并不是主要交流内幕消息。他们日益谈论一些在其他方面对双方都有利的信息，例如如何开发客户、如何强行促成交易、如何获得更高的售价从而赚取更多的服务费，以及如何为公司获得更多的利润。当然，这些信息对外界也都是秘密的。

内幕消息的交流也一直在持续。尽管界线有时比较模糊，但是当他们越线时，西格尔几乎总是非常清楚。他总是至少会感到担忧和愧疚。当国际控制公司（International Controls Corporation）收购基德尔·皮博迪的客户纵横国际（Transway International）时，西格尔把国际控制公司的详细计划透露给了弗里曼，弗里曼根据这个消息用自己子女的账户购买了大量的股票。当高盛参与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收购通用食品公司的交易时，西格尔问弗里曼：“你认为这只股票（指通用食品）如何？”弗里曼回答说：“我看还行。”这就是说西格尔应该买进它，他也确实让威格顿和泰伯尔购买了。

弗里曼也把巴克斯特医疗器材公司（Baxter Tavenol Laboratories）收购美国医疗设备供应公司（American Hospital Supply）的计划透露给了西格尔。1986年，R.H.梅西（R.H.Macy）在高盛的支持下进行杠杆收购期间，弗里曼告诉西格尔市场对梅西公司打算降低出价的传言反应过强：梅西公司正在打算降低出价，但是幅度比市场预测的要小。筹资工作是很安全的。

当布斯基给弗里曼打电话询问梅西公司的事宜时，弗里曼也很慷慨，向布斯基保证筹资工作会很安全。不管怎样，布斯基在高盛还有一个内线，可以了解梅西公司的收购信息，此人在高盛的不动产业务部工作。

这样的泄密活动太普遍了，使得公平市场的概念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不过，其他人在泄露消息时很少像西格尔和弗里曼这样清晰，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必要这么做。并且，他们也不是泄露全部消息。同时，西格尔继续把给弗里曼透露消息看作为了客户利益这个“合理”的目的。

这种情况在比阿特丽斯公司的交易上表现得十分明了。这是一次杠杆收购交易，也是1985年最具特色的一起交易。它是西格尔同KKR合作的顶峰，也使得该公司功成名就，成为全美首屈一指从事杠杆收购的大腕，令人闻风丧胆。同时，这场交易也是涉及华尔街专业人士大量非法和可疑行为的一次交易。

比阿特丽斯是KKR的第一个“恶意”收购的公司。KKR总是用友好的方式同目标公司的管理层协商进行收购，或者充当白衣骑士参与恶意收购战。然而，在比阿特丽斯一案中，KKR在西格尔的建议下，同比阿特丽斯的原董事长唐纳德·凯利联手合作，向比阿特丽斯公司施加压力。如果比阿特丽斯拒绝KKR的收购，KKR就将强行收购，并将其现在的管理层淘汰，然后让凯利和他的团队入主该公司。这个计划导致KKR的资深合伙人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不久之后杰罗姆·科尔伯格退出了这个有他名字的公司（KKR的第一个“K”，即为Kohlberg），他声称和其他合伙人（亨利·克拉维斯和乔治·罗伯茨）的“理念不同”。

尽管科尔伯格有不同意见，但是这起交易仍然继续进行着。弗里曼很快就为自己、孩子和高盛公司囤积了大量比阿特丽斯的股票。在整个交易过程中，他都像往常一样和西格尔保持着频繁的联系，每天都通话，但是西格尔不愿意再透露内幕消息了。有时，弗里曼似乎不用再从西格尔那里获取内幕消息了，他的身份使得他可以和克拉维斯本人直接通电话。例如，在万圣节前，约翰·穆赫伦听说KKR收购比阿特丽斯的交易遇到问题后，将自己手中的股票抛售了1/4。在此之后，弗里曼给克拉维斯打电话，问他股价为何下跌。克拉维斯告诉弗里曼：“一切都很好啊。”然后他又说，“我们不会退出的。”这是一次很有价值的交流。几分钟后，弗里曼又买进了比阿特丽斯的6万股股票和几百份看涨期权。

比阿特丽斯的董事会最终接受了KKR在1985年11月提出的最终报价，每股50美元。此后不久，KKR从帮助自己安排融资工作的投资银行德崇公司获悉，他们无法按照50美元的价格进行融资。价格必须降低或者重新调整融资计划。这个消息对市场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因此这个消息是非常机密的，甚至连西格尔都没有告诉。纽约的名流人士、套利人理查德·奈也是套利人圈子的核心成员，他显示了不可思议的未卜先知的能力，在第二天就抛售了30万股比阿特丽斯公司的股票。当天晚些时候，弗里曼和奈在电话中谈及此事，随后弗里曼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克拉维斯。

第二天上午，也就是1986年1月8日，股市一开盘，弗里曼就把手中的期权全部抛售出去。不久之后，纽约证券交易所一位知名的人士——也是“俱乐部”的成员——莫里斯·“巴尼”·拉斯克给弗里曼打电话说，KKR的收购活动遇到了麻烦。弗里曼转而又给西格尔打电话确认这个消息，但是西格尔无法确认，因为他还没听说过这个消息，是从弗里曼这里第一次知道。

西格尔非常吃惊，这些日子华尔街毫无秘密可言。他是克拉维斯的投资银行家和顾问，但是甚至连他都不知道融资工作出了问题。这只是证实了他的一种怀疑，即泄密者并非他一个人，这在华尔街上已经蔓延成灾了。西格尔给KKR公司打电话，详细询问了情况。

不一会儿，西格尔就给弗里曼回电话。他说：“你小子的鼻子够灵的啊。”说着，他也为自己的用词感到好笑。这些消息正是弗里曼所需要确认的。当天下午，弗里曼就抛售了比阿特丽斯公司的10万股股票和3,000份期权（这表示可以再购买30万股的权利），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KKR的收购条款不久就被修改，同西格尔所确认的完全一致。尽管这些条款对股东不是那么有利，现金部分从43美元降低到了40美元，但是比阿特丽斯公司几乎毫无选择，只能接受。比阿特丽斯的股票也随之下降。不管怎样，即使没有西格尔的帮忙，弗里曼也能从比阿特丽斯的股票上赚到丰厚的利润，但是西格尔的确认使他避免了损失，并且让他的利润达到了最高。

因为西格尔在比阿特丽斯收购案中的角色，基德尔·皮博迪的套利部门没有参与这起交易。然而，1985年对威格顿和泰伯尔来说，仍然是一个收益颇丰的年份。该部门的总收益，在扣除了高额的管理费和开支之后，仍然高达700万美元。由于他们又取得了和第一年同样的好业绩，公司里对他们的怀疑也无影无踪了。尽管人们对威格顿和泰伯尔的技能评价仍然很低，但是这一年的大量交易使得人们感觉，似乎任何人都可以在并购被宣布后投资套利而赚钱。事实上，他们可能真是这样。

但是，西格尔知道基德尔·皮博迪套利实力的实情。就像吸毒一样，一次套利的成功总是会激发对下一次套利“行动”的渴望和焦虑，也产生了对内幕消息这一“秘密武器”的需要。对万无一失的激动正在逐渐消失，甚至在压力逐渐增加时也是如此。西格尔知道他已经又拯救了公司一年——但是时间已经到了1986年，在新的压力下，他能够重新开始吗？他对未来日益感到恐惧。

1985年年初，西格尔在产房外面等待着双胞胎诞生的时候，随手拿起一份《纽约时报》，看到了一条德崇公司的证券发行公告，当时，该公司刚刚完成滨海公司对美国天然气资源公司的收购。西格尔心中暗想：“如果他们能够筹集到这笔资金，就能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现在，他看到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他看到产生这种力量的发动机就在他的面前，尤其是德崇，它几乎可以在一夜之间筹集数十亿美元，这种惊人的实力是基德尔·皮博迪永远也无法相媲美的。毫无疑问，在类似斯托勒公司和比阿特丽斯公司的收购案中，德崇公司能够获得惊人的利润。在这些交易中，西格尔作为克拉维斯的顾问出谋划策、献计献策、搜集信息，使得收购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过这只为他赚到了为数不多的顾问费。例如，在斯托勒一案中，基德尔·皮博迪赚到了700万美元，而德崇则赚到了5,000万美元。其他的竞争对手，如高盛和摩根士丹利，都在增强自己的资金基础和巨大影响力，而基德尔·皮博迪却仍然在守着无利可图的经纪业务苦苦挣扎。西格尔感到他好像是一个人在支撑整个公司，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支撑多久。

1985年年底，大概在核算奖金的时候，他直接去见德农西奥，不过这次不是讨论自己的奖金问题。对于1985年的奖金，德农西奥已经根据西格尔对公司的贡献计算出来了，包括套利收益，给他的奖金是210万美元，几乎是以前的两倍。然而，西格尔并没有高兴，相反，他却很绝望。刊登在《机构投资者》上的一篇负面报道增加了他的担忧，基德尔·皮博迪作为一个机构，已经濒临危机的边缘。他向德农西奥乞求道：“拉尔夫，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能一个人支撑整个公司啊。我每天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一个人不可能为公司创造所有的利润和收益。”西格尔告诉德农西奥，他认为基德尔·皮博迪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同其他公司合并。德农西奥看起来既震惊又沮丧：同其他公司合并，基德尔·皮博迪就要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并且，他也没有权力决定公司的命运。西格尔感到非常失望，他没有能够使德农西奥面对现实。

西格尔第一次萌生了一个从来没有过的想法：离开基德尔·皮博迪，到一个更强大、更健康、更有前途的公司。他必须脱离套利业务，他知道他参与这种业务是错误的。但是，他很清楚，只要威格顿和泰伯尔还在套利部门，他就难以从中解脱出来。

西格尔同意和拉扎德兄弟公司的主管、温文儒雅的米歇尔·戴维·韦尔见面，他感觉有点儿鬼鬼祟祟的。他们相约在曼哈顿上东地区的凯雷酒店（Carlyle Hotle）吃早餐。西格尔坐在舒适的椅子上，韦尔滔滔不绝地谈起了拉扎德兄弟公司的特色，声称这正是西格尔这样的明星投资银行家大显身手的地方，并提到了费利克斯·罗哈廷是如何在这里飞黄腾达的。

突然，西格尔想起了几年前的一天，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投行银行家，被指派同罗哈廷共同处理一项交易。那一天，他也首次产生了一个想法：他要成为另一个罗哈廷。可是后来，他却从事了秘密的犯罪活动，背离了自己的梦想。

但是现在，这种想法又回到了他的心中。他要离开基德尔·皮博迪公司，开创一种新生活，一种没有布斯基、弗里曼、威格顿或者德农西奥的生活，一种远离泥潭的生活。依靠他在并购界的声誉和名望，他可以随心所欲，无往不胜。当20世纪80年代，当华尔街的历史正在书写的时候，西格尔也想成为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