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与徽商，虽然当地政府、专家及学者们还在津津乐道地探讨着，但是，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商人群体，他们早已烟消云散了，只不过在其故土上还保留着一些饱含着传奇色彩的高楼深院、古宅大房。而今，独领**的是重新崛起的浙商与粤商，尤其是浙商，他们大有攻城略地、席卷八荒、气吞万里之势。有人欢呼，有人敬佩，有人惊恐。正因为浙商厚积薄发的凌厉攻势，尤其是最近两年“长三角”的高歌猛进，消失已久的商帮又激发起了专家、学者、媒体及民众的浓厚兴趣。

建国之后的30年，由于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没有真正的流通及产业，也就根本没有所谓的商帮。改革开放25年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尤其是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新时期的商帮风云际会，应运而生。如果说，前20年粤商因为天时与地利成为了最有江湖感召力的商帮，那么，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草根出身的浙江商帮可能会奏响历史的最强音。

凭借改革开放试验田的先发效应，粤商成为最具感召力的商帮

1978～1993年，即从正式改革开放到中国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前，几乎是广东独霸外贸的时期。换句话说，这15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主要是针对香港人的改革开放。这一时期祖国大陆70%以上的外资是港资，其余30%才是所谓的国际资本。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促进了香港地区的繁荣，反过来，香港又带动了与之一衣带水的祖居之地——广东。15年的外贸独占让广东完成了原始积累，原始积累又铸成了广东经济革命性的变化，广东经济的巨大成功反过来支撑了全国改革开放的雄心和壮志。

为什么当时邓小平同志要让广东先杀开一条血路？为什么会选择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第一，历史上广东就有开放的传统，粤商因其处于特殊的区位，很早就有海洋意识、国际意识，因此，广东人的外向性很强。第二，在地理上广东与香港一衣带水、唇齿相依，开放既可以吸收港人的投资，又可以近距离地震撼港人的心灵，为平稳收回香港埋下了重重的伏笔。第三，广东长期是“化外之地”，即使改革开放的试验失败了，国内大局也不会受到大的影响。第四，按照党一贯的思维和以往的经验，一般是要先做样板，成功了才会加以推广。

为什么说这15年的改革开放主要是针对香港的改革开放呢？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期，香港地区是祖国与全球尤其是与西方发达国家对接的唯一通道。像打排球一样，当时全国人民的球都托给广东这个二传手，它再转托给香港地区这个扣球手，香港地区再将球扣向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扣向全世界。这样，整个中国催肥了香港地区，也催肥了广东。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广东就像一个靠祖上的家产过着养尊处优生活的富家弟子。那时的广东人赚钱简直太容易了，连当时的民谣都说“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广东不知道钱少”。多少热血青年、仁人志士抛弃工作、档案，告别妻子、儿女，跑到“珠三角”，以至于一时大地东南倾、孔雀东南飞。那时全国人民对老广是又爱又恨，既羡慕，又排斥。即便是像中央电视台这样严肃的主流媒体，在小品、相声中讽刺暴发户、奸商之时，其讽刺的对象操的往往都是带广东味的普通话。

粤商一夜暴富春风得意，浙商坚韧不拔艰难创业

当广东的抽油烟机、洗衣机、冰箱、录音机、电视机、饮料、电子表、遮阳伞、弹簧秤、尼龙袜、柔姿纱、T恤衫等风靡中华大地的时候，当广东人操着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昂首挺胸地游走于中国的大街小巷、亭台楼阁、高楼大厦的时候，当广东兵团扛着组装的洋枪洋炮大举“北伐”的时候，浙江还没有商帮，因为它没有广东的天时和地利，没有什么优惠政策，也没有什么外商的投资。

20世纪80年代的“长三角”，还完全笼罩在计划经济的云雾之中。而这些浙江人，这些农家子弟，这些草根阶层，却在寂寞、孤独中游走于中国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甚至天山脚下。男人弹棉花、做家具、修房子、下苦力；女人则擦鞋、修鞋、补鞋。那时的浙江商人，连江西、广西、云南、贵州、甘肃等地的人都可怜他们。当这些老少边穷地区的人们还沉浸在“三亩薄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时候，浙江商人正经历着地狱之火的磨炼，的确是“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

其实，整个中国25年来的发展历程，就是粤商与浙商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化的历程。它们以独特、鲜明的笔触勾勒出了一幅新时期的“清明上河图”。

粤商与浙商，在本质上都有共同之处：千辛万苦、绞尽脑汁地完成了原始积累。但因各自所占据的天时、地利不同，其由“蝌蚪”变“青蛙”的进化方式也完全不同：一个是富家子弟；一个是贫家孩子。粤商犹如阿里巴巴，一不小心打开了强盗藏宝的山洞，而钱来得太容易，萝卜快了不洗泥，容易养成一种暴发户心态。而浙商“创业艰难百战多”，其财富积累的过程犹如针尖挑土、聚沙成塔，像唐僧取经一样，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这种炼狱般的进化，培育出了浙商坚韧不拔、刻苦勤奋、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执著精神。只要云开雾散、天时更新、地利变化，这种在苦难中磨炼而出的精神就会释放出超强的能量。

台湾地区著名作家龙应台曾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从以色列来，带给她一蓬枯草，它像已死掉一样，没有生气，很难看。朋友告诉她，这叫沙漠玫瑰，把它浸泡在清水中，几天以后就会复活；倒掉水，它会渐渐枯萎。藏上一两年，再置于水中，它又会复活。半信半疑的龙应台将这捧干枯的杂草放在清水中。第一天，没有丝毫动静；第二天，杂草从中心开始向外舒展，有一点绿意；第三天，模糊的绿已变成实实在在的绿；以后每一天，它的绿意都顽强地向外延伸着；到了第八天，展现在她眼前的是完整、饱满、丰润的沙漠玫瑰，它居然复活了！

而浙商就像这种沙漠玫瑰——严酷的生存环境造就了这些草根人物摧不垮、锤不瘪、打不烂的强健生命力。气候恶劣时，它会慢慢枯萎，了无生气，但是只要有一点点清水、有一点点雨露，它就可以渐渐地复活，一圈又一圈顽强地扩展着它的绿意，演绎出惊天动地的生命赞歌。

所以，当中华大地黎明破晓、春暖花开时，当狂飙突起、各个阶层重新大洗牌时，当那些长期小瞧浙江小木匠、棉花匠、泥瓦匠、补鞋匠的内地“圈养动物”们茫然不知所措时，身为“野生动物”的浙江商人却在如鱼得水、虎啸山林。

粤商组装洋枪攻城略地，浙商不弃薄利伺机而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充斥广东媒体的都是诸如“广东的崛起”、“大潮涌珠江”、“小广东长高了”等新闻。那时的珠江东岸包括深圳、东莞、增城及惠州的一部分，利用“两头在外”的经济模式，不仅形成了一条充满活力的工业走廊，而且还探索出了一套“前店后厂”的模式，促成了“珠三角”与香港之间唇齿相依、良性互动的经济关系。而以南海、顺德、中山为代表的“珠三角”西岸城市，虽然没有东岸那样的地缘优势，但作为连接国内外市场的二传手，其优势也非常明显。于是，西岸城市凭借其先行一步的地缘优势，将国外先进技术、全新理念及时尚消费品引进来，大做国内市场。电子、家电、建材、化纤等企业纷纷崛起，出现了粤商扛着组装的洋枪洋炮大举“北伐”的盛况，乐从的家具、顺德的家电、南海的陶瓷、中山古镇的灯饰、沙溪的牛仔布等蜚声全国市场。

其实，这种依靠组装的洋枪洋炮攻城略地、势如破竹的广东模式，并非是由于粤商多么强大，而是因为它的对手太弱小。就像当年的清政府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时一样，八旗兵的大刀长矛、棍棍棒棒，甚至画符念咒，怎么抵挡得住西洋的洋枪洋炮呢？从某种意义讲，大清的覆灭是冷兵器败给了热兵器。而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的成功，也不仅仅是广东的胜利，它还是一个时代对另一个时代的胜利。

与此同时，日渐壮大的浙商在做什么呢？以温州、台州商人为代表的浙商，那时正处于从“流氓”到“绅士”转型的关键时期。他们也做实业，但因为没有广东那样的天时和地利，只能从做假冒伪劣产品开始其从流通到实业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的温州皮鞋差不多就是伪劣商品的代名词。1992年前后我去温州，发现他们很尴尬：一方面，日本人在打他们的假，比如他们先帮日本打火机做代理，很快就仿做，最后竟做得跟真的一样，但价格只有真品的1/10；另一方面，温州又在打自己同胞的假，因为当他们从“流氓”变成了“绅士”，开始生产自己的品牌时，比他们更弱小的同胞们又在模仿他们，侵犯他们的知识产权。

总之，当粤货风行中国之时，浙商一方面通过快速仿造或偷袭，实现角色的转换（由流通商变成产业家）；另一方面则又像一位少了火气的中年人，不急不躁地生产一些针头线脑的东西，不要说财大气粗的老广不屑一顾，连穷得起火的内地人也未必看得上。纽扣、拉链、线团、螺丝钉、线路板、低压器、皮鞋、衬衣、西装，无所不做。他们就像沙漠玫瑰，静静地等待着属于他们的阳光雨露。

粤商渐显颓势，浙商厚积薄发

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浙商已经开始显示出厚积薄发的强劲力量，比如义乌的小商品城、绍兴的轻纺工业城等，它们起步的思路和气度就非同寻常。进入21世纪，粤商日渐式微，浙商开始异军突起。健力宝老板锒铛入狱了，科龙易帅了，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乐百氏被娃哈哈彻底地击溃，整个班子一起下课。

历史的车轮就这样转过去了。造成这种历史循环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答案就在其成长的过程之中。广东的先天优势造成了粤商的后天缺失，而浙江的先天缺失反而造就了它后天的优势。这就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什么是先天优势？即得天时、占地利、具人和。所谓“得天时”，是指中国的改革开放，世界经济的大转型，全球产业的重新洗牌；所谓“占地利”，是指广东临近港澳，是中国连接世界尤其是西方的桥头堡，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主要通道；所谓“具人和”是指广东本身的开放传统和意识。

此外，在粤商崛起之时，整个中国正处于市场短缺的阶段。企业承包经营、放权让利、供给制的土崩瓦解、流通领域的迅速开放，使占据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消费能量，而长期在计划经济之下形成的工艺水平和制造能力已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消费需求。在此背景下，广东充分利用它的地缘优势，通过香港地区将国外成熟的技术、现代的管理理念，尤其是质量优良的零部件大量引进，并快速组装成洋枪洋炮，因此，他们可以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此时的竞争乃产品竞争，消费者的品牌意识还在沉睡之中。

然而，风水轮流转，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终于从短缺经济全面过渡到过剩时代，从卖方市场转化为买方市场。市场竞争也由产品竞争时代进入品牌竞争时代，品牌成为企业克敌制胜的不二法门，成为企业长治久安的根本保障。翻开中国名优企业排行榜，不难发现，“农家出身”的浙商已经远远超越了身为“富家子弟”的粤商。

浙商的狂飙突起与粤商的日渐式微，除了因为中国的经济已经从短缺时代进入到过剩时代外，第二个原因是香港回归之后，广东外贸独占的历史也已经彻底结束了。游戏规则变了，由原来的“打排球”变成了“踢足球”。谁有本事盘球过中场，就可以直接射门——这个门就是世界市场之门。伴随着中国加入WTO，整个中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香港已不是中国联结世界的唯一通道，广东这样的二传手也已经不再需要了。此时，上海首先将球踢向了欧美，山东的青岛和辽宁的大连直接将球射向了日本和韩国，东北则将球踢向了俄罗斯。此时的竞争，已经不是客观上的竞争，而是主观上的竞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浙商在改变客观过程的时候，主观世界所经历的磨炼与提升，是任何商帮都无法与之并肩的。

第三个原因，整个中国的市场经济从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到大张旗鼓、高歌猛进，民营经济终于枯木逢春、异军突起，堂而皇之地步入中国的主流社会。浙江的民营企业“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短短几年就超过了号称“市场经济摇篮”的广东。衬衫、西服、时装、皮鞋、皮具、饮料、汽车配件、轻纺制品、电子产品等名牌，从深海中一个又一个地浮出水面。浙商过去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全部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就像沙漠玫瑰一样，开始舒枝展叶，他们在艰难成长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以及历史所赋予的种种优势，逐渐得以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