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草根的战略时代(1 / 1)

(节选王志纲在中山大学怀士堂的演讲)

【编者】中国企业数量众多,但企业的生命周期短,重复着“一年发家,二年发财,三年倒闭”之路。据统计,中国企业平均寿命较短,中国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仅2.5年,与欧美企业平均寿命40年相比相距甚远。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浪潮中,作为最有活力、最为敏感、最能创新的主体,广大民营企业经常会面临生死抉择。如何运用战略帮助企业起死回生?如何从偶然中寻找必然?如何帮助企业家们实现“惊险一跃”?

作为战略咨询专家,近三十年来,王志纲先生深入观察了中国许多区域及企业发展的兴衰成败,助推了无数企业家起于草莽,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由偏于一隅继而走向全国。受中山大学岭南学院EMBA教育中心邀请,于2013年10月19日在中山大学怀士堂做了《生死抉择——王志纲纵论战略之道》的主题演讲。

王志纲:

各位下午好。今天我站在台上,回想起来很有趣,30年前开始登台时,坐在台下的人年龄多数比我大,今天往下一看,感慨万千,台下几乎所有人年龄都比我小,所以真是时间催人老,让我想起中国的古话:千金难买回头望;老马识途。

大家都是企业家,有很多人已经很有成就。我常讲,有两种人是不可以培养的,老板与爹妈。企业家,不是职业经理人,老板不能培养。因为性格决定命运,当老板的人多数具备一些天生的特质;他们都是从战场中杀出来的,我不相信老板靠培养。再者,如何当爹和当妈,不可以培养,虽然有很多育子的书,但爹妈当得好坏,还得靠自己摸索。

通过教育,很多东西是可以领悟的,但是更多深层次的东西,需要身体力行才能感悟,甚至从中产生顿悟。特别是老板,如何感悟和顿悟?作为我个人来说,也不是天生从事战略咨询的人,刚才院长已经讲过了,我一开始是新华社记者,干了10年,我的梦想是在记者的行业中当个无冕之王,在国家的发展上能有所推动。干了10年,特别是伴随邓小平南巡,我写了一系列有关改革开放前沿的东西,影响不小,也算是达到了记者生涯的巅峰。最后正想展翅高飞的时候,碰到意识形态的管控逐渐加强,一些深入的研究和报道变得不可行。我之前是打算把记者生涯做为事业,如果只是谋生的一个职业,就不如换个活法。但前提是我既不想当官又不想经商,怎么样办?异想天开,我给自己造了一个饭碗,就是选择了第三种生存,既不靠官又不靠商,但是又要体面地赚钱,最后就摸索出了战略咨询这样一条道路。

今天在这里,如果给大家讲理论,意义不大。但是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有很多心得。这30年中国的发展可谓金戈铁马,而我又始终处于商战的最前沿,身经百战还不止,见惯了商场上“血流成河,尸骨成堆”,“一会儿起楼了,一会楼垮了”,也许在座的见识也不少,但大多数人看到的仅是表面现象。

我常讲:“演戏的人是疯子,看戏的人是傻子”。而大多数人是看戏,台上哭你也跟着哭,台上笑你也跟着笑,很多传奇信以为真,其实未必。演戏的人是疯子,自己很陶醉,但也许知其然,并不知所以然,在偶然中成功,又在必然中被消灭。今天很多的企业家也是这样的演员,在台上光鲜靓丽,台下是怎么回事辛苦自知。这个时代,人们大多是戴着面具生活,老板尤其如此。

我想站在第三者的位置,既不是演员,也不是观众,可能是编剧,舞台监督,幕后参与和观察者,谈谈中国这激**30年,一些老板成功与失败的背景和规律。大家都有切身感受,希望一点就通,然后举一反三,就有收获了。

我从北京过来,今天一早6点钟起来,住的地方正好在珠江边,站在窗前,脑袋里浮想联翩,想到一件事情。二十年前,当时我告别新华社,离开新华社就面临一个问题,就是第一桶金的问题。一个人活在世上总得有体面的生活。像我这样的人,被惯坏了的,原来是见官大一级的,尽管口袋里面很羞涩,但是毕竟面子上是很不错的,所以要解决第一桶金的问题,当时给自己策划了一件事情,拍了一个电视片叫《老板,你好嘢》,我相信在座超过50岁的人可能不少人看过,30岁的就不一定了。

《老板,你好嘢》是部什么片子?在广东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后,平时只看香港电视的广东人,这次却对广东台异乎寻常的钟情,追着节目看,之后一统计,创广东台开台以来的最高收视纪录。我选了十个老板,上半场每一个老板8分钟,拍他的故事,中间3分钟是老板之歌,谱曲是李海鹰,演唱是毛宁。

那时候宣传老板在北方是不行的,怎么能为老板唱赞歌?只有在邓小平南巡不久的广东有这种可能。下半场,8分钟我当评论员,窦文涛做主持人。当时窦文涛还是个电台记者,现在《新周刊》的总编封新城推荐他说,主持夜间谈话节目的这家伙伶牙俐齿,于是他第一次上镜主持电视节目。一个好的主持人,不是话筒架子,是一个能够调动、引导甚至升华对方谈话兴趣和谈话价值的真正高手。窦文涛扮演了这样的角色,片子排的很顺利,基本上都是一次过,一个晚上我用3小时点评5集。

片子里10个老板,我今天上午回顾了一下,如今安在哉?只有两个活下来的,8个都不在了。我总结了一下:与其说他们是企业家,不如说他、他们仅是个个体户,那个年代哪有企业家?

前不久我到花都的时候,有一个号称花都首富的,听说我来了,一定要请我吃饭,见面了问我是不是认识他,我说实在认不出来了,他说他就是《老板,你好嘢》中的那个。我想了半天想起来了,我说你不是倒汽车的吗?他说,当年花都就是倒汽车的大本营,贴牌把日本车卖到中国。挖到第一桶金,他转为做房地产,做得很大了,我说你算是一个还活着的。

其他几个,像健力宝的李经纬,憋屈死了;科隆老板,不知何处;有一个江湖上的浙江蛇王,在番禺建了个飞龙大世界,曾经轰动一时异常火爆,后来欠债不还,人销声匿迹,项目经过几个资本运营者也没盘活,还是死在那;在节目中还有一个人从经商转而从政,叫陈云贤,当时是广发证券的总裁,现在见到还念叨这事说:“王老师,我要感谢你,博士老板和他的军团这期节目,为我人生发展打了基础”。

这些故事都是二十年前的事,那时候只有个体户,老板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试着干,谈不上企业家。二十年过去了,经历了当年那个阶段的人和事之后,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广东星河湾的老板黄文仔上个月给我打电话,希望我能出席他60岁生日宴会,自从为他策划项目后,他说:王老师我要和你做永远的朋友。其实也就是每年过生日见一次,他特别诚恳地邀请,推都推不掉。进了星河湾酒店宴会厅,打眼一看,从来不在一起相聚的广东地产界大佬们几乎都聚齐了。先是杨国强走过来,我们自从碧桂园策划之后再没有见过,他望着我说,哦头发都白了。回头看是合生创展的朱孟依,自从珠江进京的8大项目策划合作分手之后,也是再没露面,其他人还有恒大的许家印,香江的刘志强,富力的李思廉等都来了,几乎有十几个。我开个玩笑说,拿个手榴弹在这里一扔,就炸掉一万亿。

当时我很感慨地对黄文仔说,不是你热情张罗,大家不可能坐在一起,这就是“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冺恩仇”,其实到这个时候,每个人对人生、对财富的看法,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可能大家好奇,这么多大佬聚在一起,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第一个是孩子,朱孟依连续问我:“王老师,你儿子怎样,干什么?”我笑着说:“老朱,你又不认识他,关心他干什么?”。一会儿刘志强两口子,拉着儿子跑到我面前说,他刚从哈佛回来,在学校是学生会主席,很不错的。又对儿子说要多像这位王老师学习。这个时候这些首富们想到的是,干了一辈子,如果下一代不成器,等于是白干。中国第一代老板有些已经退位,有些正面临退位,需要后继有人。这又回到开始的话题——老板不是培养出来,那么企业如何传承,财富如何传承,的确是中国老板们面临的一大课题。

老板们开始关注的第二个话题,就是人活在世上,幸福究竟是什么。他们问我,看你晒得这样黑,一年打多少场高尔夫球?我说不多,你们猜!他们猜50场、100场,然后就不敢猜了,我说280场,全都傻眼了。我说这叫运筹学。我说其实打280场,根本不影响每天干的事情,我每天还干8小时。

讲完这些回头看,其实我们今天已经站在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过去中国创造财富不像国外那样,有几百年,几代人的持续时间。中国由于各种原因,财富积累的过程多次被打断。改革开放前都是吃大锅饭,不存在私人财产。改革开放这30年,创造财富的过程是相对完整的,但正面临着一代枭雄即将告别历史舞台这个现实。新的一批人正在成长起来,如何承上启下,让企业永续,财富不散,我们再谈企业的战略之道,就非常有现实意义了。

为什么题目叫“生死抉择”?因为战略,也就是目标和方向,真是能够决定生死。在中国,很多企业家由于一念之差,走上了不归路。前不久在北京大学,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大家是一块出发的,有些人可以直挂云帆济沧海,有些人却中途夭折了。我说人生,包括企业、优秀的人、有科学头脑的人、重视战略的人、找准方向的人,相当于在高速公路上开车,越走越顺。战略决策把握好了,少走弯路。有些人速度也不慢,但路选错了,总是在断头公路上跑,所以永远到不了目的地,这就是战略。

从我个人说,之所以能做点事,最大的成本节约,就是没有走弯路。基本上30年一直是在一个很清晰的轨道上。即便转换,也是前一步为后一步打基础,这样才走得稳,走得远。在这个过程中,曾经也有不少利益**,捷径的吸引,对我都没起作用。

既然我们讲的是战略之道,透过这些跨过二十年的三个财富代表,有什么规律在里面?二十年走下来,在参与了成百上千的案例,与中国的企业共同成长,走过这些历程,我的心得概括起来,叫王志纲定律,“一二三四五”定律。就是一个老板做抉择的时候是有规律的,碰到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大道理是什么?小道理怎么服从大道理?

第一,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找魂,一枝独秀。

“一”就是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核心力和方向。这个“一”与管理学上的短板理论正好相反。短板论是说一桶水的盛水量,取决于最短板,所以要想办法补短。我们很多人就上了当,花了许多精力在自己不擅长的方面。从战略上,“一枝独秀”是长板理论,每个人你的长板是什么?黄文仔的长板是精品意识,做到极致,可以成功;王健林的长板是跨界与整合,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所以任何企业,都要找到自己的核心能力,充分张扬。

“二”,就是两场统筹。在今天中国做企业,不光是要懂市场,还要懂官场。现在我们肯定要关注下一个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企业未来的命运,是“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是走向“小政府大社会”还是依然“大政府小社会”?是投资拉动还是依市场经济规则发展,所谓的提质增效,数量控制,质量提高,是不是真的?这些都是下一步要关注的问题。所以政治要关注,市场要了解,两场统筹。只有企业发展方向符合国家需求,不想让政府帮助,政府都要主动帮你。因为符合他的鼓励政策,你发展也符合他的政绩需求。“两场统筹”就是既要站在市场的角度也要站在市长的角度,最后的结果,市长得政绩,你得效益,最后比翼齐飞。我们中国几乎所有成功的企业家,无一不是具有政治智慧的。

“三”就是做任何事情一定要考虑到“三老”满意。一老是老头子满意,从中央到地方,符合他的发展方向,才能借力借势;二是老百姓一定要满意,绝对不能损害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如果不满意,不管你多成功,最后还是要垮掉;三是老板满意,任何一个项目,不仅是自己的企业要成功,上下产业链的关联者也都有钱赚,有钱赚大家才能与你形成合力,人家才会跟着你走,你才能够雪球越滚越大。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的客户——龙湖的老板,也是女首富,吴亚军,我很感慨,她做生意非常简单,本来可以赚100的,她只赚80。她认为只有让利合作者才会尽力去做,消费者才能跟着企业走,成为忠实的客户。

“四”就是四度协调、四度统筹。我们做任何事情,第一是要有高度,一定要抢占制高点。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战略合作者是做垃圾处理的,上次我去他的企业调查,发现这本是一个天大的事,有助于解决中国垃圾围城的现实问题。但现在当地官员还没有这个意识,由于日子还混得过去,没有人关注这种企业,帮助和扶持他们,使得这家企业创业艰难。但是我相信只要坚持不懈走下去,当垃圾成为一个城市致命的问题,而只有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官和商都会找你合作。今年以来北京雾霾迷城,已经到了上上下下不能忍受的程度,北京终于决定拿50亿,在北京、天津、河北同时治理,而且降低河北发展速度。在污染这件事上,与之冲突的一票否决。只用GDP衡量发展标准已经行不通了,必然是精细化发展。

你有高度,就有商机。最近我们在为中国最大的清洁能源产业园做战略,就是胜利油田,原来都是国家垄断的,现在甩给民营经济,我们就整合了100家民营基金做这个事情,而且形成全产业链。原来排放的废物全部消化完毕,基本上没有排泄物。原来往水里,往天上排的这些化学成分,其实具有极大的回收利用价值。

还有我们帮助重新整治白洋淀,做中国最大的航空产业基地,通用航空,包括水上飞机,私人航空,下一步中国的玩法会有大的变化。所以,一定要占据高度。无论企业大小,有些并不大的企业,在行业里面是领先的,就有高度,就可能有未来。

第二是广度。有了高度以后,需要更广阔的覆盖半径,覆盖半径大,意味着有广阔的市场。

第三就是深度。就是做什么事情要专注,开了模具一定要往下延展,打通全产业链,这个时候空间会越来越大。

第四就是关联度。说做生意,“在商言商”,不是等于是站在这个行业就只关心行业内的事,跨界和整合将在未来创新型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这增加了复杂性,需要战略来统筹。

有了高度、广度、深度,关联度,四度统筹,战略的制定才能更加具有超前性。

“五”更重要,我们叫“五出”,出成果、出机制、出人才、出网络、出品牌。做任何事情,特别是战略性项目,一定要立足于五个原则:

第一:出成果,项目要成功,要赚钱,但这只是前提条件,如果以为有了钱就有一切,那你永远就是个个体户,是长不大的;

第二,出机制,一定要有一个机制保证,像龙湖,做项目成功的同时,在后台网络、公司结构、资本运作上都建立完善的机制,保证企业稳健发展;

第三,出人才,尤其在进入一个新领域时,在完成项目或者开模具的同时也培养一批人。有了人才,你的模式才能有效复制;

第四,出网络,现在是全球抓药,整合资源。资源、人脉、市场、网络的建立,可以大大节省你的时间和成本,从而能够做大事;

第五,出品牌,当这些事情都沉淀在最终结果和口碑,和形象传播的时候,一个新时代就到来了。

因为时间有限,下面还有现场答疑,希望你们听了以后能够有所收获和感悟,有问题可以写在条子上,下半场交流,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