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人是曾农髯的好朋友，或许可说是最好的朋友。

他们原是旧识，民国四年八月重逢于上海，清道人劝他留下来作“同行”。曾农髯科名较晚，官亦不显，还不够“遗老”的资格，许多“胜国耆旧”的文酒之会，起初要靠清道人提携。不过，曾农髯也很够朋友。魏碑向分南北两宗，曾农髯南北兼擅，但清道人写北魏已享大名，所以曾农髯不动北碑，自号南宗。所谓“南曾北李”之说，即由此而来。

收弟子也是，曾农髯常向登门执贽的人说：“清道人比我教得好，拜我不如拜他。”而且往往作函介绍。这也就是张大千再拜清道人，有把握不致为本师所嫌的道理。当然，这要预先征得曾农髯的同意。

张大千兄弟话说得很婉转，不说要跟清道人学书，只说清道人家累甚重，也知道他是老师的至交，想另外送他一份贽敬。曾农髯为人厚道，本就觉得平时有亏师道，所以欣然允许，而且亲自引入梅庵门下。

哪知门是拜了，竟无法见到“李老师”。李家的门房倒是很客气，但一提到要见老师，在门房那里就被挡了驾，理由很多，不是说“大人身子欠安”，就是说“大人正在会客”——清朝官场的规矩，不做官了，旧部仆从还是照做官时的称呼，所以陈散原笔下的“李道士”，在他家门房口中仍旧是“大人”。

有一天张大千的尊人问起清道人，张大千答说：“拜了师以后，还没有见过李老师的面呢!”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张大千将几次碰壁的情形讲了些。

张大千的尊人想了一下，突然问道：“门官的见面礼送了没有？”

“没有。”张大千说，“我不知道有这个规矩。”

“那就难怪你总是被挡驾了。这份礼马上要补送，而且还不能少送。”

这个“门包”确是不轻，白花花四百袁大头。这一来当然不同了，每一次去，不但都见得到清道人，而且门官预先会关照“今天大人的精神不大好”，或者为什么事“刚发过脾气”，但最有用的是“大人在书房里写字，八少爷，你也不必在客厅里等了，直接到书房里去好了”。

能观摩清道人如何运腕、如何转侧，张大千自然获益匪浅。但相从清道人只一年而所以奉之为恩师，终生孺慕者，乃是由于清道人的启发，张大千才能练就一手并世无两的绝艺。张大千所获的启示，来自清道人谈书法的源流。清道人学书从大篆开始，接下来循两汉、魏晋、六朝、隋唐以迄于北宋四大家，对于书法的如何演变，以及为何如此演变，不但在理论上下过功夫，更有亦步亦趋临摹的经验，因而能道人所不能道。而且他还拿出“于古今书无不写，学无不肖，且无不工”的本事来印证他的说法，使得张大千更能心领神会。

那时负海内盛名的艺坛老宿吴昌硕，对清道人亦很佩服。他说：“先生精篆隶、彝器、砖瓦文字，旁通六法，举世共知。至其证阁帖之源流，辨狂草之正变，则吾与先生朝夕奉手，未能尽知。”而天资颖异的张大千，却已得薪传。

张大千从清道人学书，所下的是两种功夫，一种是创造。“七尺乌藤行活计，凭何面目得风流？”要有自己的面目，才能独擅风流。张大千在清道人的指点之下，融合隶篆魏碑，参以山谷笔意，终于创出一笔苍劲而飘逸、自成一体的行书。

再一种便是临摹，而且常用左手。由于对笔法的深刻了解，任何人的字，他都能在经过周到的分析以后，掌握住运笔用墨的要诀，模仿得惟妙惟肖。学得这一手功夫，本来只是年轻好胜，露一手炫人耳目，资为朋辈的谈助，但到后来，竟成为一项并世无两的绝艺。

清道人昆仲三人，老三李筠庵，张大千管他叫“三老师”，而关系则介乎师友之间。李筠庵因为家累甚重，常造些假画卖钱。造假画比较容易，但题款而能不为人识破却很难。李筠庵造假画的本事不到家，有一次借张大千所收藏的石涛的八幅册页，临摹好了，看题款不大像，为了取信于人，只好将真册页上的题跋割下来，裱在一起。而张大千所造假画的题跋则足以乱真，其功力可见一斑。

张大千最初造石涛的假画，却是出于敬师的一片孝心。当年遗老之一的沈曾植，有一次送了曾农髯一幅山水，作者是“明末四僧”[1]之一的石溪。原件是个横幅，曾农髯心想最好觅一件尺寸相当，也是“四僧”之一的石涛的山水，裱成一个手卷。李筠庵知道老画师黄宾虹有这样一幅石涛的山水，曾农髯大为高兴，写信给黄宾虹，希望割爱。哪知黄宾虹奇货可居，竟无法谈这桩风雅的生意了。

张大千为了安慰老师，便拿他所藏的石涛山水长卷，临摹了其中的一段，还仿石涛的书法，题了七个字：“自云荆关一只眼”，造句确似石涛的口吻。最妙的是造假图章。石涛的别署最多，有一个叫“阿长”，而张大千有一方小名的图章叫“阿爰”，去“爰”存“阿”，再将一方只有一个“张”字的图章，截掉“弓”字旁，恰好凑成“阿长”二字。

这幅假石涛送给了曾农髯，颇获称许，曾农髯方在案头展玩时，黄宾虹来访，一见称赏，要拿他居为奇货的那幅石涛山水交换。曾农髯不便说破，亦不便拒绝。经过这一次的考验，也可以说由于这一次的鼓励，张大千造假石涛的动机，便不止于“游戏人间”了。

这另外的一个动机，说穿了只是一个“钱”字。钱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发生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张大千从深刻的感受中，有透彻的了解。从反面来说，自宁波到杭州，“一钱逼死英雄汉”的那段经厉，是他忘不掉的。不过真的因穷受困，咬一咬牙关，将眼光稍微看远些，总还可以撑得过去。最令人无奈的是，骨子里穷而表面上看来不穷，他人有所求而实在无以为应，任凭如何解释，不能为人谅解，甚至于至亲好友，亦竟反目成仇，蜚语中伤，欲辩无由。那时候张大千才知道钱真是好东西，它或许不能买来快乐，但有时候可以买来“不痛苦”。当时就有一个连张大千亦深感痛苦的现实例子在，是关于清道人的“烦冤岁月”。

原来清道人自从劝曾农髯鬻书以后，对他自己的砚田生涯却不无影响。原因有三：一是曾农髯的润格定得比较低；二是同为魏碑，清道人遒劲特甚，以致一画数曲，真赏者少，蹙眉者多，尤其是寿序、墓志之类的“大件”，以平正华赡为尚，所以“大生意”往往转到曾处；三是“遗老”的“价值判断”逐年降低，“清道人”的下款不如早年吃香，而“曾熙”既为湖南人，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曾文正”，沾了这点光，求教曾熙的，就比求教清道人的来得多。

尽管曾农髯为人厚道，总是想着帮清道人的忙，但形格势禁，清道人有资格帮曾农髯的大忙，而曾农髯对清道人帮不上大忙。反因他的逢人揄扬，造成了一个清道人盛名之下笔润极丰的假象，连李家的至亲好友亦只见其“外强”而不知其“中干”的潜在窘境。

最糟糕的是，清道人的口腹之嗜，每每为他带来无法辩解的误会。他的健啖近乎神话，有个流传得很广的外号，叫作“李百蟹”。又有一副谐联，亦由清道人而来。上海有家福建馆子，名为“小有天”，是以郑孝胥为首的闽派诗人文酒流连之处，清道人亦常光顾。传说他每日在此进餐，于是有人以“天天小有天”为下联，用老子“道可道，非常道”这句话，节去“可”字，成为“道道非常道”来做配，成为一副“无情对”。试想，一食百蟹，大洋好几十，又天天下馆子吃饭，收入之丰，可想而知。

因为如此，他收到过匿名信，勒索两千元，限期某夜置于弄口垃圾箱中，清道人亲自写了一封信，备道窘况，后来居然无事。但有些亲属却以所求未遂，疑心他有意装穷，竟致造谣中伤。这个谣言恶毒异常，说清道人上烝[2]庶母。

清道人自言“三世为官”，年轻时随父游宦湖南时，娶了父执[3]的长女，闺名玉仙，新婚数日，即赋悼亡；续娶了玉仙的妹妹梅仙，亦是早逝。清道人从此不再续弦，为了纪念玉仙、梅仙姊妹，自题别署为“玉梅花庵”。

一直清居的清道人有个庶母，是他父亲宦游云南时所娶，名为“老姨太”，其实年纪比清道人还小一两岁。老姨太年轻时是个绝色美人，而清道人对老姨太视如生母，颇为孝顺。中冓之言，即由此而起。清道人的一班好朋友大多信以为真，渐渐疏远了他。连住得极近的陈曾寿都难得登门，《散原精舍诗》中，当然亦不再有“月夜遇李道士茗话”这一类的诗题了。

清道人知道了这回事，既惊且愤，自悲亦痛，竟致欲寻短见。当时清道人门下的大弟子推“两胡”，一胡是胡光炜，字小石；一胡单名俊，字翔冬，是名报人胡健中的胞叔。他们力劝清道人以事实来辟谣——事实是，清道人为根本不能人道的天阉[4]。清末民初的达官贵人，天阉很多，较早的有翁同龢、潘祖荫，以及翁、潘的门生梁鼎芬、于式枚。当时住上海，亦为清道人挚友的沈曾植，亦有此天残地缺。但清道人身材魁伟，食量兼人，竟也是天阉，似乎令人难信。

但经“两胡”陪伴，清道人在宝隆医院做了体检，终于由德国大夫出了很切实的证明书。宝隆医院在上海，犹如协和医院在北平，信誉至高无上，所出的证明书绝无可疑。这一下，他的那班老朋友才消释了误会，同时也恍然于他的两个太太何以早死。那时的闺秀，嫁了这样的夫婿，无复生趣，而又有苦难言，安得不抑郁以终？清道人自署“玉梅花庵”，正就是暗示玉仙、梅仙“盖棺犹是女儿身”，到死都是玉洁冰清、不可亵玩的两朵清冷梅花。

可是，明理的老朋友是复交如初了，而别有用心的小人仍旧在散播流言。民国九年九月十二日，清道人因中风去世，得年五十四。胡翔冬葬师于金陵牛首山，陈散原写诗送葬，题目是《清道人卜葬金陵哭以此诗》，诗是一首七律：

楼壁车厢反复看，海云写影一黄冠。

围城余痛支皮骨，辟地偷生共肺肝。

中外声名归把笔，烦冤岁月了移棺。

带陴新冢寻藜杖，滴泪应连碧血寒。

“烦冤岁月”，直至“移棺”方“了”。张大千心想，老师如果不是虚有其表，而是真正的实至名归，有钱可以应酬亲属，又何至于有此到死犹在的烦恼？

至于钱的正面作用，因人而异，在张大千看，铜臭之物，却是风雅之媒。虽说江上清风、山间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也总要不愁生计，才有那份欣赏的闲情逸致。一身雅骨，独无“雅媒”，徒呼奈何!其时张大千本人，就有一桩本是雅事而几乎弄出一个不雅的结局，亏得曾农髯援手，才能脱出困境的经厉，亦是促成他下决心的一个重要因素。

张大千那时已开始收藏古人的名迹。这是个很花钱的雅癖，家庭亦无法毫无限制地供应，而且钱要从四川汇出来，难免缓不济急，呼应不灵。有一次张大千买了一个江西籍老画家收藏的一批字画，议定总价一千二百元，只付了三分之一，其余八百元要等四川汇来。但那老画家急着回乡，价款没有收清，无法动身，颇为焦急。

就在这时候，曾农髯忽然来看张大千。那还是头一回，张大千颇有受宠若惊之感。尽礼接待之余，正想动问老师有何垂谕时，曾农髯先开口了。

“我听说你家的厨子肝膏汤做得很好，我今天就在你这里吃中饭。不必费事，做个汤就行了。”

张大千自是奉命唯谨，吩咐厨子预备，等再回来陪老师时，曾农髯才闲闲地提起来意。

“你是不是买了某人的一批字画？”

“是。”张大千答说，“等我拿来请老师赏鉴。”

“今天不必。我知道，都是珍品。”曾农髯说，“听说你四川的钱还没有汇到，差八百大洋没有付清？”

“是!”张大千有些局促不安了。

“这样好了。昨天刚好有个晚辈，送你师母的寿礼是一千块钱。给她两百，她就很高兴了，另外八百块钱，你先拿去给了人家。人家急于要回江西，付清了就不至于误了人家的归期。”

接着曾农髯就不由分说，叫进跟班来，嘱咐回家取款。张大千感激师恩，自是匪言可喻，但也深深感到，钱不但是“雅媒”，师友风义，有时亦非托之于钱不可。

那么，钱怎么来呢？卖画。画的价钱又从何而定？张大千那时画水仙，海上独步，号称“张水仙”。但一幅册页，不过大洋四元，要画多少幅水仙，才能换一张石涛的画？他心里在想，自己已画得石涛三昧，仿石涛的画、仿石涛的题款处处乱真，甚至列入石涛真迹中亦为精品，但如题上“大千张爰仿石涛”这一行款，就卖不起价钱了。

这又激起了张大千不服气的心情。明明不分轩轾的笔墨，何以一具真名便不值钱？如果老实说一句：“你的画虽跟石涛不相上下，不过名气相差太大，所以价钱亦大有高低。”这倒也还罢了，偏偏还要自命内行，硬指如何如何不及石涛，岂能令人心服？

在这重重感触之下，张大千造石涛假画卖大钱，并不觉得是问心有愧的事。当然，他要挑挑“买主”。为了钱，要找有钱而性好挥霍的人，不但卖得起价，而且比较取不伤廉。

张大千终于找到一个“大买主”，这个“大买主”其实也是自投罗网。

上海租界中对杰出人物或者某一行业的翘楚，好以“大王”相称，小则“瓜子大王”，大则“地皮大王”。此人名叫程霖生，他的地产得自父传。程老不知其名，长了一脸大麻子，皆谓之为“程麻皮”，安徽人。身世无可考，有人说是“程大老板”程长庚同族，未可为据。

程麻皮两子，长子早死，留下一子名贻泽，是网球界的名人；次子即霖生，是个别具一格的纨绔——大致还有点乾嘉年间扬州盐商的味道，慷慨好出风头以外，亦喜欢附庸风雅，因此跟清道人亦有往还。

有一天他去看清道人，见壁上挂了一张石涛的画，程霖生初窥门径，兴趣正浓，认为这张石涛是精品，不由分说，非要带回去细看不可。这张画是张大千手笔，清道人不便明说，让他带走了。

不久，程霖生专足送了一封信来，内附合七百大洋的一张“庄票”，信上踌躇满志地自道是“豪夺”。清道人觉得老大过意不去，另外找了一张值七百元的石涛真画，派张大千送了去。

程霖生家住爱文义路[5]，住宅虽比不上哈同花园[6]，亦是上海有名的大第。张大千进去一看，厅上挂满了各家书画，但十之八九是假货，口中不说破，却反而大为称赏。讲的当然都是足以令程霖生倾倒的内行话，尤其是各家的身世源流，如数家珍，在程霖生看来真有闻所未闻之感。看看要入港[7]了，张大千便说：“程二先生，你收的字画，珍品很多，可惜不专。专收一家，马上就能搞出个名堂来了。”

纨绔好名，必求速效，专收一家，马上就能出名。程霖生怦然心动，便用征询的语气问道：“你看收哪家好？”

“你不是喜欢石涛？就收石涛好了。石涛是明朝的宗室，明朝亡了才出家，人品极高。专收石涛，配你程二先生的身份。”

张大千还建议程霖生题个斋名叫“石涛堂”，他举了好些以收藏古人名迹题做别署的例子，譬如明末陈眉公的“宝颜堂”、清朝成亲王的“诒晋斋”之类。程霖生越听越觉得对劲，但念头一转，心有些冷了。

“我要收石涛，一定先要弄一幅天下第一的镇堂之宝。你看我这间厅这么高，挂一幅几尺高的中堂[8]，难看不难看？”

张大千抬头一看，中堂是一幅傅青主的行书，字有饭碗那么大，顶天立地，气派极大，当下蹙眉答说：“程二先生这话倒也不错。石涛的大件很少，可遇而不可求，慢慢访吧!”

张大千兴辞而归，马上开始筹划造一幅假石涛的山水。他物色到一张二丈四尺的明朝纸，精心造作，装裱好了，还要“做旧”。一切妥当，才找了个相熟的书画掮客来，叫他去兜程霖生的生意，关照他说：“一定要卖五千大洋，少一文不行。”

其时“地皮大王”要觅“天下第一的石涛”，这话已经传遍书画掮客的“茶会”。登门求售者不知凡几，但程霖生都认为尺寸不够。直到这幅二丈四尺的大中堂入目，方始中意。

“我不还你的价，五千就五千。不过我要请张大千来看过，他说是真的，我才能买。”

于是立即派汽车将张大千接了来。那掮客总以为这笔生意一定成功，佣金等于已经分到了，哪知道张大千一看，脱口二字：“假的!”

“假的？”掮客说道，“张先生，你倒再仔细看看。”

“不必仔细看。”张大千指着画批评，那处山的气势太弱，那处树林的笔法太嫩，说得头头是道。

“算了!算了!钱无所谓，我程某人不能收假画。”

掮客大为懊丧，而且一肚子的火，不知道张大千为什么开这种莫名其妙的玩笑，卷起了画，怒气冲冲地赶到张家。张大千已经回来了。

“你不必开口，你听我说。”张大千笑道，“你明天再去看程霖生，就说这幅画，张大千买去了。”

掮客愣了一下，恍然大悟，无言而去。过了几天，他空手去看程霖生，一见搓着手，作出十分抱歉，而又无可奈何，外加有些得意与快意的表情，嘴里不断地吸气，发出“唏、唏”的声音。

程霖生看他这副样子，有些讨厌，很不客气地问道：“你来干什么？”

“没有什么。我不过是来告诉程老板，那张石涛，张大千买去了。”

“张大千买去了？”程霖生不信似地问，“真的？”

“我何必骗程老板!”

“你卖给他多少钱？”

“四千五。”

“张大千真不上路!”程霖生大怒，“你为什么不拿回来卖给我？”

“我拿回来说是真的，程老板你怎么肯相信？”

程霖生语塞，想了一下说：“你想法子去弄回来，我加一倍，出九千大洋买你的。”

“这，恐怕有点难。”

“你自己去想办法!转一转手，赚几千大洋，这种好事哪里去找？去!”程霖生一巴掌拍在掮客背上，“好好去动脑筋。”

过了几天，掮客有回音来了，他说张大千表示，并非有意夺人所好，一时看走了眼，后来再细看别的石涛，山跟树原有那种画法的，可见得确是真迹。但如果在程霖生面前改口，倒像真的串通了骗人似的，所以他自己买了。

听得这番解释，程霖生的气消了些，但对二丈四尺的石涛山水的向往之心更甚，当下问道：“那么，他卖不卖呢？”

“当然卖。”

“要多少？”

“程老板已经出过九千，高抬贵手，再加一千，凑成整数。”掮客又说，“我没有说程老板要买，恐怕他狮子大开口。”

“好!就一万。”程霖生恨恨地说，“我的石涛堂，大家都可以来，独独不许张大千上门。”

张大千亦不必上门。程霖生收藏石涛三百余幅，十之六七，出于张大千的手笔，据张大千自己说，伪作纸背，都有他的花押。

张大千之伪造石涛，所以无往不利，难以为人识破，有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是：张大千本身即为石涛专家。他用伪造石涛而得的善价，搜购石涛的真迹。据说，张大千晚年曾经告诉他的朋友，他先后收藏过石涛的画，多至五百件。五百是个总数，旋得旋失，过眼烟云，非同时收藏五百件。但石涛真迹一时荟聚大风堂[9]，至少亦曾上百。他有一方出自方介堪之手的朱文方印：“大千居士供养百石之一”。收藏以“百石”自喜者，前有张荫桓的“百石斋”，藏王石谷山水百轴。戊戌政变继以“拳匪”作乱，张荫桓被祸，“百石斋随黄叶散”，其事不详。这或者就是张大千钤于石涛画幅上的收藏印，避免使用斋轩堂阁等字样的缘故。

美国国立弗瑞尔美术馆中国美术部主任傅申在《大千与石涛》一文中说：“如果说大千是历来见过和藏过石涛画迹最多的鉴藏家，绝对不是夸张之辞。不要说当世无双，以后也不可能有。”出于专家的判断，自为定论。因为如此，张大千有资格指他人伪造石涛，而他人无资格指张大千伪造石涛。因为尘世间究竟石涛真迹有多少，以及前人伪造的石涛又有多少，只有张大千知其约数。既然如此，一幅石涛是真是假，便只凭张大千的一句话。他人要从石涛之画与字的技术上去跟张大千辩论，必然徒劳无功，因为他对石涛比任何人都知道得多。

而张大千之“见过和藏过石涛画迹最多”，对于他伪造石涛最有帮助。或者说就艺术的观点而论，最有价值的一点是，他能修正石涛的短处，扩大石涛的长处。因此，伪造的石涛比真的石涛更好，亦是无足为怪之事。就此意义而以恕道立论，张大千非伪造石涛，而是石涛之画的再创造。

构成对整个画坛而言很讽刺的一件事是，张大千起初之享盛名，是由他自己提出证据，证明某一件石涛的画幅出于他的伪造而来。不过，揭破的原因、时机、方式，却常因人而异。

不管是画家也好，收藏家也好，如果自诩藏有石涛的精品，深自矜重，而为人提出真凭实据，揭穿是幅假画，当然是件非常难堪的事。尤其是说假的人即是造假的人，那就很容易因此记恨积怨，而成不解之仇。所以像这样的事，只发生于张大千年轻气盛时，而且往往也是在对方不知趣或过于自大的情况之下。

最为人所乐道的是两个故事，都发生在张大千第一次游北平时。那年他二十六岁。

据张大千自己说，他家的生意本来做得很大，另有两位张氏友人要求合作，创办了一家福星轮船公司以外，还有百货公司与钱庄。那一年——民国十三年，首先是福星出事，所属的一条“大胜”轮，在三峡中撞翻了黔军袁祖铭的一条武装走私的运盐木船，船上有一连兵，在三峡落水，殆无幸免之理。当时黔军在四川的势力很大，袁祖铭索偿，派人到四川查封了张家的许多产业，张家元气大伤。

岂知祸不单行，“三张事业”中，轮船、百货两公司的总经理，虽由张大千的三兄丽诚、四兄文修分驻宜昌、上海负责业务，但另外两张却假公济私，拿公司的钱抵了他们私人的亏空。那时商场的习惯，三节结账。到了端午节诸毒并发，公司就此倒闭。

这一来，花惯了钱的张大千就必须死心塌地去打算如何维持他的庞大的开支了。本来造假画只是为了买真画，多少带有游戏三昧的味道；而今后，他如果不造假画，就必须割舍他辛苦搜罗的真画了。

当然，他从未动过以造假画为终身职业的念头。造假画只是他创造自己的面目的一种手段，因为造假画才能求真迹。由临摹古人真迹入手，自形似至神似，自神似形不似而至于形神两不似，方有一个真正的张大千。这本来是可以不必求速效、水到自然渠成之事，如今为环境所迫，不能不急于望成名了。

于是，他以一个月的工夫，赶了一百幅画出来，在宁波同乡会开了一次画展。画展开得很成功，因为上海人讲“噱头”，而张大千刚刚开始留起来的一把大胡子，以及山水、人物、花卉、翎毛无所不有，显得无所不能的姿态，都很能唬人。此外他又加上一个人为噱头——画件不分大小种类，一律每张大洋二十元，且不得挑选，展毕编号抽签分配。因此，画很快就卖光了。可是卖光了也只有两千元。那时鱼翅席八块钱一桌，五口之家，省吃俭用，两千元已足够一年嚼裹，但在张大千看来，这笔收入无济于事——事实上他这头一次开画展，不重利，只重名。要让北方知道，南方有新近崛起的这么一个后起之秀，他北上“打天下”才有凭借。

北方的画家，在民国五年到民国六年间，以陈散原的长子，亦就是陈寅恪的长兄陈师曾为无形的领袖。他真是所谓“名父之子”，汪辟疆作《光宣诗坛点将录》，拟之为“地周星跳涧虎陈达”。父子并列在诗坛一百零八将之列的，只有陈散原与陈师曾。

陈师曾名衡恪，自署槐堂，曾留学日本。他的画亦是山水、人物、花卉兼工，山水学黄鹤山樵[10]，花卉则是当时最流行的新罗山人华岩一派，而最擅胜场的，还是人物。他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不论讲艺术、讲做人，他都存着一片乐与人为善而愿与人共勉的温柔敦厚之心。其时北平画坛是保守派的天下，齐白石木匠出身，笔下粗犷，不大中绳墨，为保守派斥之为“野狐禅”，颇加排拒。只有陈师曾为他到处延誉，而且鼓励他用大红大绿，独创自己的风格。齐白石佩服的画家很少，陈师曾为其中之一。

张大千亦复如此。他是很佩服陈师曾的，不过，他只在上海见过陈师曾，而且亦无深交的机会。陈师曾于张大千北游的前一年，得病为庸医所误，殁于金陵。当他在北平时，名画家几乎无一不交陈师曾，亦无一不推重陈师曾，往还最密的，一个是亦有诗书画三绝之称，曾在清华大学教过国文的姚茫父；一个是擅长花卉翎毛，宗法扬州八怪之一李复堂的王梦白；一个是山水花卉兼擅的陈半丁。此外如山水名家“二萧”——安徽萧谦中、湖南萧屋泉；创办“湖社”，收学生授艺，为纯粹画家的金拱北等，亦是常常在一起谈艺的好朋友。

旧京画坛的人才，虽未必赶得上江南，但从理论上说，北平总是中国的艺术中心。因此，张大千的春明之游，亦犹如平剧演员在北平生活一段时期，有所谓“镀金”的意味。所不同的是，后者为投名师，前者则为经历考验之后，收名定价。

在北平，张大千的居停[11]，是善画花鸟的汪溶，字慎生，浙江人。当时北平的画坛，浙江人占有相当势力。领导“湖社”的金拱北、周养庵，一个是文与可的乡人，一个与徐文长同里。周养庵名肇祥，号退翁，诗书画皆精，且富收藏，他又是中国画学会的会长，对会务极其热心，每逢三、八在中山公园会所开会，从不缺席。张大千以南方新起画家身份游平，周养庵自然要尽地主之谊。他事先已从汪慎生口中约略得知张大千的造诣，也见过张大千的仿作，席间盛赞贵宾对明四僧有研究，学石涛已入堂奥。

话题一转，周养庵谈到座客之一、画了三十年石涛的陈半丁，新收石涛画册，确为精品，不可不一广眼界。陈半丁亦就慨然面约，同座二十余同道，次日下午六点钟到他家吃饭看画。哪知第二天午后，张大千老早就去拜访陈半丁，坦率提出请求，赐观珍藏石涛画册。陈半丁的架子一向很大，又自恃年长张大千二十岁以上，很不客气地拒绝了。

及至客人已到得十之七八，陈半丁方始从里面捧出一具画箱来，郑重启开。画册装裱极精，第二页上有日本汉学家兼鉴赏家、与甲午前后一班名士如文廷式等人颇有交往的内藤虎次郎所题“金陵胜景”四字。

张大千手快，将画册随手一翻，立即合拢。“是这本册子!”他说，“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主人大为不悦。

“是我画的。”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而十之八九在心中斥之为荒唐。张大千当时知道大家心中的感觉，便一口气“说娘家”：第一页画的什么；何处题款，款作何语；钤章几枚，印文为何。他在说，陈半丁翻着画册检点，悉如所言。其中还有个插曲，陈半丁急着去检查画册时，还跌破了眼镜。

显然地，张大千要求“先睹为快”，就是为了要目验真假。如果陈半丁不摆架子，张大千一定会很坦率地将这本画册的来历告诉他，此时当然更不会做此煞风景之事，而陈半丁亦仍可以当作真石涛以善价脱手。

与陈半丁的不欢而散，或许出于张大千的一时冲动，但曾有一次使罗振玉难堪的举动，则是刻意为之。罗振玉是近代“文人无行”的一个标本，他的肮脏钱很多，张大千卖假画，第一就要找这类人。他辗转卖给罗振玉的假石涛有两种，一种是“斗方”，北方俗名“炕头画”。讲究的大床，上有横栏，左右有槅扇；床内有条几、有板壁，处处需要“斗方”做装饰。这种“炕头画”向无名家作品，而居然出现了石涛，但以属于“炕头画”之故，卖不起价钱。罗振玉却喜其价廉物美，买来送日本朋友，大受欢迎，却不知都是张大千的狡猾。

再一种便是合乎收藏要件的书件。罗振玉收藏的石涛有数十件之多，他又收藏了八大山人[12]的八幅行书屏条，总想搜求石涛的八幅画屏做配，却一直未能如愿。

有一次张大千到天津，在罗振玉家看画，其中有一幅石涛，张大千表示有问题。罗振玉居然指着客人的鼻子大骂，斥之为无知狂妄。张大千默然忍受。三个月后，由上海传出一个轰动画坛的消息，说在某式微世家的故宅中，发现见于著录的石涛的八幅山水巨构。

罗振玉立即通知画商，打电报到上海，送原件来看。几天以后，画商送去一幅。罗振玉一看，惊喜莫名，原来尺寸与八大的字屏完全相同，他认为是天赐的一段翰墨姻缘，当时不由分说，将送去的那一幅留了下来，关照再送其余七幅。

这下当然要讲价钱了，往返磋商，终于谈成功，以大洋五千成交，那已是个把月以后的事了。

罗振玉自从得了这八幅石涛，得意之情，无可言喻，连同八大山人的行书屏条，重新装裱过后，设盛宴款客赏画。张大千亦在被邀之列。当主人夸耀、客人嗟赞时，他只是埋头大嚼。到得酒阑人散，张大千留在最后，开口说话了。

“这八幅石涛有点靠不住。”

“什么!你说什么？”罗振玉大为咆哮，几乎要动武了。

“老师息怒!”张大千从容不迫地答说，“这八幅画稿跟图章都带来了，请你老鉴定。”

打开随身带的“书帕”，画稿图章，一应俱全。罗振玉汗流浃背，面如死灰——这是乾嘉年间扬州盐商的老套，先放空气，看罗振玉上不上钩。等到通知画商送件，张大千先假造一幅，这一幅留下了，生意就一定可成了。于是借讨价还价拖延时间，把其余七幅赶出来。地点时间配合得宜，一步扣一步，只要罗振玉一动心，就非上当不可。

[1]　指原济(石涛)、朱耷(八大山人)、髡残(石溪)、渐江(弘仁)四人。

[2]　意为与母辈私通。

[3]　指父亲的朋友。

[4]　指男子性器官发育不完全，没有生殖能力的现象。

[5]　今北京西路

[6]　旧上海最大的私家花园。

[7]　交谈中很投机，意气相合。

[8]　中堂又称大轴或堂幅，是中国书画装裱的一种传统样式。一般悬挂于厅堂或居室正面墙壁正中，两边配有对联。

[9]　张善子、张大千创建的画斋。

[10]　元代书画家王蒙，自号黄鹤山樵。

[11]　指寄居之处的主人。

[12]　明代著名书画家朱耷，晚年取号“八大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