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渡船上喝着咖啡，感觉自己又恢复了正常。渡船正在横渡丹麦和瑞典之间的厄勒海峡，大多数时间里，我都望向窗外青灰色的海面，不时翻翻手里的K&F版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地图。丹麦看上去就像是一只摔在坚硬地板上的盘子：碎得七零八落，足有1000块碎片，组成了深凹的海湾、蝎子尾形的半岛和绵延的内海。那儿的村庄和城市名听起来都十分引人入胜——埃勒斯克平、斯凯拜克、霍尔斯特布罗，以及特别出众的米泽尔法特——其中的很多地方都是由一条条红线连接到丹麦各个散落的岛屿，比如安霍尔特岛、安得拉维岛以及比它们都大的博恩霍尔姆岛，它孤零零地漂浮在波罗的海上，离波兰比离丹麦还近。我突然有种强烈的愿望，想把这些地方都游个遍，但时间根本不够——当然，在人的生命旅程中，时间是永远都不够用的，有时甚至连再喝一杯咖啡的时间都没有。

一辆红棕色的火车在赫尔辛堡等待着我们，它会带我们驶向哥德堡——一个沿瑞典的西海岸向北行驶243英里即可到达的地方。在火车飞驰的过程里，我遍览了一路的美景：低低的山丘、红红的谷仓、小小的带有芥末黄屋顶的市政厅的小镇、密不透风的松树林和散落四周的湖泊，湖泊周围遍布假日小屋、防波堤和船底朝天的小划艇。火车时而会往海岸那边拐，这样我就可以透过树林看到冰冷的海面。就这样过了好一会儿，雨水从天而降，打湿了车窗。

我和一个年轻的有着古铜色皮肤的瑞典小伙子共享一个车厢，他有着一头瑞典人才有的金发，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扎着一个马尾，他本打算去阿尔迪看望女朋友，然后从那儿返回哥德堡。事实上，那是他的前女友，因为他一到阿尔迪，便发现她已经和一个摩洛哥地毯商人住在一起了——她在明信片里忽略了这件事——那个摩洛哥商人拔出一把刀，威胁这个瑞典小伙子赶紧离开。一想到他穿越了几千英里，到头来白费时间，我就觉得他简直镇定得让人震惊。在整个旅程里，他都跷着二郎腿，手里抱着一个很大的罐头，一边读着托马斯·曼[1]的小说，一边不停地往嘴里喂紫色的酸奶。

到了安格霍尔姆，又上来了两个人，一个是表情冷酷、穿着一身黑衣服的老女人，感觉她自1937年以后，就再也没有笑过，一路上她都盯着我看，就像她曾在通缉令上看到过我的脸一样。另一个呢，是一个十分龟毛的老男人，我猜测他是个刚退休的教师，我只看了他一眼，就觉得他十分讨厌。

瑞典小伙子坐在了“退休教师”的预留座位上，“退休教师”不仅让他离开座位，还让他把位子正上方行李架上的所有东西都搬到另一边去，你们是不是也觉得他小气极了？座位空出来之后，这个“退休教师”就开始无休无止地整理他的东西——他从箱子里取出一份折叠着的报纸和一小袋话梅，把箱子放上行李架，不停地检查座位上有没有什么让人不爽的东西，并用手背把它拂掉。他极具仪式感地把自己的外套和毛线衫叠好，继而调整车窗打开的程度，但他只在意老女人的意见，对我和瑞典小伙子的感受置若罔闻。他会不停地把箱子拿下来，取出刚刚忘记拿的东西，检查一下手帕在不在，然后再重新调整一下车窗。他每次一弯腰，屁股就会蹭到我的脸上，我真想用一把史密斯&威森手枪把他崩了。每一次我环顾四周，就能看到那个老女人像死神之女一样盯着我，真的很可怕!

早晨就这么让人不省心地过去了。

我不知不觉打起了瞌睡，当我醒来时，我发现我的同伴们也在打瞌睡。“退休教师”正嘴巴大张地打着呼噜，鼾声震天响。我注意到我晃**着的脚不小心碰到了他的腿，在他海军蓝的裤子上留下了一块灰渍。我进而发现，只要我谨慎地抖动我的脚，就可以把灰渍的范围由他的膝盖一直延伸到他的脚踝，这样的话，他的裤腿上就会有一条“有趣”的痕迹啦!我为这个点子偷乐了好几分钟，直到我稍稍转头，发现老女人正在看着我。于是我假装自己已经睡着了，同时在想如果她敢说出一个字，我就会用我的夹克把她给闷死，不过她没有说任何话。

下午就这么过去了。

自从昨天晚上吃了那顿快餐之后，我再没吃过任何东西。我已经饿到逮啥吃啥的地步了，就算是一盘我外婆做得一塌糊涂的奶油火腿和切块胡萝卜，我都能吃下去，那可是史上首次把我吃吐的东西啊!傍晚时分，一个服务员推着嘎吱作响的餐车走了进来，车里有咖啡和一些小吃。所有人都一下子兴奋地醒了过来，而且十分敏锐地看起了食物标价。我身上有24块瑞典克朗，我本来以为自己带得挺多的呢，但事实证明这点钱只够我买一个小得可怜的无盖三明治。这个三明治就像汉堡包的下半部分，上面放着一片萎靡的生菜和八个弹珠大小的肉丸。不得不说，在瑞典吃饭简直要经历一系列的心碎过程!

我买下这块三明治，小心地去掉保鲜膜。正当我想把它送到嘴边的时候，火车突然向某个角度猛烈地倾斜了一波，餐车上的饮料瓶纷纷倒下，肉丸子从汉堡包上飞出，就像是水手们纷纷从一条燃起大火的船上跳下来一样，我惊愕地看着它们掉到地上，裂成了八摊不知道是啥的玩意儿。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那个黑衣老女人竟然带着更深的蔑视看了我一眼。“退休教师”飞快地把双脚从过道上缩回了自己座位那儿，生怕这些肉丸和他锃亮的皮鞋来个亲密接触。只有瑞典小伙子和餐车服务员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们好心地帮我找到了肉丸的具体位置，还帮我把它们全部捡起来，丢进了垃圾箱。好不容易才收拾完，我带着满腔的不满开始吃那片萎靡的生菜和干巴巴的面包，心想着只要能离开这，要我去宇宙里的任何地方，我都愿意。“还剩下两个半小时。”我告诉自己，然后我就可以狠狠地瞪那个老女人一眼了。我想让她知道，我有多么想把她从座位上揪起来扔到窗外去，这么做会让我很开心，还是那种又深刻又持久的开心。

我们到达哥德堡时刚过6点，大雨倾盆而下，倾泻在人行道上，雨水通过排水沟冲进下水道。我把外套盖在头上，快跑着穿过火车站外的露天广场，非常灵巧地躲过了一辆电车(如果说得更准确一点，是一不留意差点撞上)。然后绕过了一个大水坑，在两辆停着的车之间穿梭，左右虚晃过一根灯柱和两个快要被我吓死的老年顾客(只要我开始跑步，就会不由自主地假装自己是在为芝加哥黑熊队开球。这是一种无可抑制的冲动——我的脚好像患上了某种图洛特氏综合征[2])，最后气喘吁吁、浑身湿透地飞奔进我撞见的第一家旅馆。

我浑身湿漉漉地站在大堂里，十分狼狈。我用衬衫衣角擦掉镜片上的水汽，重新戴上眼镜后，我吓坏了——这地方对我来说太奢华了。大堂里有很多盆棕榈树，还有你觉得一个高级酒店应该有的一切。一时间我是想跑路的，但是我注意到一个低俗的年轻侍应生正眯着小眼睛看我，仿佛在提防我会不会卷起地毯夹在手臂下拔腿就跑，我一下子就怒了。我觉得吧，要是这么一个长满雀斑、戴着夹式领带的19岁臭小子都敢惹我，那我也太逊了!我径直走向前台，询问了一晚单人房的价格。他告诉我的金额也太吓人了吧，如果用现金支付，估计要带着手推车到银行去取一车钱来。

“好的，我知道了。”我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漫不经心，“我想它一定有独立卫浴和彩色电视机吧？”

“当然。”

“免费的浴帽？”

“当然。”

“水槽边有装着沐浴露和洗发露的柳条编织的小篮子吧？”

“当然有，先生。”

“缝纫包呢？熨斗呢？”

“有的，先生。”

“吹风机？”

“有的，先生。”

我打算使出我的杀手锏：“一次性神奇擦鞋海绵呢？”

“也有的，先生。”

我靠!我本来还指望他至少对其中的一项说“不，我们没有”呢，这样我就可以冷笑一声，然后摇头离开。但他并没有!我别无选择，要么溜之大吉，要么登记入住。是的，我选了登记入住。

房间当然不错咯，有股商务范儿。但却很小，只有一盏24瓦的灯——什么时候欧洲人才能意识到，对灯来说，这种亮度远远不够啊!——还有一台小电视、一个收音机闹钟和一间设施齐全带有淋浴的浴室。我把洗漱用品全部装进包里，连那个柳条编的小篮子也装进去了——嘿嘿，为啥不拿呢——然后我在房间里搜了一圈，把那些免费的、能带走的东西拿了个遍，像火柴、信纸之类的。搞完这些，我便走上了哥德堡街头，仍然非常饿。

外面依旧下着倾盆大雨，我本打算去著名的里瑟本游乐园逛逛，但我还没走到200码，就被劈头盖脸的暴雨给打了回去。实在没办法，我只能走回市中心，想着去主要的购物区看看。我吧唧吧唧地踩着雨水，从一家门店跑到另一家门店，从一个滴水的雨篷跑到另一个滴水的雨篷，但都一无所获。我只想找一家餐馆，一家简简单单、干干净净的餐馆，但就是没有。我全身湿透，瑟瑟发抖，打算垂头丧气地回旅馆随便吃点东西，无论是什么食物，也无论需要多少钱，我都能接受。正在这时，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室内购物中心，便马上冲了进去，像小狗一样甩去了身上的雨水。里面的商店大都千篇一律，都是那种沃尔沃思风格，而且它们全都打烊了，但还是有一群人在那里闲逛，我还是蛮惊讶的，仿佛此地是夜间散步的绝佳去处。我也看到了很多年轻的醉鬼，走路七歪八扭，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都十分吵闹，一点儿也不讨人喜欢。他们看起来要么是想和你交朋友，要么是想跟你打一架，又或者是想吐你一脸。所以我机智地与他们拉开了距离。

瑞典和挪威的一大特点就是四处可见的聚众酗酒现象。我想强调的是，在这两个国家，买啤酒是要出示银行贷款证明的，各届政府也总是千方百计用尽一切力量让喝酒这件事的成本变高一点，但你还是在哪里都能见到喝得烂醉的人。他们会出现在火车站、公园长椅、购物中心。我真的是搞不懂!

我现在是越来越看不懂瑞典和挪威了，这两个国家的人好像是下定决心，要把所有的快乐都排除在生活之外。他们有最高的所得税率和增值税率、最严酷的饮酒法令、最无聊的酒吧、最难以下咽的餐馆，还有无趣到让人觉得是在内布拉斯加州[3]待了两个星期的电视节目。这两个国家的每样东西都很贵，就算是买一条巧克力，找零都会少到让你沮丧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任何比巧克力大一点的东西都会贵得让你泪流满面。而且冬天冷得锥心刺骨，其他时候则是一直在下雨。这两个国家最棒的消遣，就是去一个半明半暗已经打烊的购物中心，透过橱窗看看里面贵到没人买得起的手推车和塑料花园家具。

最无语的是这个——他们给自己作死地制定了最无意义和严苛到让你无法想象的法律，让你禁不住思考他们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比如在挪威，如果酒保在你没有喝完一杯酒之前就给你上了一杯新的酒，那可是违法的!你觉得这种事情有必要上升到法律层面吗？哦，对了，在挪威，一个面包房在周六或周日烤面包也是违法的。上帝呀，让我们想一想这些知法犯法的挪威面包师千方百计地把新鲜出炉的面包在周末强卖给人们的后果。不过所有法律里面最奇葩的一条——这条法律无意义到仿佛在超现实主义的边缘试探——瑞典规定所有司机必须在白天打开车前灯，哪怕是在阳光最猛烈的夏日午后。我真的很想见见想出这一招的家伙，他一定是一堆无聊的人当中顶顶无聊的那一个。如果我下次来到瑞典，看到路上的所有行人都顶着矿工灯，也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惊讶。

最后我在一家购物中心的比萨店吃了饭——我又是这家店唯一的顾客，我出门的时候忘记带上书了，所以只能靠盯着空空如也的四壁、一口一口喝水和自编斯堪的纳维亚谜语来消磨等待比萨上桌的时间。

问：刷一面墙需要多少瑞典人？

答：27个。一个人在刷墙，其他26个在围观。

问：挪威人想嗨一把会干啥？

答：他会把香烟的滤嘴拿掉。

问：让瑞典的防暴警察最快到达你家的方法是？

答：不要按时把书还给图书馆。

问：瑞典人有两道主食，一道是鲱鱼，另一道是什么？

答：鲱鱼。

问：你在地中海沙滩上怎么辨别谁是挪威人？

答：穿雪地靴的那个。

编这些谜语的时候我还像疯了似的悄悄笑了起来，然后才惊觉此时的我正穿着湿漉漉的衣服，坐在一个陌生国家的一个空无一人的餐厅里，等一份25美元的比萨。

吃完比萨，纯粹是为了在晚上找点事情做做，我去车站买了一张明早去斯德哥尔摩的快车票。在瑞典坐火车，可不是直接跳上去就可以的，你得计划好，并且提前买票。瑞典的售票系统是这样的：你到了售票厅，得先从门边的机器里取一个号码，然后在那儿等着，直到某个售票窗口上方显示你的号码为止。我的号码是415，最近刚叫到的是391号，20分钟过去了，才叫到393号。所以我走去车站的书报亭，想看看色情杂志，但是书报亭关门了，我就看了几张旅游海报，然后又逛回售票厅。我有点惊讶地发现，在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叫号频率极快，415号已经过了，所以我只能再取一张号码——这次是432号——然后在那坐着等了半小时，才总算轮到我。我来到售票窗口前，让售票员给我一张明天上午10点05分去斯德哥尔摩的票。

他遗憾地看着我，回答道：“抱歉，我不会说英语。”

我很震惊。“瑞典的每个人都会说英语。”我无力地反驳道。

他更遗憾了，“我真不会说，你得到3号窗口，”他指着远处的一个售票窗口，“她英语说得很好。”

我走到3号窗口，想要一张明早去斯德哥尔摩的票。这位女售票员，看到我拿的号码是432，指了指她窗口上方的号码。“你的号码错了，现在应该是436号。”她还没说完，一个凶神恶煞的灰发女人就从座位上起来，摇着臀，朝我走来。我试着解释我在5号窗口遇到了一个不会说英语的男人，但是女售票员一直在摇头并且说道：“你必须去取个新号码，然后我可能会叫到你，但我现在必须处理这位女士的事情。”

“你排错窗口了!”这个老女人吼道，好像她的听力已经丧失了一样，“这是我的窗口。”她又补了一句，然后用非常蔑视的眼神看了一下四周，仿佛在说，外国人是不是都是蠢货啊？

没办法，我只能再去门口的机器取新的号码，事实上，我取了三个——我感觉这样会比较保险——然后换了一个新座位，继续盯着窗口上方的显示牌。这真的是有趣啊!最后又轮到我的号码了，这一次又让我去5号窗口——这个全瑞典唯一一个不会说英语的男人。我放弃了这个号码，等待下一个号码被叫到，但是下一个号码还是他叫的。我冲到窗口前，祈求他别再叫我仅剩的那个号码了，但是他又叫了。

这一次我再也忍不了了，“请你”我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地说，“我—只—是—想—要—一张—明天上午—10点05分—去斯德哥尔摩的—单程票。”

“当然可以!”他接过钱，给了我一张车票，仿佛之前从没见过我一样。怪不得有这么多瑞典人会自杀，我算是明白了。

[1]德国20世纪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和人道主义者，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Tourette’s syndrome，多发性**秽语综合征，表现为脑神经紊乱，患者的身体肌肉会不自主地**，有时还伴随着咒骂、吐唾沫。

[3]位于美国中西部，比较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