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趟旅程的早些时候，从冲浪者天堂开回悉尼时，我在新南威尔士东北部一个叫阿米代尔的让人愉快的大学城，停下来喝了杯咖啡。我在迷人的小巷中简单地溜达了两步，巧遇了一座叫矿产资源管理局的官方建筑——不知为何——我走了进去。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这么丰富的矿产是在澳大利亚，而不是——比方说，我家后院，进去时想着也许谁能为我解答。在澳大利亚这样快乐而开放的社会里，像小报记者般探听消息的好处之一是，出现在矿产资源管理局这样的地方，即便脑子里并没有特别的想法，也会有人邀你进去，回答任何你愿意提出的问题。
结果是我和一个热心的，叫哈维·亨利的地质学家待了半个小时，他告诉我实际上澳大利亚并非拥有难以置信的过量矿产资源——至少在每平方米矿物资源的层面不是。相对较少的人，短暂的历史，又加上澳大利亚的面积太大，因此国家的大部分地区还未经开发，未经勘察。为了让我正确客观地理解，他带我穿越了工作区域，看他的谋生之道。他制作地质图，巨大、详细、让人难忘，像设计图一样卷着。他在一整面桌上小心翼翼地打开，仿佛它们是古老的蓝图。就连未受训练的眼睛也能看出，它们记录了地形所有的条条块块，特别强调矿物盛产带。每一张，他解释道，都覆盖了新南威尔士的一部分，六十公里长四十公里宽，制作要用十到十五年的工作量。阿米代尔的团队在整个过程中，要勘察八片这样的土地。
“大工程。”我感叹道。
“当然，可我们总能找到新东西。”他收起一张地图，露出下面一张。“那个，”他说，轻敲着地图的一部分，填着平淡柔和的色调，“是一处新的矿藏，在靠近奥兰治一处叫凯蒂丝山的地方。有两亿吨含矿砂。”
“是好事，对吧？”
“非常好。”
“那么，”我略有所思地问，试着把握这一切，“如果做一张六十乘四十公里地带的地图，要花十到十五年，而澳大利亚有八百万平方公里，那整个国家有多少被仔细考察过？”
他看着我，仿佛我问了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哦，几乎没有。”
我觉得难以置信。“真的吗？”我问。
“当然。”
“那么，”我继续略有所思地问，“如果你把我随机地降落到内陆某地，斯特兹雷基沙漠之类的，我会落在某块从未被考察过的土地上？”
“正规考察？几乎肯定是。”
我花了点时间，吸收这一说法。“那么有多少矿物资源在那儿等着被发现？”
他看着我，像一个工作无法完成的人那样快乐地两眼放光。“没人知道，”他说，“不好说。”
现在，记住这一点，我带你去孤独海岸高速路，从珀斯北部到四千一百六十三公里以外的达尔文。在这儿的海岸附近，有几个小镇和不少可见的耕作，可向右穿越淡绿色的低山，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朝内陆挺进时，你会发现，自己身处要命的、混乱的空旷之中。没人知道那儿到底有什么。我发现这么想非常刺激。即使现在，人们有时还会有惊人的轻松发现，这种发现一般只会在地图上没有的国家发生。就在最近，某些笑嘻嘻的家伙，从西部沙漠里淘出六十磅重的实心金块。这几乎是迄今发现的最大金块，而它就躺在沙漠里。老天啊!
矿物专家或许会研究卫星图，或由低空反复飞行的飞机生成的图表(哈维·亨利不经意地提过，他管它们叫“幻想地图”)，可这种近距离的调查，包括在干涸的河**徘徊，带走岩石以便后续分析研究的，只不过是刚刚开始。问题不仅仅是因为澳大利亚有广阔的沙漠——天晓得那已经多么使人畏缩了——还因为走入未知地域的风险。就像英国古生物学家理查德·福迪写到的：“路只会暂时显现，在雨水冲刷中消失，困惑焦急的过路人只能探出窗口，寻找破碎的小树枝，或许能暗示之前有辆车经过……这儿极容易迷路，到了吓人的地步。”
在这样的环境中，未经证实的流言自然而然激长。最有名的故事关系到一个叫哈罗德·贝尔·拉塞特的人，他于20世纪20年代声称，三十年前在沙漠中心无意地发现了一条长达十英里的金矿矿脉，但由于许多无法由他掌控的原因，没能再回去。尽管故事有些不大可能，可显然比一个光秃秃的描述来得更可信。不管怎样，拉塞特设法说服了几个好奇的商人，甚至某些大公司(比如通用汽车)资助考察，1930年从爱丽斯泉出发。在几周迷乱又毫无成果的漂泊后，拉塞特的赞助商们开始失去信心。队员一个接一个离弃了他，最后只剩下拉塞特一个。有天晚上，他的两峰骆驼逃跑了。徒步又迷路，他最后死得孤单又痛苦。我敢说他喝了不少尿。无论如何，他没找到金矿。人们至今还在寻找它。
尽管拉塞特肯定不是受骗了就是个骗子，可有一大片金矿矿脉正坐在沙漠中的想法，并非完全不可理喻。人有了巨大发现，之后又想不起来在哪儿，这完全可能。比起忘记了沙漠中重大发现的拉塞特，其他人要仔细留心得多。比如斯坦·阿瓦米克，一个地质学家，在不规则又极其炎热的皮尔巴拉矮山附近——澳大利亚西北部，至今大部分未经勘探——搜索时，碰巧遇上一块露出地面的岩层，内含微小的叫作叠层的化石化有机物，可以追溯到大约35亿年以前生命之初。在阿瓦米克发现它们的那个时代，它们是地球上最古老的化石。从科学的角度，这些岩石和拉塞特想不起来的金矿矿脉同样珍贵。阿瓦米克收集了一些样本，回到文明社会。可等他回到皮尔巴拉想继续他的研究，却再也找不到那块露出地面的岩层。它消失在无尽的一模一样的矮山中。在那儿某个地方，那些原始叠层依然等待着被再次发现。把它们换成金子，也是一样的道理。
自那以后，其他相似或更有来历的叠层石床，在别处亦有被发现，不论是澳大利亚内部还是远在他乡。不过，其间，在西澳大利亚海岸孤独伸出的鲨鱼湾里，在它温暖的浅水中，科学家发现了某个同样非凡，甚至更出人意料的东西。他们发现了一个活叠层的社区——和地衣构成相似的群体，安静完整地复制了生命之初存在的地球条件。这就是我要去看的。
从珀斯向北开大约八小时到鲨鱼湾。中午刚过，车子开到一处叫当加拉的地方，路开始向大海蜿蜒，我终于能看上一眼蔚蓝的大海。西澳大利亚的这一部分叫作巴达维亚海岸，正巧是另一个我感兴趣的地方。在杰拉尔顿，六百英里内唯一值得命名的小镇(当然也是唯一交通灯多于一组的地方)，我停下来喝咖啡，碰巧把车停在了镇中心一座小海洋博物馆外。我在门外犹豫了一会儿，既想继续向前走，又好奇于里面有些什么，后来任性地走了进去。我多么高兴自己这样做了，因为这座博物馆大部分都用于介绍那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巴达维亚，一艘海岸因之而命名的船。它是被人遗忘的商船，在1629年误撞上了澳大利亚海岸，结果展开了海事纪年中一段怪诞又难以置信的插曲。大多澳大利亚的历史记载，不过是给它一个脚注(曼宁·克拉克连提都没提)。这有点儿意外，因为它是欧洲人在澳大利亚土壤上的首次逗留，也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对白人最大的一次屠杀。可我想办法说服了自己。
在1629年，我们的故事开始时，荷兰海员刚刚发现从欧洲到东印度群岛最便捷的水路，不是绕过非洲好望角，径直穿越印度洋，而是向下至南纬40°——著名的“咆哮西风带”——让那些剧烈的海风推着你东行。当然，如能设法不撞上澳洲，这方法不错。可惜，这是1629年6月初，拂晓前两个钟头，降临在船长弗朗西斯·派森特身上的命运。巴达维亚搁浅在一个沙质的障碍物上，一个叫作阿博尔豪斯的群岛，在澳大利亚西海岸。船几乎立刻分崩离析。
船上的三百六十个人有一部分在困惑中淹死了，有两百人左右挣扎着游到了岸边。等太阳出来以后，他们发现自己在一座荒无人烟的沙洲上，只有少许海上营救的供给和极其暗淡的前景。他们离巴达维亚(如今叫雅加达)有一千五百英里。派森特考虑了一会儿，然后宣布他将带一队人马，划帆船附载的大艇，试着去遥远的东印度——一个微弱却是唯一的希望。
他留下一个叫杰罗尼莫·康纳利兹的人主管。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无法肯定，但似乎康纳利兹是个疯子兼宗教狂——永远都是危险的混合体。可以肯定的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中，他和几个忠实的追随者屠杀了绝大部分幸存者——男人、女人、小孩，共一百二十五人。剩下的那些成了他们的奴隶——女人烧饭，提供性服务，男人捕鱼，长时间劳作——除了一小群人，他们穿越一条艰难的海峡，逃至一两百码外的另一个沙洲。在那儿他们用贝壳和浮木做成武器，建立了一座碉堡，以挡开康纳利兹那伙人偶尔投掷的攻击。
派森特不知留在身后的混乱，他已心乱如麻——毕竟，他弄沉了一条全新的船，一条荷兰商舰中的骄傲——他向帝汶海进发，神奇地到了巴达维亚。在那儿上级目瞪口呆地听了他的故事，又给了他一条船，命令他立即回去找幸存者。
事发五个月后，派森特回到了阿博尔豪斯群岛。在那儿，这位曾犯下大错的船长，发现幸存者们卷入了一场内战，只差一点儿就站在错误的一方，将船交给发疯的康纳利兹和他丧心病狂的同伙。不过最终，他设法辨别出真相，给这夺命的小沙洲带来了秩序和公正。康纳利兹和他的六个党羽被迅速绞死。剩余的多数被鞭打严责，用铁链锁起来带回巴达维亚，以便进一步矫正惩罚。但出于不明的原因，派森特决定不怕麻烦，让两个恶棍——一个叫伟达·鲁斯的海员，一个船上的侍者简·派尔格鲁姆——划向大陆，把受罚的人放逐至那儿。
在1629年11月16日，他们搁浅在一处叫红峭壁海滩的地方。那两个荷兰人的下场如何，无人知晓，但可以肯定两件事——他们是世界上最遥远的欧洲人，也是最早的澳大利亚白人。
我从热心的博物馆工作人员那儿得知，红峭壁海滩在一处叫卡尔巴里的地方，沿海岸线向上一两个小时的路程。因为它正好在去鲨鱼湾的途中，我决定在那儿过夜。下了西北海岸高速路后，沿一条支路大约走四十英里，穿越一片绿色的平原，那儿，石南灌木丛覆盖了视野所有的范围。到卡尔巴里，夜幕已降临——去看荷兰人的登陆点已太晚——因此我在沙滩边的汽车旅馆要了个房间，在小镇上溜达了一会儿，满足自己。卡尔巴里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地方。建自1952年，某些渔民发现近海的水中富产龙虾。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往西北海岸高速的路铺好之前，除了通过海路，它与外部世界毫无联系。今天捕鱼业依旧是社区生活的中心，但也发展出一块小型度假区。两者共存得非常好。
环境几乎不能再好了。它面朝一大片海湾，被长长的白沙洲遮蔽着。我穿过温暖的夕阳走去滨海人行道。阿博尔豪斯群岛在海那一头六十英里远——从大陆上根本看不见——但我能清楚地看见，离海岸一两英里叫红峭壁的岬，两个暴动者被流放在那儿。
沿着滨海人行道漫步时，两件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一两百码外海湾中有一条半沉没的船，被缓慢地拖进海港，穿过一条沙洲间狭窄的海峡，许多人在围观。旁观者中最大的一群人，在一英里外的码头上，那一岸似乎是海港的商业区。我们这一岸的海港度假区也有许多人——坐在沿海滩停着的汽车发动机罩上，从海滨之家或公寓小屋的阳台上遥望，从商店和酒吧走出来，站着观看。总之，这种感觉很奇怪，有一种几乎可怕的安静。
我向一个坐在汽车上的男人打听。“哦，是条昨晚被礁石撞出了洞的渔船。”他解释道。事故在凌晨两点半发生，在远海处，有一阵子，似乎这船经历了极大的危险。更让人紧张的是，船长带着他七岁的孩子——显然把他带出去是作为奖励。另三艘本地的渔船出去营救他们。我看了看我的表，到现在为止，他们在大海里已待了十六个小时。我对向我提供消息的人谈到这一点，他对我笑了笑，仿佛在道歉。“对于小镇来说，这一天很漫长，”他说，“我们都焦虑不安。不过，似乎一切都还好。”
卡尔巴里全年的人口大约一千五百人，我猜小镇三分之二的人都在这里。当船穿过沙洲，它的安全仿佛最终得到确认，海港两岸的人们都热情地鼓起掌，喊着鼓励的话，仿佛在欢迎赛船的赢家。我觉得这好极了——整座小镇，出来看一艘受了伤的当地渔船怎样被带回家。如果我发生意外，凶险的一夜之后，肯定找不到一千个人看着我蹒跚入港。我决定好好喜欢卡尔巴里。
清晨我起了个大早，沿海岸开了一两英里去红峭壁海滩，我听说在那儿会找到一个石冢，标志着那两个淘气的荷兰人，被留下来面对孤独命运的地点。它十分戏剧化——一块非常大的岩台，被海浪冲击着，浪花四溅。一条长长的暗褐色海滩，相隔一定距离就有招牌写着：“小心——危险的家伙。”大海是一片明亮的蓝绿，长长的海滩被大浪猛烈地敲打。
我在周围好好地转了两圈，但哪儿也找不到石冢，这一时间周围也无人可问询，除了沙滩远端有一对夫妇，他们在训练一只跳跃的小狗。不过没什么关系。石冢是在事情发生后很久才建的，无论谁造都是猜测而已。因此我只是享受着阳光和被海清洗过的空气，惊讶地意识到，站在这儿并非一点儿也不好玩。这是个可爱的地方。大海极其丰富多产，身后的小山富含建筑的材料。鲁斯和派尔格鲁姆，再一次因为神秘的原因，被派森特赋予了相当丰富的财富。他们有一艘小船、食物和水，一些工具，某些可以和原住民交换的小玩意儿，如果能找到原住民的话。打发日子的话，世上肯定有糟得多的地方——尤其是他们的另一种命运：巴达维亚是他们发臭又有瘴气的地牢。假如能与原住民保持热情友好的关系，能让自己在这儿过得相当不错。
我被这一念头吸引住了——它在这儿明摆着是可能的。从珀斯起西澳大利亚的海岸线美丽得惊人，几乎完全未被开发。在卡尔巴里之外，到卡那封大约两百英里间，没有一座城镇，只有一条开向大海的支路——我向鲨鱼湾进发的那一条。在卡那封之外，到达尔文的一千八百英里，基本又是这样的情况——只有一条无人打扰的壮丽海岸，间歇地点缀着小社区。西澳大利亚总共有七千八百英里的海岸线，只有大约三打海岸社区，包括我刚来的西南半岛附近的那些。
当然，那就是为什么用了这么长时间才发现了鲨鱼湾的叠层。尽管它们就在那儿，在一块可进入的贝壳海滩边缘，傻子也看得见的地方，可直到1954年，它们才被人注意，又过了十年才被科学定义。而另一个原因是，这里有两万三千英里的澳大利亚海岸线要调查，全弄完得花些时间。
从卡尔巴里回到西北海岸高速又是四十英里路——依然只有一条路进进出出——然后再来一百多英里到鲨鱼湾。在两个半小时中，我只遇见了另外三辆车和一列孤独滚光的公路列车。一度，我在前方远处的路上看见一两个神秘的黑点。结果是两个工人，他们在高速路中间挖洞，离他们作业处仅五英尺的地方，两个方向上各只放了一个橙色塑料圆锥体。你要知道，这是西海岸的主要高速路。这十分有趣地提示了我，离家到底有多远。这大约是在澳大利亚，从主要人口中心能去的最远处。从我现在走的路，去悉尼大约是四千公里，去更近的布里斯班是五千公里。就连爱丽斯泉，向东最近的城市，因高速路走向的形状，也有四千公里的路程。最后，在一处毫无特点，哪儿也不是的地方，我找到了去鲨鱼湾的岔路。我沿着一条新铺的支路走了一两英里，上了另一条没铺柏油的支路，经过一片多沼泽的景观，又开了一英里左右。它结束于一个电报中继站，在一处叫汉姆林池的地方——一个白色木建筑群的集合体，其中的一座现在自称为博物馆，另一座是咖啡屋，还有礼品店。
这停车场只有两三辆车停在里面，但就在我站着读信息板时，两辆巴士结伴开了进来，因气动停止而喘息，立刻卸下一连串的乘客——都白发苍苍，手持相机，在让人难以忍受的耀眼阳光下，困惑地眨眼。他们似乎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美国、英国、荷兰、斯堪的纳维亚。跋涉了这么远，我不想和一百个叽叽喳喳的陌生人分享这一经历，我沿着一条白色的小路去海边凉爽地走了一趟。天热得要命。从海上刮来一阵风，却似乎只带来更多的热浪。大约走了半英里，小路带我到了一处深碧绿色的海湾，阳光奢侈，风平浪静。越过水面一段距离，一条白色沙洲以懒懒的曲线伸入大海。这，我猜，便是福雷岩床——三十英尺长的沙丘屏障，几乎将海湾围住，给了它特别的品质，即温暖、浅、含盐量极高的水(叠层石为王时，曾在地球上四处盛行的那种)。
四下里没有任何人类入侵的迹象，除了正前方一条俏皮的“之”字形木走道，约一百五十英尺长，伸入海湾，在某些低矮、暗色、原始样貌，并不打破海水平静表面的石块之上。我找到了我的活叠层。我急切地登上走道，沿着它通向第一团。只有三四英尺深的海水像玻璃一样透明。
叠层石是如此原始的自然地貌，它们连规则的形状也没有，就这么涂抹开。在近海岸处，它们形成一片巨大的、微微起伏的平台——有点儿像非常古老、没有铺好的沥青。远处的它们呈现出各自的团簇，让人想到巨大的牛肉派，或像一坨粪便，来自一头饱受困扰的大象。大多数书里说它们是球棍状、花椰菜状，甚至是柱状。实际上，它们是无形的灰色泡泡，没有特征，没有光泽。
必须承认，叠层石的形状并不是一幅美观而动人的景象。我担保第一次看见一块活的叠层石床，你的反应会是说“唔”，用一种模糊、沉思、小心称赞的声调，就好像给了你一块开胃饼干，尝起来比看上去好，却没有好到让你立刻想要下一块，或这辈子还会想要。那声音是在说：“好，我等会儿再要。”
让人激动的不是叠层石的样子，是它们的概念——在这方面它们无与伦比。呃，想象一下。你在看的是活着的岩石——安静地对地球上最早出现的有机结构起着复制作用。你在经历三十五亿年前的世界——倒回了四分之三的陆地生命时刻。如果这想法无法让人激动，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就像之前提到的古生物学家理查德·福迪曾指出：“这真的是时光穿梭，如果世界能完全理解它的神奇之处，这一景观将会和吉萨的金字塔一样著名。”这话说得很对。
叠层石和珊瑚一样，活着的部分都在表面，你看见的大多是前代死掉的部分。如果仔细看，有时能瞧见从组织上升起一串细小的氧气泡。这是叠层石仅有的花招，确实没多少，不过正是它让我们今天的生命成为可能。气泡由叫作蓝细菌的原始海藻样微生物产生，它们生活在岩石表面——每一平方码大约有三十亿个，省得你数——每一个捕捉一个二氧化碳分子，一点来自太阳的能量，混合后为它们最不起眼的生命意图添柴加火。这一简单过程的副产品是最微弱的一丝氧气，但足够多的叠层在足够长的时间里呼吸，就能改变世界。在二十亿年间，这是地球上仅有的生命，但在这一段时间里，叠层将大气中的氧气量提高了20%——足够允许发展其他更复杂的生命形式，比如说，我。我的感激真情实意。
这中间的化学过程，让微小的细胞略带黏性。尘埃粒和其他沉淀物附着在它的表面，这些慢慢地，凝结共生入我此刻注视的岩石。叠层石在这儿繁荣生长，并非条件对它们特别有帮助，只是对其他生物不利而已。叠层石在别处无法生存，不是被较强的潮水冲走，就是被捕食。这儿在苦涩的咸水中，他物难以生存，便无法将叠层石掠夺。
叠层石让地球存在生命，之后又成了它们的猎物，被吃得濒临灭绝，这当然有一定的讽刺意味。现在，某件略有些相似的事正在发生。我站着研究晶莹的海水，能听见那些上了年纪的一日游旅客沿小路走来，几分钟后，他们中较敏捷的已上了走道。一个戴着迈阿密海豚眼罩的妇女，走到我身边，盯着海水看了一会儿，挥走一两只苍蝇，然后看了看她的丈夫，用一种能将铮铮铁骨活活腻死的声音说：“你是说我们跨越整个大洲就为了这个？”
我愿意热心待之，因此转过身，带着理解的微笑，集中所有的和善与圆滑，努力让她欣赏这躺在我们脚下的奇迹。我让她意识到叠层石看上去不怎么样，但解释了它们勤奋的、极微小的化学抽搐，如何在一段长得无法想象的时间里，让世界变得像今天一样绿，一样可爱。我又指出，在地球上只有其他两个地方，发现过这样的活物——一处在澳大利亚别的地方，另一处在巴哈马遥远的珊瑚礁，都要小得多，也几乎无法接近——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处，游客可以相对舒适地观察这些卓越生物完整朴素的美丽。因此，我总结——这里我贡献了自己最温暖、最讨好人的微笑——这绝对值得跨越整个大洲。
她听着，那样子，我只能称之为被吓呆了的恭谨，目光从未离开我的脸。接着她把手搭上我的小臂，说：“你知道你的晒伤有多严重吗？”
我在附近的贝壳沙滩走了走，直到苍蝇的骚扰让漫步变得不再可能，我又晃回了电报站。博物馆被锁住了，一片漆黑，于是我进了咖啡屋。我猜一日游的人会停下来弄些茶点，因为负责的女人忙着收拢杯盘。我一时好奇，她如何能喂饱一海滩的人，最近的超市在一百四十英里外。
“你好，亲爱的？”她经过时轻快地说。
“我想知道是否有可能参观博物馆。”
“当然可以。我会让麦克带你去。”
麦克是麦克·坎特罗尔，一个同样欢快的中年人，戴着俗气的耳环，十分随和，从厨房里出来时在茶巾上擦了擦手，因为可以不用洗碗，看上去很高兴。他带我去了博物馆，开门锁时稍有些困难。博物馆又小又不通气，感觉似乎几个月没被打开了——他告诉我没多少游客要参观这儿——但非常可爱。有一间屋子大部分用于介绍叠层石。里面有个鱼缸，一块叠层石悄悄地躺在里面冒泡泡——显然是世界上唯一被俘虏的小东西。在一台老的电视录像机中，他给我看了一段四分钟的视频，简单明了地概括了叠层石是什么，又如何形成。
博物馆的剩余部分，留给了它作为电信哨点的时代——最初是电报，后来又是电话，比我想象的要有趣，尤其是有一面墙，被一张线路工人的照片占了大半，这人名叫阿德齐·格罗斯，光屁股站在梯子顶端，修理一条电报线，那放眼世界的模样，仿佛这绝对是在内陆电报修理的正确装扮。麦克告诉我，他光着身子因为刚带着梯子从默奇森河游泳回来，不想把衣服弄湿。我没说什么，但想到湿衣服在沙漠中几分钟就干了，可靴子——他穿着的唯一东西——却要好几个小时。我怀疑阿德齐·格罗斯**修电报线是因为，他喜欢这样。我对此的评价是：为什么不？
我也听说了莉莲·奥多纳休太太的有趣故事，在有自动电话转接之前的年代，她是这里的电话接线员。在卡那封，路的前方有一个大的碟形卫星天线，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SA)都用它追踪经过印度洋的航天器。1964年的某次任务中，卡那封天线和阿德莱德附近追踪站间的通信线路中断了，所有的信息都必须经过奥多纳休太太和她古老的装备。整个漫长炎热的夜晚，奥多纳休太太坐在她的总机前，小心地记录着电码消息符，从一个站点接收，再转至另一个。每一次双子星太空船经过南部的天空，这次任务的命运——我爱极了这一部分——掌握在一个谦逊的小老太太手中，她忠心耿耿地坐在一栋白色的小屋子里，在澳大利亚西海岸一条灰尘弥漫小路上。她因为加班挣了六澳元，麦克告诉我。我也爱极了这一部分。
我们出来后，麦克锁了门，我们一起穿过了停车场。我问他为何会在如此孤独的地方。他说和妻子瓦尔——柜台后那个欢快的女人——来了不过三个星期。他们是“新来的灰发游牧者”——变卖家产，买一辆房车，在敞开马路上生活的退休者(现在通常是提早退休的人)，不时地稍作停留，挣些小钱，但从不在某处停留，基本永远在迁移。早个半年，这对于我绝对是最沉闷、最难以想象的惩罚——没完没了地开车，穿越又热又干又空旷的风景。但如今我完全可以理解。那些空旷、耀眼的阳光有一种妖媚的特质，你有可能永远不会感到厌倦。此外，澳大利亚充满惊喜。总是路边就有些什么——一条树顶走道，一片藏有古老生命形式的海滩，歌颂荷兰意外海难或**电报修理员的博物馆，像麦克和瓦尔·坎特罗尔这样的好人，一整个渔村出来看一条沉船蹒跚回家。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不过几乎总是不错。或许这只是我此刻的心情，但我觉得它还能保持很长一阵子。
我感谢麦克带我四处参观，回到反光的车上。隔了一段距离，我也能感觉到里面将热得难以忍受，因此我打开车门，让它透透气，带着我的地图册，去了海滩路边一棵弯树的树荫下。我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烦恼，因为回到珀斯唯一的路，就是我的来路，沿着又长又空的西北海岸高速。可我站在那儿，懒懒地翻阅西澳大利亚的其他几页——它太大了因此需要好几页——我的目光停留在一小块加亮的地标上，靠北领地的边界非常近。那是一系列小山，叫邦格尔邦格尔，名字极好听。我到最近才听说过这些。邦格尔邦格尔是一片与世隔绝的砂岩地块，多少年来，粗糙的干风已将地表雕刻成奇异的形状——纺锤形的尖塔，几英亩矮胖的圆土包，挡浪墙。整个地区伸展了有约一千平方英里，据《澳大利亚：大洲印象》一书所写，这些奇特的形式“直到80年代才被广为所知”。想一想吧，世界的一处自然奇观，有英国的一个郡那么大，不到二十年前还无人探访，基本不为人知。
我突然有一种想去那儿的强烈愿望。我什么时候还能离得这么近？此外，正好可以开进皮尔巴拉，去看看马波巴，澳大利亚最热的小镇。我能去看看斯坦·阿瓦米克找到了又弄丢了他化石叠层的地方。从那儿去达尔文只要沿着维多利亚高速走一小段。雨季很快就要结束，因此我可以去卡卡杜国家公园——据说是个奇观，可等我到那儿附近才发现只是个人工湖——甚至穿越昆士兰，去看看库克敦。不知为何，我能一直这样下去。
可当然这只是幻想，可能因为日照过多，我不愿再走四百五十英里高速孤独的回头路去珀斯，也不愿结束这段冒险。我用手指当卡尺测量距离，既惊恐又一点儿也不惊讶地发现，到邦格尔邦格尔的出口还有一千六百英里——再加上一百英里左右，粗糙边远，既不受保护又不安全的小路。这儿我已经到了澳大利亚西海岸一半的地方，在世界的最边缘，那儿却还有一千六百英里一样具有魅力的空旷。这个国家大得多么离奇。
但这当然就是澳大利亚——里面有如此多的发现，找到却要付出如此多的艰辛。你永远连一半都看不完。空闲时我在想，如果打电话回家宣布：“亲爱的，我们把房子卖了买个澳大利亚房车。我们要去看邦格尔邦格尔。”我妻子会说什么。老实说，这大概行不通，因此我关了车门，爬进驾驶室，开始了回到珀斯的漫长旅途。
每次长途旅行将近时，我都会有一种阴郁的心情。再过一两天，我就会回到新罕布什尔，所有这些经历会像迪士尼电影里的一样，收进我大脑里布满灰尘的阁楼，在我累积了半个世纪的可笑混乱生活中找一处空。不用过多久，我就会想：“呃，我瞧见那只大龙虾的地方叫什么来着？”接着：“我去过塔斯马尼亚州吗？你肯定吗？让我看看书里怎么说的。”最后是：“澳大利亚的总理？不，对不起。不知道。”
在澳大利亚生活会继续，而我将对其一无所知，这想法似乎很让人忧愁。我永远也不会知道谁赢了汉考克的遗产。我永远也不会知道，那对在大堡礁搁浅的可怜美国夫妇，是否有人找出了他们的下落。中国移民可能会来到这片陆地，然后叫出租车，而我也不会知道。鳄鱼会攻击，森林大火会咆哮，总理会蒙羞下台，神奇的东西会在沙漠中被发现，没准又弄丢，而这些一个字都不会再进我的耳朵里。澳大利亚的生活还会继续，我将一无所知，因为一旦离开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便不存在了，这个想法多么奇怪而悲伤。
当然，我可以理解。澳大利亚大部分是空旷的土地，又离得非常远。它的人口很少，因此在世界上扮演配角。它没有政变，没有肆意捕捞，没有武装的可恨暴君，不大量种植可卡因，不以一种鲁莽而不宜的方式仗势欺人。它稳定，和平，优良。它不需要被关注，我们就不关注。可我要告诉你：损失都是我们的。
你瞧，澳大利亚是个有趣的地方。它绝对是。我要说的就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