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开回爱丽斯泉。为了弥补在乌鲁鲁的挫折，我们决定去一座爱丽斯泉边远的高档度假酒店，管他多少钱。驶入绿洲一般壮美的红色中心度假村，我们发现它比之前一晚小镇中心的贝斯特韦斯特每晚要便宜二十澳元——想象一下我们的惊讶和喜悦。我们立刻同意，单凭这一点，几乎就值得开六百英里。

红色中心实际是一座非常大的汽车旅馆，有一些景观美化，不过它非常好客，中间有个带平台，靠着酒吧和餐馆的游泳池。无须说，到达三十秒后，那便是能找到我们的地方。那儿友好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吃晚饭已经来不及了，不过他们也许可以草草地弄点牛排包之类的。我们说，给什么我们都会感激不尽，特别是如果和酒一起上。于是两人挑了一张泳池边的桌子，坐下来看水面平静的微光，在布满星星的夜空下品尝着可爱温暖又有益身心的沙漠空气。

突然间生活似乎挺美好。一路的驾驶如今已在脑后。我们看见了乌鲁鲁——也许太简短，不过已足够欣赏它的奇观。这儿在红色中心，我们似乎已化险为夷。

阿伦宣布，他在澳大利亚的最后一天，要躺在泳池边的浴**度过，读读低俗小说，把皮肤晒成古铜色。

“太浅薄了你。”我说。

他安之若素地接受了这一批评。

“那你不去看看沙漠公园了？”我问。

“不。也不去看电报站，也不去沙丘名人堂，也不去无花果农场……”

“是枣园。”

他停顿了一会儿代表认错：“别的地方也不去。我就坐在这儿，游泳池边，虚无懒散地过一天。你呢？”

“我当然要去看那些景点。”

“呃，那我之后再见你，你可以好好和我说说，肯定是各种烦死人的无聊细节。”

“保证会。”

因此到了第二天早上，我从房间里出来，穿了一身干净的夏服，攥了一本螺旋线里插了笔的本子，带着一股尽职的姿态，去看看爱丽斯泉到底有些什么。我先去了电报站，在小镇外一英里左右一小块阳光明媚的高地上。早年间，爱丽斯泉是中继站，达尔文和阿德莱德间十二个中的一个，让信号在穿越整个国家的途中得以增强。那一定是个凄凉又乏味的存在，困在令人窒息的无人之处，无止境地敲出二手消息，与之有关的人你永远也不会见到，不会认识，他们生活在你梦里才会出现的地方。站外是芦苇丛生的水塘，爱丽斯泉因此得名。这里的爱丽斯是阿德莱德电报主任的妻子，最初只有电报站叫作爱丽斯泉。山谷里慢慢发展起来的小镇叫作斯图亚特，以纪念那名探险家。出于某些原因，大家觉得过于混乱，在1933年，整个地方被称为爱丽斯泉。因此内陆最著名的城镇，是以一个与之无关的女人命名，据我所知，她根本没见过它。

这完成之后，我在待办事项里“电报站”旁打了个钩，继续开车去爱丽斯泉沙漠公园。老实说我的期望并不高，可实际上它好极了。它归北领地公园和野生物委员会掌管。他们所做的是在很大一片区域，重塑了三个主要的沙漠环境——一个非常干旱，一个有一点儿潮湿，另一个通常干燥但偶尔会被山洪淹没。单单这个就提供了有价值的一课——它让你知道沙漠，以它们自己安静枯燥的方式，和其他环境一样，有不同的种类——我也很高兴地发现不同的灌木丛，还有其他植物，被一一列出解释。“啊，原来那是袋鼠爪花。呃，我以前可不知道。让我们看看三齿稃是否有基莱说的那么疼。为什么，是的，果然疼!”能够说这些让人挺高兴。

不时散布其间的是巨大的人能走进去的笼子，里面有鸟类和其他沙漠小动物——袋狸，尾巴像灌木的负鼠，如此等等——标签上详细写了它们的习性。这里面最妙的是一座大的夜行馆，各种夜行动物在连续不断的夜间实景模拟中，潜行，跳跃，呼吸着空气。展区的光线弱到能让人撞上墙壁或玻璃板，但当眼睛慢慢调整过来，我能够令人惊奇地分辨出，小的有袋动物的不同种类——长鼻袋鼠、袋貂、兔耳袋狸、袋食蚁兽、袋鼬，还有更多。

澳大利亚研究起来不容易，因为它地形广阔、贫瘠，又困难重重，还因可怜的人口基数产生了相对较少的科学家，无法涵盖大部分土地。另外，还因里面的动物通常都特别小、狡猾，活动在夜间，有时还很神秘，甚至到现在也没人真知道那儿有什么。任何澳大利亚野生生物的名单，都有趣地夹杂着一定的内容，比如“可能已绝种”或“被认为快要绝种”或“可能在某些边远地区能够生存”。我认为，在荒漠树袋鼠不确定的命运上，这困难表现得很明显。有关这一有趣生物的所有知识几乎都来自两个人。第一个是19世纪一位叫约翰·古尔德的自然学家，他在1843年研究并描述了这种动物。据他的说法，它有袋鼠的形状和习惯，却只有兔子大小。特别厉害的是，它能在相当长的距离里非常快地移动。然而，自从最初的报告之后，荒漠树袋鼠就再也没被看到过，直到赫德利·赫伯特·芬利森的再次发现。

芬利森是个职业化学家，却将大半辈子都花在寻找稀有的当地动物上。1931年，他骑马领导了一次深入内陆的探险，去斯图特石沙漠，那里四季都像一个火炉。到了之后，芬利森惊讶地发现了小荒漠树袋鼠，根本谈不上濒临灭绝或可能已完全消失，而是既看得见又明显生机盎然。这动物的速度和耐力跟古尔德描述的一样。有一次芬利森和他的同事们骑在马背上追荒漠袋鼠，在白日烧灼的热浪中跑了十二英里没有停，其间累垮了三匹马。同等条件下，荒漠袋鼠很可能是动物王国产生的最厉害的跑步者(实际上，应该说是跳跃者)。回到社会中，芬利森报告了他令人兴奋的发现，各处的自然学家和动物学家尽职地修正了他们的文本，证明荒漠袋鼠的重新发现。在接下来的三年中，芬利森进行了更深入的探险。1935年，芬利森再次回来时，却陷入窘境——就像你能想到的，那荒漠袋鼠悄悄地消失了，和1843年古尔德唯一的一次观察后一样彻底。它再也没被看见过。

在澳大利亚动物群的编年史里，满是这种令人惊奇的故事——动物一刻在那儿，下一刻又消失了。这现象近期的受害者是一种叫胃育蛙的青蛙。它出现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以至于都没来得及取个通俗的名字。胃育蛙特别在(几乎不用说也会知道有点儿什么)它通过嘴巴分娩并哺育后代——这在澳大利亚自然界之内或之外，都史无前例。生物学家在1973年发现胃育蛙，但它在1981年就消失了，被收入“可能灭绝”之列。

不过，我最爱的动物消失的故事，发生在相对较早的时期。它关系到一名叫杰拉德·格拉福特的19世纪自然学家，他在1857年抓到两只非常罕见的豚足袋狸。对于科学家和袋狸都不幸的是，格拉福特之后很快饿了，吃了它们。而它们，据大家所知，属于这一物种里仅剩的最后几只，当然这之后豚足袋狸再也没有被发现过。格拉福特，顺便提一句，后来做了悉尼的澳大利亚博物馆馆长，被发现通过卖色情明信片捞外快，因此被要求另谋他职。我肯定这有点儿教育意义。

从沙漠公园出发，我去了斯特雷洛原住民研究中心。那儿有个无聊安静的展览，是一个出生在赫曼斯堡特使区(爱丽斯泉外的一个原住民保护区)的男人耗其一生研究原住民的成果。他收集了一大批宗教的手工艺品，可因为它们是神圣的，不允许被未被接纳入会的人看见，因此不能被展出。取而代之的是，你看见的是许多赫曼斯堡生活及西奥多·斯特雷洛生活工作细节的老照片，比一个普通人能接触到的要多很多。

不过，我往车上走时，注意到一家小的航空博物馆，在隔壁一座老飞机库里。奇怪的是，没人卖票，不过门是开着的，因此我走进去看了看。博物馆老引擎的种类和墙上发黄的照片，和想象中差不多，但另一座楼里有些我不知道居然还存在且从未想过会看见的东西。我看过的旅行指南没有一本关注过它，就连当地的旅游文学也没暗示过它的存在。但在1929年那让人烦躁的几天中，它是澳大利亚最著名最广受欢迎的东西——而那么多地方，它却在爱丽斯泉的一家小航空博物馆里。我指的是一架被称为“笑翠鸟”的轻型飞机剩余部分，它在寻找一个失踪的飞行员查尔斯·金斯福德·史密斯时坠落沙漠。

金斯福德·史密斯不仅是那个时代澳大利亚最伟大的飞行员，也可能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他保持的纪录比其他人都多，应付了各种极其大胆的挑战。查尔斯·林白历史性地独自横跨大西洋，一年后金斯福德·史密斯第一个横跨太平洋——一个更有野心的计划，不只是因为距离更远，还因为飞行条件更加困难，远没有那么好掌握。他尝试横跨太平洋时，距离第一架飞机成功地飞进夏威夷，只有十个月之久。而这十个月前的比赛由一个夏威夷的菠萝大王赞助，比赛夺走了十个飞行员的生命。因此到了1928年，金斯福德·史密斯带着三个组员从旧金山出发，朝着布里斯班行进，中途停靠火奴鲁鲁和斐济的苏瓦。这任务普遍被认为既不可能又疯狂，差点儿真是这样。离开夏威夷六百英里，金斯福德·史密斯飞进了一条气象活跃带，被称为热带辐合区——一块乌云翻滚、暴风骤雨、风大到能把胡子吹掉的广阔区域。当他的小飞机开始像某种弹力玩具一样上下跳动时，金斯福德·史密斯不知会发生什么，或这一切什么时候能结束，因为没有哪个飞行员以前曾飞进这样的天气中。

请注意，这是在一架脆弱的、云杉框架、布面的20世纪20年代的佛克飞机中，设计基本到连座位都没有固定住。连着几个小时，金斯福德·史密斯挣扎着让飞机平稳不散架。等最终它弹入晴朗的空中，他和他的人马发现燃油快没了，又面临找不到斐济的危险——在无尽的大海上只有一小点，在引擎停转，他们落入大海之前。这个再加上上百个其他惊恐的危机，金斯福德·史密斯都用胆识、技巧、决心、智慧一一解决。横跨太平洋可能是航空史上最无畏的壮举。

金斯福德·史密斯总是和一个副驾驶员一起飞行，通常还有一个领航员和一个无线电技师，因此将他的成就和孤胆英雄查尔斯·林白相比，并不公平。不过，说林白从未穿越过和金斯福德·史密斯在太平洋上经历过的一样猛烈的风暴，倒是真的。但事实上，1927年之后，林白几乎没做出过值得注意的飞行。相反，金斯福德·史密斯一次又一次地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纪录。他成了第一个从东到西飞越大西洋的人(这更加困难，因为有逆流)，第一个从澳大利亚飞往新西兰又飞回澳大利亚的人，第一个从另一个方向横跨太平洋的人。他同样以从澳大利亚到英国最快的飞行，及其他各种挑战，保持了很多纪录。

到了我们所说的“笑翠鸟”。在1929年3月，金斯福德·史密斯带着三个组员从悉尼出发飞往英国。在澳大利亚西北部，沿着金伯利海岸，他们撞上了糟糕的天气，毫无希望地迷了路(并非完全出乎意料：用于指路的，他们只有一两张海图和从标准《泰晤士地图集》中撕下的澳大利亚地图)，在海岸的泥滩做了紧急迫降。他们几乎没有燃料，供给不足。有的差不多只是一暖瓶咖啡，一些白兰地，混在一起能弄出被叫作皇家咖啡的饮料。因此接下来的事情，略有些阴暗地，被称作皇家咖啡事件。

好在金斯福德·史密斯和他的人马周围，有大量新鲜的水源，某些不讨人喜欢却能勉强充当食物的资源(大多是泥螺)。可是，因为飞机上的无线电设备坏了，无法告诉外部世界他们身处何处。等失踪的消息抵达悉尼时，两位金斯福德·史密斯的同僚——基思·安德森和鲍勃·希契科克决定开展一场营救。他们坐上“笑翠鸟”，从悉尼的马斯考特机场起飞，先飞到爱丽斯泉，最终从那儿起飞，去1929年4月12日早上史密斯飞机最后降落的地点。不久之后，就在让他们穿越塔纳米沙漠炎热的空旷时——在从戴利沃特斯到爱丽斯泉的途中，阿伦和我曾沿着它的边缘开过——引擎在爆响后熄掉，发生回火，不得不在沙漠上紧急迫降。走得太匆忙，他们没带上食物，只有三升水。不像金斯福德·史密斯，他们降落的地方给予不了任何帮助。

第三天他们就死了。这就是内陆多么难以想象的致命之处。我不是要多固执于此，不过他们也喝了自己的尿，几乎困在内陆的每一个人都这么干。(这反而帮了倒忙，因为尿里的盐分使口渴更加剧烈。)

和安德森与希契科克悲惨死去差不多同一时刻，金斯福德·史密斯和他的朋友被其他人营救了。他们回到文明世界，看上去健康又放松，以至于有些人怀疑(某些报纸开始猜测)这全是一场宣传的噱头。整件事变得有点儿难堪。金斯福德·史密斯遭受了公开调查人格的羞辱(他最终免受指控)。这期间，整个国家屏息凝视地，等待着安德森和希契科克被活着找到的消息。哎，他们没有。四月底，一架搜查机发现了坠落的笑翠鸟及附近他们的尸体，几天之后，一支救援队找回残骸，将他们带回文明世界。希契科克的家人选择在珀斯举行了简单的葬礼，可安德森在悉尼进行了最庄严宏伟的国葬仪式。事前好几天，成百上千的人接连几小时地排队瞻仰棺木。葬礼那天，更多的人在街上站成排，目送出丧的队伍，或聚集于墓地。这是那时悉尼最大的葬礼，说不定也是历史上最大的。

今天，几乎不用说，安德森和希契科克完全被遗忘了，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同样，很长一段时间，笑翠鸟也是。它坐在沙漠上，生锈，无人注意，过了半个世纪才终于被收集，带往达尔文进行整修工作。大约十年前，它被放在爱丽斯泉航空博物馆的一幢特殊小楼中，在那儿，它似乎没有吸引任何注意力。

金斯福德·史密斯重新开始飞行，创下了更多的纪录。1935年，在从英国往家飞的路上，他的飞机坠落在缅甸附近的大海中，也将他摧毁了。今天在澳大利亚他断断续续地被记起(悉尼的机场以他命名)，在其他地方却无人知晓。1998年，美国作家斯科特·伯格创作出一本六百页，厚得能用来抵门的查尔斯·林白传记，自然涉及航空史早期的整个故事。关于金斯福德·史密斯，里面只字未提。

那个晚上阿伦和我在红色中心的露台上共进晚餐，我很详细地告诉了他那一天的许多有趣发现。我们坐在那儿享受温暖的夜晚，懒洋洋地将第二瓶西澳大利亚索味浓红葡萄酒喝得见底，就在这时，一只沙袋鼠跳上游泳池远端的围篱，毫不关心地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开始啃种在那儿的灌木。这是许多个星期前，自从我坐印度-太平洋号横跨这个国家以来，第一次在野外看见一只澳大利亚独有的动物。这是阿伦的第一次，他非常兴奋。

因为这一点，或别的什么原因，他宣布，澳大利亚是个不错的地方。

“是吗？”我说，我感到高兴，不过又有点儿惊讶，因为除了沙漠之外他没瞧见什么。

他微微倾身靠近我，仿佛在透露一个机密：“它很宽敞。”

我看看他：“是的。”

“它是个非常宽敞的国家。”

回想起来，那也许是我们的第三瓶酒。

早上我开车送他，去爱丽斯泉漂亮的小型机场，因为都有点儿余醉未醒，我们在那儿喝了杯咖啡，安静地坐着。我一直送他到登机门，在那儿交换了匆忙昏庸的常见表情，表达了祝福和感谢。他消失在通道深处。我看着他离开，然后转过身走回汽车。在飞去西澳大利亚之前，还有一整天，而我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我朝镇上的商业区出发，找了个银行取款机，买了份报纸，途中在小巷深处，路过一个空中学校[24]的招牌，冲动之下，我决定去瞧一瞧。

我没指望什么，不过这地方非常棒。爱丽斯泉提供了这么多了不起的意外发现。空中学校在居民区街道上一栋无名的建筑里。它包括一个能在桌上和墙上展览孩子们作品的接待区，两个小工作室，一大间会议室，差不多就这点儿。尽管现在澳大利亚有十七所空中学校，但爱丽斯泉的空中学校是它们之中祖母级的，依然覆盖了最大最空旷的地区。那天是周六，因此没有正在进行的课程，不过有个非常友好的男人乐于领我参观，告诉我它如何运作。

学校的想法非常简单：为在牧牛场和其他边远地区长大的孩子们，提供正规的学校教育和一些课堂体验——自1951年起便尽职尽责地开办起来。寂寞肯定是这里的关键词。虽然在下游区占地四十六万八千平方英里——差不多有两个法国那么大的地方——爱丽斯泉的学校只有一百四十个孩子，分布在幼儿园到七年级之间。我奇妙地保留了一些生动而重要的记忆，自己八九岁时在学校看的一个电影，那些概念让我很触动，和老师距离上百英里，一切委托于自己的传声器和短波收音机，如果愿意，可以拿一盘饼干光屁股坐着，反正也没人能看见。比起在艾奥瓦州得梅因盛行的状况，所有这些似乎都是极大的提高。我一直记得广播学习的浪漫，因此，当发现广播部分在整个学校运作中非常小而次要时，我很失望。一直以来，空中学校的课程主要靠函授，听起来并不讨人喜欢。

就算如此，这地方有种很真实的魅力及友善的氛围。公告板上满是十一岁孩子的范文，描述在牧场的生活，通常他们的一天都怎么过。

“你想听一节课吗？”管理人员问我。

“非常。”我说。

他带我进了旁边的房间，放了一盘录音，是给五岁孩子一天的课。整盘磁带主要由一个意气洋洋的老师在说：“早上好，凯莉。你能听见我吗？完毕。”

一会儿之后会有个微弱的噼啪声，像从非常遥远的银河传来，和一些听上去宛若人声，却过于模糊无法破解的声响。

“我说早上好，凯莉。你在那儿吗？你能听见我吗？完毕。”

这次将有个暂停，然后毫无反应，只有让人辛酸的停滞间隔。接着：“呃，那让我们试试加文。早上好，加文。你在那儿吗？完毕。”

更多的噼啪，接着是一个小小的尖细的声音回来：“早上好，史密斯小姐。”

就像这样，有一些声音进来得响亮而清晰，其他只是渐进渐出，或被证明根本无法送达。我一边听，一边读一本带来的小册子，老实说，这时，我惊讶地发现，每个孩子每天只在广播上花半个小时(事实上，“最多每天半小时”)，加上来自他或她老师一周十分钟的家教——受关注的时间根本谈不上多。剩下的，他们会在家长或保姆的监督下，花五到六个小时学习。学生同样会使用电视、录像、个人电脑，可这些都毫无证据。你不愿接受却无法规避的结论是，在空中学校，永远都是1951年。

不过，真正的惊喜是，似乎有原住民孩子参与其中——当然在照片中没有显现。北领地人口中大约共有20%的原住民，但在内陆深处比例要高出很多。我出去时向那人询问过此事。

“哦，有一些。”他说，“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不过有几个。问题是，学生须由一个有能力的成人监督，你明白。”

我等了一会儿，然后说：“对不起，我不明白。”

“他们需要一个认真可靠的成人，有语言和阅读的基本技巧。”

“原住民没有吗？”

他看上去不高兴，仿佛这是一条我们不该往下走的路：“不，我恐怕没有，不总是有。”

“可如果你们不给这些孩子上课，因为家长帮不了他们，那么这些孩子，等他们变成家长，也不会有基本技巧了不是吗？”

“是，这是个问题。”

“那就永远这样下去？”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明白。”我说，可当然我一点儿也不明白。

之后继续往小镇走。我买了一份报纸，带着它去了托达步行街的一座露天咖啡座。读了一两分钟，便发现自己在打量过路的人群。周六逛街的人熙熙攘攘。街上基本是澳大利亚白种人，也有原住民——没有很多，不过总在那儿，他们站在画面边缘，不引人注目，几乎总是沉默，事不关己。白种人从不看原住民。这两个种族似乎生活在分开且平行的宇宙里。我感觉好像唯有自己能同时看见两群人。这很奇怪。

原住民中大多数看上去像被殴打了一样。许多人脸颊浮肿，仿佛踉跄走入了马蜂窝，近乎荒诞的是，很多人的小腿、手肘、前额或膝盖上有创可贴。前一天，在斯特雷洛的展览上，有块牌子用心地强调了，最堕落的原住民正是那些在城镇里你能瞧见的。这种说法，我猜，是通知像我这样的游客，不该以那些温和的、受了伤、在大街上穿行的人，判断所有的原住民。这么说似乎有点儿奇怪又多管闲事，不过，这似乎暗示了原住民的生活有两种选择：待在原住民区，兴旺发达，或进城，落入赤贫和被抛弃的境地。

这让我想起著名内陆人物戴西·贝茨写的一句话，她1884年从爱尔兰来澳大利亚，多年来在西澳大利亚的原住民间生活研究。1938年她出版《消逝的原住民》一书，其中写道：“澳大利亚原住民能经受自然的各种转变，残酷的干旱，凶猛的洪水，干渴的恐惧，被迫挨饿——却经受不住文明。”在1938年那可能是同情和有见识的评价，可1999年，看见它以改良的形式出现在一个原住民的研究中心，实在令人沮丧。

不用聪明绝顶，你也能发现，原住民是澳大利亚社会最大的失败。几乎兴旺安康的所有指数——住院率、自杀率、儿童死亡率、监禁率、失业率，不管什么——原住民的数字比总人口的数字都要高二到二十倍。据约翰·皮尔格[25]的调查结果，澳大利亚是唯一沙眼发生率排名靠前的发达国家——一种经常导致双目失明的细菌病害——而且几乎是原住民专有的疾病。总的来说，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平均寿命比澳大利亚白种人少二十年——二十年。

在凯恩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听说了一位名叫吉姆·布鲁克斯的律师，他为原住民工作了许多年。和阿伦坐上飞往达尔文的飞机前，我设法和他在城里见面喝了杯咖啡。他是个沉着、随和，立刻让人喜爱的人，十分诚挚，正是它让他投入毕生的工作，为那些与社会脱离的人斗争，而不是待在堆满钱的私人事务所。他在凯恩斯有一家原住民产权办事处，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调查原住民在社会工程中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比如“被偷走的一代”——的人权委员会，他是成员之一。

这是政府的一项尝试，通过原住民孩子与家庭及社区物理上的分离，让他们脱离贫困和不利。没人知道准确的数字，但在1910年到1970年间，大约十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原住民儿童，被从双亲身边带走，送往寄养家庭或国家培训中心。这个设计——那时想得十分超前——为他们在白人世界里谋得一份更有益的生活。最不可思议的是，法律机制使之生效得以完成。直到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的大多数州，原住民父母没有自己孩子的合法监护权，而州政府却拥有。它可以随时以任何它认为合适的理由，把他们从家中带走，无须道歉或解释。

“他们做了所有能够根除父母和孩子间联系的事，”我们见面时，吉姆·布鲁克斯告诉我，“我们发现一名有五个孩子的女人，五个孩子被送往五个不同的州。她无法与他们联系，无法知道他们在哪儿，他们是生病是健康是快乐还是怎样。你有孩子吗？”

“四个。”我说。

“呃，想象如果有一天，一辆政府面包车出现在你家，某个调查员来到门前，说要把你的孩子带走。我是说当真想象一下，你感觉如何。站在一旁，看着孩子们从你怀里被夺走，塞进面包车。想象看着面包车越开越远，小孩哭着，从后窗看着你，你知道你可能再也看不着他们。”

“停。”我被玩笑伤得不轻。

他同情地笑对我的不适：“而你什么都做不了。没人能帮助你。没有法庭会站在你这一边。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十年。”

“他们为什么做得这么无情？”

“他们不认为这是无情。他们觉得这是在做好事。”他递来一份权利委员会报告的大纲，给我看20世纪初有个叫詹姆士·伊斯代尔的旅行督察描述被剥夺了孩子们的父母时，写的一段话：“不论那时(他们)短暂的悲痛多么发狂，他们很快会忘掉自己的后代。”

“他们真的相信，原住民不知怎的对正常人类情感有免疫。”布鲁克斯说。对如此让人无望的想法，他耸了耸肩：“通常孩子们被告知父母死了，有时是说父母不再想要他们。”这就是政府帮助他们适应的方法。所以，你能够想象后果。有许许多多与悲伤有关的酒精中毒，和平流层一样高的自杀率，所有那一类的事。”

“那些孩子之后呢？”

“其间，那些孩子一直被照顾到十六或十七岁，然后被纳入社会。他们可以选择待在城市，试着应对不可避免的歧视，或回到他们的传统社区，重返一种已忘得差不多的生活方式，和不再熟识的人待在一起。机能失调和错乱的情况在这个机制里繁殖。那无法在一夜之间摆脱。你知道，有人会说将孩子带走只影响到了一小部分原住民家庭。这不对——在内陆几乎没有一个家庭受到的不是重大又直接的影响——且更悲剧性的是，它没说到要点。把孩子带走毁了血缘关系的完整连续性。只因不再实施，不意味着所有的伤害会神奇地消失，一切都会好起来。”

“那你能为他们做什么？”我问。

“设法给他们话语权，”他说，“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他耸了耸肩，有一点儿无奈地笑了笑。

我问他在澳大利亚是否还存在许多歧视，他点点头。“太多了。”他说，“实在太多了，只怕。”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历届政府已做了不少——或和以前做的相比多了不少。他们将大片土地归还给原住民社区，将乌鲁鲁重交原住民管理，在学校和医疗中心上花了更多的钱。他们引进了一些基本优先权，鼓励社区项目，帮助小型企业起步。没有一项对统计数据有任何改变。事实上，有些甚至变得更糟。到了20世纪末，一个澳大利亚原住民死于传染性疾病的可能性，比澳大利亚白种人高出十八倍，殴斗后被拘留的可能性高十七倍。因为不同原因，原住民婴儿出生死亡率依然高出二到四倍。

重要的是，对于外人而言，最奇怪的地方在于，原住民根本就不在那儿。在电视上你看不见他们演出；在商店里你找不到他们帮忙。只有两个原住民曾在议会工作，没有一个有过内阁职位。原住民人只占澳大利亚人口的1.5%，他们不匀称地散布在边远地区，所以也不能指望一次看见很多，但你会以为有时能看见他们——在银行里工作，递邮件，开停车单，修理电话线，加入普通正常世界的某个生产力中。我从未看见过，一次也没有。显然某些连接未被建立。

现在这样坐在托达街商业区，喝着咖啡，看着混杂的人群——快乐的白种人购物者，带着周六的笑容，脚下生风，影子似的原住民，贴着他们神秘的创可贴，步伐缓慢，摇摆，仿如流浪汉一般——对所有这些的解决方法，对如何将澳大利亚繁荣的果实，传达到这些明显不得要领的人手中，该做些什么，我一点儿概念也没有。

如果澳大利亚联邦要求我为原住民问题提出建议，我要说的只会是：“做得更多，干得更勤。现在开始。”

因此脑海中没有原创又有用的想法，我就坐了几分钟，看着那些可怜的、“断了线”的人拖着脚步走过。然后我干了大多数澳大利亚白种人干的事儿。我看了我的报纸，喝了我的咖啡，再也注意不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