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澳大利亚人得了相宜的名字，就往往死盯着它大用特用。我们可以把这种陋习归罪于苏格兰人拉克伦·麦考利，他是19世纪上半叶的殖民地总督，主要成就是建造了横贯蓝山的大西部公路，推广了澳大利亚这一称谓(在他之前，整个国家被不咸不淡地称作新南威尔士或博特尼湾)，再就是举世第一次差不多成功地使一块大陆上的每一样东西都从了自己的大号。

真的，你在澳大利亚动不动就会撞上啥东西，提醒你他是这儿的主人。视线掠过地图，你会找到麦考利海港、麦考利岛、麦考利湿地、麦考利河、麦考利原野、麦考利山口、麦考利平原、麦考利湖、麦考利口岸、麦考利夫人之椅(俯瞰悉尼港的一处守望点)、麦考利夫人岬，还有个麦考利小镇哩。我总是想象着他坐在书桌边，端着放大镜，俯身端详各种地图和海图，时不时大声召唤他的首席助理：“夫人，我们还没有麦考利沼泽，是吧？看这儿这一小片矮林，还没名字哩。你觉得我们该叫它啥呀？”

顺便说一句，这只是一些麦考利哦。麦考利还是一家银行、一所一流大学、一本国家词典、一座购物中心、一个溜冰场和悉尼一条主要街道的名字。这还没提到悉尼的其他四十七条马路、大道、林荫路、小街，根据简·莫里斯的说法，都是以此人或其家族命名的。我们也还没有谈拉克伦河、拉克伦山谷，或者冠以从他那不知倦怠的大脑里蹦出来的其他名字变体的地方呢。

这一番折腾之后，你一定以为不会再留下多少空间了吧，但是麦考利总督职位的继任者中有一位叫拉尔夫·达令的人，也成功地把自己的名字撒得遍地。在悉尼，你会找到达令海港、达令大道、达令岛、达令岬、达令赫斯特、达令顿等。在其他地方，达令那些不高不低的成就被铭记在达令丘陵、达令山地，另外一大把达令顿还有那条重要的达令顿河之中。而没有被称为达令或者麦考利的，大多被冠以亨特或者墨累之名。这就太让人昏头了。

这些名字即使不是一模一样，也常常会非常相似。在很北的地方有个约克角半岛，南端则有个约克半岛。19世纪杰出的探险家中有两位分别叫斯特尔特和斯图尔特，而他俩的名字也随处可见，于是你一定得时不时地，通常都是在要求你即时做出判断的繁忙路口停下来，开动脑筋：“现在，我要上斯特尔特高速公路，还是斯图尔特高速公路呢？”这两条路的起点都在阿德莱德，终点却远隔三千九百九十四公里之遥，所以这差别可大了。

从第二天早晨开始，我一直在琢磨地名与拉克伦·麦考利纪念碑之间两相混淆的这个问题，因为我把一早上的时间大多花在为了寻访麦考利纪念碑而掌握麦考利地名上了。我坐在租来的汽车里，努力在这规划得乱七八糟、让人晕头转向又没个尽头的悉尼中找出条路来。根据当地的电话号码簿，本城有784个近郊住宅区或以其他方式命名的区域，在我为澳大利亚没有被平房覆盖的那一处角落而徒劳地上下求索中，我确信自己每个区都经过了。有些街坊，我到过两次，分别在大清早和快晌午的时候。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还想过就把车丢在帕拉马塔的马路边上算了——我挺喜欢这个地方，人们还友好地朝我挥手——可我最终高速冲出了那座城市，高兴地发现自己方向正确，正朝着利斯戈、巴瑟斯特和其后的诸多目的地进发，而且整个人快活得轻飘飘，就是你发觉自己在一片崭新的未知大陆自由得没有了羁绊时的那种感觉。

接下来两周，我打算漫游我认为是文明澳大利亚的这片区域——澳大利亚的右下角，北起布里斯班，西南至阿德莱德。这个区域占该国陆地面积约5％，却承载了80％的人口和几乎所有重要城市(特别是布里斯班、悉尼、墨尔本、堪培拉和阿德莱德)。在这广袤的大陆上，这还真真儿是唯一通常意义上适合居住的地方。因为它外在的形状折了个弯，所以有时候被称为回力镖海岸，不过我的兴趣实际上更着重内在。我先奔堪培拉，这首都有趣，如公园一般，却奇怪地挺不受人待见。从那里，我将穿越八百英里的荒凉内陆去遥远的阿德莱德。在最终风尘仆仆却依旧不屈不挠地到达墨尔本之前，我要在那里见一些老朋友，他们会拉出软管把我浇个痛快淋漓，然后带我踏上许诺已久的维多利亚灌木丛林之旅。那里蛇虫出没，人迹罕至，却绝对会感觉美妙无比，不虚此行。沿路有好多可看呢，我非常兴奋。

不过首先，我得穿过蓝山——悉尼西边绵亘着的很久以来不可逾越的美丽山岭。我驶入蓝山，它看起来并不非常艰险：山势隆起的高度不大，到处都披盖着绿色的斗篷，让万物更显温顺。但实际上，山陵被变幻莫测的峡谷和巨砾**的溪涧撕扯开，一些山壁陡直高耸几百英尺，可爱的草木从近处看则呈现出异常纠结暗沉的样子。在欧洲人占领的那个世纪中，最初四分之一的时间里，蓝山兀立着成为一道穿不过的屏障阻碍着他们扩张。一次次的远征都为了找寻从中穿过的路途，却总是无功而返。即便在那能够撕裂人皮肉的下层灌木中可以取得些许进展，但在蜿蜒的峡谷中也几乎不可能辨明自己所处的位置。某支探险队的队长沃特金·坦奇曾带着完全有理由爆发出的怒气记述道，他和他的人马为登上一条艰苦卓绝的峡道拼搏了好几个小时，登顶的时候却发现他们站的地方竟然是打算到达之处的正对面。

最后，在1813年，格雷戈里·布拉克斯兰、威廉·查尔斯·温特沃思和威廉·劳森三人终于越过去了。他们筋疲力尽，衣衫褴褛，而且按温特沃思凄凄惨惨的记述所言，“我们总是腹泻”，让人觉得这辈子都要忍受这种来自大肠的不间断骚扰了。他们花了十八天，但当他们步上约克山空气清新的高处时，便得到了奖赏，看到了澳大利亚的白种人之前从未见过的壮美田园。下面，目之所及，延展开一座阳光灿烂的金色伊甸园，一片连绵的草场——足以滋养千百万人口啊。澳大利亚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他们将这个消息传回悉尼，立刻震撼人心。两年不到，一条大路穿过旷野，澳大利亚的西进殖民就此开始。

今天，名头响亮曼妙的大西部公路的路线，同两百年前布拉克斯兰和他的同伴们所走的道路几乎纹丝不差。这绝对令人心生崇敬。这条路沿山势而上，穿越其间，沿途多数地方逼仄狭窄，容不下现代化的大道。因此，大西部公路有陡然的转弯和坚守不变的路面宽度，这种设计是为那个时代服务的，那时候，驾车人“啪”的一声合上眼前的风镜，拉动曲柄发动机车。就在不久前，我乘坐印度-太平洋火车途经这里，不过车上的风景不好——透过像尖桩篱笆的桉树林，间或瞥见了一道一道狭长的景色，可每次总突兀地一转方向，进入了更加浓密的林地——而且不管怎么说，我那会儿忙着探究火车上的一切呢。因此，我现在热切地要近距离瞧瞧大山，特别是在卡通巴小镇鸟瞰的那片如梦似幻的著名风景。

唉，我没运气哟。我沿着曲折的山路进了山岭深处，毛毛细雨打花了挡风玻璃，寒飕飕的雾气打着旋，开始充溢四面耸立着的角瓣木和黄樟之间的空隙。很快，雾浓了，像木柴烟。我还从没在这样的雾天出过门呢。只几分钟，就像驾着小飞机穿越云层似的。原先还看得见前面有个发动机罩，后来，就只白茫茫一片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死盯着车道开车——这路狭窄曲折得反常，能见度又这么低，任何一个突然出现的拐弯处都会引来高声惊叫。

最后，我总算到达卡通巴小镇，那儿的雾气更大。城镇缩成了鬼气森森的模糊幻影，时不时地从浓雾中隐隐现出形来，像“奇幻之旅”里吓人的玩意儿。我的车速每小时不到两英里，可还是差点儿两次撞上停在路边的汽车的车尾。我不知道自己干吗还费这么大劲，不过已经走这么多路了。我找到了去一个名叫回声点的瞭望台，停车，走下来。毫不奇怪，那里只有我一个。我走过去，握紧栏杆，放眼望出去，就像你在一个瞭望处做的那样。我的面前，什么都没有，只有深不可测的白，还有雾气带来的那种特殊得让人焦躁不安的寂静。让我吃惊的是，这乳白色的抑郁之气中竟然出现了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衣冠楚楚，一路蹒跚而来，裹得严严实实，仿佛为了应对漫长的冬季。老头走得特别颤颤巍巍，一边拄着拐杖，另一边靠着他的妻子。

他们上来了，老头诧异地看着我。“今天你啥都看不到!”他厉声说，仿佛我不单浪费了自己的时间，也在浪费他的时间似的。从他的音量上，我猜测他可能有点儿耳背。“三十六小时之内散不了。”他不容置疑地继续说，“太平洋上的低气压经常发生。”他睿智地点了点头，和我一起沉思着凝视这一片虚无。

他的妻子对我浅浅一笑，含着歉意，带着长期耐心忍受的影子，又显得有一点若有所思。“过会儿可能就会散了。”她怀着希望推测道。

他瞅着她，似乎她刚刚宣布打算在路面上拉堆屎。“散？才散不了呢。太平洋上有个低气压。”他瞅了好一会儿，仿佛要用拐杖抽她似的。

然而，她的乐观并没有受到些微的干扰。“你不记得在班伯里那会儿如何一会儿就掀出艳阳天的了吗？”她说。

“班伯里？”他难以置信地回答，“班伯里？那是国家的另一边。根本就是不一样的大洋。你在说什么哪？你疯了。你打算进精神病院呢吧。”我突然辩出了口音。他是英国的克郡人，或者至少曾经是。

“那天看上去不会放晴，”她对着我继续说，期待我是个更具同情心的听众，“然后，确实就放晴了——”

“这是另一个大洋，女人!疯了还不算，你还聋了是吧？”很明显，这许多年来，他们就是这么对话的，至少在基本要素上是这样。“印度洋有很不一样的气象条件——很不一样。傻瓜都知道。”他安静了半秒钟，又说道，“我原以为我们是来喝茶的。”

“没错啊，亲爱的。我就是想我们可以稍微逛一逛。”她灵巧地帮他又迈开了步子。

“逛一逛？逛什么？这里没什么可看。又聋又疯还不算，你还瞎了是吧？三十六小时之内，天好不起来。”

“我知道，亲爱的，可——”

不一会儿，他们就只剩下飘浮于一幅白纱之外的人声了，接着没了一点儿踪迹。

我不情愿离开此地，便在布莱过夜，那是沿高速路再开十几英里后，出现在树林中的可爱小镇。上床之前，我朝汽车旅馆的窗户外最后看了一眼：高速路上一辆小车慢慢开过，前灯宛如探照灯，整个世界在一床厚实的黑暗鸭绒被下安息了。看上去希望真是不大呀!

所以你可以想象第二天早晨我醒来发现明媚的阳光洒过床铺并充溢户外树梢的时候是多么惊讶。我向一个金色的世界打开门，那明亮的光弄得我睁不开眼。鸟儿在色调奇异的灌木丛里啁啾。我一刻都不浪费，立马返回卡通巴。

我回到回声点，那里的风景卓尔不群——宽阔的山谷里森林郁郁葱葱，方顶的**岩层和山顶点缀其间，四下里寂静浩瀚，庄严。天空无云，只是一片深厚的蓝。即使在早上九点，你也能判断出当天将会非常炎热。我花了差不多一个半小时在悬崖顶上行走，从各种各样的角度欣赏美景。我还看了卡通巴瀑布和被称为“三姊妹峰”的兀自直立砂岩。最后，我彻底满足了，悠游地走回小镇去喝咖啡。

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时候，卡通巴是有见识的斯文人热衷的休养之处。这里远不如邦迪或其他海滩前哨那么反传统，在邦迪那种地方，年轻人也许会见到超出健康程度的皮肉，或者无意中听到骂人的粗话——男人们讲“他妈的”“放屁”等。卡通巴提供了更为优雅的追求：在林间漫步，在水疗池子里泡泡，晚上随着管弦乐声舞蹈。今天，卡通巴带着一丝抓狂的味道留住自己已经逝去的辉煌。它的主要街道上散布着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特别要提一下那家灵光的老电影院，不过连这家电影院在内的一些建筑却大门紧锁。

我买了张晨报，找了家咖啡馆。我总是很惊讶地发现到访一地的人很少关注当地的报纸。我个人却除了读一读这个你基本上毫不了解的地方出版的报纸，再想不出其他更加有趣的事情——在公共场所端着杯咖啡的时候，肯定没其他事情可做。发现一个国家的纷纷扰扰与自己毫无干系，这是多大的惬意啊。我喜欢读丑闻，自己则从未听说过涉事官员的名讳；喜欢看追凶，即便发生地的名字听上去依稀而遥远；喜欢读受人尊敬的艺术家和思想家的专题，自己从未耳闻过他们的成就，但他们的才华我一定得顶礼膜拜。我最爱深入彩印副刊，瞅瞅这一方世界的海滩上时髦的是啥，厨房里的新鲜玩意儿是啥，如果我有理由在达博或乌鲁鲁长住又有四十万澳元的话，能用这些钱干点啥？这些喜好都能给我带来一种优越感，几乎就是违法乱纪了，仿佛正在翻查陌生人的抽屉似的。花一把硬币，你还能在哪里得到这样的乐趣呢？

这一回，我正在追看一起诽谤官司：两位政府官员起诉出版商，起因是某书隐射原告以往生活作风有失检点，含有已被证明是无根无据的恶言毁谤内容。每一天，审判现场的气氛都幽默得令人兴奋至极。就在最近，被告方的一位前任领导走上证人席作证，出于某种任何精神健全的人都想不透彻的原因，开始绘声绘色讲述与该书或本官司有所牵连的其他官员的所谓生活不检点的故事。不过，这个事情吸引我的首要原因则是两位处于事件中心的官员名叫阿博特和科斯特洛[7]，这种简单而喜气的巧合使得此事尤其特别。

就这样，我高兴地坐在那里沉浸其间，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带着不满的腔调颇为大声地说道：“这不是草莓酱。这个是黑加仑。”

我抬起头，看见了前天遇到的那两位小个儿老年朋友。除去了帽子、大衣和围巾，他们看上去又弱小了许多。衣物叠得整整齐齐，在他们旁边的椅子上堆得老高，仿佛等着送进衣橱似的。我揣度也许他们穿这么多并不为保暖，而是穿穿脱脱的，有助于打发一天的光阴。

“他们没有草莓，亲爱的。”妻子静静地说，“那位女士解释过了。他们只有黑加仑和橘子酱。”

“嗯，我两种都不要。”

“那么两种都不吃好了。”她这话说时带着一点倦意。

“但它在我的吐司上呀。”

“不，亲爱的，那是我的吐司。我给你要了一份果酱甜甜圈。”

“果酱甜甜圈？果酱甜甜圈？你疯了吗？我不喜欢果酱甜甜圈。这茶是冷的。”

我弯下身子，躲进报纸后面，不过出门的时候，我停下来向这对老年朋友问好。我是哪位，老头并没有很清晰的概念。我注意到那果酱甜甜圈已经吃得精光，他面前的盘子里只有小小的一滴紫浆闪着微光。

“他是回声点上的那个年轻人。”老太太解释说，但她的丈夫正忙着用匙子追逐那一滴果酱，无暇顾及我呢。

“我看天放晴了。”我欢快地说。

“经常这样子的，”老头低吼一声，头都没抬一下，“我说持续不了三十六个小时的。”

“有一回在班伯里，我们有过一模一样的经历，”老太太对我说，“大雾弥漫，可突然雾散云开，阳光灿烂。亲爱的，你还记得吗？”

“差不多吧，”老头心不在焉地说。他耐心地用食指把那逃来逃去的果酱放妥，提起匙子，塞进嘴里，一脸的满足。“差不多吧。”

于是，我再次踏上蜿蜒的路途。过了布莱克希思，高速路便开始下坡，坡度陡峭，曲曲折折，直到利斯戈，这条路环绕山脚为其饰边，之后调转方向，穿越草原，朝乡镇巴瑟斯特而去。现在，我身处大陆中心的村野，在地质上称为墨累-达令盆地。四野里，到处长满高高的浅黄色草，倦怠地**着起伏的草浪，周边是毛茛属植物，统统沐浴在最最甜蜜而明媚的阳光下。零星的有一些枝繁叶茂的树，每棵树都荫蔽着一座白色的农舍。目之所及，没有一棵桉树。我几乎有置身美国中西部的感觉。

我此时正在进入的这片世界欢迎人们的到来，不再像当年布拉克斯兰和他的朋友们在我背后的高山上第一次俯瞰它时那样未被人识。当第一批移居者从树木繁茂的高山上走下来，他们惊讶地发现了成群的奶牛，数以千计，心满意足地吃着高高的牧草——全部都是多年前从悉尼湾走失的那些奶牛的后代。人们后来得知，多年前奶牛绕过高山，通过一个山口去向南方。为什么二十五年里就没有一个人尝试这么做呢？人们很少问这个问题，也没有得到过满意的答案。

这片富饶的平原也没有像一开始预想的那样无边无际。优良的牧场仅仅从海岸向内陆延伸几十英里，就连这也视乎乖戾得令人沮丧的自然而异。现在仍旧是这样。从我行车之处往北约一百英里左右，在这片草场的边缘，是小镇宁根。在1989年、1990年、1992年、1995年、1996年和1998年，小镇均遭受了骤发的狂暴洪水，弄得满目疮痍。就在宁根翻来覆去遭受洪灾的这段时间里，往西八英里的科巴镇却有五年滴雨未下。我想我已经说得够清楚了，这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但是明眼里，这个地区看上去和顺讨喜得一塌糊涂。农场井井有条，我经过的市镇散发出舒适繁荣的气息。很难相信，群山后面就是有着四百万人口的大都会。我感觉自己闯进了某个为世人遗忘的自给自足的神奇世界。这里有我经年未见的东西。有老式油泵的加油站，但加油处没有天棚，于是你要在大太阳下泵汽油，我肯定这就是上帝的本意；有金属风车，曾经矗立在堪萨斯农田里的那种；还有人们在其中生息的小镇——各做各事的人用一个微笑一个点头彼此招呼。其间都有一种熟稔，但那熟稔的事物已处于半被忘却的状态。渐渐地，我意识到自己确实在美国中西部——但那是很早之前的美国中西部。简而言之，我正处于一个奇妙且温暖人心的发现之旅：在澳大利亚的城市之外，仍旧是1958年的美国。这似乎看起来不可能，可它就在你面前啊。我开车驶过了自己的童年。

这多少与那耀眼的光线有关。这是那种纯净且未经漫射的光，只可能投自真正火热的碧空。这种光使你单只盯着混凝土公路看就会眼睛疼，使远处的每一个反光的表面都变成一点闪闪发亮的火焰。你知道吗？在天气非常好的日子里，有时候太阳会以不寻常的力度照耀着，使大地上最平凡单调的物体放射出奇异的光芒，于是你往日经过时不看一眼的大楼和建筑突然变得醒目了，甚至漂亮了。啊，在澳大利亚，似乎每时每刻都有那种光。一时三刻，我辨出这正是童年时代艾奥瓦夏日的光，我惊讶地发觉自己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它了。

这多少还与这条路有关。几乎所有的澳大利亚公路都仅有两车道宽，这就产生了大不同。车行在公路上，没有与广阔的世界割裂，反而紧密地联系起来。风景有着数以百万计的细节，就在你身边，近在咫尺，并未模糊进远方苍茫的背景之中。它在总体上改变了你的看法。没有必要匆忙，倒不如稳稳当当，欣赏风景。它只是要你有那么一丝丝清醒，注意半英里之外那辆运小鸡的旧卡车就行。这里没有那种疯狂且不相干的紧急情况——一辆车从你旁边经过，寻丝觅缝往前钻，保持车速等——使得每次在州际公路上驾车都劳心劳力，很不痛快。当你在这样的路上遇到一个市镇，那就是件大事了。你不会飞驰而过，而是慢下来，以一种庄严的态度缓缓驶过，像游行队伍中的花车，慢得只要你想就可以跟路人点个头，可以看清主街上橱窗里的货品。“哦，男式双面针织衫的价钱很贵嘛。”你若有所思地说，或者是“巴瑟斯特的草坪躺椅要便宜些”。不用说，你这是自言自语呢。有时候——实际上是经常啦——你会停下来喝杯咖啡，到商店里随便看看。

然后，你再回到通畅的道路上。一开始自然开得有点儿快，追求速度是人的天性嘛，但接着——哎哟——你转过一个弯，发现自己正快速冲向自卸货车的屁股，那车喷着黑烟，费劲地爬着坡呢。于是，你放慢车速，拉开车距，优哉游哉。你抬起一条胳膊搁在车窗沿上，一根手指搭住方向盘，徜徉起来。好多年没这样了啊。从孩提时代起，你就没这样行过车。你已经忘了行车还可以有乐趣。我喜欢这样。

仿佛为了加强在澳大利亚驾车那种愉悦的追往抚昔感，我开始寻找那些专门播放怀旧老歌的乡村电台。我要找的怀旧老歌不是20世纪60、70年代的那些，而是更早的歌。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这样的国家吧，在这里，你打开电台，大有希望听到佩姬·李或朱莉·伦敦，甚至可能听到吉赛尔·麦肯锡的歌，他们在50年代的大获成功只能归因于一副迷人的笑颜和生活在一个没有鉴赏力的年代的运气。要说给澳大利亚的乡村电台做个全面的归纳，可能放肆了些，因为我在当地的时候收听这些电台的时间不超过六七千个小时，所以我可能错失了一些好东西，但我会这样讲：当我们的现代丰碑碎裂为尘土，当时间的手不经意抹去20世纪所有的蛛丝马迹，你可以确信，在某个澳大利亚的小镇，会有一个DJ在说：“这是多丽丝·戴和她带来的经典名曲《顺其自然》。”我也很喜欢这一点。

差不多一周时间过去了。

按着这样的快乐方式，我经过了利斯戈、巴瑟斯特、布莱尼和林德赫斯特，最后在下午3点左右，在考拉停了脚，这是个整洁而紧凑的社区，有8207人，地处拉克伦河上的拉克伦山谷——当然，这两个地名就来自我们的老朋友麦考利先生。我一点不了解考拉，不过我很快就知道此处在澳大利亚颇有名声，是臭名昭著的考拉越狱事件的发生地。

二战期间，出了考拉就是一个战俘营。一边关着2000个意大利战俘，另一边则是2000个日本人。意大利人是模范囚犯。他们发现自己被送离前线，辗转来到一个远离枪炮轰鸣、阳光灿烂的遥远国度，在克服了由之产生的屈辱感之后，他们安定下来，好好做人。他们不屈地掩藏了自己的失望，人们几乎都以为他们欣然接受了自己的新处境。他们在当地的农场干活，看守也很松。他们的长官——我喜欢这个——根本没有被看管。他们想来便来，想去就去，只被要求随手关门别放苍蝇进屋。人们经常看见他们溜达着到考拉买香烟和报纸，还可能去拉克伦的旅程中喝杯开胃酒。

日本人却是另一副郁郁的模样。他们拒绝做工，也不合作。大部分人给的都是假名，被俘造成的羞耻感在他们身上显得很沉重。荒唐而悲惨的是，1944年8月的一天半夜，其中1100人上演了一出自杀性集体越狱事件，他们大喊着万岁从营房里闯出来，攥着棒球棒、椅子脚和其他能弄到手的任何武器，一股脑儿地向看守塔发起了冲击。目瞪口呆的守卫向人群一顿扫射，但很快就被囚犯制伏了。没几分钟，378名囚犯逃进了旷野。他们打算在那里干些什么也就随人怎么猜了。澳大利亚人花了9天时间完成了对他们的合围。最远的跑出了15英里。日本人死亡231人，伤112人。事发当天，3名澳大利亚人被杀，在后来的追捕中又有1人死亡。

这段历史都在考拉游客中心的图片和其他展览中展示，以资纪念。那游客中心本身就很不错，而后面的一个作为小型视听剧场的房间，我认为那是我见过的——当然是在荒原小镇里见过的——最令人陶醉的东西之一。

玻璃后面，一个小小的台子上摆着战俘营的旧物：一些书和日记，两三张镶了框的相片，一副棒球棒加手套，一个药瓶，一副日本棋。我进去的时候，房间里的灯光自动暗了下来。放了一点儿开场音乐，然后——令人陶醉的来了——一位身高大约6英寸的年轻女子从一张镶了框的相片中跨出来，在旧物之间边走边讲述19世纪40年代的考拉和那次越狱。我的嘴巴都张开来了。她讲解的时候，不仅仅是在旧物间走动，还与它们互动——她绕着书走，闲散地依靠在贝壳制成的盒套上。正如你所能想象的，我站起身，走近了看，我可以告诉你，不管离那玻璃有多近(我把脑袋顶在玻璃上，就像小孩子想要逗乐的时候那个样子)，你都看不出端倪。身材好，全彩色，吐字清晰迷人，这么个相当漂亮的三维人物就在我的面前，只有6英寸高。这是多年来我见到的最可爱的东西。显然，这是自下方由某种方式投射播放的影片，可没有突突的声响，没有画面的凸凹，没有毛糙或扭曲的线条，跟真的一样。她是一张完美的小全息图。值得一提的是，叙述文字讨人喜欢、信息量大——是该类文字的典范。我看了三遍，印象深得不能再深了。

“很好，是吗？”接待处的女士笑嘻嘻的，看见了我出来时脸上惊奇的表情。

“是呀!”

她料到了我的疑问，递过来一张解释其原理的覆膜卡片。这个演示是悉尼的一家公司做的，采用了一种广泛应用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光影技巧。基本上就是把影像投射到玻璃板上，那玻璃板摆得有技巧，正好观众看不见它。除此之外，真正的难点在于严格把握女演员的精确走位。这一准花了好几个月。简直棒极了。

而且，我得这么说，如果他们找到法子让这个小人跳大腿舞，那他们就发财了。

我到达扬镇，结束了这天的旅程。这个镇子在一片长满李子和樱桃的乡间，从考拉朝堪培拉方向沿奥林匹克公路前行四十英里可到达。我在距镇中心不远的小街上找了家汽车旅馆，开了个房间。老板是个看上去很强健的小伙子，穿着短裤和短袖汗衫，他按登记卡读出我的名字，说道：“你好，比尔。欢迎来到扬镇，”然后用力地握了我的手，仿佛是吸收我加入某某秘密社团似的。澳大利亚人的友好——相当真诚自然，就我所能理解——一如既往引人惊异或令人感激。在这之前，从没有一个汽车旅馆主像用气筒打气一样的力气跟我握手，也不曾这样高兴命运将我们抛到了一起。“很高兴你来啊，”他往下说，打气式握手还在继续。“我叫布鲁斯”——管他呢，我已武功全废，听不清楚了。

“啊，你好，布鲁斯，”我犹犹豫豫地结巴着说，“我是比尔。”

“好的，比尔，我们已经核查过了，”他说着突然就放开了我的手，“你在6号房间。”

我拿着钥匙去房间，打开门，走了进去。这间屋子的一分一毫都是1958年的。我的意思不是说自1958年起，这里就没有装修过，也没有一丝丝不敬的意味。我的意思是，房间里面的就是1958年。墙上装了有结瘤的松木护墙板，电视机上有个超高频拨盘，抽水马桶的座圈裹着印有“已消毒”字样的花纸头，卧室的抽屉里放着两张有旅馆图案的免费明信片和一个纸袋——我被强烈要求为了自身将来方便，将马桶里抽放不掉的东西放在里面。袋子上有个女人的画像(这大概为了提示我们，这是给女士们放“个人”物品的，而不是放诸如玉米棒子或小的机械零件之类)，那模样几乎要被认作琼·克里弗[8]了。我真是乐得不能再乐了。我卸下行李，穿过向晚烤人的热浪走进镇子。现在，我处处见着50年代。我注意到，在澳大利亚，就连“儿童过街处”的标牌上都是那个年代穿着的孩子——小女孩穿着连衣裙，小男孩穿着西装短裤，就像迪克和简[9]的剪影。

表面上，扬镇并不非常像我长大的那些镇子。异常宽阔的街道(澳大利亚乡镇还真是喜欢宽阔的街道)，红色的铁皮屋顶，每一栋商业建筑四周都有着帽檐样的金属人行道天棚——不用置疑，都是澳大利亚式的。不过，论运转方式和内里的货色，扬镇熟悉得不可思议。在这个地方，你出门干件啥事儿，就开车进镇(不是出镇哦)，在主街上一个不规则的空当里停车。光这一点就让我呆了好几分钟。我已经忘了曾经有那么一个时期，整个社区的汽车都需要能在主街边稍稍停一会儿。我带着深深的景仰之情到处逛。除了银行和一家超市，商店都是当地人经营的，都带着与之相应的品位和形式特点。这里有我经年未见的店铺——修理铺子、小电器店、饼店、修鞋铺、茶室——有时候，他们卖的货品混搭得厉害。在主街的远端，我就碰见一个这种特点异常突出的地方，引我驻足。

这是一家卖宠物补给和色情书报影碟的店铺。我很严肃的。我向后站了站定睛看店招，然后朝橱窗里瞥进去，最后才走了进去。店比较小，我是唯一的顾客。店的后半部有个高台，一个男人坐在收银机旁边，读着报纸。他没打招呼也没做其他任何表示，这有点奇怪——因为这很不澳大利亚——后来我才意识到他这是在谨言慎行哪。我想他的大部分顾客都像我现在一样行事：走过来走过去的，对樟脑草和除虱粉不同寻常地思之再三，还时不时停下脚步细看碎鱼肉糜或类似东西罐头上的标签，结果呢，纯粹出于偶然，在商店的后部，进到了呼吸粗重的区域。显然，我现在就这副样子了。成人区被围成一个小场子，得通过一扇木门才可进入。我站在那里，门发出小小的电子蜂鸣——这种蜂鸣就是办公大楼里僻静处有门打开时发出的声音——挑逗似的洞开了。我一惊，四下里瞧。男人怎么看都还是埋头看报纸呢。他仿佛都没注意到我在店里，更别说站在色情天堂的门槛上了。我傻兮兮地咧着嘴笑，想着走到他跟前去解释，说他犯了一个很可理解却有些搞笑的错误——我可不是绝望得不顾一切的性变态，急需图片养料的慰藉，而是一名体面的旅游作家，被店里不同寻常的货品并置吸引进来的。然后，我们就放声大笑，也许就此有了一篇稿子的发端。

可就在这时，我突然有了个主意，如果我当真买了啥呢——我不是说自己会买，但另一方面我还没给孩子们买啥呢——我大概不想自己的名片被钉在他的告示牌上。我还想到自己有责任去发现他这两条路数的生意之间是不是有着某种意想不到的联系。也许养宠物在澳大利亚乡下有着某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就不说《狗迷》杂志了。就我所知，外面的，货架上摆满了题名轻松活泼的动物保护主义出版物——《头等良骑》《鞭子与领子》《浴羊乐》。谁能说得明白？显然，我有责任去弄个明白，于是我又面露严肃的考究神情，走了进去。

实际上，我还从没有进过这种地方呢——我不是说宠物用品兼色情店铺，我是说各种类型的成人商店。坦率地讲，我震惊了。参与者是人，不是动物。除此之外，我可不愿意说得更明确了。扬镇宠物食品店后部肯定不是1958年。我要说的就这句话了。

二

虽然我很高兴自己在扬镇(或者任何地方)发现了一个兼营色情用品的宠物小铺，我在当地的工作的格调却要稍微高一丁点儿。我去看了著名的羔羊洲博物馆，那是为纪念小镇作为掘金前哨的辉煌岁月而建造的。那天下午已经太迟，来不及参观博物馆了，第二天早上九点，我就出现在它的前门，可发现博物馆要十点才开门呢。

人生在世，光阴不可浪费，我决定去镇中心的咖啡馆吃早饭，读点东西了解一下背景知识，算是备备课。十分钟之后，我就坐在扬镇主街上一个几乎全空的房子里喝着咖啡，一边等鸡蛋培根，一边翻阅又厚又重的单卷本澳大利亚历史。这书的作者是著名历史学家曼宁·克拉克，我几天前在悉尼刚买的。

澳大利亚的掘金史是一个快乐而且总体上温暖人心的故事。它肇始于一个名叫爱德华·哈德雷夫斯的小伙子，他在1849年从悉尼去加利福尼亚采金地，希望能发家致富。他挖了两年，除了泥巴，没找到任何东西，不过他却注意到加利福尼亚蕴藏金矿的地带与蓝山外新南威尔士的土地——我刚刚开车驶过的农村地区——有着超乎寻常的相似之处。

在别人还没有类似想法之前，哈德雷夫斯匆匆回到澳大利亚，开始在奥兰治和巴瑟斯特周边的溪床中寻觅，很快就发现了金子，而且含量有利可图。他的发现不过一月，千把人就蜂拥而来，在整个地区埋头挥镐，把岩石都翻了个身儿。他们一知道要找的是什么，就开始在各个地方发现金子。澳大利亚浑身都是这东西。一个原住民农场工人被一大块石头绊倒，那石头产出了近八十磅珍贵的矿石，基本上一地都不可能发现这么大的量啦。这足以保证他一辈子过得跟王公一样显赫了——只不过，作为原住民，别人不准他保有这块石头。那块石头落入了该地地主的手中。

这股淘金潮刚刚成势，新建立的殖民地维多利亚边界那边就发现了藏量更加丰足的金子。澳大利亚发起了黄金高烧，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与这热度比起来都显得软弱无力、分量不够。市镇的人口明显下降，工人们都出发去寻找发财的机会了。商店没有了店员；警察弃掉了岗位；妻子们到家，只见桌上有张字条，篷车却无影无踪了。这年不到年终，估计维多利亚有一半男人都在挖金子，成千上万的人正从国外涌入该国。

淘金潮改变了澳大利亚的命运。在此之前，人们只能被一点一点地劝到此地扎根。现在，地球的每个角落都涌起了移民潮。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该国收纳了六十万张新面孔，人口翻了一番不止。此番增长的高地在维多利亚，采金地最富饶的地方。墨尔本的规模已经超过了悉尼，有一个时期，按人头计算，它还可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但是金子的真正影响，是终结了澳大利亚作为流放之地的命运。伦敦意识到流放被看作是机会而非惩罚，罪犯渴望着被送往澳大利亚，将这个国家留作监狱的观点就难以为继了。直到1868年，才又有几船犯人被送至西澳大利亚州(他们在那里也会发现金子，同样数量可观)，但18世纪50年代的淘金潮标志着澳大利亚不再是一个集中营，它开始成为一个国家。

除了等着发掘的财富，掘金人的日子并不容易。为了给每个人公平的机会，开矿者们只被允许保留很少的开矿产权地——一块只有几平方码的区域——这就成了问题的源头。1860年4月，人们在扬镇的前身羔羊洲发现了金子，寻找发财机会的人大批大批地来了。到1861年，包括2000个中国人在内的22,000个人在此开矿，每个人只有一片椅前桌下放置的大号小地毯那么大小的地儿。不用说，大部分人都没找到多少。很多开矿者开始对中国人看不顺眼了，后者似乎比欧洲矿工更心甘情愿地耐受酷热与贫困，而且相互帮助。人们觉得这种合作方式使他们不正当地占据了优势。另外，他们似乎找到了更多的金子。再加上，他们是中国人。

结果，白人矿工决定去把中国人痛打一顿。他们觉得这肯定会使境况好转许多。于是，1861年年中，虽是小众但也有相当数目的白人矿工——似乎两三千人吧——聚集起来，闹起了事。这个事件组织严密。开场，闹事者弄来个铜管乐团，演奏《统治吧，不列颠尼亚》和《马赛曲》，以及其他与群众运动搭调的煽动性曲目。他们还制作并举起一面巨大的旗帜，这面旗帜此后还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的某种符号性事物。于是，乐队奏着这种通常只在周日下午公园音乐会上才能听到的曲调，矿工们行进在中国人聚居区，用丁字镐的柄或更加厉害的家伙见人就打，抢劫财物，焚烧帐篷。然后，就为了给这天的活动画个句号，他们烧毁了政府大楼。后来，十一名闹事者受到审讯，但没有人获罪。显然，这不是澳大利亚人最为自豪的时刻。

我没法告诉你骚乱的直接后果。曼宁·克拉克，他是个——我只能这么说——最让人愤慨的历史学家，他提到这场冲突中有一名欧洲矿工被杀，却一点儿没说有多少中国人死伤。他也没提他们后来怎么样了——永远被逐出此地了吗，还是事情过去，他们继续开工了呢？可以肯定的是，羔羊洲事件导致了所谓白澳政策的实行，基本上禁止了任何非欧洲移民，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废止。它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在这里真的没想用双关语——浸染了澳大利亚生活的方方面面。

羔羊洲博物馆是小街上一座古老的大平房，砖结构建筑。我在前门等着它开放——开个门似乎颇费工夫，里面的人拔掉很多闩子，丁零当啷着一串钥匙。我开始怀疑它并非一个如我所料那样受人欢迎或重要的机构了，因为大门开时，那位女士就咋咋呼呼起来——“哦，您可真是吓了我一大跳!”她说着咯咯笑起来，仿佛我幽默了她一记似的——这让我印象深刻，访客可能比较难得一见吧。不管如何，她似乎很高兴我到此，收了我三澳元门票，就一个劲儿叫我慢慢参观，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去找她。

博物馆挺大，满是些极不常见的东西——熨斗、鞋楦、轻便马车、旧灯笼、机器残件等。除了没见着蜘蛛网，我都以为自己在爷爷的仓库里呢。我在主厅的一角发现了博物馆的镇馆藏品——1861年闹事者举的那面大旗。它被称为“集会旗”，因为上面整齐地绣着“集会。集会。不要中国人”的字样。来澳大利亚之前，我读过一本题为《僻远之国》的书，作者澳大利亚记者约翰·波尔格说，羔羊洲博物馆将这个事件很是美化了一番，没有一点儿追悔的表示。如果波尔格到此一游时，此情况属实——他的书出版于1991年——那么现在已经变了。标牌上关于骚乱的叙述中肯而有深度，但还是奇怪地对双方的死伤人数语焉不详。

博物馆向前延伸，似乎保存着扬镇每一个人曾经拥有却不再想要的东西——缝纫机、计算器、来复枪、结婚照、受洗服。有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个大罐子，里面填满了亮闪闪的小黑球，数以千万计。我仔细地看，想瞧出是什么东西。

“油菜籽。”一个声音在很近的地方说——近得吓我一跳。我转过身，就是让我进门的那位女士。

“哦，你吓了我一跳。”我说。她笑了，那模样使我怀疑她就是有此打算。我突发奇想，也许扬镇的人就是这么打发时间的。

“你每一件都看过了？”她问道。

我饶有兴趣地看着她。我怎么知道有没有把每一件都看过呢？不过，我回答：“是的，”又礼貌地补充道，“很有趣。”

“没错，扬镇有很多历史的。”她一边赞同一边环视一圈，似乎思量这里的东西是不是太多了。

我的视线又回到了那罐种子上。“你们在这附近种植很多油菜？”我问。

“不。”她简单地说。

我考虑了一下，想再找点东西说说。“那么，你们弄来种子，打算种？”我建设性地说。

“有些人叫它……rape[10]。”她说，最后那个词说得很轻，很明显地抬起了眉毛。

“是的。”我应道，我认为自己用的口吻很是关切。

“我喜欢用canola。”

“我也是。”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说。不管有多少感情因素，我在种子名称的问题上没啥立场，不过同意她的看法似乎是比较谨慎的做法。

不幸中的万幸，就在这时，响起了铃声——就是那种有人进入商店大门时会叮当一下的铃铛——她道了声“请原谅”便走开了。我等自己的脉搏跳过六下，就跟着她朝外走，因为我已经看过有必要一观的所有物件，也就要去下一站了。

前门厅里，一对中年夫妇正在买票。空间狭小，我得等他们移步让我出门。出去时，我感谢了那位白发女士。

“好看吗？”她问。

“很好看。”我撒了谎。

“来这儿度假？”前来参观的女士问，大概听出了我的口音。

“是啊。”我又撒了谎。

“你喜欢澳大利亚吗？”

“喜欢。”这可不是谎话，但她狐疑地看着我。“老实话。”我又说。

然后出了件怪事儿——嗯，我认为怪吧。前来参观的女士用手握了握我的前臂，带着殷殷关切说道：“我希望每个人都对你很好。”

我看着她。

“当然，”我说，“澳大利亚人总是很好的。”

她用哀求的目光庄重地望了我一眼。“你真是这样想的？”现在，请别曲解我的意思。澳大利亚人是最棒的，但是当他们自省的时候，有点儿怪怪的。

我点点头。“真的，”我温和友好地说，“澳大利亚人总是很好的。”

“当然好啦，莫琳!”她丈夫大声说，“社会中坚，最高尚了。现在，让这个倒霉蛋走吧。我肯定他还有想去的地方呢。”他显然是另一个类型的澳大利亚人，属于豪放派——他们认为所有没运气生在澳大利亚的家伙都悲惨地失去了命运的眷顾，可能连鸡鸡都只有丁点儿小呢，可怜鬼哟。

当然，他是对的——在还有想去的地方这一点上，我是说。现在是时候出发去堪培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