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最初发觉自己喜欢上澳大利亚内陆，是在读到辛普森沙漠——这片比一些欧洲国家还大的区域——1932年才按某个洗衣机制造商的姓氏定名的时候(具体来说，阿尔弗雷德·辛普森资助了一次空中勘察)。虽说澳大利亚这块超过十万平方英里的辽阔土地的名字具有令人欣喜的凡人特质，可它有名字的时间毕竟不到七十年呢。我有些近亲，他们有名有姓的历史都比这悠久哩。

另一方面，这就是内陆——浩瀚，难以接近，大部分地域至今仍旧在地图上罕有标注。即便乌鲁鲁，那个我们肯定听说过又名乌鲁鲁的地方，除了守护它的原住民，直到几百年前还没人见过。甚至，要说明白内陆在哪里都不太可能。对澳大利亚人来说，恍惚有点乡下味道的就是“灌木丛林”，又在某个含糊不明的地点，“灌木丛林”成为“内陆”。继续往前两千英里左右，你又会遇到灌木，然后是个城市，再是大海。这就是澳大利亚。

于是，在摄影师特雷弗·雷·哈特这个穿着短裤和褪色T恤的友善小伙陪同下，我打了辆出租车去悉尼中央车站。那是伊丽莎白大街上一座砖头堆砌出来的雄伟建筑，我们穿过昏暗庄严的大厅，找到了我们要乘坐的火车。

沿着曲线形的月台，印度-太平洋线铁路长三分之一英里，跟宣传小册子上的图片分毫不差——线条明快，银光闪闪，像一枚新的硬币，强大的机器为长途的旅程蓄势待发，低沉地嗡嗡响着，昭示着激动人心的探险近在眼前。全车十七节车厢，负责G车厢的列车员是个名叫特里的快乐小伙子，他在增添地方风味方面很花心思，在每句话里都添上一个既有澳大利亚特色又乐观向上的短语。

要来杯水吗？

“别担心，伙计。我马上就来。”(No worries, mate. I'll get right on 'er. )

刚刚听说老母亲过世的消息？

“不是没准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Not a drama. She'll be apples. )

他领我们到我们的铺位，两个单间面对面地安置在一条用护墙板隔出的窄弄里。这些小间小得让人瞠目结舌——你若是弯下腰，一准会卡住。

“就是这里？”我带着少许惊愕说，“整个都在这儿啦？”

“别担心，”特里满脸堆笑，“地方有点儿紧凑，不过你会发现你要啥它有啥。”

他说得没错。你可能要求生活空间中该有的每一样都在那儿，只不过，它很紧凑，比一个标准衣柜大不了多少。可它是工程学奇迹。它包纳了一张舒服的固定式座椅，一套可以隐藏起来的脸盆和抽水马桶，一个迷你橱柜，头顶上的架子刚好放进一只非常小的旅行提箱，两盏阅读灯，两条干净毛巾，还有一只小方便袋。墙上是一张可以翻下来的窄床，只是翻下来的时候更像一具被急急忙忙藏起来的尸体跌了出来，我料想还有很多其他晕乎乎、正在左右试探的乘客跟我一样吧。在我打开门发现那张床之前，我曾疑惑地看着大门反复思量：“那后面会是个什么东西呢？”打开门后，房间内的这许多物件就像弹簧一样，出其不意地弹出来，非常有趣。开车前的半个钟头，我似乎都在忙着把弹在脸上的各式各样的器件解救下来。

终于，火车隆隆地开动了，我们庄严地滑行出悉尼中央车站。上路啦!

到珀斯的旅程顺利的话，差不多是三天时间。不过，我们得到指示，要在采矿古镇布罗肯希尔下车，体验一下内陆，领略一下风光。所以对特雷弗和我来说，铁路旅行就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夜车到布罗肯希尔，再花两天穿过纳拉伯平原。火车轮滚滚，驶过似乎没有穷尽的悉尼西郊——弗莱明顿、奥本、帕拉马塔、东赛和漂亮的乐蒂山——然后在进入蓝山的时候提起一点速度。房屋渐渐稀少，两边是坡儿陡峭的山谷，枫香树林朦朦胧胧，树木静谧地吐纳，给山带上了它们那种与其名称相符的气息，向晚时分的这一长带风景让我们大饱眼福。

我走出去，在火车上四处瞧瞧。我们所处的区域是头等车厢，有五节卧铺车，一节风格奢靡柔适得堪称19世纪末妓院的餐车，还有一节车厢是摩登得可以的娱乐室。那里配备带软垫的椅子，看上去不错的小吧台，还有从二十张专辑曲目中挑出的管乐没心没肺地低回着，我猜那集子该得名“你希望再不要听到的歌”。我经过的时候，正在播放《剧院魅影》里一首哀怨的二重唱。

头等车厢后面是稍微便宜一点儿的假日车厢，跟我们那边基本一样，只不过用餐的区域是一节供应自助餐的车厢罢了，放置着光秃秃的塑料桌子(这些人显然吃完饭还得自己抹干净桌子)。假日车厢后面的通道被一扇没有窗户的门阻断了，门上了锁。

“后面是什么？”我问自助餐车上的女服务员。

“普客车厢。”她说着还神经质地打了个寒战。

“这扇门一直关着？”

她严肃地点点头：“一直关着。”

普客车厢成了困扰我的东西。不过首先，是吃饭的时候了。广播里宣布第一批开饭的时间到了。我往回走过头等车娱乐室时，艾索尔·摩曼正在高歌《轻歌曼舞好营生》。口没遮拦地说，这女人可真叫胸大嗓门高哦。

印度-太平洋铁路有一种文雅庄重的氛围，但实际上它1969年才兴建，在铁路体系中不过新生儿一个，那时候澳大利亚正在建造一条横贯东西的标准化轨距新式铁路。在那之前，由于各种各样说不清道不明、但大概与地区之间彼此不信任和相互嫉妒有关的原因，澳大利亚的铁路线采用了各不相同的轨距。新南威尔士州的铁轨相距四英尺八英寸半；维多利亚州选择了宽一点的五英尺三英寸；昆士兰州和西澳大利亚州经济为上，把标准定在了三英尺六英寸(该宽度不大于游乐园小火车的轨距，人们坐上去，两条腿肯定会戳出车窗)；南澳大利亚州有创意，三种宽度统统都有。乘客和货物来往东西海岸之间，行程中得换乘五次之多，真是个既愚蠢又麻烦的过程。终于，通情达理之举被激发出来，修建了一条全新的铁路。它是继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之后，世界上第二长的铁路。

我之所以知道这么多，是因为吃饭时特雷弗和我对面坐着一对中年教师夫妇基斯和达夫妮，他们来自昆士兰州北部农村，为人静默寡言。对拿教师薪水的他们来说，这次旅行是件大事，基斯做过一番功课。他带着一腔热忱谈着这列火车，这片风景，还有最近发生的林区大火——谈论这一话题时，我们正经过利斯戈，此处在两个月前，有数百英亩的灌木付之一炬，两名消防员付出了生命——但当我问到原住民(有关土地改革的问题亦有很多新闻)的时候，他突然变得语焉不详，局促不安。

“这是个问题。”他说，瞪着自己的饭菜。

“在我教书的那个学校，”达夫妮接过话头，吞吞吐吐地说，“原住民家长们，唉，他们拿了救济金，就去买酒喝，然后又到丛林里流浪。老师呢，不得不喂孩子——你要知道，可是花他们自己口袋里的钱。否则，孩子都吃不上饭。”

“这是个问题。”基斯又说了一遍，仍旧盯着自己的饭菜。

“但他们的确是亲切和善的人——在他们不喝酒的时候。”

话谈到这份上就算是玩儿完了。

饭后，特雷弗和我大胆地去了娱乐室。特雷弗到吧台叫酒水，我则陷进安乐椅，看昏暗光线下的风景。这是个农垦区，隐约有些贫瘠的样子。我不经意间注意到，背景音乐从“大受人爱的流行轻音乐”转成了“老年疗养院的欢聚时光”。我们到这里的时候，正是《啤酒桶波尔卡》的尾声，只轻捷地一转，《Toot Toot Tootsie, Goodbye》便续上了。

“音乐选得有趣。”我干巴巴地对坐在对面的年轻夫妇说。

“没错，妙极了!”他们异口同声，带着满腔热忱回答。

我忍住想要尖叫的强烈欲望，绝望地转向身边的男子——那是个看上去有文化的长者，穿着套装。这挺惹眼的，因为车上其他人都穿戴随意。我们开始聊这聊那。他来自堪培拉，是个退休律师，去珀斯看儿子。他看上去是那种讲道理有见识的人，所以我用信赖的口吻，向他提起了我与昆士兰州学校教师夫妇那段令人费解的谈话。

“啊，原住民，”他一本正经地点着头说，“一个大问题。”

“我得到的就是这样的印象。”

“他们都要绞死，每个人都要。”

我吓了一跳，看着他，见到了一张怒不可遏的脸。

“他们该死的，每个人。”他颤抖着下巴上的赘肉说完了这句话，就再没说别的，直接走人了事。

我考虑定要好好研究一番原住民问题。不过此时，我决定把谈话限于简单的问题上——天气、景色、流行轻音乐——直到把情况了解得更清楚再说。

与旅店房间比较，火车一个显而易见的重要特点在于，你眼前的风景总是变幻不停。早晨醒来，我看到了一个新世界：红土、低矮的植被、广阔的天空，还有环抱周遭的地平线，仅有偶尔出现的一棵瘦骨嶙峋的桉树打断其延展的线条。我睡眼惺忪地从自己窄小的休憩处朝外看：一对袋鼠被火车惊了，蹦跳着跃开去。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时刻。我们现在绝对在澳大利亚大地上啦!

八点刚过，我们到达布罗肯希尔，步下火车，眼睛眨巴不停。地面上垂着一团闷死人的热气——这热气就是你打开炉门查看烤火鸡时袭来的那种。在月台上恭候我们的是索尼亚·斯图宾，她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年轻女子，她在本地旅行社工作，被派来接站。她带我们去取租赁的汽车，我们打算开车在内陆转上一圈。

“这儿热到多少度？”我喘着大气说。

“哟，最高纪录是四十八摄氏度。”

我想了一分钟。“那是一百一十八华氏度哦!”我说。

她平静地点点头：“昨天四十二摄氏度。”

我又简单算了一番：一百零七华氏度。“那非常热了。”

她点头：“太热了。”

布罗肯希尔是个积极向上、令人愉快的小地方——干净、齐整，欣欣向荣。但遗憾的是，这根本就不是我们想看的。我们想看不折不扣的内陆：一个男人勇敢、绵羊丧胆的地方。这儿有咖啡店和书店，旅行社为我们提供去巴厘岛和新加坡的诱人套餐。他们甚至还在城市的中心搞起了一场演出，表演科沃德[9]的戏剧。这根本就不是内陆。这是调高了温度的汉普顿。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我们去莱恩·沃迪克租车行取四轮驱动车的时候。我们要驾车进入热浪灼人的野外，进行为期两天的短途旅行。车行老板莱恩是个精瘦结实的老家伙，精力充沛，为人友善，看上去仿佛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在户外应对艰难险阻。他跳到方向盘后面，给我们扼要地讲了个大概，说得简洁周到，就是人们以为自己正在跟理解能力强、技术过硬的听者打交道时候的那种架势。车内是各种仪表盘、控制杆、旋钮、测量表和触发器，让人眼花缭乱。

“现在，假设你们陷在沙里了，需要加大右侧差速器。”我漫不经心、时断时续又随意地听着讲解，莱恩正在说其中一种情况，“像这样推这个把手，把混合动力总成系统的比率选择在十二到二十七之间，提升两侧副翼，将两个推力发动机都发动起来——而不仅仅是左手边的那个，这很重要。不管你做什么，看好测量表，汽缸压力表读数不要超过一百八十，否则整个都会炸掉，你们就杵在外头了。”

他跳了出去，递给我们钥匙。“后面有二十五升备用柴油。如果你们出问题，那也应该足够用了。”他更仔细地把我们挨个看了一遍。“我再给你们一点柴油吧。”他决定。

“你懂了没有？”他走开后我轻声问特雷弗。

“没超过‘把钥匙插进点火装置’的地步。”

我喊来莱恩：“如果我们杵那儿了或走丢了，会怎么样？”

“哟，你们当然就死翘翘啦!”实际上他没这么说，不过我就是这么想来着。我总是读到一些报道在内陆迷路或陷入困境的人的文章。像探险家欧内斯特·贾尔斯，他没水了，走了好多天，半死不活的时候才幸运地碰上一只从妈妈育儿袋里滚出来的小沙袋鼠。“我扑到它身上，”贾尔斯在他的回忆录里讲，“把它生吞活剥了——毛、皮、骨头、脑袋——一样不留。”而这还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故事。相信我，你不会希望在内陆地区走失的。

我开始感受到不祥之兆，战栗起来——都没有因索尼亚一声欣喜的大叫而轻松起来。她看见我们脚边有一只蜘蛛，说：“嗨，看啊，一只赤背蜘蛛!”要是你还不知道的话，那么我告诉你，赤背蜘蛛就是八条腿的死神。就在特雷弗和我颤颤巍巍地想要钻进对方怀里躲避的时候，她把它抓起来，放在指尖上给我们看。

“没事儿，”她咯咯地笑着，“死蜘蛛啦。”

我们小心谨慎地仔细看着她指尖上那个纤小的东西，亮闪闪的背上有汽车信号灯那样的一点红，呈沙漏的形状。这么小的一个东西似乎不可能给人带来即时的痛楚，可没错，如果让赤背蜘蛛恶毒的上下颌来上那么一小口，你就会在几分钟之内“狂乱抽搐，体液奔流，若没有马上实施医疗救治，可能死亡”。文献上就是这么说的。

“野外可能见不到赤背蜘蛛，”索尼亚安慰我们，“蛇才更成问题哦。”

这条消息引得四条眉毛都抬了起来，脱口而出：“说下去。”

她点了点头。“普通棕蛇、西部太攀蛇、西部奶酥蛇、黄背紧牙关蛇、东部摸戒指蛇、道奇蝰蛇……”我记不清她的原话了，可确实是一长串的名字。“不过别担心，”她继续说，“大多数蛇并不想伤害你。如果你在野外灌木丛里，一条蛇经过，只要停下来一动不动，让它从你的鞋面上滑过去就行了。”

我拿定主意，这是我得到的建议中最不会照之执行的一条。

额外的柴油也装上了，我们爬进车里，排挡“嘎啦”一声响，车子如同野马一样颠两下，挡风玻璃刮水器无意间轻快地挥动起来敬了个礼，我们驶上了开阔的大路。我们得到指示开往梅宁迪，即此处往东一百一十公里，会有个名叫史蒂夫·加兰的男人在那里接我们。结果，开车去梅宁迪这件事有点虎头蛇尾。这一带热得晃眼，异常险恶。我们心满意足地第一次见识了畏来风[10]，只见一柱约有一百英尺高的尘土翻卷着掠过我们左侧一望无垠的旷野，激动人心却无妨无害。不过，我们经历的冒险就这么多。这条大路新近才整饬过，比较好走。特雷弗停下来拍照的时候，我数着有四辆车开过。这意味着如果我们的车抛锚的话，杵在原地的时间不会超过几分钟。

梅宁迪是达令河上一座朴实无华的村庄：两三条小街，两边建着被太阳晒得干硬的平房，一个加油站，两间商店，伯克和威尔斯汽车旅馆(店名来自两位19世纪的探险家，他俩在无情的内陆不可避免地栽了大跟头)，还有稍微有点名声的梅登斯旅馆。1860年，前面提到的伯克和威尔斯于此度过了文明世界里的最后一晚，之后便向北在荒凉中遭遇了自己悲惨的天命。

我们在汽车旅馆见到了史蒂夫·加兰。为了庆祝我们安全抵达并刚刚发现车子原来还有第五排挡，我们开车穿过马路去了梅登斯旅馆，加入到乱哄哄的喧闹之中。在梅登斯长条形的吧台边，从头到尾一溜坐满了被太阳晒得皮粗肉糙的男人，一色的短裤、布满汗渍的紧身无袖衫和宽檐的帽子。这就像一步踏进了保罗·霍根[11]的电影，甚至较之更有味道。

“那么，他们会从哪扇窗户把人扔出去？”就座之后，我想特雷弗可能希望架起设备拍下向外撵人的一幕，便向和蔼的史蒂夫打听。

“噢，这儿可不是那样的哦，”他说，“内陆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野蛮。这里真的挺文明开化的。”他怀着真正的爱意环视四周，跟两三个看上去脏兮兮的人相互打招呼。

加兰曾在悉尼当专业摄影师，后来他的伴侣丽莎·门克被任命为路那边的京治加国家公园园长。他又找了个工作，做地区的“旅游和发展”部门官员。他管辖着两万六千平方英里的土地，这片区域有英格兰的一半大小，不过人口仅两千五百人。他面临的挑战就是说服犹豫不决的本地人相信世界上有人准备花大钱来这个广阔、干燥、空旷、平淡无奇且热得吓人的地方度假。找到这样的人则是他挑战的另一部分。

在似火骄阳和与世隔绝之间，内陆人并不总是具有与人交流的天赋。我们听说有一位店主在被笑眯眯的悉尼来客问“哪儿的鱼会吞饵上钩”的时候，以怀疑的神情瞪着眼睛看了他好久，答道：“在他妈的河里啦，伙计，你还想在哪儿啊？”

我给加兰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只是咧了咧嘴，不过他承认要当地人看到旅游业固有的可能性，确实偶尔会遇到责难。

加兰问我们开车过来感觉如何。

我告诉他比原本的期待更加艰难一些。

“等明天再看啦。”他说。

他说得没错。早上，我们一行小车队出发，史蒂夫和丽莎一辆车，特雷弗和我另一辆车。我们朝北边二百五十公里之外的蛋白石老矿区白崖开去。出了梅宁迪半英里地，柏油路到了尽头，路面变成硬土地，满是凹坑、车辙和水泥一样坚硬的棱，车子像开在铁轨上，摇摇晃晃。

我们一路颠簸了好几个小时，车后腾起大团红尘，穿过炎热又寂寥透顶的地区，驶过山丘的平顶。那儿散缀着低矮的滨藜和穗状的三齿稃，古怪的产松脂的灌木和没精打采的桉树。路边四处躺着袋鼠的尸骨，间或可见晒干了的巨蜥蜴，它们长相难看，身形庞大。鬼才知道生物是怎么在这片充斥着热浪和贫瘠的土地中存活的。这里还有十五年没见过水的溪床。

澳大利亚压倒一切的空寂，这一大块土地恼人的贫瘠，让扎根这个国家的欧洲人花了很长时间才得以适应。最早的探险者中有几位总相信自己会遇到浩大的水系，甚至是内海，所以带上了船只备用。托马斯·米奇尔是19世纪30年代探索新南威尔士州西部和维多利亚州北部的一名军人，他拽着两条木划艇走过三千英里贫瘠的低矮丛林地，没把它们弄湿过一次，可到头来还是拒绝承认它们无甚用处。“虽然，最近船只及其运输车辆拖了我们很大的后腿，”他在第三次考察之后用轻描淡写的笔调写道，“我还是非常不愿意舍弃对一个探险团队来说如此有用的附加装备。”

阅读有关早期探险的记述，最初的那些探险者显然经常表现出荒唐可笑的茫然。1802年，在某次早期探险之旅中，弗朗西斯·巴拉利耶中尉将八十二点五华氏度[12]描述为“令人窒息”的温度。我们通情达理，能够相信那是因为他刚刚到达这个国家的缘故。等到他的手下花了好几天时间逮袋鼠但均空手而回时，他才幡然醒悟：如果自己先脱掉红灿灿的外衣，就可能更有成效地追捕这种动物。他们在七周之内只走了一百三十英里，平均每天行进约一点五英里。

探险一次接着一次，领军人物似乎总拗着那么一股劲儿，无法理性地为自己安排给养，几近滑稽。1817年，地区测量主任约翰·奥克斯利领导了一次五个月的考察，勘测拉克伦河和麦夸里河，却只带了一百发子弹——一支枪一天打一发都不够——而且基本没带任何备用的马掌和钉子。早期探险者的这种无能对原住民来说是件有着持久吸引力的事情，他们常跑来观看。“我们乱糟糟的样子成为他们嘲笑取乐的源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某位记录人郁闷地写道。

1860年，伯克和威尔斯又大大咧咧地重蹈覆辙。他们显然是澳大利亚最出名的探险者，对跖地刘易斯和克拉克[13]式的人物，这多少有点儿稀奇，因为他俩的远征基本上没什么成就，花了很多钱，到头来还是以悲剧收场。

他们的任务很直截了当：从南海岸的墨尔本出发，寻找直通遥远北方的卡奔塔利亚湾的路径。那时候，墨尔本比悉尼大得多，是英帝国最为重要的城市之一，同时也是最与世隔绝的城市之一。从墨尔本往伦敦传递消息并得到回音，要花去四个月的光景，有时候时间更长。19世纪50年代，维多利亚州自然科学院决定发起一次远征，找寻路径穿越“可怖的空白”——这是对内陆有点诗意的叫法——并凭此建立一条电报线路，先把澳大利亚和东印度连接起来，然后再通向世界。

他们选择的领导人是个爱尔兰警察，名叫罗伯特·欧哈拉·伯克，他从未见过真正的内陆，甚至在有人居住的区域都会迷路的本事还挺出名，对探险和科学也一无所知。勘测员则是一位年轻的英国医生，名叫威廉·约翰·威尔斯，他有资格担当该项任务的原因，似乎主要是因为他拥有受人尊敬的出身背景和乐意到外面走一遭的愿望。即便如此，他们还有一个大大的加分项——两人都是美男子。

尽管到了这个时代，远征内陆已经不算什么新鲜事，但这一次却让大众浮想联翩。1860年8月19日，北部探险大远征开始的时候，上万个人排着队离开墨尔本。这队人马浩**难驭，从清晨折腾到下午四点，队伍才刚刚走起来。在物品当中，伯克认为远征中需要的是一面中国铜锣，一只文具柜，一张配有相称凳子的沉重的木头桌子和给牲口擦洗梳毛的工具。用历史学家格伦·麦克拉伦的话说，这些工具“质量好到足以把他的马儿和骆驼整饬得可以去参加农业协会举办的展示比赛”。

这批人几乎马上就开始有了口角。没过几天，就有六人退出队伍，在前往梅宁迪的沿途中一路丢他们觉得自己不再需要的给养，其中包括一千五百磅(让我重复一遍，一千五百磅!)的糖。他们几乎每件事情都做错了。他们不听建议，定的出行时间不妥，得在炎炎夏日完成大部分最艰难的行程。

带着这么沉重的负担，他们花了差不多两个月才走完四百英里久经车马踩踏的小道，到达梅宁迪——在正常情况下，从墨尔本寄出的信件两周就到了。在梅宁迪，他们享受梅登斯旅馆里简约的舒适生活，休养马匹，重整给养，于10月19日出发，走进那片他们觉得可怖得超乎想象的空白之中——这是外部世界的人们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伯克和威尔斯。

在荒漠中有所进展都是艰难而缓慢的。到了12月，他们到达一个叫作库珀溪的地方——此地不过刚刚越过昆士兰州边界，他们只行进了区区四百英里。伯克恼羞成怒，决定带三个人——威尔斯、查尔斯·格雷和约翰·金——突击冲向海湾。他盘算轻装上阵的话能在两个月之内来回。他留下四个人维护大本营，关照他们在原地等待三个月，以防他们有所拖延。

这一次旅程比他们料想的艰难许多。白天，温度通常上升到超过一百四十华氏度[14]。他们花了两个月而不是一个月的时间才穿过内陆，最终抵达目的地时也颇为扫兴：沿着海岸有一带红树林挡住去路，他们到不了甚至都看不见大海，但他们仍旧成功地完成了首次大陆穿越。不幸的是，他们已经消耗了了三分之二的粮秣。

结局是他们在回程途中没有了吃的，几乎饿死。一天，队伍当中最身强体壮的查尔斯·格雷跌倒在地死掉了，这让他们惊恐万分。剩下的三个人衣衫褴褛，神志昏乱，继续跋涉。最后，在1861年4月21日的傍晚时分，他们蹒跚着进入大本营，发现之前留下的四个人在等待了四个月之后正好于当日离去。一棵澳洲胶树上刻着消息：

挖掘

西北3英尺处

1861年4月21日

他们挖了，找到一丁点儿日需口粮还有一条信息，告诉他们已然清楚明了的痛苦事实——大本营的人马已经放弃留守并悄然离去。他们孤独凄凉，筋疲力尽，吃了点东西，睡觉去了。早上，他们写了个消息说明自己安全返回，并仔仔细细地把它埋进密匣——事实上，他们太细致了，使得某位留守大本营的人员那天回到营地看最后一眼的时候，根本没发现他们曾经挖出密匣并再次离开的一丝迹象。如果他知道了，他就会发现他们就在不远处，正步履维艰地走在岩石嶙峋的大地上，无望地希冀自己能够到达一百五十英里之外的警察哨所。那地方的名字叫作无望山。

伯克和威尔斯死在了荒漠里，那里距无望山还很遥远。金被原住民所救，他们照顾了他两个月，直到他被搜寻小组解救。

同时，在墨尔本，大家还在等待英雄队伍的凯旋，所以探险队惨败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整队探险人马烟消云散，”墨尔本报纸《世纪报》以坦率的惊诧口吻报道说，“一些人死了，一些人正在归途，一个人已经来到墨尔本，而另一个动身去了阿德莱德……照这样来看，整个远征从头到尾是一场耗时长久的错误”。

最终的账单计算出来，整个事情的花销，包括搜索伯克和威尔斯尸首的费用在内，差不多六万英镑，比斯坦利[15]在非洲取得更多成就所用花费还多。

即便到了现在，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的荒凉状况仍旧触目惊心。我们经过的区域按官方的说法只不过是“半荒漠”，不过已经是我平生仅见的荒芜之地了。每隔二十或二十五公里就会出现一条土路和一个孤零零的邮箱，表明这是一处看不见踪影的牧羊场或放牛场。有一回，一辆轻型卡车以玩命的速度颠簸蹦跳着飞驰而过，向我们抛撒车上装载的砂砾，还弄得我们沾了一身红土跑了半英里。不过，除此之外，另外一样活泼的东西就只有在用木排铺的路上无休无止狂乱晃动的车轴了。下午三四点我们到达白崖的时候，我们感觉自己仿佛在水泥搅拌机里待了一天。

今天，人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万里无云天空下的白崖——这一小块的聚居地——曾经是个繁荣市镇，有近四千五百人口，一座医院，一份报纸，一家图书馆以及一个包罗了综合商店、旅馆、饭店、妓院和赌场的繁华中心区。今天的白崖中心区有一家酒吧，一个自助洗衣店，一家蛋白石商店和一个贩卖杂货、供应咖啡的加油站，常住人口大约为八十人。他们在这由燥热和尘土组成的百无聊赖的世界里生息。如果你正在寻找具有坚忍精神的人去火星殖民，那请一定要来这个地方。

由于炎热，镇上大多数房屋都藏在两座被晒得发白的小山的山坡里——这山也就是本镇得名的由来。这些住宅之中最张狂的要数深挖洞的地下汽车旅馆了，它已经成为吸引那些相对较少的游客冒险深入此地的主要理由。它是一座深深嵌入史密斯山山侧岩石的综合性建筑，有二十六个房间。在这建筑的岩石地道网里漫步，仿佛走进一部早期的詹姆斯·邦德电影——就是在这样的地下工事里，**ERSH间谍组织[16]忠实的部下正在准备借助巨型磁铁用融化南极洲或劫持白宫的手段上台统治世界。掘地三尺的好处在你走进去的一刹那就明了了——这里的温度常年维持在六十七华氏度[17]。房间非常好，除了四壁和天花板像洞穴且无窗之外，一切相当正常。照明关掉的时候，世界只剩下黑暗和静默。

我不知道你得花多少钱才能说服我在白崖落地生根——我寻思得有小几千万亿吧——但是那天傍晚，当我们和老板利昂·霍恩一起坐在汽车旅馆高高在上的花园露台上，一边喝着啤酒一边看傍晚蹑着手脚降临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讨要的费用有很大的谈判余地。我正要开口问利昂——他是个土生土长的城里人，而且我猜，他也喜欢城市生活——是什么让他和他那位可人的妻子玛吉留在了这个偏僻荒凉的边远之地，即便去一趟超市都要在车辙遍地、尘土飞扬的高速路上来回花上六个小时，可我还没说话就发生了一桩不凡之事。袋鼠跳跃着进入前方那一片空阔土地中，别有风姿地啃吃着草叶，太阳一纵身坠到了地平线上，像缚在钢丝上降下来的舞台道具——就在我们面前，西方高远的天空铺陈开万紫千红：光亮的粉，深沉的紫，纯正猩红张扬的旗帜。一切景物都展现为你无法想象的比例大小，因为在我们与地平线之间这可见的四十英里荒漠中没有一丝干扰之物。我认为，这是我见过的最最明艳夺目的日落。

“我三十年前到这里给牧羊场修建水库，”利昂说，仿佛料到了我心存的疑惑，“一点儿都没想过要待下来，但这地方不知怎么就抓住你不放了。比如，我发现我很难放弃这些日落。”

正在我点头称是的时候，他起身接电话去了。

“以前甚至还要美好，曾经啊，很久以前咯，”丽莎说，“都是过度放牧的恶果啊。”

“这儿吗？还是四处都是？”

“四处都是——嗯，差不多吧。19世纪90年代曾有过一次真正厉害的干旱。他们说大地从没真正缓过劲来，可能再也缓不过来了。”

后来，史蒂夫、特雷弗和我走下山，去本地的白崖旅馆，小镇的吸引力变得更加显而易见了。白崖是我到过的酒吧中不错的一家。不是说外表，因为澳大利亚乡间的酒吧差不多总是朴素无华、讲究实用的地方，有着铺油地毡的地面、多层胶合材料的桌椅台面和玻璃门的冷柜，但那其中的气氛是欢愉的。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店主格雷厄姆·韦林斯，他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男人，握起手来坚实有力，梳着那种受女戏迷欢迎的男明星的发型，而且有本事让你觉得他在这里落户就是希望某天有你这样的人物会偶然到访。

我问他是什么把他带到了白崖。“我曾经是个游走四方的剪羊毛人，”他说，“1959年我到这里剪羊毛，就再也没离开过。那时候，这里可比现在偏远许多，花了我们八个钟头才从布罗肯希尔到这儿，当时的路就有那么糟糕哦。现在三个钟头就够了。我们闯进来喝杯凉啤酒喘口气，当然啦，那时候还没有冷柜。啤酒就是室温，而室温呢，是一百一十华氏度[18]。当然也没有空调，根本没有电，除非你有自己的发电机。”

“那么白崖什么时候才通上电的？”

他想了一下：“1993年。”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什么时候？”

“也就大概五年以前。现在，我们也有电视了，”他突然满腔热情地添了一句，“两年前有的。”

他抓过一只遥控器，把它对准挂在墙上的电视机。电视机预热、启动，他把他们有的三个频道开了一遍，每开一个台他就转向我们，脸上的表情分明示意要我们大吃一惊地表达出艳羡之意。我曾经到过人们仍旧坐马车、用叉子拢干草的国家，曾经到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够在假日酒店住一个周末的国家，但还没有在哪个地方被人示意需要对电视机表达一下惊叹之情。

他关掉电视，把遥控器放回架子，仿佛那是一件珍贵的圣物。

“没错，那时可是另一个世界啊。”他若有所思地说。

我心想，现在还是恍如隔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