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审判过程中是如何被说服的？刑事学家作为司法人员，不仅要提供令人信服的事实，作为国家官员，他的职责还要让被告人确信指控事实的准确性，让证人确信如实作证的义务。不过，他自己也经常被证人或被告人说服，无论最终的结果是否准确。米特迈尔[27] 将此种确信视为一种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坚信自己的信念是真实的，这种坚信取决于我们所意识到的令人满意的理由。

但是，这种确信状态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司法工作只有在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材料之后才能完成，仅仅探究真理是不够的。卡尔·格洛克认为，没有一种哲学体系能为我们提供完整的真理，但唯心主义者相信有真理存在，正如莱辛所言，如果向彼拉多提出令人厌烦的问题，就会使答案变得不可能。但这揭示出科学研究和实践工作的区别；科学可以满足于探究真理，但我们必须拥有真理。如果真理本身令人信服，就不会有多大的困难，一个人也许会满足于仅仅被那些正确的事物所说服。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从统计角度看，数字是用来证明的手段，但实际上数字是根据它们的用途来达至证明。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说事实就是证明，但实际上更谨慎的说法是：事实是根据其用途而达至证明。正因为如此，诡辩法才有可能存在。用一种方式梳理事实，你会得到一个结果；用另一种方式梳理事实，你可能会得到相反的结果。或者，如果你真正不带偏见地探究可疑案件中的事实，就会发现，一旦采用不同方式梳理特定的事实，就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当然，我们不能满足于通过大量词汇形成的确信和说服。我们不得不通过一种较为审慎、有意或者无意的方式，仅仅考虑那些事实和解释，基于这些事实和解释，我们至少曾会一度得到确信。这种确信的差异性是众所周知的。

“乍一看到的东西通常只是事物的表象。一切草率、断言的判断，一旦成为习惯，就会体现出观察的肤浅，以及对特定事实本质特征的忽视。孩子们对许多成年人所怀疑的事情完全确定无疑。”（沃尔克玛）通常情况下，我们获悉的最简单的事物，都是从叙述方式或叙述者本人那里获得价值。与证人和被告人相比，我们更有经验和技巧来整理案件事实，所以，我们经常想要说服这些人员，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没有人会认为，哪个法官竟然会说服证人相信任何自己都不完全相信的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能够说服自己，同时，我们也希望看到他人同意我们的意见，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我相信，刑事学家基于自身的权力，通常会保留自身的观点。毫无疑问，我们每一个人在最初工作时，往往都表现出谨小慎微的态度，不断经历各种错误和失误，当他最终达到某种稳定状态时，就会被自己的无知和不足所致的失败和错误所说服。随后，他希望其所调查的对象也能知晓自己的这种确信。然而，这种认知在实践中明显缺位；所有的错误、残忍和误判，都最终未能剥夺司法在国家心目中具有的尊严。也许我们可以用善意对此作出合理解释，但事实上，刑事学家在普通人心目中拥有的丰富知识、洞察力和司法能力，远远超出其实际拥有的能力。我们也不难想象，法官所说的每一句话，远远超出其应当具有的分量。因此，当涉及真正的说服时——最完美意义上的说服，它一定会具有影响力。在我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看到一种可怕的现象，那就是当法庭审查结束时，证人认同了法官的意见，最糟糕的是，证人依然认为他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思考。

法官更加清楚事物之间的关系，知道如何更加优美地予以表达，并且提出完美的理论。证人一旦受到暗示性问题的影响，就会变得自负起来，认为自己把事情讲得非常精彩，因此，他通常乐于采纳法官的观点和理论。当受过教育的人接受审判时，这种情况并不那么危险，因为受过教育的人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当女人接受审判时，由于她们非常固执，通常无法被说服。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危险仍然存在。因此，刑事学家应当时刻警醒自己，他应当在询问证人时尽可能地保持克制。

从历史上看，法庭上的说服非常重要，而且一直得到高度重视，但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在学者型法官面前，检察官和辩护人的口才并不显得十分重要。如果我们向旁观人员了解，他们是否被检察官说服，或者是否被辩护人说动，他们很少能够举出这样的例证。一位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法官，在全部证据展示之前不会对案件作出任何结论，这样的法官很少关注抗辩人的意见。事实上，控方或辩方可能会贬低或强调那些法庭未予关注的证据，他们也可能会促使法庭关注从重或从轻处罚的理由。但是，一方面，如果这些事项很重要，通常会在出示证据时予以涉及；另一方面，这些观点通常与案件的实质争议问题并不相关。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就只是表明，我们需要更多的法官，或者即使已有足够的法官，诸如此类的事情仍然可能遭到忽视。

但就陪审团而言，情况则大不相同；陪审团很容易受到影响，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法官的漠不关心。只要认真研究庭审期间陪审团的表现，就不难发现，控辩双方的言词辩论在庭审过程中极为重要，吸引了陪审团的大部分注意力；进一步讲，被告人有罪与否并不取决于证言自身的数量和证明力，而是取决于控辩双方如何对有关证言作出专业阐释。这一指责并非意在批评陪审团，而是针对原本应当承担相应职责的主体。首先必须认识到，审判的进行并非易事。陪审团审判本身并不是一门艺术，与刑事学家需要完成的其他任务相比，其难度只能排到第三或第四而已。真正的难题是确定出示证据的时间顺序，即确定整个案件的概要情况。如果从逻辑和心理层面清晰地勾勒案件概况，审判进展就会比较顺利；但是，如何确定案件概况，确实是一项极具艺术性的工作。实践中存在两种情况。如果案件没有头绪，或者案情概况毫无用处，庭审过程就会无的放矢、不合逻辑、难以理解，陪审团也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如想掌握确定案件概况的技巧，既要进行充分的准备，也要具备足够的智慧。由于陪审团并不具备这些技巧，他们无法欣赏这项极具艺术性的工作的内在魅力。因此，他们必须转变思路，关注那些原本应当关注的事项，把注意力转移到控辩双方的言词辩论上来。相应地，控辩双方应当通过可以理解的方式向陪审团展示证据，如此这般，定罪与否的裁判结果就取决于控辩各方的智慧。休谟告诉我们，当说服力达到极致时，几乎不会给智慧和思考留下空间。它完全以想象和情感为中心，牢牢吸引听众的注意力，并掌控着他们的理解力。幸运的是，控辩双方的说服力在实践中很少能达至这种高度。无论如何，那种足以支配那些内行的说服力，在实践中非常少见；不过，陪审团并不具备司法领域的专门知识，他们很容易被说服所支配，即便这种说服远未达到应有的高度。因此，这一领域存在很大的危险。

唯一可行的是，当控辩双方发言时，主审法官站在心理学家而不是法律人的角度，加强对陪审员面部表情等反应的研究。法官必须非常仔细地观察控辩双方发言对陪审团所产生的影响，有些发言可能与案件的实际争议无关，他就有必要在总结时提请陪审团注意，使他们回到正确的视角上来。法官这种掌控庭审的能力非常重要，但也非常困难。

现在几乎没有更进一步对说服力的研究，但任何凭经验获得某种熟练程度的人，都已经获得了与书本知识相同的说服技巧。但要想达到较高的说服水平，就必须了解有关的说服技巧。因此，我们必须过多强调研究专业著作的重要性。如果不考虑古典时期的伟大作者，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那么有许多现代作者的研究成果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