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时分，在人头涌动的熙华路上，二十岁出头，提着藤包，穿着一身阴丹布旗袍的潘兰珍匆匆走进一条弄堂口，向着一座石库门房子的大门走去。不大的院子里静悄悄的。

潘兰珍掏出钥匙，正准备打开自己的房门，突然看见一团团浓烟从住屋旁边供几户房客共用的厨房里涌了出来，吓了一跳，赶紧加快脚步跑上前去。厨房里亮着灯，潘兰珍透过滚滚烟团，影影绰绰看见屋里有个人影。她冲上前去，拍着门大叫：“唉唉，侬是什么人呐？搞得来烟雾腾腾的，阿拉还以为失火了呢！”

五十多岁，中等身材，已经有些秃顶，脸上被烟熏得像黑包公的陈独秀“吭吭”地咳着，从烟雾中露出头来，尴尬回道：“啊啊……对不起，我是今天上午刚搬进来的房客。房东一家人上亲戚家吃晚饭去了，院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想把煤炉生起来，煎中药。”

潘兰珍赶紧进屋将窗子打开，让浓烟尽快散去，然后走到炉子跟前一看，忍俊不禁地叫道：“哎呀，侬这个人生火怎么连炉门也不打开呀？下面进不了风，这火怎么能燃起来？”

陈独秀尴尬应道：“啊啊，我不太懂……”

“侬看，生个炉子放这么多柴，把炉膛塞得满满的，这火当然燃不起来了。俗话说，人要实心，火要空心嘛。”

“你指点得对，指点得对。”

“呃，新搬来的，阿拉也是这里的房客，也在这公用厨房里做饭，阿拉来帮侬生吧。”潘兰珍一边麻利地从炉膛里取出一些柴块，一边说道，“先生，看侬这副模样，过去在家里很少下厨房吧？”

陈独秀点头道：“啊啊，的确如此，的确如此。”

潘兰珍几下一拨弄，那火“呼”的一下就燃起来了。

陈独秀称赞道：“哦，还是你能干！”

“这不是阿拉能干，是侬太不能干。”

“那是，那是，你说得十分正确。”

潘兰珍用火钳把蜂窝煤夹到炉子里，然后把扇子拿起来对着炉门边扇边道：“看见了吗？这煤一燃起来，侬就可以煎药了。”

“麻烦你了，让我来扇吧。”

潘兰珍把扇子递到陈独秀手中，指点道：“侬如果不用火了，就再添上一块蜂窝煤，把下面的炉门关上就行，用不着天天生火的。”

陈独秀连连点头：“是，是。”

潘兰珍转身出了厨房。

陈独秀冲着潘兰珍背影说：“谢谢啊！”

已经跨出门槛的潘兰珍回过身来：“没事，我们是邻居，阿拉就住在侬隔壁。互相帮帮忙，是应该的嘛。”

“你帮了我的忙……呃呃，过意不去，我还不知道你贵姓呢？”

“阿拉叫潘兰珍，在英美烟草公司做工。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陈独秀愣了一下：“呃呃，我……我姓李，南京人，在大学里面教教书。”

潘兰珍眼中露出吃惊与崇敬：“哦……侬是大学教授啊！”

都市之夜，月光融融，万家灯火。

陈独秀伏案疾书。

一个身影匆匆进院，来到陈独秀房门前，急促敲门。

陈独秀蓦然回首：“谁？”

“快开门，我是彭述之。”

陈独秀赶紧起身将房门打开：“述之，看你慌里慌张的，出什么事了？”

彭述之气急败坏地说：“老头子，我们的中央机关被警察一锅端掉了……”

陈独秀大惊，示意彭述之隔墙有耳，放低声音，然后问道：“怎么搞的？都有哪些人被抓了？”

与陈独秀住屋一墙之隔，刚刚睡下的潘兰珍被隔壁的开门声惊醒了。木板墙上有无数道大大小小的缝隙，透过来缕缕灯光。潘兰珍盯着板墙，侧耳听了听，什么也听不清楚，双手拉起被头，将脑袋蒙住。

隔壁屋子，彭述之对陈独秀说：“郑超麟、王文元、陈亦谋、宋逢春、濮德治五名中央委员一个也没跑掉，何之瑜两口子，还有郑超麟的老婆等，一共被抓进去14个人。罗汉和欧芳去迟一步，发现情况不对逃掉了，现在已经转移到了安全地方。”

陈独秀急得在屋子里转圈子，猛然停下步子问：“情况查清楚了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已经查清楚了，马玉夫因为没有选上中央委员，一气之下跑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告了密。”

陈独秀连连捶着胸口悲叹：“我不识人，我陈独秀有眼无珠！我只想到他马玉夫是个根正苗红的产业工人，哪想到他也如同向忠发一样无耻下流！幸亏马玉夫不知道你我住处，否则我俩也难逃一劫。”

彭述之不放心：“可是中央委员里除了我，还有郑超麟知道你的住处啊，事不宜迟，为了你的安全，我看你还是马上搬家吧。”

陈独秀坚决地摇摇头：“我相信超麟为人，他是宁愿自己死，也决不会出卖同志的！”

彭述之着急地说：“老头子，延年、乔年都已经死在了蒋介石手里，你若再出事，后果就太严重了，你可千万不能大意啊！我得走了，我还得赶去通知尹宽他们马上转移。”

陈独秀开门：“好吧，我送送你。”

陈独秀送走彭述之，点上一支烟，心事重重地在洒满月光的寂静院坝上踱步，然后坐在旁边的石凳上，点火抽烟……脑海中云蒸雾绕，浮现出不久前大儿子延年牺牲的经历。

上海北四川路恒丰里104号。中共上海区委所在地。

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等十来名同志在客厅里召开江苏省委成立大会。

陈延年主持会议：“今天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中共江苏省委今天正式成立了。现在，请王若飞同志传达中共中央的任命。”

王若飞站起身来，一字一板宣布：“中央命令：陈延年同志担任江苏省委书记、郭伯和同志担任省委组织部部长、韩步先同志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

一名同志匆匆进屋，压低声音，紧张地对陈延年道：“延年同志，周世成被敌人抓去了。”

陈延年一惊，对王若飞道：“若飞同志，不好，这个交通员知道我们这个秘密机关。”

王若飞当机立断：“结束会议，马上转移。”

陈延年：“伯和，步先，你俩马上送若飞同志离开，我把这里紧急处理完也立即转移。另外，为以防万一，通知所有周世成知道地址的同志也全部转移。”

郭伯和催促道：“若飞同志，快走吧。”

王若飞说：“延年，你也快些离开。”

陈延年说：“你放心吧，我把文件处理完马上走。”

王若飞与郭伯和、韩步先等从速离去。

陈延年飞快回到二楼卧室，先把用作警示物的一盆兰草从窗台上端下，放回屋内。然后再将所有的秘密文件找出来，放在面盆里点火烧毁。

陈延年正在忙碌，只听楼梯一阵响，郭伯和、韩步先与另外两名同志闯进屋来。

陈延年惊异地问：“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郭伯和说：“我和步先送走若飞后，在四周观察了一下动静，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也许，我们的交通员没有叛变吧？”

韩步先也道：“你看看，弄得大家鸡飞狗跳的，也许真是我们对自己的同志多疑了。”

陈延年走到窗口处，见街上面上人来人往，如同往常一般平静。他转过身说：“虽然看不出有什么异样，不过，还是小心一些为妙。我看，大家都不要待在这里了，如果到了下午还没有情况发生，再把同志们通知回来。”说罢去衣架上取下外套，与郭伯和韩步先四人一同往楼下走去。

几人刚走到楼下客厅，大门外突然涌进大批军警。

为首军警暴喝道：“全都不准动！”

陈延年大叫：“你们快往楼上跑！”顺手抓起一张椅子，奋力向军警们迎头砸去。

郭伯和韩步先也提起椅子，与军警搏斗。走在最后面的两名同志赶紧回头向楼上狂奔而去，他们冲上天台，跳到邻家屋顶逃去。客厅里，陈延年、郭伯和、韩步先与军警奋力搏斗，打成一团，直到精疲力竭，被军警强行按倒在地……

深夜。龙华监狱昏暗的灯光下，囚犯们满地横陈。

陈延年与身边的郭伯和、韩步先窃窃私语。

韩步先说：“狱中的同志与外面有秘密管道沟通。周世成虽然叛变了，可他只认识我与伯和，不认识你这刚刚调来的省委书记，赶紧通知外面，想想办法。”

郭伯和说：“是啊，蒋介石现在是一条疯狗，抓一个杀一个。你是陈独秀的儿子，又是中央委员，一旦暴露，断难逃过一死。好在敌人现在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也许还有一线生机。”

陈延年说：“好吧，我马上写一封信，让狱中的同志送出去，我父亲还有几个说得上话的朋友，我想他们可能还帮得上忙。”

陈延年的求救信，通过地下渠道很快送到了父亲的至交好友、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手中。汪孟邹接到信时已是晚上，看完后不敢耽搁，马上叫上黄包车，亲自赶往极司斐尔路，让地位、名气、影响远比自己大得多的胡适想办法。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过后，胡适打开了房门：“孟邹啊，看你一头汗水，出什么事了？”

汪孟邹进得屋子，急匆匆道：“延年被26军抓去了，现在关在龙华监狱里。这是他托人送出来的信，适之，你和仲甫虽是诤友，仲甫的长公子蒙难，你不会见死不救吧。”

胡适接过一张皱巴巴的纸条，匆匆看罢：“孟邹，别着急，延年大难临头，我一定会尽力救他的。”

胡适思忖片刻后说道：“这样吧，我马上给吴稚晖写一封信，把延年的求救信也一并转给他，请他出面相救。”

汪孟邹高兴地说：“吴稚晖是国民党内说得上话的元老，又是陈独秀的老朋友，当初延年乔年兄弟俩去法国勤工俭学，正是他帮的忙。就算念着这点旧情，我想他也不会置之不理的。”

当夜，吴稚晖独自在大书房里看书，秘书进屋，将一封信件呈上，说：“先生，这是胡适给你的一封紧急信件，请你出面救助陈延年。”

吴稚晖吃了一惊：“救谁——陈独秀的大公子？”

“是，陈延年被上海警备司令部抓去了，现在正关在龙华监狱里。胡适请你出面救救他。”

吴稚晖一把抓过信件，匆匆看罢，冷冷哼了一声，说道：“延年、乔年早就辜负了我对他们的期望，像他们的老子一样，转向了苏俄共产主义，我对他们是恨在心头！想不到，已经落网的陈延年，今天居然求到我手上来了。我今天要救了陈延年，岂不成了共产党人的大救星？可我吴稚晖，此生注定，只能成为共产党的掘墓人。”

吴稚晖拿过信笺，提起狼毫，挥笔疾书：“杨虎小弟如晤：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延年发生额下，厥壮极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

吴稚晖写罢信，将信装入信封，交与秘书：“你马上送到警备司令部，交到杨虎手中。”

而就在吴稚晖的信还未送到杨虎手中时，陈延年的身份已经暴露无遗。

“陈延年！”杨虎对着被狱警带进办公室的陈延年当头棒喝。

陈延年神情一震，望着杨虎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你说的陈延年是谁。”

杨虎冷笑一声：“把姓韩的带上来。”

满身血污的韩步先被狱警押了进来，他浑身颤抖，见到陈延年，忙将眼睛转向杨虎，有气无力地说：“他就是——陈延年。”

“无耻！叛徒！”陈延年破口大骂韩步先……

1927年6月28日，陈独秀在汉口西门子鲍罗廷寓所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研究应对时局的办法。李维汉、邓中夏、蔡和森、柳直荀、周恩来、张国焘、吴玉章、任弼时、毛泽东等人出席会议。

陈独秀说道：“今天，我们召开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除了在汉的常委、中委，国际代表，少共国际代表也都出席。由于情况紧急，本次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讨论形势恶化后，如何保存和发展农村革命力量的问题。”

任弼时霍然起身，举着一份文件大声说：“独秀同志，我强烈要求，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公开宣读共青团的《政治意见书》。”

陈独秀双眼瞪着年轻的任弼时，沉下脸道：“我知道这份政治意见书，是你任弼时起草的。我也知道这份《政治意见书》的主要内容，是批评中央回避农村土地革命问题……”

“可是，”任弼时打断陈独秀：“你知道并不等于其他的常委全都知道，所以我认为完全有必要，在会议上公开宣读。”

陈独秀大怒：“你们这帮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懂得什么？弼时同志，我郑重地提醒你，我陈独秀现在还是党中央总书记，你要明白，我们的组织原则是党领导团，而不是团领导党！”脾气暴躁的陈独秀越说越生气，一把从任弼时手中抓过《政治意见书》，“唰唰”撕得粉碎。

柳直旬惊诧地问坐在旁边的张太雷：“怎么回事？老头子怎么这么大肝火？”

张太雷低声说：“还不是因为共产国际的‘五月紧急指示’闹的，斯大林命令中共实行土地革命，动员千百万农民起来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组建一支由八个师或十个师组成的红军武装，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老头子认为斯大林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革命应当由中国共产党自己来领导，在自己不具备条件的前提下，对国民党贸然采取暴力行动，必然招致国民党军队的武力镇压，其最终结果只能给党带来巨大的损失。可是，他的这一意见却遭到共产国际的尖锐批评，所以近段时间以来总是火气冲天，一遇不顺心情的事就暴跳如雷，大骂一通。”

柳直旬听罢惊奇不已：“这么重要的指示，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张太雷说：“我也是刚刚才知道的，许多人至今都还蒙在鼓里。”

在蒋介石已经在上海公开向共产党人大开杀戒，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反动军官也蠢蠢欲动，相机响应。在中国大革命形势急剧恶化的形势下，为解救革命危局，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5月30日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定，其内容包括：

1.坚决主张实际占领土地，但只应没收大、中土地占有者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还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

2.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以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

3.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自己可靠的新军。

4.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同蒋介石保持联系并唆使士兵去迫害人民的反动军官。

这就是著名的“五月紧急指示”。

陈独秀看到共产国际传来的电报后，百思不得其解，这不是强逼着我们拿鸡蛋往石头上碰么？

6月7日，他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五月指示。他说：“电报表明，莫斯科完全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他全面解释不能执行这一指示的理由，指出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妨碍了土地问题的解决”，应当先纠正过火行为，否则不能谈及土地问题。“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在我们不能同军阀将领断绝往来的情况下，“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而组建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最后表示：“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

陈独秀等表面上肯定了 “五月紧急指示”精神，但又担心引起同武汉国民党的分裂，主张应当服从国民党。陈独秀对 “五月紧急指示”实际上采取了完全拒绝的态度。

当时，除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外，部分中央政治局成员和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也都认为莫斯科太不了解中国的形势，“五月紧急指示”根本无法执行”。

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共产国际的“五月紧急指示”。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发出《致共产国际电》，指出：“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要设法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如果我们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在汉口召开联席会议，陈独秀说：“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莫斯科根本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重申目前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是不可能实现的，“群众运动也应当服从国民党。”“如果我们想取得政治独立，那我们就应该退出国民党。”

陈独秀公然对共产国际“五月紧急指示”说不，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十分恼怒。6月1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布哈林的讲话，公开指责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指示“阳奉阴违，执行不力”。罗易认为，中共的答复电报，“只是表面上接受”共产国际的电令，实质上并没有真正解决执行问题。接着，罗易向斯大林控告陈独秀，从而直接导致陈独秀被迫下台。

总体上看，五月指示提出了挽救时局的关键问题，从理论上讲有其积极意义，但幻想依靠汪精卫集团同中共合作来执行这些指示，事实上是与虎谋皮，是根本办不到的。按照陈独秀的话说，这“等于想在粪缸中洗澡”。

陈独秀继续说道：“要在农村发展武装，湖南是重点，所以必须加强湖南农协的领导，对其进行改组。可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派人去实施。”

毛泽东插话：“最好派一左派同志去。”

任弼时再次站起，大声说道：“独秀同志，你不能压制青年人的意见，我坚决要求在这次会议上，宣读共青团的《政治意见书》。”

陈独秀断然拒绝：“共青团没有权利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政治决议案。”

任弼时激动地吼叫起来：“独秀同志，你不能在党内一手遮天，大搞家长制！我们请国际代表说一说，共青团是否有向中央表达自己政治主张的权利？”

陈独秀拍桌喝道：“岂有此理，我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对党和团的工作岂能说了不算！我再次明确表明我的态度，共青团的问题，不包括在此次会议内容中。”

面对刚愎自用、坚持己见的陈独秀，任弼时神情激愤，只得无奈坐下。

陈独秀继续主持会议：“各省党部应特别注意已经叛变革命，和即将叛变革命的新军阀的招兵问题。国民革命军招兵时，为掌握更多的枪杆子，我们的农民协会会员和自卫武装，可应征参加。”

毛泽东明确反对：“我们的工农武装以参加由反动将领控制的国民革命军的方法，来求得合法保存力量，此项计划实难办到。我意立即‘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倘若不保存武装，则将来一遇事变，我们则毫无应对之策。”

蔡和森也说：“我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农民自卫军应尽快‘上山’，同时也要迅速发展乡村党的基层组织。”

陈独秀支持毛泽东：“湖南的农民运动是泽东同志一手抓起来的，他是我们的农运专家，我同意他‘上山’的意见。”

深夜，狱警们押着脚戴重镣，已被毒打得体无完肤的陈延年来到了刑场上。

军官下令：“把这个共匪头子砍了！

陈延年凛然高呼：“共产党人你们是杀不完的！”

刽子手用乱刀砍杀，将陈延年剁成碎块。

次日清晨的上海街头。报童抱着大叠《申报》吆喝：

“请看《铲除共党巨憝》！”

“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昨晚被正法！”

上海五马路亚东图书馆。汪孟邹手捧《申报》，犹似五雷击顶，脸色煞白，瘫倒在椅子上。

汉口中共中央驻地。陈独秀将《申报》往桌上重重一掷，身体站立不稳。

汪孟邹的亲侄子汪原放赶紧说道：“老先生节哀，我叔叔得知延年凶讯，痛责不已，怪自己求人不当，误了大事……”

陈独秀老泪纵横：“内幕已经很清楚了，这事不怪适之，更不怪孟邹。《申报》不是已经把吴稚晖给杨虎的告密信，杨虎给吴稚晖的感谢信也一并登出来了么。要怪，只能怪姓吴的，这个天杀的无耻老儿！”

两天后，鲍罗廷来到陈独秀办公室（兼卧室），与他谈话。

鲍罗廷说：“武汉的国民党也准备像蒋介石一样公开背叛革命，汪精卫已经正式通知谭平山、苏兆征退出国民政府，莫斯科派来接替我的罗明纳兹同志已在前往武汉的途中。独秀同志，半个月前，我就已经接到了共产国际的训令，我希望局势不致恶化，还有可能峰回路转，现在看来大势已去，无法逆转，只好执行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的训令。”

陈独秀说：“中国革命跌入低潮，自然是需要有人出来负这个责任的。我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天塌下来我顶着。你说吧，我有这个思想准备。”

鲍罗廷说：“训令提议你与谭平山马上去莫斯科，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参崴创办党校，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组成临时政治局。训令还指示中国共产党立即召开全会，选出能保证无条件执行共产国际方针的新一届政治局。在中共所有地方组织中，广泛开展一场揭露前领导人机会主义错误和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方针正确性的运动。”

陈独秀痛心疾首说道：“共产国际一方面同意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方面又不允许我们退出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没有自主权，我实在没有办法工作。这样搞，中国革命我是看不到任何出路的。”他愤然站起，“好吧，既然如此，那我就主动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让他们来干好了。不过，莫斯科我是绝对不会去的。”

鲍罗廷充满同情地说：“独秀同志，作为你的同志，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处境和心情。”

陈独秀在鲍罗廷肩膀上拍了拍，咧着嘴，以一种怪异的表情笑了笑，说道：“我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竟然被你们那位从未来过中国的斯大林同志，说撤掉就撤掉了，你不觉得这事，有一点匪夷所思吗？”

此时的鲍罗廷则表现出了一种同病相怜的神态，说：“我也极不愿意看到现在这样的结果……等罗明纳兹同志一到，我也要马上回国接受处分了。独秀同志，我真诚地希望，我们能成为永远的朋友。”

“那也正是我之所愿。”说罢，陈独秀转身拿起一个大草帽压在头上，摇着一把大蒲扇，大步向门外走去。

鲍罗廷自来到中国始，便成为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举足轻重、一言九鼎的人物。他既是共产国际派往国民党政府的代表，担任其政治总顾问；又是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指导中共内部事务。他还掌握着苏联政府援华物资的分配大权，因此地位显赫，权力和影响极大。

他一到上海就会见了陈独秀，就有关重大问题进行磋商。随即乘船南下，于1923年10月到达广州。孙中山亲自主持欢宴会，一些党政要人纷纷出席，为他接风洗尘。

鲍罗廷的到来，表明苏联实际援助孙中山进行国民革命的开始，同时揭开了国民党改组序幕。由于鲍罗廷斗争策略灵活，深得孙中山的信任。孙中山多次向国民党要人强调：“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要听鲍罗廷的主张，你们听他的主张，就像听我的主张一样。”

后来，鲍罗廷在指导和处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发生过严重的失误，失去了莫斯科的信任，认为他无法完成新的任务，于是派来罗明纳兹接替他的工作。鲍罗廷回到苏联后，死于狱中，直到斯大林去世方获平反。

外屋办公桌旁的黄文容是陈独秀的秘书兼警卫，看见陈独秀出来，立即起身，尾随而去。

在陈独秀身边工作的任弼时的弟弟任卓民与妹妹任秀兰也迎上前来，担心地望着陈独秀。

陈独秀说：“卓民秀兰，马上会有新主人来上任了，这么长的日子里，谢谢你们兄妹俩，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

任氏兄妹相视无语，目送陈独秀离去。

走到门外，黄文容问道：“老先生，我们现在去哪儿呐？”

陈独秀摆摆手说：“我现在是居无定所……呃，过河去武昌吧，汪原放在那里开的宏通纸行，是我们的秘密交通站，我可以暂时在纸行阁楼上栖身。”

陈独秀与黄文容出屋，叫上黄包车，来到长江边上。

黄文容提醒说：“老先生，轮渡上人太多，你在武汉到处演讲，很多人都认识你，我担心不安全。”

陈独秀道：“我们不坐轮渡，你去江边雇条小船，我们坐小船过江。”

黄文容雇上一叶小舟，俩人登舟向着对岸漂去。

船到江心，陈独秀钻出船舱，走上船头，面对滔滔江水，陈独秀脱口吟道：“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黄文容也跟出舱来，不解地：“眼下正是盛夏时节，离暮秋尚远呢。”

陈独秀一脸悲切说道：“我们的许多同志已经牺牲或正在牺牲，这不就是萧萧下么？连大钊同志也在敌人的绞架下英勇地牺牲了，可前些天的中央常委会议上，共产国际还在逼迫我们必须承认国民党应处于革命的当然领导地位，他们这样做，对得起牺牲的大钊同志吗？”他指着远方西沉的太阳说道，“大好河山，眼看又要沉沦一个时期了。”

疾猛的江风撩起他的长衫，吹拂着他头上稀疏的银发，此时的陈独秀，眼中已是泪光盈盈。突然，他面对铺天盖地汹涌澎湃的黄涛，张开双臂高声吟哦起来：

是太平洋的急潮怒号，

是喜马拉雅山的山鬼狂啸；

美满的呀，美满的人间，

已经变成了苦闷的囚牢！

我的灵魂飞上了九霄，

俯瞰人间的民众颠沛如涛；

宛如被射了双翼的群雁，

垂死的哀鸣，血泪滔滔。

那畜辈的良心早泯，

只知把民众当作肉食血饮；

我们要恢复固有的幸福，

啊，但须有我们自己的觉醒。

夜深人静时，陈独秀伫立在宏通纸行阁楼窗前，神情悲愤，聆听着武汉三镇夜空中不时响起的警车尖厉的呼啸声，以及令人心悸的枪声。

次日，宁汉合流，武汉的汪精卫也跟上了蒋介石的反共步伐，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 ?一五”反革命政变，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工农群众人头落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1924年到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是由国共两党共同发动的,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辉煌的一章。然而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相继背叛革命,向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大众举起了屠刀,国民大革命也在悲壮声中落幕了。

大革命时期,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共产国际认为,只有国民党才是决定中国政治走向的主导力量,只有和国民党谋求合作,才能牵制日本的对外扩张,防止帝国主义发动反苏战争。在这一利益的驱使下,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确立了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所以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一直要求中国共产党容忍合作、委曲求全,生怕刺激国民党,破裂统一战线。

斯大林未料到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夺取政权，他一直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

把宝压在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的斯大林，又是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人的呢？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斯大林发表的那篇《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大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强自己的工作。”

斯大林不相信离开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存在；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

以苏俄代表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双重身份来华的鲍罗廷,全力贯彻斯大林的指导思想。1923年11月18日其对觉悟社记者第一次发表政见时就明确提出,“中国已有一种势力,为将来引导其国民运动以至于完全成功者,此势力为何,即中国国民党”。此后,在各种场合鲍罗廷都极力阐述“国民党是唯一能救中国的党”的观点。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汪精卫也下令压制工农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仍然固执地认为汪精卫是国民党“左派”的领袖,进一步提出要执行“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没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作为左派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联盟的国民党手中的政策”,并且认为现在的武汉政府的领导政权全部归国民党,共产党人应该辅助国民党去完成革命,“谁号召在这个地区立即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谁就是企图跳过中国革命的国民党阶段,谁就是冒险地把中国革命置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意思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既然是要经过一个国民党阶段,领导权自然要掌握到国民党手里。

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联共(布)、共产国际尽力壮大国民党的力量,在国共两党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牺牲共产党的利益来维持统一战线。这样从整个力量对比上已经处于劣势的中国共产党,又在大革命的过程中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正确领导和有力支持。因此，在国民党的突然袭击面前,共产党失去了抵抗的力量,这不能不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战略有很大的关系。

1949年7月,在刘少奇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谈到了自己曾经妨害过中国革命,并一再承认自己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有过错误,他感慨道:“妨害了，妨害了,我们对中国不大了解。”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推卸责任，也为了维护共产国际、联共（布）——实质上是为了维护斯大林个人的威权，就采取了文过饰非的手段。于是，本来就被莫斯科瞧不起的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自然成了其为开脱罪责所选中的目标，而“不听话”的陈独秀更是首当其冲。

1927年6月18日，布哈林在《真理报》上公开点名批评陈独秀，指责他对共产国际“阳奉阴违，执行不力”；在莫斯科，陈独秀一夜之间便由“中共总书记”被贴上了“坏蛋”“叛徒”的标签。

斯大林更是声色俱厉地指责道：“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甚至严厉指责，“中共中央不理解新革命阶段的含义，中央没有一个能理解所发生的事件的内情（社会内情）的马克思主义的头脑。中共中央不善于利用这个与国民党合作的宝贵时期，去大力开展工作、公开地组织革命、组织无产阶级、组织农民和革命军队，实行军队革命化。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国民党养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但它没有做任何工作。”

正是因为中共中央“对领导权一窍不通”以致“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被执行”。由此，共产国际及其背后的联共(布)和斯大林就把他们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与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们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责任全部在于中国共产党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对共产国际“正确”路线的“错误”执行！

斯大林一生气，后果很严重，在他的干预下，陈独秀不明不白地离开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共产国际代表还不允许陈独秀出席1927年“八七会议”和十一月扩大会议。斯大林及其共产国际对待陈独秀的这种斗争模式，直接影响了陈独秀晚年的政治选择，也造成了陈独秀悲剧性的人生结局。

1927年8月7日上午。汉口三教街41号。一俄侨家中会客厅的长条椅上密密麻麻地挤坐着瞿秋白、李维汉、张国焘、苏兆征、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项英、向忠发、张太雷、卢福坦、顾顺章、王荷波、澎湃、邓中夏、彭公达、任弼时、陈乔年、汪泽楷20名代表。

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列席会议。

新上任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出席并指导会议。

主持会议的李维汉神情激愤地说道：“同志们，现在武汉三镇到处都响着屠杀共产党人的枪声，今天这个重要的秘密会议开得越短越好。开会之前，我首先向大家通报一个情况。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三位同志目前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在临川休整，不能前来参加此次会议。今天的会议为紧急讨论会，此会虽无权改组党中央，但有权选举临时的中央政治局成员……”

“维汉同志请等一下。“张国焘霍然站起，对罗明纳兹说道，“国际代表同志，陈独秀同志虽然已经向中央递交了辞职报告，但共产国际尚未正式批准他的辞呈，所以，从理论上讲，他现在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今天的会议不通知陈独秀同志出席，我认为是不妥当的。”

瞿秋白将张国焘的意见翻译给罗明纳兹。

罗明纳兹摆摆手：“陈独秀同志已经不是新一届政治成员考虑的人选了，没有必要通知他参加。”

中央紧急会议结束后，瞿秋白、李维汉来到了武昌宏通纸行陈独秀的藏身之地——一条小街上的一幢一楼一底的普通民房前。

黄文容将瞿秋白、李维汉带往阁楼上。

黄文容不满地嘀咕道：“你们还是马上把我从这里调走吧，在白色恐怖下的隐蔽生活，真是度日如年！老先生与我常常相对无言，他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好像整天都在思考，我又不便开口，沉闷得很。”

李维汉说：“黄文容同志，不要闹情绪，中央交给你的任务很重要，你要明白，你现在不仅继续担任陈独秀的秘书，同时还要负责他的警卫。”

瞿秋白问：”文容同志，老先生的心情怎么样？”

黄文容：“老先生的心情坏透了，前几天还生了一场病。”

黄文容将瞿秋白、李维汉送到楼梯口：“他在楼上，你们自己上去吧。”

陈独秀见是瞿秋白、李维汉登门，依然大模大样，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气概招呼道：“来了，有什么事坐下说吧。”

瞿秋白说：“近日共产国际派来了代表罗明纳兹同志，中央于8月7日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我受大家的委托，和维汉来把会议情况通告给你。”

瞿秋白说到这里顿住了。他以为陈独秀要插话，却不料陈独秀只是看着他，一动不动，一言不发。

瞿秋白只好接着说下去：“这次会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检查了中央过去的错误，制订了新的工作方针，中央政治局已经进行了改组。新的政治局常委是我和兆征、维汉。”

陈独秀镇定地点点头：“我同意会议做出的决议。”

李维汉说：“中央的意见是，你必须马上去莫斯科。”

陈独秀怔了一下，脸色一沉，摇着头说：“我干了这么些年，累了，的确需要休息一下了。不过，莫斯科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去的。”接着大发牢骚，“这么多年来，我名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可是莫斯科牢牢捆住了我的手脚，我没有任何权力指挥全党，权力在斯大林手里攒着。是的，我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已经惨遭失败，现在，斯大林把失败的原因、责任，统统归到我一人身上，硬要我来替他受责，这公平吗？4月5日，斯大林说：‘没有必要驱逐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话音刚落，4月12日，蒋介石便发动了反革命政变。5月13日，斯大林又要我们坚信武汉的国民党‘是中国劳动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心。’又是话音刚落，7月15日，宁汉合流，汪精卫也向共产党人挥起了屠杀。把中国的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斯大林居然还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说：‘共产国际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说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一时期犯下了一系列的重大错误。’对的总是他，错的总是我，这又公平吗？”

瞿秋白悻悻道：“仲公这样的话，可真是大逆不道哟。”

“良药苦口,非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惟达者能受之。”陈独秀却是不管不顾，只图说得痛快，“二位钦差大臣，请你们把我的意见如实地转告共产国际，事实已经证明，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斯大林对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和形势的判断都是极其错误的。为了推卸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斯大林必须找一个替死鬼。共产国际肯定不能承担，因为那样会有损斯大林的形象和权威，唯一的办法，只有让我陈独秀来承担。他们是老子党，我们是‘苦力’。大革命失败，我只承担执行的责任，主要责任应当由共产国际来负，由斯大林来负，不能全记在中国共产党的账上！我很明白，共产国际为了不让我在会上把事实真相抖搂出来，所以就不让我参加会议，对我陈独秀进行缺席审判，撤销了我总书记的职务。当然，我很清楚，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毫无用处了，谁是谁非，只有留给历史来作结论！”

面对受到不公正贬谪的陈独秀喷发出的万丈怒火，瞿秋白与李维汉面面相觑。

李维汉继续坚持中央的决定，劝说陈独秀：“去莫斯科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谭平山和你一同去。你们可以在那里专门研究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嘛。”

陈独秀一脸傲岸地看着瞿秋白与李维汉：“这是你们几个常委的意见，还是共产国际的意见？”

李维汉说：“中央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作出的决定。”

陈独秀大怒：“中国人的问题是我们中国人了解，还是他们外国人了解？我是中国人，为什么研究中国的问题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研究，而非要逼我到莫斯科去研究？这不明明是你们想排挤我这个老头子么？我很清楚，斯大林要推脱自己在中国问题上的责任，就必须牺牲两个中国人，一个是我陈独秀，一个是谭平山。”

李维汉气恼地问：“你不愿意去莫斯科，那准备以后怎么办？”

陈独秀说：“蒋介石去了日本，上海的形势比前些时候好些了，前几天原放和乔年来看我，我已经对他们说了，我决定回上海，如果你们不愿意管我的生活，我就住到亚东图书馆汪孟邹家里去，断不至于落到沿街乞讨的地步。”

瞿秋白：“独秀同志，中央当然要对你的生活负责。我的意见是，你回上海的要求中央可以考虑，等决定下来，我们再做具体安排。”

李维汉放下手中的扇子说：“今天就到这里吧，仲公，你好好休息，以后我们还会来看望你的。”

瞿秋白伸出手去和陈独秀握了握，说：“欢迎以后常来信，帮助我们的工作。”

陈独秀点点头，大声吩咐对楼下的黄文容：“文容，我身体不好，就不下楼了，你替我送一送。”

走到门外，瞿秋白对李维汉说：“老头子思想不通，对斯大林十分不满，他是绝对不会去苏联的。“

李维汉说：“他的身体也很不好，你没注意到吗？和他握手时，我感觉他的手冰凉冰凉的。文容同志，中央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把陈独秀弄到莫斯科去，你待在他身边，要想办法多做做他的思想工作。”

黄文容脑袋直摇：“我哪有那能耐，老头子其实担心的是去了莫斯科就回不来。他那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脑袋比花岗岩还顽固，还能听得进我这个秘书兼临时警卫的劝告？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你们尽快把我从老头子身边调走，别让我继续留在这里，陪着他度日如年了。”

瞿秋白说：“慢工出细活，你在老头子身边，多找他谈谈嘛。”

黄文容说：“我只有尽力而为，反正，我对你们交给我的这个任务不抱一点信心。”

过了两天，陈乔年和汪原放再次来宏通纸行看望陈独秀。他俩跨进门槛，看见门口摆着一张竹床，一个人面孔朝屋里，头靠着门躺在**，赤着上身，手里摇着一把大蒲扇，活像一个拉大车的苦力。

躺在竹**的人说：“乔年，原放，现在武汉到处都在捕杀共产党员，你们怎么还在大街上跑来跑去的啊？”

这时陈乔年和汪原放才认出这个“苦力”就是陈独秀。

汪原放大惊：“仲叔，你怎么睡到大门口，这样太不安全了。”

陈独秀坐起身子：“武汉的这个大火炉名不虚传，阁楼上就像个大蒸笼，白天热得简直没法呆。”

陈乔年和汪原放自己找凳子坐下。

汪原放：“仲叔恐怕还不知道吧，中央已经把乔年从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的位置上调离，让他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他很快就要回上海去了。”

看到陈乔年也来看望自己，陈独秀既高兴，语言中却对儿子有着不满的情绪：“乔年，你不是在‘八·七’会议上对我来了个大义灭亲么？怎么也想起来看我了？”

陈乔年说：“在政治上我态度鲜明地反对你当总书记时的许多作法，尤其是大革命的失败，我与党内许多同志观点一致，都认为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要是因为你对蒋介石、汪精卫过于相信，上了他们的当。可是，哥哥已经牺牲了，作为你的儿子，我应当来看望你。”

陈独秀气不打一处来，猛地翻身坐起，拍着床沿嚷道：“我有什么责任，鲍罗廷天天坐在我身边指挥，哪一件事情他不点头，我这个总书记能够自己作主？堂堂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不过是斯大林手中的一个傀儡而已。我把话说在这里，只要这种领导模式得不到彻底改变，换作任何一个中国人当中国共产党的掌舵人，也不可能比我做得更好。”

汪原放是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陈乔年系中共中央委员，参加了八七会议，会后刚从湖北省委组织部部长任上调往上海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他是前来向父亲辞行的。二人均系中共高级干部，自然深知陈独秀的抱怨与愤怒冲谁而去。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密不可分。

同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也有着很深的渊源。

但是，他们之间的合作一开始便是不愉快的。

共产国际是一个高度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组织。它的组织制度体现在：各国共产党系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各个支部，对共产国际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国际有权撤换一个国家共产党的领导人，甚至直接插手干预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在这种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和非常强硬的领导方式下，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与他之后的继任者很难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即使有不同意见，也必须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只有理解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之间这种上下级的组织关系，才能理解陈独秀作为中共党魁而又不能自主之“窝囊”，也才能理解此后王明手捧共产国际“圣旨”，从莫斯科飞到延安之后的“嚣张”，以及毛泽东都要让他三分的缘由。当然，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领导才能和斗争策略远非陈独秀所能比的。

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苏共中央和斯大林十分“关心”，为了“指导”中国革命，苏共中央政治局在1923—1927年专门开会讨论达12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

如此一来，中共中央和陈独秀还有多少独立自主的权力？可以说根本没有，一切由共产国际说了算，不听话就撤职。陈独秀如此，后来瞿秋白、李立三的命运也都如此。而王明则是因为对莫斯科唯命是从，百依百顺才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和重用。

因此，大革命的失败，就连当时的苏联顾问维经斯基也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更大的责任。”

汪原放见陈独秀动了三昧真火，赶紧给陈乔年递眼色：“你们父子俩很久没见面了，还是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吧。”

陈独秀说：“原放，中央已经同意我回上海，还替我安排了明天的英国轮船，干脆，你和我一路走吧。”

汪原放点点头：“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中央已经通知我明天陪你一路回上海，船票还在我手里呢。”

陈独秀说：“那好，那好，有你同行，这一路上就不孤单了。”叹了口气道，“都怪乔年，怎么把你这老实巴交的人也鼓弄进了共产党，还来当什么中央出版局局长？你和你孟邹叔叔学问都做得很好，在文化界影响很大，像你们这样的大学者，作一个党的同情者、支持者，在外面为党工作不更好吗？党内斗争残酷得很，你这样的文化名流，根本就没法适应，早迟和我一样，是要栽大跟斗的。你叔叔胆子就没你大，我当初发展他入党，他不敢，后来不也经常替我们做事，比在党内的作用还大得多，这样不也挺好吗？”

汪原放有所触动：“仲叔教训得是，这事我会认真考虑的。”

次日一早，装扮成病人模样的陈独秀与黄文容、汪原放以及亚东职员陈啸青一行四人来到武汉码头，上了英国“公和”号轮船。

四人包的是一个官舱。陈独秀戴上风帽，睡在上铺。

黄文容关心地说：“老先生，你现在就是个身患重病的老人了，船不到上海不要出去，吃饭也在舱里，一切都由我和原放来照料。”

陈独秀吐出一句：“悉听尊便。”闭上了眼睛。

“公和”号鸣响汽笛，驰离嘈杂的武汉码头，顺流而下。

船到九江，一轮圆月升过树梢，亮如白昼。

半夜，黄文容和汪原放与陈独秀同上甲板赏月。

陈独秀看着盈盈皓月道：“抬头看明月，低头思故乡，我的老家在安庆，天一亮就到了。”

汪原放问：“到了安庆要不要回老家去看看，过几日再回上海？”

黄文容忙道：“现在到处都在抓共产党，中途下船恐怕不安全。”

陈独秀冷冷地盯了他一眼，没有作声。

沉默了一会儿，黄文容问陈独秀：“老先生，你在想什么？”

陈独秀带着隐隐怒气生硬地回道：“我在想，什么时候，中国革命才能真正由我们中国人自己来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