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夏天，沈醉也被转押到了白公馆。他在回忆录里这样写道：“下了飞机，我即被送到了白公馆。这地方楼台花榭，环境幽雅，若不是被当成了监狱，肯定是一处理想的风景区。1939年，在我担任军统总务处长时出面从早已赋闲的原黔军师长白驹手中买下了他的这座公馆，改造成了关押要犯的监狱。共产党的许多地下工作者，如江竹筠、许云峰（原文如此）、叶挺等，都在此关押过，我自己也曾多次到这里来视察过。真没想到，过去用来关押别人的地方，如今却成了关自己的地方。我感慨万千地想，社会的变化竟是这样的不可思议，这样的巧合！当我被押进楼房时，徐远举、周养浩等人都惊奇地围过来问长问短。他们是早些时候被押来重庆的。当时正是镇反的**，我想，他们几个原是在重庆进行大屠杀的主持人，一定是押回来公审镇压的。没想到他们都还活着，我感到既惊奇，又高兴。”

其实，沈醉和徐远举、周养浩的关系并没有他在回忆录里写得那么好。非但如此，他们还应当是恶眼相向，视若仇人。

沦为共产党的阶下囚，每个战犯最担心的就是：共产党什么时候杀掉他们？尤其是长期从事职业特务的沈醉、周养浩、徐远举等人最为敏感，说话做事都格外小心，生怕有人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向政府打小报告。

偏偏在这紧张的时刻，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有一次，粗心的审讯人员在提审完周养浩，让他在笔录簿上签字时，中间夹着对他处理意见的草稿，上面写着“建议判处死刑”，还附有沈醉的揭发材料。

周养浩看后胆战心惊，尤其痛恨出卖自己的沈醉。想到自己反正已是必死无疑之人，临走之前，也得拉上一个垫背。

周养浩被押回监房，宋希濂、徐远举、沈醉都在，只见他怒气冲冲，提起一张小板凳就往沈醉头上砸去。

幸亏宋希濂反应快，伸臂一挡，凳子掉到了地板上。

宋希濂、徐远举急忙将周养浩拉到一边，问出了什么事。

周养浩气得说不出话，指着沈醉大骂：“问他，这个党国叛徒，无耻小人！”

听他这么一说，监房里像突然凝固了一般，谁也不吭声，所有充满仇恨的目光全都聚集到了沈醉脸上。

稍顷，徐远举对宋希濂一声大喝：“你他妈的真是多管闲事！”

宋希濂、徐远举马上猜到是怎么回事了。因为他俩先于周养浩刚刚被提审过，二人都在自己的供词上签了字，盖了手印。此时周养浩刚一提审回来，便杀气腾腾冲沈醉下手，说明周养浩已经知道沈醉检举了他。

沈醉当然明白周养浩为何对自己陡起杀心，苦笑着说：“我是交代自己的问题，有联系的人和事也得说清楚才过得了关。我们过去干的事，你不说，共产党也弄得一清二楚。我们这些人反正是活不了，共产党绝对不会放过我们。我杀人最多，交代杀一个和交代杀一千个是一样的结果，倒不如竹筒倒豆子，记得多少就说多少，涉及谁就交代谁。”

沈醉话音刚落，这番话早已惹恼了旁边的徐远举，怒目圆睁冲沈醉喝道：“我是个大炮筒子，先把招呼打在前面，既然大家都是必死之人，从今以后，在共产党面前最好还是各人说各人的最好！不能像有些家伙这样，如果出卖同志，对不起，老子饶不了他！”

沈醉知道徐远举对自己仍怀恨在心，眼下成了众矢之的，自然不敢和他硬顶。

幸亏王陵基出来说话，才算帮他解了围。

“我看你几爷子硬是吃多了，早晚都要到丰都做鬼，还认真个锤子？”

过去徐远举一直对沈醉恶眼相向，从这以后，周养浩对他也开始横眉冷，视若仇敌了。

不久，由周养浩、沈醉的矛盾又引发出徐远举与宋希濂的隔阂。当时宋希濂挡住了周养浩的板凳之后，徐远举除说了那句支持周养浩、警告沈醉的话，还对宋希濂说了一句“多管闲事”。

照徐远举看来，周养浩那一板凳要把沈醉当众砸死了才解气哩。他最恨军统内部的变节分子，他认为沈醉便是这样的家伙，他坚信既然沈醉已经把周养浩出卖了，也必然不会放过自己。周养浩判死刑，自己还能逃过一死？而周养浩干的事与自己比起来，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共产党判他一个死，还不判自己死上两回三回？所以，他比任何人都痛恨沈醉，周养浩那一板凳砸下去多好，砸死活该，砸他个头破血流也算是给他个警告！

而宋希濂这个长年带兵打仗的人呢？原本就爱打抱不平，眼看血案就要发生，出于本能随手挡了一下，完全属于条件反射，根本就没有帮谁、偏谁的意思。当他听到徐远举责备他“多管闲事”时，也没有跟徐远举争辩，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没曾想，为这件事，他已经与徐远举结下了难解之怨。

当时对战犯的审理尚未形成明确的政策，对关押在重庆歌乐山白公馆的王陵基、徐远举、周养浩、沈醉等人，不少人，包括审讯干部，都主张杀掉算了，因为他们欠下了累累血债。所以，当时不仅是建议将周养浩判处死刑，对王陵基、徐远举、沈醉，都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但是，中央却决定“暂缓处理”，这一“暂缓”就把这批人都留下了，就有了后来的“一个不杀，分批释放”的政策，就有了从1959年开始的特赦，结果，到了1975年，在押的国民党战俘全都获得了新生。

当时这批战犯的生死，确实就只在共产党的一念之间。在这一特定时期，每个人的神经都敏感到了极致。徐远举更是如此，他不但怀疑沈醉，也怀疑上了宋希濂，甚至产生了疑人盗斧的心理，觉得怎么看宋希濂也像是在政府面前说了自己的坏话，因此把宋希濂也归入沈醉一类，对其尤为憎恨。

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情，对徐远举的刺激颇深。

1950年10月12日，二野兵团司令、云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陈赓将军，在西南公安部部长周兴的陪同下，到白公馆看守所看望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宋希濂、钟彬和曾扩情，随后又将他们三人请到当年中美合作所美方主任梅乐斯的别墅梅园吃了一顿午饭。这事在白公馆关押的犯人中引起了轰动。

宴毕后回到白公馆的宋希濂、曾扩情、钟彬自然把这事当作一件殊荣向同学们介绍，会面时的整个过程，陈赓怎么样同他们招呼、怎么样和他们说话，他们一一细说。宋希濂还把陈赓将军和他们见面时的言谈举止模仿得惟妙惟肖，又说在梅园大队部还办了酒席，包括席位怎样坐，吃的什么菜，喝的什么酒，两位管教干部如何端菜侍候等摆得清清楚楚。席间，陈赓还指着周兴对宋希濂三人说：“他是公安部部长，你们有什么事就找他办。”

徐远举在旁边仔细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也是黄埔同学，陈赓不见他，想必是知道他是杀人如麻的特务头子，案情重大，无可救药了。

徐远举认为，自从宋希濂向他们讲述了陈赓在梅园请他吃饭，并让他不要有思想包袱，静下心来多看点书等话后，徐远举一直在琢磨，认为陈赓向宋希濂打了“保票”，宋希濂肯定不会死，而宋希濂也知道沈醉出卖他们也可能为自己争取到了一条活命，这样宋希濂同情沈醉就是同类惜同类。

徐远举对宋希濂有意见后，就处处寻机会挖苦他，找他的别扭。宋希濂曾是指挥千军万马的抗日名将，哪里容得下军统特务的这种侮辱！他当然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结果，徐远举每次挑起事端，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结束。徐远举本来就患高血压，经常弄得自己血压升高。

有一次晒衣服，徐远举把成希超晒的衣服挪开，把自己的搭上，正好被宋希濂看见，他装作没有看见，一声不吭地从徐远举身边走过。

没过两天，在每周一次的生活会上，成希超为这事给徐远举提意见，批评他这样做很不好。

徐远举反驳道：“你看见了？，你有千里眼？”

坐在一旁的宋希濂目不斜视慢条斯理地冒出一句：“要想人不知，除非已莫为。”

徐远举没法，只得压住火气，向成希超赔礼道歉。

当了共产党的囚犯，徐远举仍喜欢吹嘘自己才思敏捷，精明能干，过去审讯共产党人如何有办法。

宋希濂听到后不放过，马上叽剌道：“无非是一拍三诈，到头来反弄得自己血压升高手脚冰凉。”

弄得徐远举当众下不来台。

从1950年入冬以来，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在社会上雷厉风行地展开着。而在此期间，白公馆监狱内也布置了有关镇反文件的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交到组上，先由学习组长沈醉念两遍，然后马上进行座谈讨论。

周养浩慢悠悠念完两遍，问大家：“谁先发言？”

监舍里一派死寂。大约五六分钟没人开口。

担任记录的郭旭苦笑着说：“大家闷起不开腔过不了关的，每个人的思想都要落到我这笔头上，这样吧，我来开个头吧。”他言不由衷地说道：“任何一个朝代上台的统治者都是一样的，新中国成立，共产党要保护自己胜利的果实，当然要镇压敌对力量的破坏捣乱，制订一部法律是天经地义的……我拥护这个法律的公布和执行。”

郭旭开了头，接下去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谈开了。

王陵基说：“我觉得这个条例把反革命活动包括完了，文字很简练，量刑也有伸缩余地，对于保障新中国政权很实际。”

……

周养浩发现大家谈的完全不结合自己的真实思想，同样是过不了关的，便带头深入地说：“这个文件惩办的对象包括我们这些人，我们自己不会没有想法，应该结合自己的真实思想谈谈。就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新中国对反革命分子惩办是够严厉的了，差不多所有罪行的最高量刑都是死刑或无期徒刑，我自己算了一下，至少也有三四个死刑！当然，我也从第10条看到宽大的一面，虽然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只有一点点希望，但我也要努力争取。”

廖宗泽接着说：“过去我们当统治者，动辄杀人，今天办罪要办到自己头上了，就感到严了，虽然我犯下了不赦之罪，但仍然希望共产党能对我们宽大一些。”

徐远举从这个文件中听到左一个死刑、无期徒刑，右一个死刑、无期徒刑，眼前又泛起了路遇处决钟铸人、徐贵林刑车的那一幕，觉得周养浩和廖宗泽的发言全说到自己的心坎上了，也接着说：“按条例当杀的罪我全有，第14条说有立功表现可以从轻或减轻，可是我没有立功表现，即便共产党宽大我，判我个无期徒刑，关一辈子，那我好受吗？还不如一枪把我崩了的好……”

正在徐远举发言的时候，耿队长进来了，他一边翻看记录本，一边听徐远举的发言。

待徐远举一说完，他开口言道：“你们学习惩治反革命条例怎么个学法？学，当然不能不结合自己的历史，看看自己罪行有多么严重。但这不是你们学这个条例的主要目的，你们首先要认清政策，这就是第14条！不在乎文字的多与少，它就是人民政府的法律给你们宽大的一面。你们学，要从判罪各条钻进去，反省自己，又要从第14条钻出来，看到自己争取宽大的希望！你们不要把《惩治反革命条例》当成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一门心思地从里面去找护身符，我相信，只要真诚悔过，在立功赎罪上认真下功夫，每一个学员都是有希望的！如果认不清形势，继续为国民党卖命，甚至愚蠢得想当国民党的忠臣，那就对不起，只有死路一条！”

说到这里，耿队长点了廖宗泽的名：“你不会不知道洪传伟这个人吧？”

廖宗泽赶紧站起来说道：“啊啊，我……我听说过这个名字。”

耿队长脸色立即严厉起来：“廖宗泽，你不是仅仅听说过这个名字，这个洪传伟是你一手布置的地下独立师的头子。重庆刚解放，他胆大包天，竟然带着一帮潜伏特务冒充我人民解放军的接管队伍，到朝天门码头接管了国民党的两艘登陆艇。此后，又隐瞒身份，混入革大学习，后来还被分派了工作。谁知就在这个时期，他在家中私设电台向台湾通情报，被我们的公安人员侦破逮捕，前几天已经公开镇压了。你们不是背地里说我们共产党镇反是杀人如麻吗？我早就明确地地告诉过你们，共产党不是心慈面软的唐僧，对于顽固不化，继续与人民政府对抗的死硬分子，我们坚决镇压，毫不留情！”

廖宗泽尴尬不堪，连连鞠着躬说：“我有罪，我不老实，我要认真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