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这一问我倒提高了警惕：“再过几天，恐怕把我们也变成鬼了。今天晚上就走，到上海去找中央。”

文强与周敦婉不辞而别，于1931年年底到了上海。

文强回忆说：

好不容易找到了周恩来住的地方，听见里边有说话的声音，听得很清楚，但是一敲门，声音没了，也没人答应。我和周敦婉一次一次地去，门里面的人肯定听出了我们的声音，可就是不理。一次我们又去敲门，这时从门缝里塞进一张纸条来，我拿起来一看，纸条上面写了一个“苏”字。我就猜出了，是让我们到苏联去？周敦婉接过条子看，她说还有一个解释哩，让我们到苏区去。

当时拿着条子就觉得不好办，我们失望了。

周敦婉还有点糊里糊涂，说：“我们慢慢再找吧。”

我说你这个人看问题太单纯，我们找不到周恩来、杨尚昆，就算找到了，要是他们也是王明路线的立场，那我们不是自投罗网了么？

我们两个在周恩来门外抱头痛哭。

文强与周敦婉在上海被中央拒之门外，生活无着，最后，文强只好携周敦婉回到了湖南老家。三年后，经廖宗泽向曾扩情介绍，文强投向了国民党。

文强的离川，使廖宗泽十分痛心，也十分寒心，他眼见立三路线之后又是更左的王明路线，这样折腾过来折腾过去，哪儿还能谈得上革命的成功？他终于对革命彻底地失去了信心，主动脱党了。

当时那种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之下，背叛共产党的人不在少数，其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廖宗泽这种类型。他们不是因敌人的强大而动摇，不是因斗争的艰苦而退缩，也不是在敌人的刑场上因贪生怕死而变节，而是因自己队伍中屡犯不改的严重错误而灰心丧气。对于革命斗争的残酷性包含着革命队伍自身也会犯错误甚至严重错误这一方面，他们缺乏应有的认识和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革命信仰的幻灭导致了人生道路的改变——他们不是被敌人打垮的，而是被共产党内的错误路线、被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同志，被自己打垮了！

这当然不是为这样的人开脱错误乃至罪行，而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另一个方面也来重新审视一下那一段浸透着太多血泪的历史。

正在这时候，上海发生了“1·28”事变，民族矛盾骤然上升，蒋介石向黄埔同学发出了归队为国效力的号召。这正好给了廖宗泽这类因各种复杂原因从革命队伍中叛离出来而又不甘寂寞的人一个改换门庭，投向昔日敌对阵营的台阶。

黄埔军校原有黄埔同学会，大革命失败后，成为蒋介石排斥异己、摧残革命的机构。1928年，由于国民党内非黄埔系军人的攻讦，蒋介石被迫下令撤销了黄埔同学会，另设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科，专司黄埔学生调查登记事宜，以后又成立了自新同学招待所，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人们也仍把这些单位称为黄埔同学会。

据长期主持黄埔同学会工作的曾扩情回忆：“蒋介石在对阎锡山、冯玉祥战争结束后不久，特令我在南京成立一个自新同学招待所，并派我为招待所主任……公开宣布，凡属黄埔同学，无论参加过任何反蒋集团的活动，只要悔罪归来，决不追究既往，并不迫使做任何交待，而且待遇从优。前后约半年时间，共有一百二十人左右归来。计：共产党同学余洒度、陈烈、韩睿、廖宗泽、陈远湘等……。蒋介石分批召见了他们，每召见一批，都由我陪同一起。他对共产党同学颇为客气，毫不追问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只问其家庭和其本人的生活状况，望他们今后好好地安心工作，定有光明的前途。”

廖宗泽，这个曾与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的年轻共产党人，就这样同自己的革命历史一刀两断，从此开始了他人生的大转折。与他同时投向国民党阵营的共产党人，还有曾在四川同他一起从事兵运工作的黄埔同学、中共四川省委兵委干部陈远湘(3)。不久，文强也通过廖宗泽的引荐，投入了国民党阵营。

1949年底，重庆解放前夕，廖宗泽担任兵工署警长稽查处处长，在徐远举离渝去昆明整肃期间，他又兼任西南特区代理区长，在这期间，他欠下了两笔血债，一是批准杀害江竹筠等革命志士，二是主持破坏重庆的大爆炸。

这年8月，蒋介石偕毛人凤到重庆布置大屠杀。毛人凤向徐远举交待，把过去逮捕的共产党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10月14日，第一批下人被杀，11月8日，第二批屠杀42人的计划报到廖宗泽手里。计划中具体提出了执行工具，拟用手枪予以击毙、由主官莅场验明无讹，于尸身标识姓名，摄成照片后，由掘坑组掩埋、拟分三批执行，于一日内完成密裁任务。廖宗泽阅后大笔一挥，批示：“发500元，照所拟办法办理。泽，11，8。”

11月14日，二处警卫组长漆玉麟率9名行动员乘坐一辆中吉普车直奔渣滓洞。稍后，陆坚如与雷天元、张界率领熊祥、王少山一帮特务也坐车赶到。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42名革命志士由李磊、徐贵林指挥看守提监、捆绑，经陆坚如、雷天元验明正身，然后，漆玉麟率行动员由看守员田均益带路（在此之前，田均益和熊祥派来的三名特务已在电台岚垭挖了三天的埋尸坑），将囚犯4人一批押上中吉普直驶打靶场，然后由黄声扬率3名行动员徒步押至电台岚垭，还未到达埋尸坑，由于江竹筠等人高呼口号，早已等候在埋尸坑边的熊祥、王少山、胡心恺闻声赶紧冲上前去，向囚犯们开枪射杀。黄声扬、田均益等3名特务负责检查补枪，将尸体拖入埋尸坑。最后由张界逐一拍照。屠杀从上午9时开始至下午1时掩埋完毕。

就在江竹筠等人遇难的同时，毛人凤正在交警旅何龙庆旅长的公馆召集徐远举、廖宗泽、周养浩、马志超、杜长城开会。毛人凤刚刚从林园蒋介石身边赶来，他说：“10月间广州撤退时，广州空军在广州机场存放的几千吨物资，完全没有破坏，被共产党悉数夺去了，总裁非常生气，将空军司令周至柔叫去大骂了一顿。现在总裁把破坏重庆的任务交给我们，已经把杜长城技术总队的爆破人员从台湾调来了。这是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希望好好完成。”

毛人凤说这话事出有因：10月9日，人民解放军在衡（阳）宝（庆）线上将桂系白崇禧指挥的4个师全部歼灭，白崇禧逃回了广西老巢。12日晚，守卫广州的广州卫戍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兵团司令刘安祺贪生怕死临阵脱逃，未得命令便将其部撤退于海南岛，使广州守军士气低落，人心惶惶，一片混乱。毛人凤赶到广州后，和广州卫戍总司令李及兰仓促布置炸毁广州市的水厂、电厂和海珠大桥。可是，当杜长城率领的爆破人员赶到时，解放军已快入城。李及兰不敢下令炸毁水厂、电厂、怕激犯众怒，群起反抗，自己被活捉，只炸掉了海珠大桥，由于混乱，机场上的空军物资也来不及破坏，全部被解放军夺去。对重庆大爆炸，毛人凤感到最困难的是破坏时机的确定。1938年11月12日长沙大火，军统头目、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部酆梯等三人被蒋介石下令枪决的前车之鉴至今他记忆犹新。他怕掌握不住军事局势的变化，破坏早了，要杀头；破坏迟了，到时完不成任务，也要杀头。

“局座，”徐远举建议说，“我看还是先布置任务，再找顾（祝同）总长和杨森谈谈。杨森是重庆卫戍总司令，你与杨森的关系很好，把责任放到杨森身上，一切都好办了。”

“杨森那里我是要去的。”毛人凤点点头，目光落到了廖宗泽脸上。“达民兄（廖宗泽字），你对重庆各兵工厂的警卫队有没有把握？”

“有把握！”廖宗泽不假思索地回答。

毛人凤说：“总裁决定，一是要把重庆所有的兵工厂炸掉，你是老同志，对各兵工厂的情况又很熟悉，这个重大的责任，你要负起来。”

“我恐怕负不起这个责任，最好请徐处座来主持，我来协助。”廖宗泽为了推托，补充理由说：“我正在筹备布置潜伏人员与共产党打游击的事，恐怕分不过身来，延误了大事。”

“打游击的事先放一放，这件事一定要尽快完成。我已考虑过了，这件事由你主持更加妥当。”毛人凤不容置疑，随后转过脸对杜长城说，“技术上由你负完全责任。”

徐远举、周养浩在旁边打圆场说：“廖兄不要推辞了，我们都会尽力帮助你的。”

就在这次会上，决定成立重庆破厂办事处，以廖宗泽为处长，破坏对象主要是兵工厂、钢铁厂、电厂、广播电台、飞机场、军械总库、桥梁涵洞。预计使用黄色炸药二至三百吨，以一年不能恢复生产为原则（竟还存着一年后卷土重来的梦想）。过了一天，毛人凤又召集廖宗泽等人开会，研究决定了破坏目标五百余处，报告蒋介石批准并拨给破坏费用199100元。廖宗泽随即从各特务系统里抽调30多人组成工作班子，在嘉陵新村24号成渝铁路警务处处长曾睛初寓所内办公。

廖宗泽日夜坐镇指挥，由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严重的罪行。

11月29日，人民解放军已攻占重庆近郊大坪、浮图关，先头部队已挺进市区，与国民党守军展开巷战。

29日中午，蒋介石在林园召集顾祝同、肖毅肃、钱大均、王叔铭、杨森、蒋经国、俞济时、毛人凤开会，决定从重庆撤退，并在撤退时下令廖宗泽立即执行大爆炸。

当日下午5时45分，毛人凤随蒋介石的车队驶出林园后，他在路边山洞警察13分局指挥部门前停下，用该处的电话向廖宗泽下达了执行爆破的命令。廖宗泽领命后，当即下令破厂办事处工作人员胡敏吾等6人分头下达爆破令，6时，爆破令陆续下达到已进入各兵工厂的爆破队。各爆破点立即开始点火引爆，一时间地动山摇，全城火光冲天……

〔商务日报讯〕是夜10时许，21兵工厂洞子火药爆炸，山崩地裂，附近几个台子成为平地，11时刘家台1号油库爆炸起火，随即21厂刘家台电石库爆炸，3时新电厂也爆炸。爆炸现场炸药地雷密布，生者无法救人扑火。……整个损失，全烧户1116家，半烧户1326家，死71人，重伤96人，轻伤无数，全部灾民9169人，将近一万灾民无家可归。

〔大公报讯〕30日夜解放军入城时，南岸6公里伪国防部兵工署所属军械火药库被匪军破坏，一时红光闪烁，爆炸声震动全市，附近民房震塌不少，并有居民死伤。

〔新商报〕11月29日夜，蒋匪特工人员二百余人，在大渡口钢铁厂安放的炸药爆炸，1、2、4所均遭严重破坏，该厂1所主管工程师简治国为保护电厂，先一日离开爱妻幼女，由住宅迁入电厂住宿，抢运炸药时不幸被炸死，尸体化为乌有，职工死三十余人。

据当时负责拟具破坏经费预算的保密局第五处（经理处）处长郭旭回忆：“我逃跑途中经过化龙桥、小龙坎郊区时，听到爆炸声隆隆不断绝，看见天空中映得极红，途中行人扶老携幼、呼号之声，不绝于耳。……听说大溪沟电厂工人勇敢进行护厂，与掩护破厂部队发生冲突。其余各兵工厂亦正在进行破坏之中，还有不少地区护厂工人与掩护破厂部队发生冲突，遭到开枪镇压……”

28日，廖宗泽派杜长城率技术总队人员前往白市驿机场，在空军器材库、军械库内预先装入炸药，因考虑到蒋介石座机的安全，拟采用定时引爆装置。

29日黄昏时分，蒋介石离开林园前，为阻碍共军追截，饬令毛人凤将机场和山洞下方石拱桥炸毁。为炸毁石拱桥，杜长城从白市驿机场仓库装了两卡车炸弹，同时炸毁了库存的1000挺机关枪。杜长城将装满炸弹的两辆大卡车停在石拱桥边，一俟城内杨森的车队通过后便立即引爆炸桥。从晚上8时开始，廖宗泽、杜长城、马志超便在山洞的一家冷酒馆里等候杨森的车队过桥。

哪知杨森在此之前早已不顾蒋介石要他最后一个撤退的命令，带着装着12位大小太太和数十个孩子以及大批金银细软的4辆大卡车已先期逃离重庆，彼此又无法联络。

天晚后，廖宗泽、马志超留下杜长城等候，至夜间11点过后，杜长城听得炮响未及炸桥便丢下两卡车炸弹率队逃离了山洞。成渝公路的咽喉山洞石拱桥幸得以保存。

30日天明，已经在座机上待了一夜的蒋介石终于下令起飞。

中美号载着蒋介石一行滑行升空，带着绝望与辛酸，最后一次离开了重庆，飞向成都。

蒋介石从飞机上往下望去，机场没有送行的人群，只有一片混乱不堪的情景和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窜的败兵溃勇。蒋介石百感交集，不由想到了北京的毛泽东。“娘希匹！”蒋介石恨恨地骂了一句，自己也不知道是骂谁。

〔新华社北京一日电〕在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残匪狼狈不堪地争相逃命。匪首蒋介石于30日晨间仓皇逃抵成都，阎锡山、张群两匪则于28日即已逃蓉。其他匪首大部逃蓉，小部逃往台湾。虽然陈纳德的民运航空队使用了它所有的飞机整日整夜地来往于渝蓉之间，但逃命唯恐落后的高级匪官，仍在机场上演出了紧张的争夺战。路透社29日报道九龙坡机场最后一架飞机逃跑时的情形称：约有三十名乘客丢弃了行李，争先恐后地登机，但另外有27名乘客没能挤上飞机，跟在飞机后面大哭大骂。在陆上，成渝公路上车辆拥挤，交通堵塞。内江附近渡口待渡的车辆达数百辆。与匪官溃逃的同时，残余匪军也争相逃命，据美联社报道，多数溃逃的匪军都着草鞋或打着光脚板，30％仍着夏季军服……

30日，重庆解放。

12月1日，定时炸弹陆续起爆，将白市驿机场设备、楼房、仓库等相继炸毁。重庆最大的两个医药器材和药品仓库也紧跟着爆炸……

廖宗泽撤出重庆后，试图窜往大巴山建立游击根据地，但去路已被解放军截断，特务电台亦因出故障而与西昌失去联络。于是，他率残部到巴中接受胡宗南部76军80师收编，向成都方向窜逃，行至三台县养恩河被解放军围歼，廖宗泽与副官龙长生、卫士周君泽，司机郭沪驾一辆敞篷吉普车突围逃脱。

谁知车到中江的卢溪镇时，汽车“嘎”的一声熄火抛锚了。

廖宗泽着急地喝骂郭沪：“你他妈咋个搞的？我不是叮嘱你随时要检查车况么？共军要抢在我们前头占了中江，我们还怎么到得了成都？”

郭沪赶紧下去修车，检查了一会引擎还是不运转，周君泽下车去用手柄摇也无济于事。

忙活了一个多钟头，廖宗泽心一横，命周君泽将5颗手榴弹捆在汽缸上，并将车上所有子弹干粮拿下放在路边，亲自用绳子拴在手榴弹导火绳上，叫龙、周、郭三人在路边卧倒，自己牵着绳子退到公路边用力一拉，几声巨响之后，吉普车被炸得四分五裂，引燃汽油，公路上一团大火。

这时，廖宗泽发现郭沪已不知去向，顿时有些怀疑是他有意破坏车子携枪潜逃。廖宗泽这辆车是国防部刚调拨来不久的6辆新车之一，使用还不到4个月，岂有发生严重故障之理？

茫茫天涯，何处是归宿？廖宗泽炸毁汽车后顿感茫然。周君泽也呆呆地看着他。

龙长生则问：“处座，你看我们向何处去？”

廖宗泽说：“你们让我想想，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我相信总会有一条种让我们走的。”

龙长生说：“我们不了解前面的情况，中江有可能也落入共军之手。我看，我们不能再沿公路往成都、中江方向走，还是走小路要好一些。”

廖宗泽说：“对，我们走小路，进入中江县境内看情况，看能不能与金堂、新都的游击队取得联系。”

拿定主意，三人急急赶路，当晚10时左右到达中江境内的跳蹬河，距中江县城尚有20余华里。幸好有一家客栈还有灯光。他们叫开门进去，投宿吃饭。周君泽先给他3块银元，说明走时再算账，不够再补，绝不少给一文。

店主人倒还客气，满口应承，先给他们煮饭弄菜安顿房间。吃饭时店主人谈到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部已经起义，共军已经进入成都，只有金堂尚在国军手中。

廖宗泽心中顿然绝望，考虑到此处不能久留，去向何处也不可知，这逃跑的途中的艰辛，更需他早做准备，便请店主马上炒15斤炒米作干粮。店主很快炒好，还用油纸包了一包咸菜，3人十分感谢，又给了他5块银元。店主连场道谢，3人临走时他又给了约有1斤老姜，预防途中受寒找不到药。

廖、龙、周3人武器弹药和杂七杂八的东西，每人负担都在30斤重量以上，行走起来确实够呛，但枪弹又不能扔掉，谁知前途上有什么凶险在等待着他们呢？沿途打听，到处是国军惨败的消息，中江县的反共游击队也都退入了山区和乡间。中江县城他们也不敢再去，便转道罗镇再往金堂方向而去。途中突然遇到4个全副武装的军人，从一户人家出来走向他们。廖宗泽一看他们武器在手，帽上的帽徽未摘，知道是国民党军人，便停止前进，并喊出“坚韧”的联络口令，对方立即回答：“患难”。

知道是自己人了，大家走拢交谈，他们是由重庆撤出的中统反共救国军第一军的。

其中一个姓彭的是金堂清白江的人，正准备回家。

廖宗泽说：“我们也是去金堂的，正好可以同行。我们7人从武器说是够一个加强排的火力任何情况下可以一战，生死关头，希望大家共患难。”

陡然增加了4个人，而且又有充分的美式装备，胆子便壮了起来。

他们在街边一家客栈吃了一顿粗面条，略事休息，便向罗镇前进，当上了蓬溪至成都公路不久，在一个拐大弯的地方突然出现一大群人，约有40多个，长衫杂乱，兵不像兵，匪不像匪，手持中正式、汉阳马枪、大手枪等武器，把公路截断。

为首一人高声喝道：“站住！看见朱总司令的布告没有？把武器交出来，放你们过去！”

廖宗泽故意问他：“你们是哪方面的？”

对方回答：“不管是哪方面，你们先放下武器再说话！”

廖宗泽一看这伙子全是“黄昏子”（四川俗语，指不懂事的家伙），四五十个人全挤在公路上，就凭那几根吹火筒就想缴别人的械，就是半吊子，也该摆出一线疏开或兵群散开，这个样子对方一开枪不打死一坝才怪。

廖宗泽气也不是笑也不是，便开玩笑说：“弟兄弟，武器怎么个交法？请说明白，我们好照着你们说的办法交。”

那为首之人嚷道：“把武器子弹全放在地上，每个人敞开衣服，一个一个的检查后放你们过去，我们绝不放冷枪枪伤害你们。”

廖宗泽说：“要得，就照你说的办。不过有几个伙计不愿意咋办？”

那人说：“哪几个不愿意？给老子站出来！”

廖宗泽把手枪一扬说：“就是它不愿意。”话音未落，便是一个连发，那人“噗通”倒在地上，抱着腿大叫起来。廖宗泽有意留下他一条命。

周均泽他们六枪齐发，顿时撂倒六个，可能有两三个被击毙了，那群乌合之众见头头受重伤，便亡命起来，一阵乱枪毫无目标地瞎打。

廖宗泽等人早已利用好地形掩蔽她了，根本伤不了。廖宗泽想赶路要紧，和这些地头蛇缠战不休，会误了自己的大事。这时风向正朝对方吹去，他从挎包里掏出一枚催泪弹掷过去，眨眼间催泪剂散发，那伙人有的捂眼睛，有的弯腰呼叫，顿时大乱。廖宗泽叫周均泽他们六支冲锋枪齐向对方上空扫射惊压住他们，然后高声吼道：“我们是中央军的尖兵班，在部队马上就到，你们真想死我就用毒气弹送你们回老家！”一面嚷，一面从挎包里再拿出一枚催泪弹，高举起来做投掷状。这时周均泽他们又是对空一阵扫射。这一着真收到了效果，那群人抬的抬死尸，背的背伤号，从小路进入深沟走了。

廖宗泽等人随即向罗镇而去。罗镇此时也成无政府状态，好几家客栈、饭馆、杂货店都还在营业，他们先去一家饭馆交了四块银元再吃饭，这样省了许多口舌，店家也放了心。饭后休息片刻，便由那姓彭的作向导，带着他们翻山越岭，直趋金堂。

到达金堂县清白江镇已是第六天的下午。老彭家住在距街两里远近的河边，品字形的三排茅屋，正中是长三间，左右各两间配房，最后是厨房、猪圈，四周茂林修竹，十分清静，恰好是单家独户，适合他们暂住。彭的父母健在，还有哥嫂和两个侄儿女，是农民家庭。彭大爷为人十分江湖，看情形可能是汉留中的舵把子，但时逢乱世，廖宗泽也不便询问。

廖宗泽等人是来这里避难，自然首先要解除主人在接待上的负担，即命周均泽先送上20块银元，交彭大爷作食宿费用，走时再补。当晚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彭家对他们如此热情，他们便决定住下来，托彭大爷四处去打听国共两军的情况。彭大爷果真有能耐，不几天，他便打听到反共救国第一军和第二军都已经在金堂宣布起义了，军长向廷瑞和吴泽都已去新都学习，还说这两个军要作为志愿军马上要到朝鲜去参战。此外，还听他说了一些别人告诉他的有关成都落入共军之手后的情况。

听了以后，廖宗泽心里多少算是有个谱了。当夜他和龙长生、周君泽都未睡觉，围坐在**商量去路，龙、周二人均无主意，表示一切听从处座主张。

廖宗泽对二人说：“你们不能同我相比，我是有家难投，你们可以回家，国难当头之际，父母妻室儿女都担心你们，即使共产党要抓你们，也不会杀头。我认为你们回家是上策。我是走到哪里算哪里，总可以找个地方藏身，不过要求你们严守秘密，大家共事多年，有一定情感，相信你们不会对不起我的。你们知道金堂人是喜欢玩枪的，我的想法是把两支冲锋枪和你二人的好枪卖了，各留一支手枪在防身就行了，卖成钱大家好谋生活出路。成都很复杂，你们身上有枪，千万不要去，直接回家好了。我必须进志都探查一下情况，如有不测，我身上有两支枪，拼个一比二算了。看样子彭大爷这人是有些来路的，明天就请彭大爷给我们把枪卖了，你们买套便衣换了，路上安全些，你们身上都有事先准备好的国民身份证，路上是不会有麻烦的，你们以为如何？”

龙、周二人听后齐声说：“处座安排了就是，我们没有意见……”

廖宗泽打断他们的话说：“你两个老是处座处座的叫我，我早就打了招呼，大家生死与共，情同结义兄弟，叫我大哥有何不可！”

龙长生说：“习惯了，一时间改不过来。”

第二天吃早饭时，廖宗泽向彭大爷讲了他的打算。彭大爷满口答应作成卖枪之事。他说：“回龙沟的何大爷正要买这种扎实家伙，保管一说就成，不过价格上须得商量一下。”

廖宗泽说：“事到如今，只好半买半送，绝不使你为难，我们自会酬谢你的。不过请对方付银元或川板（四川造的银元），其他不要。”

彭大爷第二天一早去了趟回龙沟，和何大爷交涉谈妥后，回来对廖宗泽说：“两支冲锋枪带子弹共500块大洋；两支手枪和子弹带手榴弹300块大洋，给600块现银、两百万人民币，你觉得怎样？”

廖宗泽想也不想，一口答应下来。

第三天早上何大爷派来了4个人，虽是老百姓装束，但一看便知是江湖上的人。彭大爷把他们带到廖宗泽面前做了介绍，来人即将银元和人民币当面点交。那时是旧人民币，两百万合现在的两百元，票面又小，折合起来一大捆装在布口袋里，大家一手钱一手枪，4个人将枪弹装入木箱内抬上鸡公车推走了。

廖宗泽赓即换上棉袍，化装成一个商人模样，将彭家满门老小请到上房对他们说：“我们三人承彭大爷全家照应很多日，十分感谢，特送彭大爷、彭大哥夫妇各80块钱，3位朋友各20块钱，两位小孩各20块钱，共260块钱，请各位收下。”他们都客气着收下了。

随后廖宗泽给了龙长生、周君泽各150元，自己留下两百元，人民币3人各留一份，在路经共军占领的地方时会方便一些。

廖宗泽又对彭大爷说：“请暂时找两套便衣给他二人换上，一会他们好到街上去买衣服。我们的军服全送给你们了。”

中午二人回来说：“在清白江看见向廷瑞穿着解放军的服装坐在吉普车上，看样子是由成都过来，帮着共产党招降逃散国军的。”

廖宗泽赶紧问：“他看到你们没有？”

他们回答说：“一见到他，我们便转身背对着他，汽车一晃就过去了。”

廖宗泽长叹道：“真是树倒猢狲散啊！”

承彭大嫂细心想得周到，给廖宗泽缝制了一根六七尺长的白布串袋，装上120块银元围在腰间，又缝制了大小手提布袋各一个，小的装面巾牙刷、口杯、电筒，大的装上80万旧人民币，鼓囊囊一大包。又送给廖宗泽一个蓝布裹肚，刚好别上两支手枪和6个预备弹夹，穿上宽大棉袍，脚穿老青布棉鞋，头戴毡窝帽，十足是一个小商人的打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