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宗泽是在徐远举、周养浩等人被关进白公馆之后数月，才由川西监狱转押过来的。

就在廖宗泽被押进白公馆监狱的时候，逃跑到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却悲痛宣布国民党兵工署警务处少将处长廖宗泽在大陆从容就义，蒋介石追授他为中将军衔，并且还在《中央日报》上登载了《廖宗泽烈士事略》。这是一篇奇文。奇文共欣赏，异义相与析。特录全文如下，以备考：

“先烈廖宗泽，字达民，四川华阳人；四川法政学校、陆军讲武党，及中央军校四期毕业，曾任连、队长及参谋等职。民国21年4月参加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先后任科、站、区长、秘书及主任、纵队指挥、处长、司令等公职。民国34年曾因功奉颁忠勤勋章1座，37年因办理谍报有功，奉颁4等云麾勋章1座。38年共匪猖獗，大陆沦陷，先烈率部在四川华蓥山区组织地方武力，从事对匪游击抗暴工作。以其廉正忠诚，故登高一呼，从者云集，声势极为壮大，曾予匪川北军区重大打击。匪如芒刺在背，寝食难安，因纠集丑类公安军两师，陆空配合，围攻义军。先烈誓死不屈，激战月余，终以寡不敌众，弹尽粮绝乃举枪自杀，为部所阻。1940年1月12日力竭被俘，威逼义诱，终不屈辱，因于同年4月15日在成都从容就义，年50，追赠中将。遗族妻劳雅文，子　士骏、士民，女　黔、融融、天琪，均在台。”

廖宗泽在重庆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他主持的兵工署警务处就是一个防奸、防谍、防偷漏，专门在兵工系统中从事特务活动的公开单位。

1949年11月18日，毛人凤于嘉陵新村何龙庆公馆召集保密局在重庆的公秘单位头目开会，落实在重庆实施大破坏的计划。会上成立了重庆破厂办事处（对外称临时指挥部，由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任总指挥，廖宗泽与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参谋长范埏生任副总指挥），廖宗泽任处长，具体负责执行破厂任务。

11月29日，廖宗泽策划和指挥了对资源委员会长寿水电厂、大溪沟重庆电力厂、国际广播电台、21厂、24厂、25厂等兵工厂和沙坪坝军械总库、白市驿机场、川江船只、山洞公路桥的爆炸破坏。此前，他还派技术总队三名队员率交警一个分队，赶到綦江准备破坏綦江大桥。

早在1949年10月份兵工署警务处由广州逃迁至重庆后，廖宗泽眼见西南也相继解放，他便托毛人凤之命与保密局西南特区共同组织了游击武装，出任保密局西南特区游击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召集兵工厂稽察及警卫队长开会，组织力量，反共自救，并提出组建反共救国团，在警务处下成立反共救国军总团，廖宗泽自任总干事长，网罗各兵工厂警务组长及警卫大队长任干事，各厂下设分团，分团下设小组，以稽察和警卫队员为主要对象，采取秘密方式招兵买马。

重庆解放前几天，廖宗泽以反共救国团为骨干，网罗名兵工厂稽察和警卫队员，并裹胁各兵工厂职工中的少数反动分子及落后分子共四千多人，组织为“坚忍”部队，番号重庆卫戍司令部独立第一师，廖宗泽自任师长，各厂为独立师支队。

11月29日，廖宗泽主持实施重庆大爆炸后，率部携保密局配备的CMS特情机两台，向合川方向逃窜。

12月初，廖宗泽残部经广安逃往岳池。这时，廖部已处于解放军的包围之中，在撤逃中，一部电台丢失。廖宗泽决定放弃到华蓥山建立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准备将残兵败将撤退到蓬安、仪陇整训，然后转移到大巴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但廖部刚入蓬安县境便被解放军击溃。廖宗泽率残部逃到仪陇，同杨元森“四一”部队游击武装会合后，派人去找驻巴中的胡宗南收编，遭拒。杨远森见势不妙，取消了“四一”部队旗号，将残余人员编入廖宗泽的独一师后，带了四五名卫士逃往成都，潜伏于金堂县五凤溪，1950年5月被抓获归案。

而廖宗泽则是在一年以后，才被新都县公安局缉拿归案。

蒋介石的忠实爪牙、欠下重庆人民累累血债的廖宗泽的人生道路，却是一个让许多人不可思议的怪圈。

廖宗泽曾经是一个负有相当责任的共产党员，而且，在广汉起义中，他和曹荻秋是亲密战友，两人同在红军中担任纵队政委。现在，他成了共产党的阶下之囚，而昔日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曹荻秋却成了共产党的重庆市委第三书记。

领略一下廖宗泽曲折的人生道路，是会让许多人发出感叹的。

1930年10月25日，农历九月初四，霜降后的第二天。

这天是星期六。夜深了，位于成都平原东北部的广汉县城，周末的喧闹声已渐渐地平息下来。电灯公司在夜11点按时拉闸断电，全城顿时沉入一片黑暗之中。

突然，从广汉中学里响起一阵“当、当、当”的钟声。洪亮的钟声，在这秋末的寒夜里显得格外的震人心弦。紧接着，尖锐刺耳的枪声撕裂了夜空，虽然枪声并不密集，但却比钟声更加令人震惊。

由中共四川省行委领导的武装起义广汉兵变爆发了！

当时驻广汉的军队是国民党第28军第2混成旅，在驻广汉的20多个连队中，有三分之二的连队建立了中共地下组织，是革命基础较好的一支部队。兵变爆发后，没有经过大的战斗，革命力量便完全控制了全城。

第二天下午，大部分兵变部队被集中到广汉公园里召开大会，正式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一路军成立。一个穿长衫、戴眼镜的年轻人走上主席台，代表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讲话。部队中有不少人认得他是广汉中学的教员曹老师也就是后来成为共产党高级干部的曹荻秋。曹荻秋宣布了前委对红军指挥员的任命。“第一路纵队政治委员廖宗泽！”

一位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年轻人应声走到主席前，向士兵们敬礼。

这年刚满27岁的廖宗泽，虽然年轻，却已有着多年的革命经历。他在黄埔军校时便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第4期毕业后与文强、于渊一同受党组织派遣随朱德入川，从事兵运工作。此后，他又在杨闇公领导下搞兵运工作。他参加了中共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即刘伯承领导的泸州、顺庆起义。并在起义中担任刘伯承的警卫营长。起义失败后转移到成都，被派往川军第28军（江防军）参加地下军支工作，对外以江防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第三科科长一职作掩护。

1929年，他又参加了邝继勋领导的江防军第7混成旅在遂宁、蓬溪两地的起义。失败后撤回成都，任中共川西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继续投身于在士兵中发展革命力量这一既危险又艰苦的工作。

这一次，他和曹荻秋分别担任了新诞生的红军第一、第二纵队的政治委员。

广汉兵变是当时中共四川省委执行“左倾”冒险的立三路线所发动的最后一次武装起义。和在此之前省委举行的一系列兵变一样，广汉兵变也注定不可能成功。失败以后，廖宗泽和前委的其他同志一道商定了撤退隐蔽的方案，然后他同第二纵队司令员易心固一起化装后离开了部队。疯狂反扑的敌人夺回广汉后开始了大搜捕、大屠杀，成都平原淹没在血雨腥风之中。

廖宗泽逃回离成都不远的华阳县石板滩老家（他家祖籍广东，系早年迁来此地的客籍人）躲避风头。不久，因刘湘在重庆组建的21军特务委员会收罗了不少叛徒四出认捕共产党人，中共四川省委在重庆已无法立足，被迫迁往成都，廖宗泽又参加了省军委的工作。这时，廖宗泽的革命信念开始动摇了，导致他产生动摇的原因，并非是来自敌人的白色恐怖，而是当时中共党内一再出现的“左倾”错误。廖宗泽在四川长期从事的是军事工作，而恰恰是在军事方面，左倾路线所带来的一次次惨败，使他这样的做具体领导工作的军事干部最有切肤之痛。

川军中的士兵革命运动本来是开展得比较好的，但是立三路线不顾主客观条件草率发动的暴动、兵变，却是以尚不成熟的革命力量去以卵击石，几下便把革命者辛苦经营多年积蓄起来的家当拼光了。同时，在起义中，立三路线的不少作法也使从事具体领导工作的同志们感到困惑甚至不满，一个重要的原则是“要兵不要官”，在起义中，片面地强调阶级成分，排斥军官阶层。而当时的现实是绝大多数的军官都出身于非工农家庭，甚至连许多在革命处于低潮时冒着杀头的危险加入共产党的军官也一律被排斥在外，因此当时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动的起义被称为兵士暴动和兵变，连党的各级军委也统统更名为兵委。

在广汉之前举行的江津兵变，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兵变失败后，许多同志当时就批评江津兵变为自己挖自己墙脚的蠢事。江津兵变士兵们空洒碧血于前，而此后的广汉兵变同样如此。据当时参加起义领导工作的前委委员刘连波回忆：根据当时立三路线“要兵不要官”的错误指导思想，川西行委决定，有关起义的消息，均不可通知原在部队中担任军官职务的党员，起义成功后，这些党员也同其他军官一样遣送离队。逻辑很简单，既然他们当了军官，就必然受到了反动派物质上的利诱和思想的侵蚀。现在来看这样的决定，简直是荒唐至极！但在当时，年轻的共产党人们却是把它当作金科玉律来执行的，因为理由冠冕堂皇：这是为了维护革命队伍的纯洁性！

由于这样的决定，导致在起义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令人既悲又愤的事情。当时担任广汉兵变前委秘书的淇汀同志事后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写道：“起义爆发后，因‘要兵不要官’，司令部各处都无人负责，原编制被打乱，导致部队一团混乱。部队编制系统一直等到部队遭到失败，仍然还没有弄清楚。各队因编制混乱，给养无人负责，造成一些士兵吃不上饭。新兵初招募者凡数百人，亦以无人负责管理遂至自行散去。由于将军官以及军官中的共产党员一律排斥在外，导致原地下军支组织也被打散。淇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沉痛写道：一旦兵变爆发后，前委概不管组织问题，两三天过去都没有把各连组织清理一下，当时成了忘党的现象，失败之处，此为第一原因。”淇汀还写道：“当时因为要兵不要官的指导思想，造成编制被打乱，弄得许多人都是脚忙手乱的，连要开的市民大会都没有开成。我想，广汉的市民或许根本就不知道这城里打得阵仗翻天，到底是在干什么事情吧。”

这样的起义，焉能成功？

当晚，起义部队就在乱哄哄的状态中开往高平镇。因原有编制被打乱，新编的系统不明了，且不惯于新的番号，以致宿营时随处可见干兵们在大喊大叫，寻觅本队人员。人疲腹饥，没人先办给养，许多人都得不着饭吃，于是便有违犯纪律的现象出现。一些有经验的士兵已经看到了危机，倘若这样下去一旦与敌遭遇焉能御敌。行军路上，怨叹之声四起，认为负军事总责的人能力太差，不善于部署一切，又不能统率部队，数千人的生命，岂不是当成儿戏？

议论越来越强烈，比较集中的意见是让原来的参谋长刘狄军出来担任起义部队的总指挥。

刘狄军是军官中的共产党员，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前代理省委书记张秀熟，而且是地下军支委员。在士兵中威望也相当高，本应作为起义领导成员，但就因为他是军官，便遭排斥，并属于遣送离队之列。只因在起义爆发后，他主动要求参加红军，前委考虑到军事干部缺乏，才勉强同意他留下来，但不让他担任领导职务。眼下士兵们呼声四起，均要刘狄军出来负责，前委迫于无奈，考虑到前有强敌，后有追兵，部队极其危险，稳定军心，当是第一要旨，只好匆匆宣布任命刘狄军为红军总指挥。但又害怕这种政治上不可靠的人独揽军权发生不测，便对他进行了诸多限制，要求他凡事均须向前委请示。

第二天，却又生出一桩事来，一位排长因是军官，本被排斥在起义之外，但在起义信号发出后，这位排长主动率部参加起义，而且十分英勇机智，最后控制了全营。前委也只得任命他为大队长。谁知这位大队长却在一位前委成员向被抓起来的土豪劣绅催缴赎金时，为其中的一个富绅说话，与前委成员发生冲突。这件事立即使前委成员形成共识，认为起义部队中已经出现反革命复辟的苗头，便在起义已经失败，部队正在与敌激战时决定在部队中进行肃反，那位大队长首先被肃掉，而且还把正遵照前委命令率领起义部队攻打绵竹县城的总指挥刘狄军也列入了肃反处决名单。并决定在打下绵竹县城后立即将刘狄军处决。

廖宗泽没有参加这次前委会议，因为他当时也和刘狄军、曹荻秋同在前线指挥作战。事后当他得知前委做出了这样一个决议后，真是既震惊又愤怒。好在那一仗未能攻下绵竹，刘狄军也因此捡得一条性命。但是，当刘狄军攻打绵竹失败后得知前委曾作出处决他的决定后，他马上带着溃散的部队投向了四川大军阀田颂尧。而这样的结果却恰恰让具有“左倾”思想的人坚信左倾路线正确的预见性，只可惜下手迟了一步，让刘狄军这样的反革命头子跑掉了。凡此种种，极大地挫伤了廖宗泽对党的信仰，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悲观情绪。

不久，党内发生的另一件事情又使廖宗泽受到了一次极大的震动！

仲秋的一天，一位年轻的妇女来到成都爵板街廖宗泽住处。此人叫周敦婉，江津县人，在四川党内，她有着很高的威望，是中共地下党第一任江津县委书记、第一届中共四川省委委员，也是四川省第一位女省委委员，前夫是已经牺牲的省委书记刘愿庵烈士，后来她又同省委常委、省军委书记文强(1)结为夫妻，继续在重庆坚持地下工作。

周敦婉神色不安地告诉廖宗泽，文强已经秘密到成都来了，因认识他的人太多，只好待在旅馆里，让她独自前来联系。文强是廖宗泽的好友，在黄埔两人同期毕业，同随朱德入川。1927年国民党清党，文强被迫逃离四川，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又二次入川，通过廖宗泽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以后二人长期一起在邝继勋的部队里出生入死，从事兵运工作，交情十分深厚。

廖宗泽马上随周敦婉一同前往春熙路一家小客店里会见文强。见面之后，廖宗泽才知道为何周敦婉会愁容满面。原来，中共四川省委这年春末因为重庆白色恐怖严重，被迫迁往成都后，在重庆另建了中共川东特委，文强被留在重庆担任川东特委书记，领导重庆和川东地区地下党的工作。不料这年6月里，文强被叛徒出卖，抓进21军特务委员会。好在敌人不知道文强此时的身份，只知道他曾在川东领导过农民起义军。文强便称自己在川东起义失败后便已脱离中共组织，这次是刚到重庆，打算另谋职业。当时川东特委组织部长是外号“四川卡尔”的郑佑之，他足智多谋，早已在特务委员会中打进了自己人，经过里应外合，文强终于越狱逃出。由于特务们四处抓捕文强，他在重庆已无法立足，经川东特委研究后，决定文强与周敦婉立即到成都向省委汇报，并请示另行分配工作。谁知当时省委领导刚刚开始贯彻王明路线，正在坚决反右倾的风头上，认定文强被捕后有失节行为，而实际上文强是按照狱外党组织的指示，为配合营救，巧妙与敌周旋，拖延时间，以利于营救，说了一些并不涉及党内机密的事情，要给文强处分。

廖宗泽听了文强的述说，十分生气，对文强他是非常了解的，文强二次入川，是通过他与组织接上关系的，两人并肩战斗、患难与共，可以说是生死之交，他绝不同意省委对文强的处分，联系到立三路线导致的一次次惨败，他既悲痛又沮丧，说到伤心处，他竟然捶胸顿足地大哭起来。

在文强与周敦婉向省委申诉、辩解期间，廖宗泽积极为文强夫妇寻找住处，在凄风苦雨中带着夫妇俩东躲西藏（因文强尚在被敌人的通缉之下）。但是，最后省委仍然执意要处分文强，并因文强拒不承认错误，将处分由严重警告升级为开除出党。

文强和周敦婉一气之下，愤然离川，打算去上海找周恩来申诉。

但他们并不知道四川省委已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称：“文强已被四川省委开除出党，望勿与之发生任何关系”。

关于结发妻子周敦婉以及被逐出共产党的这一段经历，文强晚年回忆说：

我的第一个妻子叫周敦婉，燕京大学毕业。后来回到家乡，在当江津中学校长时，她遇到两个人，一个是共产党里面的恽代英，一个是共产党里面的萧楚女。一天，他们对周敦婉说：“我们介绍你加入共产党。”周敦婉说：“有你们介绍，我很高兴呐。”

恽代英和萧楚女介绍周敦婉入党后，周即担任了江津地下县委书记。在共产党四川组织内，她是第一个女县委书记。在这时候，周敦婉认识了一个叫刘愿庵的县长，这个人在四川是很出名的，后来还当过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以后还当过共产党的中央候补委员，到过苏联。他们两个人发生感情，后来，周敦婉和刘愿庵结婚了。

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之后，1928年回到了四川，恢复了我的组织关系……

没过多久，刘愿庵开会时被刘湘的特务发现了，被捕后刘愿庵一口咬定就他自己一个，别的什么也不知道，没过几天就被枪毙了。

我从程德山土匪部队里逃出来之后，回到重庆，通过王维舟的介绍，找到了代理四川省委书记程子健，他是留法勤工俭学的，资格老。他当天就把我带到省委机关，进了屋，程子健介绍说：“这个女同志就是周敦婉，她的丈夫刘愿庵被刘湘杀了，现在在军委负责，是军委秘书长。”

“哦”，我说，“她是四川省的第一个妇女部长，第一个女省委委员，是全省女共产党里面的头一块招牌。”

周敦婉很奇怪：“怎么我的事情你都知道啊？”

我说：“你是著名人物啊，怎么能不知道呢？”

没过多久，一天，我站在大门口，看见来了一个人，戴着礼帽，个子比我还高一点。他要进门，我就挡在那里：“哎，你这位老先生来找谁呀？”

他上上下下打量着我，好像认识似的，说，“哎，面熟啊。我是来看周敦婉的，周敦婉是我表妹，我们都是江津人。”

他这么一讲，我恍然大悟，问：“你是吴芳吉先生(2)（毛泽东的老师）吧？”

他说：“你怎么晓得我是吴芳吉？”

我说：“你是长湖明德中学的老师，我是明德中学的学生。”我就跑进去喊，“周敦婉，你有个表哥来看你了。”

周敦婉跑出来，把表哥迎进去坐。

她就问表哥：“你怎么认识他呀？”

吴芳吉就说：“我在长沙明德中学教过书，他是明德的学生，我和他有师生之谊。”

接着又问我结婚了没有？我说没有。他问你怎么过了30岁还不结婚呀？我说现在到处打仗，弄得不好还不知道死在什么地方哩，我没有打算结婚。

吴芳吉说：“今天我来做介绍人，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就结婚。”

程子健也说：“那最好了，你们结合在一起很好。”

我和周敦婉禁不住大家劝，就同意了。

那天晚上，弄了很多菜，吃了一顿饭，就算结了婚。

后来，我当了川东特委书记，我领导23个县，那时毛泽东的苏区只有12个县，我负责23个县，是最大的一块。

我和周敦婉结婚10年，1941年她作子宫肌瘤切除手术，日本飞机来轰炸，慌乱之中，医生把手术刀缝在了周敦婉肚子里，敦婉就这样死了。周恩来曾经有书信要周敦婉去延安，但是周敦婉没有完成去延安之志，抱恨终生，是我连累了她。

关于从刘湘的21军监狱逃出来后的经历，文强回忆说：

我逃出监狱，回到家里，周敦婉和一个娘姨看见我回来，很吃惊。这时敦婉是四川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夜深人静，她说：“为了救你，我们想尽了办法，好不容易才把你救出来了。”

我说：“我一逃出来，那里面就乱了，吹哨子，开枪，你赶快收拾一下，我们到你娘家江津去躲一躲。”

到了江津后，周敦婉说：“你被捕后，省委机关一点损失也没有，没有死一个人，你也脱险了。我们一道去成都，我帮你把被捕经过说明白。”

那是1931年8月，我们从江津一路坐轿子到了成都，廖宗泽让我住在他家里，我说现在敌人到处通缉我，我不能连累你，我们还是住旅馆吧。

周敦婉去见了省委书记罗世文，回来后对我说，罗世文对我的态度很不好。我问为什么？周敦婉说，他说你不该泄露党的秘密。我说我瞎编了一套骗敌人，有什么错啊？我问心无愧。

我跟罗世文在一家茶馆见了面。罗世文说：“你捡了一条命出来，我们很欢迎。但是你泄露了党的秘密，很不应该，恐怕你要留党察看。”

我说：“罗世文，你见了面也不把情况弄清楚，就对我打官腔，你是不是发了神经病啊？我们两个在党内是平起平坐的，你跟我打这些官腔干啥子？我有什么对不住党的？我又没有影响我们组织死一个人，就逃出来了，为什么还要留党察看呢？还要受你这样那样的责备。什么意思啊？我是你们营救出来的，假如没有党的营救，我还跑不掉哩，我有什么错？”

罗世文说：“你不晓得党里出了王明立三路线，把我们党搞得一塌糊涂了。”

我问他：“我负责那23个县里有许多很好的共产党员都被杀了，装在麻袋里扔到嘉陵江去了。你身为省委书记，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他一拍桌子：“这个事我不能说，一说我也得犯错误，你是23个县的特委书记，在这个问题上你就得服从，你也不要问，问就是犯错误，你要晓得，我们党有铁的纪律。”

“哦，党有铁的纪律你就可以随便来啊？”

“我现在是代表省委向你宣布铁的纪律，对你执行铁的纪律。”

我也一拍桌子：“放屁！你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你是省委书记，我也是省委常委，大家都是负责的共产党员，说说话又怎么样啊？”

“这是列宁同志定下的铁的纪律。”

“什么列宁不列宁，搞得党内这样子做啥呀？把好的党员都干掉，简直岂有此理！”

那个环境是茶馆，我们一吵，旁边的茶客都在看我们。怕暴露身份，我就跟罗世文说：“罗世文呐，我们两个不要在这里吵下去了，我把茶钱付了，到城墙上去接着吵。”

我把茶钱付了，就拉着罗世文上了城墙。

罗世文心里犯嘀咕，怕我对付他，就说：“你是搞军事的，是黄埔学生，你想对我怎么样？”

我说我要你把事情讲清楚就回去，没有要对付你的意思。罗世文说我不讲，我一讲就犯错误。我说我们两个以共产党员的身份谈话总可以吧，能犯什么错误？罗世文被我逼急了，就说我是省委书记，我说了作数，不是你说了作数，我是在执行铁的纪律。

事情搞得越来越僵，我也急了，就嚷：“今天不把话给我说清楚，我就不走，你也走不了。

罗世文看我急成这样，就说：“你这样逼我，我犯错误就犯错误吧。现在共产国际作出结论，认为中国革命的失败主要是大资产阶级分子钻进了我们党内，对这些人都要制裁，要大量起用工农兵，你懂不懂啊？前线时候我们党内有个王明路线，把好多地方好的共产党员都搞掉了，像你我这样家庭出身的人早晚也是跑不脱的。你家里是大地主，是从封建家庭出来的共产党员，你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再有一部分呢，是小资产阶级，只要不是工农兵出身的，都要清洗掉。”

我一听更火了：“马克思是个大资产阶级，恩格斯也是个大资产阶级，列宁的家庭也是大资产阶级，马克思那个妻子燕妮还是个贵族哩。”我就骂罗世文，“你这个共产党的省委书记，连共产党的起码知识都没有！”骂完我就把他撇在城墙上拂袖而去。

回到旅馆，周敦婉见我脸色不对，就问你跟罗世文谈什么了？我说谈得很不好，现在党要对我执行铁的纪律，我感到忧心忡忡。她说你这个人什么都不能忍受。我也知道咱们内部的情况，你也不先问问我。

周敦婉了解的情况比我多，就对我讲：“我们两个还没被列入黑名单，你这么一闹，不是早点把自己弄进黑名单了吗？那我们还跑掉了？”

我自言自语说：“我早就发现被自己人活埋的，扔到江里的同志多的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我全明白了。”

周敦婉也担心起来了，问我：“那我们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