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改造自己，重视自己。彻底更生，坚持信念，才能扭转战局，打败共党！”蒋介石本想把话说得斩钉截铁，或许是说得太用力的缘故，“党”字一说出口，竟然把假牙喷了出来。台上马上出现了极其尴尬的一幕，只见蒋介石大张着空洞的嘴，紧皱着眉头，很是难堪。

1949年10月，解放军进入广东。11月14号上午11点，蒋介石父子从台北出发，下午4时15分抵达重庆，发现此地已经充满了恐慌、惊怖和死寂的空气。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决定留在重庆，作最后一搏。

11月30日，解放军包围重庆，炮声已清晰可闻。夜里10点，蒋经国和总统专机“中美”号驾驶员衣復恩陪着蒋介石仓皇离开下榻地杨家花园。

衣復恩回忆说：“蒋先生那个时候住在重庆的一个山区里头。他离开的时候，已经是兵荒马乱了。去白市驿机场的路上，沿途挤满逃难的人群，哭的哭，叫的叫。快到机场时他都没法坐汽车，只好下来走路。走到飞机场，我看到还有一二十架飞机等在停机坪上，所有的飞机都发动了，声音响得来震天动地，对面说话都必须大声吼叫。除了我们从台湾带过去的‘中美’号和‘美龄’号空着，其他都已经塞满了人，停机坪上还有上不了飞机的人山人海，大都是政府和军队的官员和他们的眷属。装满逃难者的飞机也待在原地不能动，他们必须等我们这两架飞机飞机起飞后才能起飞。可是蒋先生上了飞机以后并不慌着走，让我再等一下，也没告诉我等什么。我想，可能是在最危急的时刻，他还希望会突然来一个什么能够起死回生的好消息吧？毕竟，那时候我们国军在四川还有将近一百万军队。这个时候，枪炮声已经清晰可闻，所有的通讯都已中断，共军打到了什么地方？离机场还有多远？我们呆在飞机上什么也不知道。这时候，蒋先生才意识到再不走就有可能走不掉了。接到起飞命令后，我这架飞机一起飞，其余的飞机也都争先恐后地起飞了。我刚把飞机飞起来，就从驾驶舱看到，来不及起飞的4架运输机和几架高级教练机，已经陷入火海之中。这不是共军的炮火打的，是一架飞机起飞后失事，一头栽下去造成的。”

这成了衣復恩记忆中最后的重庆。

后来得知，在蒋介石飞离半小时后，白市驿机场即被解放军先头部队占领。

飞抵成都后，蒋介石住在北校场中央军校内的黄埔楼上。并由顾祝同、钱大钧、萧毅肃等人在楼下设立起了临时指挥部。而此前两天率国府部委从重庆撤到成都的行政院长阎锡山，也住在这里。

阎锡山率领的国民政府和蒋介石一行先后撤到成都，在社会上立即引起巨大震动。

此时为蒋介石和阎锡山等人执行警卫任务的，已经换成了清一色的军校学生。他们都是经过严格选拔的忠贞分子，一个个笔直威风地站在黄埔楼四周，以能取代军校警卫团，亲自为国家的最高权力者放哨站岗而感到尤为自豪。

1949年12月1日，也就是蒋介石一行飞到成都的第二天，成都各大报纸都以显著位置登载了国军中校刘自新“因某种政治原因，悲观厌世，自杀于青城山之上清宫内”。其绝命书末尾写道：“慕青城风光秀丽。河山清净，愿寺中长老，惠赐一席之地，以作最后之归宿。”

这条“自杀”新闻恰恰与蒋介石由渝飞蓉的消息一起刊登在报端，愈发显得国民党政权已是江河日下，难有指望。军心民气动**，军校里也是人人心慌。

2日下午，中央军校人事课长文钰，又在他的办公室内手握总理遗训，服碘化钠自杀。

3日，天气晴朗，蒋介石为了给情绪低沉、六神无主的军校学生鼓鼓劲，主动向校长张耀明提出，他和阎院长要检阅本校官生，向他们训话。张耀明当然是受宠若惊，马上布置准备。

为装点歌舞升平的样子，大操场边的中正台被布置得花花绿绿，彩旗一块块布列悬挂在大操场上下内外，倒也很有点节日气氛。

这天，蒋介石由阎锡山和张群、蒋经国等人陪同步上中正台。局势危难之际，蒋介石特意穿上了戎装。阎锡山则穿黄色中山服，脚踏黑色皮鞋，头戴灰色呢帽。

在军乐声中，首先举行升旗仪式，青天白日旗在全场人员的注目礼下冉冉升起。突然，国旗与绳子从旗杆滑轮上一同溜了下来，本来沉闷无声的队列顿时嘈杂起来。

升旗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用最快速度放倒旗杆，重新挂上绳子，升起了这面被摔落在地的旗子。

“堕旗事件”在队列中引起纷纷议论，不少人都说这是不祥之兆，看来国民党气数真的尽了。

蒋介石深知，越是困难的时候，他作为最高统帅越需为军校学生们做出表率，但是，莫明其妙的“堕旗事件”显然也影响了他的情绪，在讲了“同学们”一句话后，嘶哑的嗓子干咳了一声。眼中霎时噙满了泪水。停顿片刻，他才接着对台下数千名军校生训话。

“我坦率地告诉同学们，我很伤心。我的许多学生……背叛了党国，背叛了我……我希望你们这一期学生要忠于党国，忠于领袖。圣经有云：‘我已宣誓，虽然自己受害、亦不更改。’”

蒋介石或许是触景生情，想到了他极为倚重的黄埔学生在战场上令他痛心疾首的表现，讲得来语无伦次，说到伤心处，端的是真情毕露，老泪纵横，喉咙哽咽。这让台上的阎锡山、蒋经国等人大为紧张。

不过，蒋介石很快就调整了情绪，挥动手臂，提高声调说道：“共产党打败了我们，不是共产党有三头六臂，而是我们腐败无能，是自己的弱点击败了自己。我们要转败为胜，关键依然操之在我，失败由本身造成，成功亦应由本人努力。只有改造自己，重视自己。彻底更生，坚持信念，才能扭转战局，打败共党！”

蒋介石本想把话说得斩钉截铁，或许是说得太用力的缘故，“党”字一说出口，竟然把假牙喷了出来。

台上马上出现了极其尴尬的一幕，只见蒋介石大张着空洞的嘴，紧皱着眉头，很是难堪。

台下的军校官生也甚感惊异，全瞪大了眼睛。

蒋经国赶紧给侍从递了个眼色，侍从快步走上前，把蒋介石扶到位置上坐下。

穿便装的阎锡山表现得反倒比穿戎装的蒋介石更加有军人气魄。他操着一口浓浓的山西腔说道：“失败不是灭亡，失败是现象的暴露。今天的失败不是今天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们老早已经种下了失败的种子，今天才结出失败果子。只要从今天起，不再种失败的种子，我们便已走上成功之路。这绝不是理论，而是必然的事实。我再说一遍，失败绝不是灭亡，灭亡是终结，是永远不能翻身。失败是过程，譬如走路，跌倒了又站起来，非达目的，决不终止。”说到此，似首触到了心中块垒，他又直言不讳地说道：“在我们国民党内，有的人就是吃党、穿党、祸党、卖党，我们的党，怎有不垮台的道理！同学们，你们一定要引以为戒！”接下来，他又讲了国际与现实问题。他说：“我今天主要讲确保革命根据地，集中力量，保卫我们东南的台湾和西南川滇康黔数省的问题。同学们要有勇气，要有信心。总裁制定的战略反攻就要开始。我们除有这巩固的大西南后方外，还在新疆和台湾建立了两个坚固的反共基地。我们的空军可以轰炸共匪所侵占的每一寸地方。大家学过飞机的知识吧？我们的飞机，作战半径可达我国每个角落……”

当晚，军校放映电影《文天祥》，蒋介石、阎锡山等军政大员也和官生一起观看。放映此片的目的很清楚，就是为即将离校前往西昌，组织民众武装准备与共产党打游击的学生兵壮魂送行。

放映过程中，银幕前人群情绪甚为悲壮，不时有军校生大呼口号，“只有断头军人，绝不做投降孬种”“卧薪尝胆，恢复军人魂”。

“江声不尽壮士恨”，青年人是很容易动感情的。在剧场浓烈的反共气氛中，学生们振臂响应，电影放完后，大家都不愿离去，有的学生当场声泪俱下朗诵文天祥的绝命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表示要像文天祥那样视死如归，以实践蒋介石“不成功便成仁”的训示。

有位学生就曾在感召之下，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私下买了一面国民党党旗裹在身上，表示与共军作战死后，也让后人知道是为党国而死。当然，这位学生后来并没有在军校起义时“杀身成仁”，而是在枪林弹雨的胁迫下火线投诚，参加了解放军。

军校学兵在得到蒋介石接见后，已是若狂若癫，如游干班一至五期同学就曾在蒋介石检阅之前制作了一面锦旗。然后同学们咬破手指，用血写下坚决反共的誓言，全体同学签名后，推举女同学何知言、徐志清为蒋介石献旗。20天后，这批西移的学生兵在前往青神县途中被刘文辉的起义部队包围，很快放下了武器，何知言与徐志清与起义部队到新都经两月整训后参加了解放军。不久，她们又和同学们“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打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去了。最后，何知言被炸死，成为烈士，徐志清呢？立功回国，成为英雄。

大厦将倾之际，长期与蒋介石貌合神离的四川众将领自然不会死心塌地为蒋卖命，成都暗流涌动，一日数惊。

所有去云集在成都的国府大小官员，此时最迫切的希望就是能弄到几张飞机票，以便让自己和家眷尽快地飞到台湾。

地处北校场的中央军校因住了蒋介石、阎锡山、张群等国民党政府高层领导，整日校门人流如梭，步履急促，此时能有资格来军校的多是一些国民党的高官显贵，他们来到学校绝不是向蒋介石请缨求战，而是来找阎锡山讨要飞机票。

阎锡山这位国民党行政院长现在唯一繁忙的工作，就是亲自主持分配飞机座位。每天都有几百个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部长、次长、司长等一类“难官”“难将”包围着他的住处大吵大闹，都想早点飞去台湾。这时大家谁也不管谁，都吸取了逃离重庆时坐不上飞机坐卡车差点当了俘虏的教训。连谷正纲、陈立夫，以及被国民党封为“孔圣奉祭官”的“衍圣公”孔德成，从重庆来成都时都坐不上飞机，不得不坐卡车。这样的时刻，只要自己能弄到飞机座位就行。所以只要有一架飞机降落，总有几百上千的人去抢座位，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也没抢到座位。有人虽有机票，到临起飞时，又往往被航检组特务假借一点小事从座位上硬拉下来，而让权势更大一些的达官贵人及其家眷先走。飞机场到处坐着睡着等候上飞机的官员，整天在哭喊、叫骂、吵闹。

成都市区反蒋力量越来越盛，蒋介石并非一概不知，他不止一次发出了“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的感伤之音。

12月6日，知道局势已无法挽回的蒋介石让阎锡山马上率政府移往台北，还把“美龄”号提供给他使用。

12月8日，四川省成都市处在新春前的一片寒冷之中。

在北风呼啸的成都飞机场上，一群惊慌失措的国民党政府官员麇集在飞机舷梯前，你拥他抢，争先恐后往上挤。远处传来的大炮声，更给这群若丧家之犬的人们，增添了慌乱与急切，犹如炮声就爆响在身边似的，一个个心惊肉跳，狂呼乱叫，拥挤得更厉害了。

已经登机的阎锡山坐立不宁，他回望一眼机舱，舱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人。透过舷窗往外望，只见舷梯上舷梯下人若密集的乌鸦，黑压压一片。他深知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解放军离成都已越来越近了，那秋风卷落叶的雄壮气势，那势如破竹的凌厉进攻，那疾如飓风的进军速度，他是早已领教过的。此刻，对他和他的“战斗内阁”成员来说，迟滞就意味着危险，晚升空几分钟就有可能变为俘虏。他愈来愈沉不住气，愈来愈焦躁不安，终于以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的身份发出命令：撤离舷梯，马上起飞！

座机像受惊了的一只大鸟，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摇摇晃晃地飞上了高空。

阎锡山当然听不到滞留在机场想逃命的人们的叫骂，当看到机下的城市、村庄、山川、河流越变越小，越来越模糊的时候，他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感觉到离危险越来越远了。

飞机在空中急匆匆地飞行，阎锡山从舷窗俯望机下成都平原上那一片片庄稼、一道道河流，想到山河变色，江山易手，心中无限悲怆。几个钟头后，当蔚蓝的大海出现在眼前的时候，阎锡山有一种终于脱离险境的轻松，可是，一种更为深沉的痛苦也霎时涌上心头，他清楚地知道，他自视为政治家，将再也不能在这片土地上实施统治之策了；他自视为军事家，也将很难在这块大陆上施用驭兵谋略了。当然，他还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离开大陆对他意味着既是他纵横捭阖的政治生涯的最后终结，也是他风云激**的军事生涯的最后终结！

与阎锡山同机逃离成都的，除了陈立夫、朱家骅、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三位党国大佬，还有刚刚进入阎内阁担任教育部长的杭立武。以及在飞机起飞之前匆匆赶到的另一位长须飘拂的大师级画家——张大千。

对那一天阎锡山与张大千的表现，学者出身的杭立武极为憎恶，晚年他在接受中央研究字近代史研究所学者王萍、官曼莉采访时谈到了那一天的经历：

38年12月9(1)日，我随行政院长阎锡山在成都新津机场乘最后一架飞机撤退来台，同机尚有政务委员陈立夫、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秘书长贾景德等到人。记得那日，我赶到机场上登机时，见阎锡山坐在一口箱子上，身体摇摇晃晃的，神情若有所思。朱、陈两人对我说：“我们的生命全操在他坐的那两口箱子上。”原来，这两口箱子里装的全是黄金，重量超重，对飞行安全构成威胁。陈、朱两人认为我与阎百川的交情比较好，要我说服阎，不要带黄金走。我想，这是不可能的事，阎携带这些黄金，并不是为了他个人，而是为了山西人的生活着想。我于是向陈、朱二位建议，劝阎放弃这些黄金，而由我与陈、朱三人签字保证，于抵达台北后，请蒋先生补偿他同额的黄金。陈、朱认为做不到。

一筹莫展之际，一个谁也没想到的人——张大千突然来了，带来了新麻烦。张大千乘坐的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群的座车。车子开得极快，风驰电掣冲进机场。车未停稳，张大千便跳下车来，径直走到杭立武面前说，他带来了78幅敦煌临摹壁画，要求与这批画同机撤离。张大千的请求遭到陈立夫和朱家骅等人的拒绝，说飞机已经超载了，你那画又不只是几张轻飘飘的纸，那么重，还要加上一个你，怎么可能？但杭立武知道，这78幅敦煌临摹壁画虽非古物，其价值并不低于真正的古物。他想要带走这批画，但眼前这架飞机的确再也载不下一个人和78幅画的重量了。

朱家骅和陈立夫对杭立武说：“保护文物是你的责任，你要履责，我们不反对。你去说服阎锡山丢下黄金，把张大千和他的画带走吧。”

那时通货膨胀，纸币如废纸，但杭立武深知阎锡山此人，自辛亥革命组织太原起义，至1949年逃离大陆，长期统治晋绥一带，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人称山西土皇帝，想要劝他在这关键时刻放弃黄金，实属痴心妄想，绝无可能。而且此去台湾，前路茫茫，谁也不知道将来的景况，非要让人丢下活命的保障，也属过分。

在要黄金或是要性命的紧急时刻，杭立武表现出了一位中华精英人物超凡脱俗的人格力量，他转身从飞机上拿下了自己的行李，对张大千说：“我这里有二十几两黄金，是我此生的全部积蓄，现在我把它给你，也同意运你的画去台湾。但是，我有一个条件，这个画将来不属于你，你要捐给故宫博物院，捐给政府。”

为了能上飞机，张大千满口答应。当然，对杭立武送上的黄金，他也没有拒绝——在艺术上，张大千是世所公认，当之无愧的超级大师，但在个人精神境界上，与杭立武先生相比，当不可以道里计。

杭立武又说：“口说无凭，你要立个字据。”

张大千从身上摸出一张名片，当场在名片上写下了今后将画捐给故宫博物院的凭证交给了杭立武。

就这样，最后一班飞机载着5名党国要员、一名艺术大师、两箱黄金和78幅名画，一同飞抵了台北松山机场。

许多年后，与阎锡山从成都凤凰山机场同机逃往台湾的陈立夫在其回忆录《成败之鉴》中，特以专章“陪同阎院长飞台遇险”，记下了阎锡山留给他的深刻印象。

1949年12月，身为“行政院院长”的阎锡山跟随蒋介石从重庆逃往成都，住在成都中央军校。

12月初的一天晚饭后，陈立夫到成都北校场中央军校校长官邸去见蒋介石。

蒋介石情绪很坏，一见陈立夫就问道：“今天真奇怪，我召集军事将领开会，大家居然都不来了，这是怎么回事？”

陈立夫注意到蒋介石面面凝重，犹有愠色，说：“我们现在情况已经很紧急，很危险了。四川军人大多数都靠不住，如邓锡侯、王赞绪，潘文华，以及西康的刘文辉，只有杨森比较好一些。”

蒋介石骂道：“共产党马上就要得天下，这些地方诸侯长期以来就和中央离心离德，一定会见风转舵，做临难背主之事。”

陈立夫说：“逃到香港的‘云南王’龙云已经公开登报叛变投共，卢汉的思想也起了变化，已经把被捕的共产党全都释放了，恐怕也靠不住。”

蒋介石问：“阎伯川还好吗？”

陈立夫想了想说：“不好，自太原失守后，他的思想包袱一直很沉重，情绪不太好。而且不久前在重庆，他竟然还做出一件让人难以理解之事。”

蒋介石：“伯川做什么了？”

陈立夫愤愤道：“当此人心惶惶之际，阎院长竟在院会上提了一案，完全像共产党的口气，要通过提案清算地主，和共产党争夺农民。我当时一气，也就顾不得他的资历地位，起而驳道：‘共产党就是靠打土豪分田地起家的，现在共产党还没来，我们就先来清算地主，你这么做不是帮共产党的忙，自乱阵脚，自掘坟墓吗？’”

陈立夫在《成败之鉴》中回忆道：

经我一骂之后，阎院长才把提案撤回去了。此时我们的两个航空公司叛变投共(2)，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亦很积极，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在成都虽然有蒋公坐镇，已大为安定，但情势仍然不稳。胡宗南的西北军队也不行了，他是嫡系，是蒋公的基本部队，又是装备最好的美式装备，结果竟没打什么仗，就败退下来。

蒋介石听陈立夫说罢，神色凝重，默不作声。

陈立夫见此时的成都风声鹤唳，杀机四伏，很想效法当年孙中山蒙难中山舰时，时在上海的蒋介石闻讯后只身前往广州，陪伴孙中山的壮举，遂提出想与蒋一道走。

蒋介石却拒绝了陈的请求，说：“你不能跟我走，你与阎伯川（阎锡山）一起走。他是院长，你是政务委员，你应该与他一起走。你不是说伯川思想包袱沉重，情绪不好吗？这种人在这个时候是很容易出现意外的。你跟他在一起，即便有什么想法，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蒋介石已经把话说得十分明白了，他担心他们的行政院长阎锡山向共产党投降，让陈立夫跟踪监视，只是阎锡山一生都不知道罢了。

陈立夫回忆说：

我接着问：“总统(3)去哪里？”

蒋公说：“我飞西康。”

我说：“总统不能去那里。”

蒋说：“为什么？”

我说：“总统若到西康，胡宗南军队到达者仅两团人，人地生疏，而刘文辉已在那里搞了十几年，他如在机场请总统训话，再来一次西安事变翻版怎么办？”

蒋公听了改变主意说：“那我去云南好了。”

我说：“卢汉也靠不住了，云南绝对去不得。”

蒋公接受了我的意见，不去了，派经国同志前去。经国同志认为与卢汉不太熟，不肯去，后来改派张岳军先生（笔者注：张群字岳军）前去，结果被卢汉扣留了，过了几天才被放出来。

危急关头，蒋介石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也的的确确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过人之处。蒋介石离开成都的经过，比之撤离重庆更为惊险万分。

12日凌晨，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起义通电传入黄埔楼。通电如雷贯顶，惊得蒋介石从**跳了起来。通电开篇写道：

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转各野战军司令暨全国人民公鉴：

蒋贼介石盗取国柄二十余载，罪恶昭彰，国人共见。……所望川、康全体军政人员，……努力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之残余，以期川、康全境早获解放，坦白陈词，敬维垂察。

通电中开头“蒋贼介石”几个字，更是惊得黄埔楼内所有听到这一消息的人为之瞠目结舌……

蒋介石从下榻的北校场中央军校到机场，必须经过驻扎有刘文辉第24军起义部队一个营的武侯祠关卡。胡宗南为了保证蒋介石的轿车安全通过，竟不遗余力调动了10辆装甲车和坦克车，先一日聚集在北校场军校操场上。

13日夜，蒋介石已做好了离开成都的准备，他很清楚此行将是他与大陆的告别之行，也或许是永别，胸中别有一番凄凉滋味，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他把经国叫到身边，二人合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中华民国国歌，伤感至极。一旁的人也洒下了同情的泪水。

蒋氏父子痛苦未止，侍卫人员慌慌张张从楼下跑上来报告说：“军校前门附近发现有可疑人行踪。为安全起见，是否可以出军校后门，绕道再由装甲车辆护送出成都南门。”

蒋介石厉声斥道：“余由军校正门进来，必由正门离去。”他悲感交集，心力交瘁，因极度的愤怒而显得有些失态。

侍卫人员只得赶紧打电话令成都警备司令盛文协助，设法引开军校正门前附近的嫌疑人员。

夜幕低垂，约11时左右，蒋介石、蒋经国、陶希圣、谷正纲、俞济时以及秘书沈昌焕、曹圣芬一行，与继续留守军校中的顾祝同等人告别。一切都在无言中进行，个个都明白对方的“哑语”。

装甲车、坦克车已起动轰鸣等待在校门旁，蒋介石一行在军校第23期2总队一个大队乘车护送下，出军校正门直向城南驰去。隆隆马达声盖过街面，由于这两天装甲车、坦克车经常上街，市民们对这些铁甲怪物也已习以为常，并不多加注意。直到武侯祠枪炮声很快响成一片，市民们才意识到这一夜晚不同寻常。

蒋介石一行人的车辆，在装甲车、坦克马达轰鸣声和激烈的枪炮声吸引住不明真相人的耳目之时，从夹杂在装甲车、坦克的行列中驶出，经武侯祠门口向西径直冲去。

蒋介石等人到此时才稍放下心来。

在车队将抵新津飞机场时，突遭地方武装力量的拦截，随行担任警卫任务的军校学生立即还击，战斗较激烈，“每当一名军校学生遭受袭击伤亡时，即以另一名学生递补，以维护蒋公的安全”（台湾出版《传记文学》一作者注）。

军校学生蒲剑虹在1987年对笔者回忆这段往事说：“我们在卡车上边打边向前冲，蒋介石的轿车就紧跟在我们卡车后面，车队一停也未停，穿过火力网，直开进新津机场。”

蒋介石走出轿车后，向卡车上的军校学生挥了挥手，没等后面的车辆来到，就直奔“中美”号专机，上机稍回过神来后，又再次向站在飞机一旁的胡宗南等人作别。

“中美”号专机已发动，旋即驶入跑道，腾空而起消失在夜幕中。

陈立夫对当年监视阎锡山的内情，在其回忆录中说得很简单，仅用“奉命”二字，便将蒋介石交与他的“特殊任务”简略、掩盖了。

陈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

我奉命陪阎院长飞台，同行者有朱家骅等数人，晚间出发飞经大陆去台。不料飞抵四川与湖北交界处，遇到寒流，飞机两翼结成厚冰，往下坠落七百余尺，不能前飞，仍回成都。是时飞机师将情形宣布，余见城市电灯明亮，疑为汉口，在手提箱中取出手枪准备自戕。听报告后，始知返回成都，一场虚惊始得过去。后来方知飞机上满载金条数十箱，为阎院长所带行李之一部分，昨夜坠落原因，为所载超重有关。次日再飞，飞行师告我，最好飞机不超重，以免发生危险。我乃商诸阎院长，阎宁可减少卫士数人，而金条非带不可，幸一路平安飞抵台湾。后来知道随阎从山西出来之人不少，均靠阎接济，故金条对阎确是十分重要，唯我等之生命，几因此而遇险，不亦冤乎！

黑字白纸，杭立武笔下的两箱黄金，在陈立夫笔下变成了数十箱金条！同为亲历者眼中的同一件事情，差别竟然如此之大。

陈立夫虽然对阎锡山笔下留情，点到即止，然“阎宁可减少卫士数人，而金条非带不可”，“故金条对阎确是十分重要，唯我等之生命，几因此而遇险，不亦冤乎！”寥寥数语，夹枪带棍，实为皮里阳秋，褒贬立显。

那一天同在飞机上的朱家骅、邱昌渭、杭立武、阎锡山的亲信、行政院秘书长贾景德在各自的回忆中都谈到了面对阎锡山巨量黄金时的态度，他们就说得不像陈立夫那样闪烁其词，曲里拐弯。

汇总起来，当时真实的情况是，陈立夫听了飞行员的叙述，即去与阎锡山商量，希望他少带一些东西，比如那些金货，此时系非常时刻，人命比金条值钱。

阎锡山听了，很不高兴地说：“我的财产在山西带不出来，现在就剩这点积蓄，跟随的家人、佣人，还有已到台湾的亲戚，过去的老部属，将来都要靠这些东西生活，丢不得，万万丢不得！”

阎锡山显然说了假话。早在4月份，他的山西省驻京办事处从南京搬到上海南京西路静安新村4号时，就叫内弟徐士珙从上海运了大批金银到台北市怀宁街34号，然后由徐士珙以做生意为由转运去了日本。

而且为这笔金银，当时还弄出一场风波。

由于CC分子、山西去台人员苗培成等人得知阎锡山运了大批金银到台湾，特地利用阎锡山6月8日赴台奔丧之机，到怀宁街34号闹事，要求阎锡山将钱财分一些给他们。

阎锡山不同意，声称带出来的钱系山西人民的，以后还要带回山西，归还山西人民，现在不能分用。

苗培成等人认为阎锡山是乱扯，大骂道：“你是山西人，我们也同样是山西人。你可以带回山西，我们还不是可以带！”

为了把金条搞一些出来，苗培成带着一帮人，在台北街头散发传单，历数阎锡山在山西横征暴敛、盘剥人民、中饱私囊的事实，并扬言阎锡山如不满足他们的合理要求，还要在报上公开揭露。

苗培成等数十人的行为，使阎锡山及其亲信杨爱源、贾景德等人颇为头痛。由于双方闹得不可开交，几至发生冲突，阎锡山便叫杨爱源去请人调解，拿出数十根金条交给苗培成等人，才将这一风波平息下来。

苗培成与陈立夫的关系极好，台湾发生的这一幕，陈立夫早就知道了。阎锡山的态度和做法，使陈立夫很恼火。他心想：这个老家伙真是爱财如命，党国到了这种时候，逃命第一。机上有这么多党国要人，你作为行政院长，不顾大家的安危，只顾钱财，实在太过分了。想到这里，他不顾阎锡山是行政院长，很不客气地说：“你现在是政府首脑，台湾那边急着等我们过去。为了政府公务人员的安全，你必须舍小求大，将飞机上的物资卸下一部分。”见阎锡山老半天不做声，又说，“总裁催着我们早点过去，再不能拖延。如不把东西卸一部分下来，那就减少随行人员，二者必居其一。此事很紧急，而且今天一定要走，要赶快定一下。”

阎锡山无奈，最终决定将金银财宝及几个重要亲信都带上，卫士和医官、厨师等统统留下，坐另外的飞机前往台湾。减了十几个人后，飞机轻了不少，飞行也较前一天正常。这样，陈立夫与阎锡山、朱家骅等才一同飞到了台湾。

经过这次危险飞行，陈立夫对阎锡山十分反感，认为像他这样大贪图钱财的人，不能再在“政府”担任大责。阎锡山到台湾后，陈立夫在老蒋面前告了阎锡山一状，说阎锡山因带这些金条使他和朱家晔、邱昌渭、杭立武等人险些来不成台湾，还使应该来的人也来不了，他携带的数十箱金条，来路也不明。

蒋介石听了陈立夫的小报告，恐怕也对阎锡山这种要钱不要命的表现陡增厌恶之感。阎锡山到台湾后任了很短一段时间的行政院长，就被蒋介石打入冷宫，从此弃若敝履。

(1) 阎锡山与陈立夫、朱家骅等人是1949年12月8日从新津机场飞往台北的，后因阎锡山所带黄金超重折返，9日再次从新津机场起飞。

(2) 陈立夫回忆录中的“两个航空公司叛变投共”，即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两航起义”。当时中国主要的两家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拒绝服从国民党当局的命令撤到台湾，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香港的这两个航空公司的全体员工两千余人宣布起义。11月9日，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刘敬宜和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率领12架民航飞机，由香港飞抵北京、天津。

(3) 蒋介石当时巳下野，并非总统，陈立夫是按过去的习愤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