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方面，蒋介石又给傅作义发来一扮亲笔签名的电报，说什么：“北平事件，已成过去，希兄痛定思痛，勿再上其圈套，否则追悔莫及。”要傅作义：“接电即来重庆，我当派机迎机，并将委以重任。”

当傅作义从归绥前往包头，中途专列经过关岱召，下车慰问检阅部队时，张庆恩也从包头乘压道车赶到，径直闯进傅作义的住处——一座小教堂，与傅作义见面。傅作义的随从秘书阎又文见此情况，马上令几个卫士护卫在傅作义的左右，寸步不离。

张庆恩见此情况，就拿出几份电报交给傅作义，说是广州政府让转交傅先生的。傅作义接过电报，立即唤人：“赶快送张主任上车站，别误了去包头的火车。”

明是送客，实是逐客。张庆恩无可奈何地回了包头。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董其武身上。

起义工作已经准备就绪，绥远省议会议长张钦，高等法院院长于存灏也来到包头，住进了福生茶庄。9月18日夜里9时左右，董其武和他的办公厅主任李忠孚带着起义通电稿，从车来到福生茶庄后院客厅，见到张、于二人。就座后，张钦刚说道：“荣祥（土默特旗总管）病了，托我俩代表他签字。”

董其武把连日来筹备起义的情况作了介绍，并让李忠孚把起义通电稿念给张、于二人听。

正在这时候，张庆恩突然闯进客厅，气冲冲地向着董其武叫嚷：“你让我到广州去给你交涉军费，要费要到了，你现在要投共产党，你让我怎么向中央交待？”

董其武说：“此一时彼一时，你也是个聪明人，你看看这仗还怎么打？还打得下去吗？”

张庆恩转头对张、于二人说：“你们都是地方上的头面人物，现在是绥远的生死关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你们也应该站出来说句话嘛。”

张钦扯着嗓子，慢条斯理地说：“苟能兴邦，万言何惜！”

此时的气氛已经非常紧张，张庆恩来时，带了一辆大卡车，车上有十几个便衣特务，内藏武器。下车后，这些人分散在院里四处逡巡，有的竟敢在客厅窗外听屋里的谈话情况，大有要拼一场的架势。

董其武的警卫副官王全福一看不妙，担心发生意外，急中生智，飞步闯入客厅向董其武大声说道：“报告主席，总司令来电话，请主席马上过去。”

于存灏会意地转头催促道：“总司令找你有事，董主席那就快去吧。”

董其武随即起身说：“那好，我过去看看，你们谈吧。”

于是，董其武和李忠孚坐车返回包头银行。

北平城里的毛泽东看了傅作义、董其武发去的起义通电稿，提了一条意见：“要把蒋、李、阎的全名写出来，这是历史文件，免得后人不知道‘蒋、李、阎’是何许人矣。”

傅作义、董其武接到北平回电，当即照办。在起义通电稿上写上了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全名，用上等虎皮宣纸将电文缮好，准备次日签字后发出。

徐永昌与傅作义晤谈后回到下榻处，中统张庆恩，保密局赵思武两名特务头子相继前来晋见，密告傅作义与绥远军政高层人物经过紧锣密鼓的研商，已经拟好了通电稿，就这一两天便要宣布起义。

徐永昌急得上了火，见自己的任务没法完成，无颜就这么回广州去复命，万般无奈之下，便耍了个小花招，也像孙兰峰一样，躲在下榻处足不出户。

傅作义到了绥远以后，阅兵讲话发慰问金，绥远的起义已成定局，唯一的障碍，就是这位徐永昌老将军了。徐老将军在傅军中袍泽甚多，恩德广被，很有威望，从个人感情上很多傅作义的部下对徐永昌十分敬重。

所以，如果徐永昌在这里苦口婆心地劝大家忠于党国，这些人还真不好意思就此签字起义。徐永昌也看出了这一点，干脆称病就地住院，作为自己阻挡绥远归向北平的最后一张牌。

徐（永昌）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定于9月21日在北平开幕，傅先生必须于会前赶回北平参加会议，如果他硬拖着不走，傅作义回不了北平，不去参加会议，绥远就不便起义，于是，佯说他拉肚子病了，要住医院。傅先生见此情况也发了愁，对邓宝珊先生说：“次宸病了，要待在这里不走。他不走，我们不能起义，不就耽误了我们的大事吗？这可怎么办？”(10)

徐永昌这一招还真是管用，连傅作义都觉得棘手，说这怎么办，他在这儿咱们也不能起义啊！

关键时候，却有人主动站了出来，拍着胸口说：“老总不用着急，我去医院和他说，一说他准走。”

哈，谁有这么大能耐？

别说，还真应了一物降一物这句老话。

主动请缨的，是傅作义的副手、国民党陆军上将、曾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的邓宝珊。

邓宝珊此刻主动请缨，而且果真不辱使命。他设下酒席，恭请徐永昌赴宴。“次辰兄，听说你病了，气色不好，请注意一点。”几句寒暄话一说，三杯酒下肚，刚吐出短短一腔涉及实质性的话，就惊得徐永昌变脸变色，几乎跳将起来。

邓宝珊说出的话恰似一串炸雷：“徐总指挥啊（徐永昌中原大战的时候当过总指挥），你看你病成这个样儿，就不要走了，在这儿好好养着吧。宜生让我前来告诉你，润之、玉阶先生来电，欢迎你去北平。回头，我们发通电，算您领衔，头功算你的。起完义，你就带着弟兄们一起去北平参加共产党的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

徐永昌原本是阎锡山专门派来当说客，打算把傅作义、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等人拉回国民党的，对党国极为忠诚，若是这位堂堂的国军上将，主动把自己送上门去率领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三巨头向共产党缴械投降，传出去怕不笑死人才怪呢？

邓宝珊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徐永昌还能不赶紧跑吗？照邓霸王硬上弓的手段，自己再不跑只怕连广州都回不去了。

徐永昌的“病”马上好了，吃过饭嘴一抹，乘车直奔飞机场，与绥远的老朋友们彻底地拜拜了！

徐永昌被邓宝珊吓跑了，可是，还有孙兰峰这员大将犟着脑袋不同意在起义通电上签名。在此之前傅作义已经亲自找孙兰峰谈过两次话，孙尚且固执如此，谁还能拿他怎么样？

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时间紧迫，你孙兰峰签名我们也要起义，不签名我们照样也要起义，实在也就顾不得他了。

在通电起义上签名这天，虽然傅作义就在包头，但是，领衔起义之人却成了董其武。这里面，就别有一番深意在里头了，傅作义这是要把绥远起义的首功让给自己的爱将——北平的和平是我傅作义造成的，绥远的和平，与我傅作义无关，是你董其武造成的。倘若共产党得了江山后要论功行赏，这头一份，理当落到你姓董的头上。

傅作义心里念想着董其武，董其武呢？心里也时刻念想着拒不前来签名的孙兰峰。

1949年9月18日，经过简单布置的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显得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挂着“绥远和平起义签字仪式”的隶书横幅，台上摆着几张长桌，上铺洁白的台布，桌上放着用黄色虎皮宣纸抄好的通电文稿和笔墨。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华北“剿总”绥远指挥所主任董其武、绥远省参议会议长张钦、高等法院院长于存灏、土默特旗总管荣祥等绥远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各族各界人士共38人，表情严肃地围坐在长桌旁，等待着一个历史时刻的到来。

身着戎装的董其武从容地宣布：“绥远起义自今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开始酝酿，历经8个月，今天终于达成。历史选择了我们，我们选择了和平。这庄严的时刻到了！”

董其武的秘书李忠孚双手捧起《绥远和平起义通电》，大声宣读：

“毛主席、朱总司令、聂司令员、薄政委：

我们全体官兵和各级行政人员，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起义，并庄严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得庆新生，全体军民，谨以无限忠诚，向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致以崇高的敬礼……”

通电宣读完后，董其武激动地宣布：“绥远和平起义签字仪式现在开始！”

在所有目光的注视下，董其武第一个拿起毛笔，饱蘸浓墨，在用红绸缮好的通电起义文稿上，庄严地签下了“董其武”三个字，“绥远方式”遂成为历史名词。

但是，签字之后，令在场的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董其武却来了个出人意料的举动。他随手抓起一个小茶碗，“啪”的一声反扣在自己签名的下方，站起来走了。

刹那间，三四十名绥远党政军的头头脑脑们全都盯着那只小茶碗发愣……

紧随董其武签名的是111军军长刘万春，刘万春也愣了——你拿个小茶碗反扣在董其武三个字下面是什么意思啊——看着后面排队等着签名的干部将领，只好疑窦丛丛地在小茶碗下面写上了“刘万春”三个字。

正如同傅作义要把绥远起义的首功让给爱将董其武一样，董其武也是用那个小茶碗，给他的生死老搭档孙兰峰占着一个仅在自己一人之下，数万人之上的位置哩！

董其武和孙兰峰是多年并肩作战的老战友，情谊深厚。这两个人都是名将但性格不同。孙兰峰凶悍暴躁，董其武沉毅有威，在绥远问题上，两人的思路有所异同，孙兰峰始终认为应该效忠党国，不能未战而降，他在武川收集残兵，积极备战，对董其武的起义准备表示反对，是绥远最大的死硬派。但是，当广州方面试图通过张庆恩鼓动孙兰峰密裁董其武，谋夺绥远政权的时候，孙兰峰不仅不配合，而且坚决反对——这种背后插朋友两刀的做派，岂是义气深重的孙兰峰能干的？

因为孙兰峰在绥远军中的影响太大，没有他的认同，绥远的起义很不容易。这一点傅作义也很清楚，所以从北平飞往绥远，给董其武撑腰。不过，孙兰峰自己的主意并不肯改，抱着做忠臣的念头住进包头医院，坚决不参加起义。傅作义与其谈了两次话，依然是对牛弹琴，一气之下，也就听其自便。

但董其武的想法不同，他用一个茶碗，就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而且让孙兰峰后来的人生免遭了许多的坎坷——事后证明，这对孙兰峰来说，是何等有意义、有价值的一个举动！

“傅作义的两只虎，孙兰峰，董其武”。有董其武，怎么能没有孙兰峰呢？从更深一层来说，以孙兰峰和共产党结下的梁子，如果没有一道护身符，将来怎么能过得了关？

董其武反扣在起义通电上的一个小茶碗让傅作义也动容了，于是决定再找孙兰峰谈一次。

对这段故事，我们还是来听当事人董其武是怎么说的吧。

9月19日(11)上午，是一个庄严隆重的时刻。我们绥远军政干部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以及邓宝珊将军部驻包头的22军代表，在省银行包头分行礼堂，举行了签字仪式。我首先拿起笔，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按照名单次序，第二个应当是孙兰峰，孙兰峰当时住在医院里，我顺手拿起一个小茶碗，扣在我签名字的下边，留待孙补签。其他二十几人依次在后边签了名。

我扣那个茶碗是有用意的，这得回过头来说几句。张家口解放时，原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回到绥远，收容游散部队，驻扎包头，并成立了第9兵团司令部。他对绥远和平问题一直沉默不语，态度不明。傅先生批派华北总部参议张濯清、政工处长王克俊来绥劝孙兰峰，但孙兰峰还是听不进去，谁的话也不相信。傅先生来绥后，与孙兰峰谈过两次话，回答他提出的问题，讲解“绥远方式”的宽大精神，但是他仍然有顾虑。9月19日凌晨，傅先生又专门派人到医院转达对孙的肺腑之言，傅作义对孙兰峰说：“畹九（董注：孙的号），我们共事多年，同甘共苦。我认为现在走的路是最正确的路子，切盼我们一起走。眼下北平已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政治地位上，共产党不会错待我们。我更有责任考虑到你的政治前途。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断绝我们几十年的交情，不跟我一起走，那么，人各有志，不能相强。你看谁愿意跟你走，你就带谁走，哪个部队愿意跟你走，你就带哪个部队去。从此以后，分道扬镳，各奔前程。”

孙兰峰听了傅作义的话后，才断然地说：“我跟傅先生生死相处了几十年，情同手足，我怎么能离开傅先生单独行动呢？好吧，眼前就算是火坑，我也跟着你往下跳！”

于是孙兰峰才参加到起义的行列里来，终于在起义电文上签了名……

“9月19日凌晨，傅先生又专门派人到医院转达对孙的肺腑之言。”董其武把时间写得很清楚。同样是在董其武将军的回忆录《戎马春秋》的296页上，笔者看到黑字白纸地写着：“9月19日早晨，张庆恩跟徐永昌一同飞往广州。”

如果不是因年代久远，董其武对时间记得不太准确，那就是董将军在事隔多年后，依然出于袍泽情谊，在他的回忆录里再次为孙兰峰扣上了一个“小茶碗”。

因为道理很明白，孙兰峰当时的思想根本就没有转过来，即便是在迎接傅作义到绥远的那一刻，他真实的思想感情也是“在高兴之中不免夹杂着一些伤感，伤感的是自从我们相识以来，他经历过不少的难关，但没有像在北平这样失败过。”在他的认识中，傅作义的北平起义，根本就算不得人生中最正确的选择，而是人生中的一次重大失败。既然是重大失败，他当然有理由拒绝参与其间。其二，傅作义已经与他深谈过两次，孙兰峰仍然是四季豆不进油盐，抱着做党国忠臣的念头索性称病住进医院，坚决不参加起义。

董其武说，9月19日凌晨，傅先生又专门派人到医院转达对孙兰峰的肺腑之言，同时又写得很清楚，徐永昌是9月19日早晨飞离包头的。那就是说，傅作义派专人给孙兰峰传话是当日凌晨，依照中国人的普遍理解，凌晨应当在早晨之前，从词意上看，傅作义派专人给孙兰峰传话在前，而徐永昌离开包头在后。

另一位重要的当事人孙兰峰又是怎么说的呢？

第三次谈话是在徐永昌走后，傅先生用极郑重的口吻对我说：“徐次宸（徐永昌的字）来说服我，我没有听他的话。我对他说，国民党失败之局已定，任何人任何力量都不能挽回这个败局。我去了同样是无能为力。但是，他还不想走，我请邓宝珊劝说他和我们一起起义。这样，他才说要走，而且已经走了。这你大概也知道了吧！起义的通电已经写好了，别人都签了字，唯有你还没有签字。你是不是还有顾虑？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不愿意同大家一道起义，打算离开我们，断绝我们几十年的交情，那就随你的便吧！你看谁愿意跟你走，你就带谁走。哪个部队愿意跟你去，你就带哪个部队去。但是我要告诉你，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

说到这里，傅先生讲了一句诙谐的话：“你们要是真有本领打，打出个天下来，我岂不是可以当‘太上皇’吗？”

自从我和傅先生相识以来，我们之间的任何一次谈话，都没有像这次谈话那样激动人的感情。我情不自禁地流了不少的眼泪，一时想不出多少可说的话来。

我只简单地说：“傅先生和我患难生死相处了几十年，情同手足，我怎么能离开你而单独行动呢？当年涿州战役失败后，我都没有离开过你，今天我怎么能够离开你呢？我听你的话，马上签字。”

孙兰峰的回忆中有两个问题与董其武的回忆不同，一是傅作义并非派专人去医院向孙兰峰转达肺腑之言，而是傅作义本人亲自与孙兰峰进行的来包头后的第三次面谈。第二，时间是在徐永昌离开之后——即9月19日早晨之后——而不是在19日早晨之前的凌晨。

如此一来，孙兰峰对待起义的态度便在起义签字仪式之前已经由反对、观望变成了赞成并具体参与了起义——这对孙兰峰的人生来说相当重要，因为真实的情况是，他是在董其武、刘万春等38名军政要员在起义通电上签字后的次日凌晨三点，才在通电上董其武用小茶碗给他预留出的位置上补签的字——显然，董其武正是出于袍泽之情，生死之谊，才再一次在人生的重要关头，有意地为孙兰峰再扣了一次茶碗、留了一个位置。

也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孙兰峰波澜不惊地历任了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绥远省政协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二、三届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第五、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并曾当选为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一、二、三、四届委员，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常委。1987年2月27日在呼和浩特逝世，终年91岁。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孙兰峰当然也受到一定冲击，但“绥远起义第二号领导人”始终是孙兰峰的一道“红色护身符”，虽然不能保护他毫发无伤，却使他能够撑过镇反，“文革”等道道关口而大难不死，最终得已善终——或许，那时候他会想起那只反扣在写在虎皮宣纸上并以红绸缮好的起义通电上的那只含情透义的小茶碗。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12)董其武与孙兰峰的生死友情，贯通了两位将军的漫长人生，足以令后人动容。

(1) 归缓系旧时绥远省省会所在地，即现在的呼和浩特。

(2) 岳维峻1931年任国民党34师中将师长时，率部进攻鄂豫皖苏区，在双桥镇战斗中被老部下徐向前俘获。被俘后，按红军的要求，岳通过其旧部为苏区采购了大量的医药器械，还送了大量军装和银元。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曾指示曾中生，适当时候可以将其释放。但张国焘到鄂豫皖后借口岳要搞暴动下令将他处决了。

(3) 摘引自董其武回忆录《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4) 郭寄峤，安徽合肥人，保定军校第9期炮兵科毕业。曾任国民党第5战区司令部参谋长。1944年任重庆市卫戍区副司令，1947年前后任甘肃省主席。1949年去台湾，曾任国民党国防部长。1998年逝于台北。

(5) 徐永昌时系阎内阁不管部部长。

(6) 王叔铭时任空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为周至柔。周、王交接时间为1952年3月。

(7) 摘引自董其武回忆录《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8) 南京巳于1949年4月24日解放，国民政府此时在广州。

(9) 摘引自董其武回忆录《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

(10) 摘引自董其武回忆录《戎马春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11) 档案记载，绥远起义签字之日是1949年9月18日上午，而非董其武在回忆录中所写的19日。

(12)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出自《诗经·秦风·无衣》首句。意为：谁说你没有军装？我与你同穿一件战袍。后引申为袍泽之谊，战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