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880—1964），“二战”期间任西南太平洋盟军总司令，日本投降后任占领日本的盟军最高司令官（1945—1951），朝鲜战争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我第一次见到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是1918年的一天，在法国。那个高大、英俊的人影走过来时，我注意到他肩上陆军准将的单颗银星，以及微带角度戴在头上的帽子。于是作为陆军航空兵团中尉的我，不禁拿他与当时在飞行员中最受宠爱的高级将领比利·米切尔将军比较起来：他们都迈着快速的阔步；他们都知道要上哪儿，并想匆匆赶到那儿；两人都身穿时髦的军装——尽管你不知道他们的制服是否完全遵循了规定的标准。

“那位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步兵上尉对我说道，“如果不让德国人干掉的话，那家伙将前途无量。可是他似乎认为自己可以永生。空袭时他在战壕里就戴那顶帽子而不戴钢盔。他已经收集到一对有特色的臂章，还有大量通过努力获得的奖章。”

道格拉斯1880年1月26日诞生于阿肯色兵营里，当时印第安人还在出战前往身上涂颜料。从那以后，道格拉斯就一直成长在军队里。他十九岁进入美国西点军校[354]，据说入校不久便平静地宣布：他打算毕业时名列班级前茅，并以美军参谋长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四年之后，他成功地达到了第一个目标，取得了令人震惊的平均98.14分的好成绩。

年轻的麦克阿瑟在陆军军官学校是自信的，同时无疑也是最英俊的学员、优秀的运动员、橄榄球队管理人和棒球队队员。此外，他被认为同时与八个女孩有婚约（西点军校先前的记录是七个）。麦克阿瑟坚持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名声，始于军校二年级的时候。因眼疾住院，他错过一些数学考试。出院后他发现布告栏上有个通知说，“差等生”——成绩报告在标准以下的学生——必须在明天上午补考。麦克阿瑟的名字也在名单上。他宣布要去找数学教授，要求教授把他的名字从名单上拿掉。“可是你不可以这样做，”他的室友反对道，“你尚未得到面见教授的许可，况且你不可以跟命令争辩呀。”

“我就是要让他把我的名字拿掉。”麦克阿瑟回答。

他穿上最好的军装去拜访数学教授。他认为，自己先前数学考试取得的高分，已使他取得该课程及格的平均标准，因此不该被包括在“差等生”的名单上。他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最后他说：“我不参加考试，先生。”行礼后，他走了出来。

室友当天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在规劝他，但麦克阿瑟毫不动摇。“我不考，”他固执地重复道，“我知道这是命令，但这是不合理的命令。如果我的名字明天上午还没拿掉，我就辞职。”

“可你父亲会怎么说呢？”室友问道。

“他会非常失望，”道格拉斯说道，“但我相信他会赞成我的做法。”

他回房，踏踏实实地睡了八个钟头。他那忧心忡忡的室友却一夜没合眼。第二天早晨，一个通信员带话来，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学员的名字已被从名单上拿掉。

1917年，他正在法国，是第42师的一个大人物。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首次大进攻之后，协约国总司令兹迪南德·福煦[355]元帅坚持，圣米耶尔的作战行动，应局限于将德国人赶回兴登堡[356]前线，而约翰·潘兴将军已经答应。

我的朋友步兵上尉继续讲麦克阿瑟的最新故事：“麦克阿瑟昨天刚从前线回来，便一头冲进潘兴的司令部，告诉老头子他已突破了德国人的防线，在他前面没有有组织的抵抗。他想要取消限制，不管福煦说了些什么。

“他们说麦克阿瑟告诉潘兴，‘让我去，我四十八小时后就到梅斯[357]。然后，你让我当陆军少将，而总统将让你当陆军元帅。’潘兴将他撵出来——但我敢断定，他但愿先前未曾答应停止前进。没错，这个麦克阿瑟是个趾高气扬的人，但他的确是个善战的将军。”

十二年之后，当赫伯特·胡佛总统任命他为美军参谋长，佩四星上将军衔时，麦克阿瑟依然破了先例，因为他才五十岁，是曾任这一职务的最年轻的人。三十一年前进入西点军校设定的第二个目标，如今他也达到了。

我过去常在军备委员会举行的意见听取会上见到他。由于地平线上显然越来越少的战争风云，许多国会议员想把军费开支削减到最低程度。麦克阿瑟几乎单枪匹马地为足够的拨款而抗争。他没有得到所要求的全部拨款，但他设法坚持到足以使我们的国防框架能协调一致。

对母亲的忠诚是麦克阿瑟显著的特点之一。午餐后回办公室之前，他总是花一小时左右跟母亲讨论他的问题。他们各自都有着强烈的好恶，且性格上都极其自信，但两人却很少处于某项争论的对立面。1935年，当接受组建一支菲律宾军队的任务后，麦克阿瑟要求母亲跟他一起去。将军不知情——他母亲也从未对他提起过，但她的医生告诉她，假如到菲律宾生活，那无异于自寻死路。但她对儿子如此忠诚，以至于无论如何也要陪儿子道格拉斯到马尼拉。几个月后，她在那儿去世，终年八十二岁。

我们敬业的领导人，包括麦克阿瑟，谁都没有预见到珍珠港灾难。这场灾难使得日本初期能够获胜。然而，关于作战，麦克阿瑟对菲律宾的防守却是最初五个月的太平洋战争中，很少的值得称赞的一件事；与新加坡的溃散、荷兰东印度群岛的陷落以及华盛顿的混乱比起来，菲律宾像希望的灯塔一样支撑住了。我们的军史里还很少包含有比巴丹半岛[358]的史诗更富于戏剧性、更动人、更英勇的故事呢。这也是美国和菲律宾始终值得骄傲的故事。

麦克阿瑟以很少的兵力和贫乏的资源，将日本人进攻菲律宾的时间表推迟数星期。况且，他的顽强抵抗，使菲律宾人觉得我们不打算放弃他们。当麦克阿瑟说他还会回来时，他们完全相信。其结果，他们开展了范围广泛的游击活动，并因此在整个战争中牵制住日本军队许多师的兵力。

1942年，我到澳大利亚担任麦克阿瑟的空军指挥员时，他看上去疲惫、憔悴、神经质。尽管六十二岁的他身体状况还很棒，还是满头黑发，但头发已比我六年前最后一次见到他时稀疏了。他依然保持同样修长的身材和青春的步履。他目光敏锐，你能感觉到他那聪明的脑袋瓜一直都在工作。

在布里斯班，我常常可以在晚上跟将军和琼·麦克阿瑟待上一两个小时。作为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将军对任何问题都感兴趣；尤其当他讲起战争艺术时，真是有趣极了。你立即会意识到这仿佛是一位手艺高明的工匠在工作。他的分析如此清楚、如此符合逻辑、如此简单，以至你会感到纳闷：为什么自己没有得出同样的结论。

琼·麦克阿瑟是一位极好的倾听者。将军也许是一个爱争论的人，但琼不是，每个见到她的人都夸奖她。黑头发、活泼、匀称、漂亮，她是个令人愉快的女主人，也是一个行为极度端庄的人。

为麦克阿瑟工作很有趣。他苛求忠诚，但他也付出忠诚。为他工作的人都乐意驱使自己竭力实现他的愿望——他们觉得不可以让“老头子”失望。

在为他工作的整个过程中，我不记得麦克阿瑟曾经直接给我下过命令，但我总是完全知道他想要做的是什么，并知道他期望我去做。他无法容忍不服从，或者任何哪怕是一点点的相互抵触的忠诚，他对优柔寡断不耐烦。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个相当铁石心肠的硬汉，他也确实是这样的人。倘若他不喜欢和不信任你，你就无法在这儿久待；可是假如他信任你，他就会向你讲心里话；假如你陷入困境，他总能帮助你，立即为你辩护。一位跟麦克阿瑟一起服役多年的退役老上校，总结出了曾在他身边工作的几乎是每位战士的看法：“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个死硬的多愁善感的老傻瓜。”

麦克阿瑟的政敌，虽然勉强承认他作为一个将军的能力，却毫不犹豫地寻找一切机会嘲笑和贬低他。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未结束，他的辉煌胜利便被一大堆怀疑他的正直甚至勇气的尖刻谎言遮蔽。我永远无法查出“防空洞道格”这个绰号的由来，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军中没人捏造它。军中太多的人记得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危险的轻蔑。日本人正在轰炸那块岩石时，太多人看见他冷静地坐在科雷吉多尔[359]的野外。追随他在太平洋战争的整整三年间，我知道将军从未曾在防空洞待过。

另一个批评是，麦克阿瑟离开菲律宾时，带走他的家人以及他们的中国阿妈或者叫保姆，却让科雷吉多尔的许多美国保姆被日本人俘虏。谣言还流传说，其他许多人本来还可以被疏散到澳大利亚，如果麦克阿瑟不带走家具、衣柜，以及他儿子阿瑟的玩具的话——从表面判断就知道这是十分荒谬的谎言。

在罗福斯总统的反复命令之后，麦克阿瑟、他妻子、四岁的儿子、中国阿妈和几位参谋人员，挤在科雷吉多尔的一条鱼雷快艇上，朝南向棉兰老驶去。在棉兰老有一架B-17型轰炸机等着将他们送到澳大利亚。小阿瑟在被包围近三个月的条件下患病，闹得太凶了，这才允许他带走一辆红色的小救火车玩具。这很可能就是玩具谣传的原因。没有任何家具被飞机运出菲律宾。麦克阿瑟一家除了能塞进小提包的东西外，只有他们随身穿的衣服。

1945年7月1日，他们从婆罗洲的巴厘巴板上岸时，麦克阿瑟跟澳大利亚的第七师在一起。在内陆半英里处，这批陆军和海军的将军们爬上了一座小山。一个澳大利亚旅长交给麦克阿瑟一张地图，并开始指出各处标志。突然，一挺日本机枪开火，剪断灌木丛的叶子，在他们周围迸发出一阵灰尘。其他人都迅速卧倒，并开始溜下山坡，可这个澳大利亚人和麦克阿瑟还在继续看地图，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

等旅长终于讲完，麦克阿瑟这才折起地图还给他，并感谢他提供的信息。然后，指着远处大约四分之一英里处的另一个小山冈，麦克阿瑟说道：“咱们上那儿，看看出了什么事。顺便说一句，旅长，我想，派一个巡逻队端掉那挺日本机枪是个好主意，免得有人受伤。”

在莱特[360]，当麦克阿瑟将军和奥斯梅纳总统上岸时，日本人的快速子弹的噼啪声听起来也很近，令人不舒服。有人还警告我们，周围的树上可能还藏着狙击手。而这位菲律宾老元帅[361]的帽子和玉米穗轴烟斗，显然使麦克阿瑟成了狙击手很好的目标。他看上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年轻，甚至他裤子上的皱痕都保护得比我们的好，尽管大家都是在没膝深的海水里涉水上的岸。

当麦克阿瑟和奥斯梅纳总统通过广播，宣布他们又重返菲律宾人民当中时，美国国内的吹毛求疵者们，立即攻击他的讲话“浮夸”和“粗野”。但是对于在当场倾听的那些人来说，他的讲话是激动人心和坚强有力的。

“菲律宾人民，”他说道，“我回来了。承蒙天恩，我们的军队再次站在菲律宾的土地上。……团结起来，支持我。让巴丹和科雷吉多尔的一往无前的精神引领我们前进。当各条战线滚滚向前、将你们带入战区时，奋起进攻！……为保卫你们的家园，进攻！以你们神圣的死者的名义，进攻！别当胆小鬼。让每只手坚如钢铁。让上帝为我们引路——跟随他，直至以圣杯[362]痛饮正义的、胜利的美酒！”

这是对那些富于感情的民族的一次富于感情的呼吁，他们喜欢它。那天，菲律宾的每个游击队无线电台都在打开收听，效果非常明显。这是我们获得菲律宾全国帮助的保证。

在塔克洛班，麦克阿瑟接管一座大房子作为司令部——东京无线电台已宣布的一个事实。因此，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受到日本飞机的注意。在检查这地方时，将军问：“门廊旁边那个土墩是干什么的？”有人回答说，那是一个高级的防空洞——除了有二十英尺深外，里边还有电灯、通风扇、家具和小地毯。

“整平它，把它填了，”麦克阿瑟说，“它糟蹋了漂亮的草坪。”也许“防空洞道格”这个绰号本意是为了强调这个人的完全相反的特征——就好像称一个胖子“皮包骨头”一样。

这场战争在8月15日结束。我们于8月30日飞往日本。当麦克阿瑟及他的高级将军们在厚木机场降落时，那儿只有不到五百个空降的步兵。我们无法猜测，他已在新近敌人武装的军营中间空降了少量的部队，这要下多大赌注啊！但我知道，这一行人当中至少有一人曾经紧张过好一阵子。日本人的汽车和日本人的司机把我们带进横滨。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每一百码布一岗，沿所有道路的两旁排列。我们走过去时，他们背朝着我们。这是降服的一种表示，也预防某些不顺从的日本人可能向我们盲目开枪。

我们大部分人习惯随身佩戴手枪。但正准备出发时，麦克阿瑟建议把枪留下来。因为几英里之内，有日本全副武装的十五个师。假如日本人不想真投降的话，那几把手枪对我们也没有多少好处。麦克阿瑟对东方人思维的直觉获得了报偿。后来，许多日本人告诉我，见到麦克阿瑟参谋机构的那些官员，在一个几天前还是敌人、有八千万人民的国家里不带武器四处走动，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这比任何东西都更清楚地告诉日本人，他们已经战败了。

9月2日，美军太平洋陆、海、空三军最高指挥官和投降的日本一方，登上“密苏里”号军舰举行最后的仪式。在排定的时间，麦克阿瑟准时出现，并以轻快的步伐朝面对着新近的敌人的麦克风走去。他手里只拿着一张纸稿，微微颤抖。但他的声音洪亮，像钢铁般冷冰冰的。他是宣判的法官。他是战胜野蛮专制势力的自由、民主和文明的象征。那一天，麦克阿瑟对他们讲话时，无论身高和尊严，都比日本人胜出一筹。

讲话结束后，他叫日本人签下投降文件。日本外相重光葵皇太子显然很紧张，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或许是麦克阿瑟的讲话使他怯场，或许是这项任务的意义使他大受震动——这是日本历史上两千年来第一次被迫承认战败。他脱掉绸帽，再脱掉白手套，重又戴上帽子，犹豫着……最后，仿佛在绝望中，他再次匆匆放下帽子和手套，并似乎对于该先看哪个文件感到困惑不解。我们一片静寂地、出神地看着他。

“萨瑟兰！”麦克阿瑟的声音像手枪声一样把我们吓了一跳。“告诉他往哪儿签。”

理查德·萨瑟兰将军走到桌子跟前，指着那行虚线。重光葵点头，拿起钢笔签了字，几乎没有看一下正文。他站起来，向麦克阿瑟鞠躬，然后重回他日本代表团的座位。现在，轮到日本皇军统帅梅津美治郎将军了。他绷着脸，仍然傲慢，大步走到桌前，扶了扶他的角质架眼镜，签了字。他在那儿站了几秒钟，刚好足够宣读文件的最后判决的时间；然后，几乎没有朝麦克阿瑟的方向看，退回去，重新与重光葵并排坐下。

现在轮到我们了。麦克阿瑟招呼菲律宾的巴丹和科雷吉多尔先前的“皮包骨”乔纳森·温赖特将军，还有英国在新加坡的指挥官阿瑟·珀西瓦尔将军——他们俩都刚从日本的战俘集中营被释放出来，瘦得可怕——站在他后面，而他作为同盟国的最高指挥官签字。然后，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代表美国签字，其他同盟国跟着签字。整个仪式刚好花了十八分钟。我们亲眼见证了那个世纪最伟大的戏剧，它由一位伟大的演出主持人完美地、适时地指挥。他完全控制着场面。这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麦克阿瑟一方。

占领日本的任务对于麦克阿瑟来说是件崭新的工作。将军作为被征服国家的行政管理者获得荣誉的例子，历史记载很少。何况麦克阿瑟在厚木机场着陆时，一个荒芜的、一片焦土的日本，正身患全国性的战斗疲劳症，到处处于停滞状态，人民情绪低落。

失业和饥饿普遍存在，只要花很少的力气便能发动反革命运动。日本人需要被激发出来工作。他们必须成为各国共同体中的自主、和平的成员；他们需要英明的领导，以避免激起仇恨。总之，要控制八千万反抗的人民，使他们规规矩矩将是很困难的。

一个半民半军的、庞大、复杂的组织建立起来了，以便帮助日本人学会民主。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被公开颂扬，声名狼藉的由“思想控制”的警察当局被取消了。新的选举被命令执行，妇女头一次被允许投票。大家族，如三井和三菱家族拥有的财产被命令解散，它们的股份被卖给公众，它们大片大片的私有土地——控制着大部分作为以谷物交租的佃农而受财政束缚的农民——已被划分成小块小块的土地。按照麦克阿瑟的命令，日本人准备了一部新宪法，提升议会的权力，剥夺作为神授的统治者天皇的权力，使他成为一名立宪的君主。

麦克阿瑟受日本人欢迎，这是事实，也是可以理解的。战争结束时，日本没有领导人，更急需一位领导人。麦克阿瑟提供了这样的领导。日本人信任他，相信他试图在帮助他们。每天四次，数以百计的日本人聚集在他的司令部外面，只想在他进去或离开时看他一眼。他们喜欢他的冷漠态度、他的权威架子，甚至喜欢他的大轿车。他比好莱坞男演员收到的仰慕者来信还要多。日本人关于民主的定义，很可能就是麦克阿瑟要求做的事。

1950年6月，朝鲜那场风暴爆发时，命运再次召唤他。麦克阿瑟是第一任“联合国军”司令。他再次以不足的兵力和资源，被指派与一个有准备的敌人作战——另一次以很少的本钱，考验他军事才能的机会。

1950年夏，不断发生令人心碎的连续撤退，直到他的军队被困在釜山地区，世人目瞪口呆；可是9月15日，经过一个月的反攻，他英明地指挥了仁川登陆，接着，几天后占领汉城[363]，全部收复南朝鲜。他被盛赞为一流的战略家和当代最精明的将军。

除了第一支海军陆战队，各个师的兵力无一满员。美国的增援部队又未到来，甚至无法替换伤员。麦克阿瑟的计划不仅大胆，而且是革命性的。他征募南朝鲜人，为每个步兵连安插一百个。每个美国步兵又被指派来教一名南朝鲜人如何当好兵。美国兵称这为“结伴制”，单个美国兵和他的“伴”共同解决问题。这是教科书上所没有的，但麦克阿瑟就是这样使他各师的兵力得以增加。

在仁川登陆后的一星期，我在他的东京办公室跟他交谈。“将军，”我说道，“我总感到你打算要迫使那一头运转起来，可是我以为时间大约会在10月中旬，你为什么提前到9月呢？”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他说道，“8月底，搭机飞越朝鲜时，我看到这个国家今年最好的一熟稻子。在东京，他们告诉我10月份就要收割。我决定让南朝鲜来收割这熟稻子。”

1951年4月，哈里·杜鲁门总统解除了麦克阿瑟将军的兵权。将军虽已七十一岁，但身材依然魁梧、挺拔、得体、英俊。他的步伐坚定、眼睛明亮、警觉，脸上和手上没有皱纹。他具有至少年轻同龄人十岁的活力和体力。他已经为这个国家服役了52年。自从1941年12月以来，直到1951年春离开日本，他每周工作七天，没有放一天假。

返回美国时，麦克阿瑟作为一个英雄而受到欢迎。在国会的联席会议上讲话之后，他从现役引退，开始经商。然后，1964年4月5日，在历经三次大手术之后，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首都华盛顿的华尔特里德医院去世。林登·约翰逊总统指示，应以“一个感激的国家所能给予的一切荣誉，为这位五星上将和国会荣誉勋章的获得者举行葬礼”。

我认为，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无私地为国家效力，而不顾个人财产所受的影响。他的履历是不言而喻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卓越领导和取得的胜利；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之后，将近四年对一个被征服国家的令人惊异的成功管理；在战争与和平中，坚决地捍卫美国的理想与原则。

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有所保留地、吝啬地行使他的指挥权。对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来说，每个美国人的生命——从列兵到将军——都是要不惜任何代价保存的宝贵资源。有朝一日，当有关麦克阿瑟从新几内亚到吕宋的全部战史被写出来时，世人将意识到这个人的真正天才，以及他曾面临过怎样艰巨的任务。

他不得不在缺乏兵力和资源的情况下开展工作，必须以相对低的伤亡代价赢得接连不断的胜利。麦克阿瑟在新几内亚的那些战役——闪电般地夺取海军部，攻克菲律宾等，都为我们提供了战略、勇敢和时机掌握的实例。它们将是未来数代研究战争的学员的典型。他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涌现出来的一位整个时代的“伟大船长”之一。

乔治·肯尼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