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精图治的“满清第一勇士”鳌拜

鳌拜，姓瓜尔佳氏，出生于一个武将世家，生年不详。伯父费英东在明万历十六年（1588）随其父索尔果投奔努尔哈赤，历任固山额真、“众额真”，天命建后金国前，位列五大臣之一。他英勇善战，曾被努尔哈赤誉为“万人敌”。

1、勇猛善战的“巴图鲁”

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鳌拜尚未崭露头角。鳌拜的名字在官修《清实录》中首次出现，是在皇太极天聪六年（1632），鳌拜等人“自明界捉生还。获蒙古人五、汉人三十、牲畜三十二。上命即以所获赏之”。

到天聪八年（1634）二月，鳌拜已成为“管护军大臣”，具体职衔是护军参领，即皇太极所领镶黄旗的巴牙喇甲喇章京，所以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征朝鲜时，称鳌拜为“内直甲喇章京”。在崇德初年皇太极第二次征朝鲜的战争中，鳌拜显示出他勇猛无畏的性格，并从此获得了“巴图鲁”（勇士）的称号。就在攻下朝鲜京城之后，皇太极派硕托、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率军攻打皮岛。皮岛在鸭绿江口外，距朝鲜本土及中国大陆都很近，是一个战略要地，明将毛文龙曾据守此岛，使皇太极经常感受到威胁，因而对它十分重视，认为“此岛可比大城”。但硕托等进攻不利，皇太极又派阿济格前去增援。渡海之前，鳌拜向阿济格表示：“我等若不得此岛，必不来见王面！”于是他大呼奋力而上，“冒矢石直前搏战”，然后举火为号，引来后续部队，攻下了皮岛。皇太极对鳌拜的表现十分高兴，提升他为三等梅勒章京，赐号“巴图鲁”，加世袭六次，准再袭十二次。

以后，鳌拜在松锦之战以及入关后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屡立战功。崇德七年（1642）六月，鳌拜又升为护军统领，即巴牙喇纛章京，实际相当于都统，即固山额真之职，成为八旗将领中具有较高地位的人物。

皇太极取得松锦大捷后，奠定了入关夺取全国统治权的基础。这年底，他派阿巴泰率兵入关，经河北直趋山东，杀掉明鲁王，掳获大批人口牲畜。鳌拜也随军作战，他曾在北京和山东三败明军，攻克四城，在密云附近大败范志完和吴三桂的军队。他以此次战功，再次被提升为三等昂邦章京。顺治二年（1645），清朝为夺取全国政权叙功时，鳌拜一跃而成为一等昂邦章京。

入关前后的鳌拜，战功赫赫，升迁频频，似乎一帆风顺。但是，这次鳌拜镇压农民军却不但没有获得升官的机会，反而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被借口“停其赏赉”，还险些丢掉了性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作为两黄旗的中坚力量，在满洲贵族的内部争斗之中，采取了反对与之抗衡的白旗势力的立场，这就必然遭到当时身为摄政王的多尔衮的打击。

在皇位争夺战中，鳌拜身为镶黄旗贵族、皇帝的护军头目，是坚决支持皇太极的儿子继承皇位的。皇太极在位时便对鳌拜很信任，有人曾对鳌拜比较专横提出意见，但皇太极却偏袒鳌拜。鳌拜则更是对皇太极忠心耿耿。崇德二年岳托曾派人于夜晚向皇太极进献马匹，鳌拜以“此暮夜就寝时，非献马时”为理由，说：“上已安寝，欲令惊动，秉烛观马耶？”加以挡驾。事后皇太极听说此事，颇为高兴，将献马一事作为“违法妄行”，“命法司分别议罪”。鳌拜忠于皇太极，自然希望由他的儿子即位，而两黄旗仍是“天子自将之旗”，地位较高，利益较大。这也是鳌拜等竭力支持豪格即位的原因之一。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鳌拜曾与图赖、索尼等六人“共立盟誓，愿生死一处”。在诸王大臣于崇政殿商议册立时，“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命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对会议施加武力威胁，而“索尼及巴图鲁鄂拜（即鳌拜）首言立皇子”。朝鲜国王的世子李宗也记载：“帝之手下将领之辈，佩剑而前曰：‘吾等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当时的形势确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

多尔衮是一个素有大志而文武双全的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绝不是像他在日后向群臣所表白的那样，在“诸王、贝勒、大臣率属意于予，跪请予即尊位”的情况下，从内心深处“誓死不从”，这从他在皇太极时期的地位以及在他摄政时期的许多作为中可以一目了然，。他之所以退而充当辅政王，扶持皇太极的幼子福临登基，则在于以鳌拜为骨干的两黄旗势力的激烈反对，害怕两者相争，削弱整个清国家的力量，影响入统中原的基业。1644年清兵入关，打败了李自成永昌政权，占据了北京，进而统一全国，正是在多尔衮缓和内部矛盾、上下团结一心的基础上完成的。

但是，以济尔哈朗、多尔衮为辅政王（后为摄政王），福临继位为帝的暂时妥协，并不能彻底消除八旗内部敌对势力的矛盾。豪格对这样一种妥协就很不满，他在顺治元年四月曾说：“和硕睿亲王非有福人，乃有疾人也，其寿几何，而能终其事？设不竟终事，尔时以异姓之人主国政，可乎？”清朝迁都北京后，鳌拜与谭泰、图赖、锡翰、巩阿岱、索尼等两黄旗贵族依然在暗地里与多尔衮等作对，而多尔衮也一再打击和压制他们。顺治五年三月，“睿亲王多尔衮与豪格有夙隙……系豪格于狱”，最后豪格死于狱中。多尔衮又以吞齐等人的“讦告”，将济尔哈朗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鳌拜也以同盟拥立豪格，与郑王同谋，以及为豪格鸣冤叫屈等四大罪，落得个“免死赎身”的下场。顺治七年（1650）七月，多尔衮生病在家，他对前来探病的锡翰等人抱怨顺治帝不来看望他，又不准锡翰去奏报顺治帝。结果锡翰等还是请来了顺治帝，多尔衮十分生气，要杀锡翰，而鳌拜则因为“目睹锡翰等罪状，不即执鞫”，从一等精奇尼哈番降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鳌拜遭到打击，许多黄旗大臣人人自危，有的向两边讨好，以图自保。巩阿岱、锡翰并逼鳌拜、索尼等“悔弃前誓”，但鳌拜家族仍不向多尔衮屈服，多尔衮恨恨地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今索尼、鳌拜辈意向参差，难以容留。”便“将索尼遣发，鳌拜问罪”，并拆毁了图赖死后的享堂。锡翰等还建议说：“鳌拜、巴哈不宜留上左右，当……俱逐退，勿令近御”。

顺治七年十二月，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病死，顺治皇帝亲政。不久以后，多尔衮的封谥被追夺，阿济格被赐死，两白旗群龙无首，一蹶不振。曾遭到压制的两黄旗贵族及以济尔哈朗为代表的蓝旗势力又重掌要职。顺治八年正月，以“鳌拜巴图鲁、巴哈为议政大臣”；闰二月，“以军功升三等侯鳌拜巴图鲁为一等侯”；八月，鳌拜以谭泰“营私及党附睿亲王”，提出控告，杀掉谭泰。顺治九年二月，鳌拜认为自己军功甚多，但前些年对他待遇不公，因而向顺治帝提出申诉。顺治帝特意批复吏部：“这所议是。鳌拜著优升一等侯兼一拖沙喇哈番为二等公”。三月，顺治帝颁布谕旨，命诸王大臣会审旧附多尔衮、陷害鳌拜等人的巩阿岱、锡翰、冷僧机、席讷布库等，并将他们全部处死，“家产籍没”。这一升一黜，说明了顺治八年以后清初政局的重大变化，标志着八旗内部、特别是上三旗与下五旗之间实力对比的转折，但这其中的矛盾与斗争却远远没有结束。

从此以后，鳌拜作为内大臣之一，常在顺治帝左右，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各类事务，如商讨本章批复程序、联络蒙古科尔沁部，将太后旨意传达给皇帝、祭奠故世王公妃嫔，并倡议“大阅以讲武”，自教武进士骑射，协助会审案狱等等，俨然成为一个能文能武的干臣！而正是由于他始终不渝地效命于福临，顺治帝对其也十分信任。顺治十三年鳌拜旧伤复发，卧床不起，“上亲临视之”。而皇太后有病，鳌拜则“昼夜勤劳，食息不暇”。顺治帝也感到深可嘉悦”，将鳌拜等“俱加太傅兼太子太傅”。

就在鳌拜日益得到皇帝信任，地位不断上升之时，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夜子刻，福临病死于养心殿。从此，无论是清皇朝，还是处于末世的中国封建社会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鳌拜个人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2、猖狂的鳌拜辅政

福临去世后，其子玄烨即位，开始了在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都享有盛名的康熙帝统治时期。但是，玄烨登基时不过是个年甫七龄的幼童，还没有控制大局的能力，管理国家的重担便落到顺治帝遗诏指定、孝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暗中赞助的四位辅臣的肩上。

顺治帝遗诏云：“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尽管鳌拜在四辅臣中名列最后，但史学家们却往往称此时期为“鳌拜辅政时期”，究其原因，实与鳌拜个人的独掌辅政大权有关。在四位辅臣中间，索尼能文能武，顺治年间总管内务府，是四朝元老，地位很高；苏克萨哈和遏必隆在皇太极晚年才初露头角，能力有限。鳌拜虽然名列最末，但实际地位却与索尼不相上下。输政初期，“索尼老病，鳌拜多专政，与苏克萨哈不相能，遏必隆不能自异”。在这种情况下，鳌拜的作用绝不像他的辅臣次序一样是最微小的，恰好相反，而是日益增大。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四位辅臣都是上三旗的大臣，他们除了旗与旗之间的内部争斗之外，在辅政期间实行的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鳌拜的主张基本上也同样代表着其他辅臣的意见。这样，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八年五月的辅政时期的历史，实际也就是鳌拜辅政的历史。

辅政开始以后不久，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小朝廷及其支持者李定国部为清军消灭了，康熙二年到三年，鳌拜的弟弟穆里玛等又率军镇压了大顺农民军的余部夔东十三家军。尽管只是继续完成顺治时期的军事行动，但这些行动的后果已足以使鳌拜等采取相对保守的军事政策。夔东十三家军的英勇抗击，一直使统治者心有余悸，“京师中谚语有其事险难者，则曰：‘又上茅麓山耶？’”。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财政方面的困难——军事开支的浩大，不仅使鳌拜等难以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且使人民负担极重，不得休息，有可能因此而使辅臣们恢复经济的努力付之东流。于是他们在灭亡了永历政权之后，就急不可待地宣布：“从此大兵得以休息，粮饷不致糜费。宣诏中外，咸使闻知。”基于此，他们在对东南沿海的郑氏政权的行动中，就奉行了一条以防为主，以攻为辅，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路线。

康熙元年，郑成功病死，其子郑经继立，在台湾以及金厦一带与清皇朝抗衡。由于郑成功死后因继位问题而发生内讧，郑氏政权内部矛盾异常激化，许多文官武将都对郑经表示不满。鳌拜等利用这个机会，对郑氏人员诱以高官厚禄，招抚他们降清。如康熙元年十一月，杨学皋来归，授其左都督，加太子太保，“仍给三等阿思哈尼哈番”；康熙二年，郑成功之族兄郑鸣骏被授遵义侯，族侄郑缵绪为慕恩伯，如此等等，不胜枚举。除封赐爵职之外，鳌拜等还重用这些人来打击郑氏政权，以示对他们的信任，如康熙三年命征台湾，统率水师的施琅、周全斌、杨富、林顺、何义等，无一不是郑氏故将。在清政权的“感召”之下，“自顺治十八年九月起，至康熙元年七月止，陆续招抚伪将军、都督、总兵，并副、参、游、守、千、把总等官共二百九十员，兵共四千三百三十四名，家口共四百六十七名”。从康熙元年十月以后到康熙三年十月，较大规模的投降者有十六、七批，其中包括被称作郑经“腹心”、“左右臂指得力之人”的大量官员将领，还包括郑缵绪、郑世袭、郑芝豹生母黄氏、以及郑氏的“子侄眷属”，与他们同来降清的官员不下千余，军队百姓共有十数万，还有大量船只、盔甲器械等物，这就大大削弱了郑氏政权的力量。

鳌拜等乘郑氏政权的内讧，又辅之以攻，派兵先后攻克金、厦、铜山等地。郑经退守台湾。康熙四年，“廷议罢兵”，并派慕天颜赴台谕降，力图和平收复台湾。但郑经却企图裂土割据，“请称臣入贡如朝鲜”，遭到辅臣的拒绝。康熙六年，施琅再请攻打台湾，因“朝议循于招抚”而未果。从此双方对峙，直到十四年后。

鳌拜辅政时期采取的“以抚为主”的统一方针，应该说对恢复经济、与民休息、缓和财政危机都有好处，直到康熙二十一年，大臣冯溥为了“清心省事，与民休息”，还请玄烨“勿轻剿台湾”，继续鳌拜时期的政策。鳌拜等人的上述行动，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为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准备了良好的条件。关于清初几个弊政的处理问题。顺治初年给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很大危害的劣政，诸如逃人法、圈地与投充、迁海等等，在鳌拜辅政时期虽仍存在，但逐渐有所缓和。

由于迁海政策使沿海居民流离失所，顺治十八年八月，辅臣曾下令对迁海居民“速给田地房屋……使小民尽沾实惠”。康熙四年，山东青、登、莱等处沿海居民“因海禁多有失业”，鳌拜等遂允许“令其捕鱼，以资民生”。康熙七年，两广总督周有德报告当地“沿海迁民，久失生业”，建议于海口“一面设兵防守，一面安插迁民”。此建议得到鳌拜等批准。康熙八年正月，“奉旨尽弛海禁”，这对沿海居民是有好处的。

顺治年间，由于圈地和投充等弊政，迫使大量不甘沦为农奴和包衣的人四散逃亡，顺治十一年“逃人几至三万，缉获者不及十分之一”。清廷便制订了更为严酷的逃人法，除捉拿逃人之外，还严惩窝主，牵连四邻，许多恶棍无赖又趁火打劫，使许多人身家性命难保。康熙三年底，专事缉捕逃人的兵部督捕衙门右侍郎马希纳也指出逃人法之弊害，请求“免提案内牵连之人质审”，以免“牵连多人”。次年正月，鳌拜等历数逃人法之弊，认为“此等株连蔓引，冤及无辜，饿死道途，瘐毙监狱，实属可悯”，下令有关部门制定一个“逃人可获，奸棍不得肆恶，小民不受诈害”的立法。康熙六年，又下令各地政府对骚扰地方的解役和逃人严加管束，如有“同谋挟诈”之事，要治以重罪，对这些解役约束不严的官吏，也要“严治其罪，必不宽恕”。尽管他们把逃人问题看作与本族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而不能根本改变逃人法，但由于注意了它的弊害并试图加以解决，使此时期的逃人问题日趋缓和。

顺治年间两次大规模圈地之后，康熙五年，在鳌拜的直接干预下，京畿地区又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土地圈换，这是辅政时期的一大弊政。康熙五年，鳌拜提出，顺治初年，多尔衮为了自己利益，把镶黄旗应得的保定等府好地据为己有，而把正白旗的坏地换给镶黄旗，因此要求“呈请更换”。这一提议遭到正白旗户部尚书苏纳海等人的反对。苏纳海认为“地土分拨已久，且康熙三年奉有民间地土不许再圈之旨”，要求将此议驳回。虽然此事之起是由于八旗内部矛盾所致，但毕竟苏纳海的主张有利于社会安定，也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发展。

但是，鳌拜恃威专断，不顾苏纳海以及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等人的反对，于康熙五年十二月确定“镶黄旗迁移壮丁共四万六百名，该地二十万三千晌，将蓟州、遵化、迁安三处正白旗壮丁分内地、民地、开垦地、多土地、投充汉人地派给。不敷，又将永平、滦州、乐亭、开平民地酌量取拔”。从以上记载看，正白旗迁出后的十一万多晌土地是远远不够镶黄旗二十余万晌的需要的，其他就要新圈民地。而正白旗迁走的壮丁也并未迁往畿南即镶黄旗迁出的地方，反去新圈玉田、丰润、永平等府县的民地，这样，所谓换地实际上就成为顺治以来的第三次大规模的圈地，给畿辅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尽管鳌拜等在两个月后“拨换地土将完”之时，下令“此后各旗有具呈请拨换者，概行禁止”。但是，鳌拜等人不顾百姓“扶老携幼，远徙他乡”之苦，不管“秋收之后”，蓟州、遵化等地“周遭四、五百里，尽抛弃不耕”的恶果，强行换地圈地，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损失，也危及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实是祸国殃民的一大弊政。

3、不过是一山难容二虎

康熙八年（1669）五月十六日，权倾朝野威风凛凛的辅政大臣、一等公鳌拜，被康熙帝玄烨捉拿问罪。造成这一重大案件的根本原因是鳌拜结党营私，擅权专横，他的所作所为阻碍了皇权的高度集中，不利于玄烨的乾纲独断，而不是所谓的鳌拜欲图谋叛篡位。

康熙五年（1666）鳌拜利用圈换土地沉重打击了以正白旗为首的反对势力，他的势力急剧增长。康熙六年六月，索尼病死。七月，苏克萨哈由于鳌拜的威胁而请求退出政界，“往守先皇帝陵寝”，被鳌拜定为不满康熙帝亲政的大罪，处死籍没。这样，康熙初的四辅臣中就只剩下一个唯唯诺诺的遏必隆，鳌拜的势力就在康熙六年到八年五月他被逮前达到了顶峰。从他个人来说，他被授一等公，并加太师（有清一代大臣加太师者，唯鳌拜与遏必隆而已）；其子那摩佛承袭了二等公，并加授太子少师；其侄讷尔都尚公主，封为和硕额驸。就其集团成员而言，如班布尔善为大学士，济世为工部尚书，马迩赛为户部尚书等，基本上把持了朝政。“一切政事先于私家议定，然后施行，又将部院启奏官员带往私门商酌”，甚至“红本已发科抄，辅政大臣鳌拜取回改批”。正如法国传教士白晋所记，“在他（指康熙帝）十五、六岁时，四位摄政王中最有势力的宰相，把持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六部的实权，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权威，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勇气对他提出疑议”。

但与此同时，玄烨个人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成熟，在鳌拜力主严惩苏纳海及苏克萨哈时，他已能明确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虽然由于鳌拜势大而难以硬顶，但却更坚定了他清除鳌拜的决心。特别是鳌拜常常在“御前呵叱部院大臣，拦截章奏”，甚至在玄烨面前“攘臂上前，强奏累日”，极大地损害了玄烨作为一个皇帝的尊严。随着玄烨在康熙六年七月宣布亲政，鳌拜就日益成为他大权独握的障碍。因此，他在捉拿鳌拜的谕旨中称，“鳌拜在朕前理宜声气和平，乃施威震众，高声喝问……又凡用入行政，鳌拜欺朕无权，恣意妄为”，这对于一代英主玄烨来说显然是不能容忍的。康熙八年五月，玄烨利用“布库游戏”擒捉鳌拜，结束了清史上的“鳌拜辅政时期”。

从鳌拜的三十条罪状看，其中与其结党擅权有关的有二十三条，不尊重太皇太后的二条，对册立皇后妒忌、私买奴仆等有五条。与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其他权臣或朋党集团如明珠、索额图、年羹尧、隆科多及和珅等相比，鳌拜既无严重的违法乱纪又无恶性之贪污受贿，更无图谋不轨的勃勃野心，反之却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对此，玄烨是很清楚的，他在捉拿鳌拜之后，只是将他“革职籍没，仍行拘禁”。不久死去，时间不详。康熙五十二年，玄烨已到了晚年，犹记起鳌拜的功劳。一次，他召集诸王贝勒大臣，说：“忆及数事，朕若不言，无敢言之人，非朕亦无知此事者。”其中特别提到，“我朝从征效力大臣中，莫过于鳌拜巴图鲁者……鳌拜功劳显著，应给世职”。讳而不言者，当年捉鳌拜系不得已之举。雍正帝执政后，“赐鳌拜祭葬，复一等公，世袭罔替”，并于雍正九年加封超武公。这些身后隆典，说明鳌拜并非是极其危险的巨奸大憝，而仍是清帝褒奖的有功之臣。

4、从鳌拜败国看功臣心态

这是现实的课题，有着深层的意义。有些潜规则似乎拿到桌面来不合时宜，但他存在着，也使人困惑着。

1）在创业阶段的功臣，其实也极容易成为企业升级的绊脚石，和新制度的瓦解者。鳌拜如此，连圣人关羽亦是如此。功劳是滋生腐败的土壤。

2）一个成熟的管理者不会拉小时候的玩伴上来。当一个企业上了新台阶，为了生存渴望建立新规则、建立驾奴全局的新威严时，发现功臣竟不是维护者，而是破坏者和挑战权威者——在国企里这样的例子有一箩筐。

3）功臣的心态最复杂、敏感、患得患失的，是适合表扬的，但有错千万说不得。否则会心理失衡，会有情绪，而有了情绪的功臣是比不上一个普通的部下的。

4）鲁迅说：一大群元老、权威老气横秋的论调充斥着，挤占了新人的空气，挪一把椅子都要流血才行。

5）功臣的正确心态是：成绩代表过去，不是懈怠的理由，要象老板一样有压力的甚至象张瑞敏如履薄冰一样的生存，要多从大局和别人的角度去看事物，而非功臣的角度，跟随新事物，一定要变，唯一不变的只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