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人干政是不符合中国正统观念的。于是晚清的衰败，中国的失败，都被夸大到必须由女政治家、鼎鼎大名的西太后负主要责任不可了。而中国在近代面临的千年未有之变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必须由一两个执政者负责，这种看法是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标准的。从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权力斗争的角度而言，慈禧只是做了她的角色召唤地必然要做的一些事情而已。文化、政治以及民族的危机实非她一人之过。

慈禧的一生，按照今人的说法有以下恶事（粗略地总结）：

一是咸丰尸骨未寒就实施了铲除顾命八大臣的“辛酉政变”，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垂帘听政”；

二是扶持6岁小儿及帝位后接连害死两位“不听话”的皇帝并独揽皇权三度“垂帘听政”，以乱朝纲；

三是签订了与法国的和约，与日本的《马关条约》，与八国联军的《辛丑条约》等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四是自咸丰英年早夭后年方27岁的她就开始行尝男女苟且之事，秽乱宫中清规戒律。

五是以血腥镇压为手段发动和策划了中使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运动彻底破产的“戊戌变法”。

历史地看待问题，慈禧对于整个中华民族而言，是做过一些被人不齿的大过的。而这些失误的产生，主要和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文化理念、面临的生存环境等有着密不可分、丝丝入扣的关系。对于慈禧的评价，不能站在后人的时代背景之上与发展中形成的认识之中指点昔日的江山风云和一位历史人物及其历史事件，如果冷静的分析与其关联事件的发生与演绎的背景之后，也许在认识上就会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

首先，中国封建制度蔓延的庞大根系，使得皇权集中及其政治连带现象的出现是一种合情的必然产物。

封建社会“家天下”的传统观念深入到上至皇帝王侯，下至平民百姓的骨髓之中。这种观念的形成使得权利的集中不仅仅体现在“慈禧时代”或那个时代最高领导层的领域之中，其延续的时间跨度至少可以从夏朝开始算起，也就是说截至慈禧统治的时代至少延续近4000年的历史，并且从政治的“金字塔”顶端一直降阶而下至社会的最低层。“辛酉政变”等事件的发生，血腥的政治迫害，几度的“垂帘听政”，都是封建集权社会背景之下的产物。

可以这么说，不论是在中国还是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制度之下政权的稳固，是“需要”冤枉一些站在对立面和时刻想推翻已有政权的群体，是“需要”演绎诸如刀光剑影的残忍、政治阴谋的奸诈等手段及其导致的结果；也可以说，慈禧的行为是在维护王权稳定的情由之下，对于那个时代而言尚属合情的政治斗争、权利之争的自然结果，如果她不那样去做，那么以“肃顺”为代表的“顾命八大臣”也未必仁慈到使其“杯酒释权”的地步。因为，政治斗争的本身就是战争和悲烈的母亲，血腥和无情是政治的“婴儿”之一。对于身怀慈悲的人来说，远离政治和不谈政治是明智的选择，否则就会成为血腥和无情的“孩子”，也就是说会成为政治隔代的“孙子”。慈禧面临的情势恰恰在于她年幼的孩子是大清的皇帝，而不是百姓，她阴险狡诈的一面是“逼”出来的，是出于无奈！

至于年届芳华丧夫后秽乱宫闱一说，是在中华民族“男尊女卑”的历史演绎过程中，所形成的女子必须遵守“三从四德”的伦理孽根所致，这是对人性的一种亵渎。撇开政治地位单从人性与道德的角度看，既然男皇帝可幸佳丽三千，为什么女皇帝就不能有面首三五？从资料上看，同样是女人的英国黛安娜王后拥有情人的数量不亚于慈禧，但其还不是万民仰首众口成碑，个人情感与原始欲望的适度满足并没有引发公民的反感。因此历史文化的内容不同，男女平等的社会基础差异，批评家固有观念和操笔时切入角度的距离感，使其得出的结论就会大相径庭！

毋庸置疑，慈禧太后在弄权方面，肯定是极有能力、有眼光的一个人物，不然她不可能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帝而掌握那么长时间的朝政，让那么多大臣、名臣听命于她。可以说，她是晚清最有能力的一个统治者，过去的文艺作品多强调她的跋扈残忍，是过于简单化和脸谱化的。其卓越的政治才能，主要可以体现以下几点：

一是政权之争中显示出的非凡才能。这从她最终铲灭政敌，“垂帘听政”长达46年足以证明。

二是重用汉臣，打破八旗子弟独领**的格局。重大举措先是将铲除“顾命八大臣”立下汗马功劳的恭亲王从“议政王”位置上拉下，集中了皇权；同时，在真正意义上开始重用汉臣，广开招揽饱学而不迂腐之士之风，其中备受器重的典型人物有：以文官文祥，倭仁，沈桂芬为相；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将。据《清鉴》记载，此风气一开“白军政吏治，黜徙赏罚，无不咨询。故卒能削平大乱，开一代中兴之局。”因而，重用汉人不仅使得很多能人志士可以效忠满清政府，更重要的是，也有效地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民族之间的传统矛盾。

三是重视先进生产力的引进，支持“洋务运动”。洋务派着眼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大举措，开始出现了打破旧有封建统治下“闭关自守”思想的苗头。这种思想的引进，对惯有的文化思维观念有着很大的冲击。尽管，这种变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艰难的过程，但对于一个几千年封建体制下的传统国家而言，无疑是一个迈向先进、提升文明、取长补短的“划时代之举”。毫无疑问，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资本主义序幕的开端，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社会发展更高阶段过渡的第一次动作。这一次动作，使中国拥有了自己的海军，有了自己的枪炮，有了现代工业文明的观念，有了扩大对外交流和清楚认识自己发展水平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慈禧的大力支持是功不可抹的，值得充分地肯定。

当然，我们在否定和肯定慈禧的同时，也要看到慈禧最终落于失败的症结所在，那就是她时刻代表着清王朝，她所做的一切都为维护王权存在，即维护极少数人的特殊利益，这让她站到了整个人民的对立面，这就是她最终崩溃的根本原因。由此引发的鸦片战争的外患、太平天国的内忧叠加到了一起，封建体制内部的矛盾自然而然的全面爆发。而慈禧意欲力挽狂澜的支持洋务等一切活动，都是想在体制内做一些改善，意图把王朝维持下去。但是遗憾的是，沉疴太重的清王朝毕竟醒悟的太晚，振兴的重担慈禧一个人是无法承担起来的。也许她自己也非常清楚，清王朝内部的糜烂，民族之间的不通融性，是促使满清王朝走向灭亡的、历史发展的内因使然——“攘外必须安内”，对于那样一个时代并不是没有道理。

对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团结和相容是国家强盛的要件之一。不论我国本土的那一个民族来导演自己祖国的历史，只要是代表着中国和伟大的中国人民，代表着7800年以来祖国文明发展的历史，代表着华夏多民族的整体形象，都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在国家历史的演化过程中，不应该抱着民族仇恨来说三道四，形成民族之间的对立情绪而不是共同发展的理念。

总之，否定中肯定慈禧的功过，就是否定中肯定与反省我们祖国发展的历史。如果一味的否定慈禧的所为，历史就不真实了——至少有一段历史就是虚假的。所以说，别将慈禧看得一文不值的观点，不是对某一个历史人物的否定与肯定，而是关系到民族利益和民族历史的深思。

如果不是道光误立奕詝，清代历史上不会出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不致以一个浅薄无识的妇人面量手握定中国的命运达四十余年，当可断言。慈禧虽有才具而实无见识，所以晚清中国的命运，才会在她手中变得衰败没落，终至有亡国灭种之危险。”但我们要知道首先历史不可假设，即便假设六阿哥奕訢真的是皇上，也未必能挽救晚清中国的命运。其次，“同治中兴”正是在慈禧当政期间发生，而洋务运动如果确实可以算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次努力的话，这和慈禧大量信任、启用洋务派有必然的关系。

胡适的高徒唐德刚认为“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对于政治中的人物，是否适用普通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呢？在权力斗争的顶峰上或旋涡中，没有手腕本不能自存，何况还想实现政治抱负呢？心狠手毒是一种必备的政治技巧，没有这点能力，如何能对众人之事负责？而责骂一位古人泼妇则太失风范了，自己是不是有点过于泼辣了呢？严肃的学者应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政治人物的环境、对策及政策的后果。

对于慈禧这样一位如此重要、又引来如此争议的人物来说，很难作出服众的公论。再说慈禧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极其复杂的人物，对她的总评价是很难下笔的，但是有几点似乎经常被忽略了：一是评价慈禧太后时，也很容易不自觉地受正统思维的影响。妇人摄政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遭怀疑和唾弃的。问题是，如果咸丰帝以后的几个皇帝如果能当政，就一定比慈禧太后强吗？实际上，中国危机的根源在于千年的王朝统治，二是评价慈禧太后的概念化倾向。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以“好人”或“坏人”的简单标准去衡量。过去我们既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又由于“左倾”的影响，对旧中国统治阶级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一笔骂倒的。对慈禧自然也不例外，何况慈禧又是一个妇人，而且根据种种传说，还是一个不正派的坏妇人，因而对她就更加丑化。

关于慈禧的政治是非评价已经太多太多，在这里就她的政治功过再多作评论，下面只从一个女人的视角评价作为女人的慈禧。

在众多的评价慈禧太后的著作中，德龄的描写是最有人情味的。德龄在《慈禧后宫实录》中，展现了曾经统治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古老帝国的老佛爷的另一面：她只不过是个女人。她有女人对美的追求，对青春的渴望。她写道：啊！青春！她很温柔地说，这是天赋予人的一种最可宝贵的恩物，所以人必须竭力爱惜它，设法把它积储起来；即使老了，也得如此！正是从这个角度，人们对于女人当政有着奇特的偏见。其实中国历史对女性而言是不公平的。这片土地上不知曾生长过多少杰出的女子，她们水晶般聪明，鲜花一样美丽。可惜她们只能在文字之外悄悄凋零，上天赐予她们才华，却没给她们施展的领地。然而，正当中国几千年来首次因为文化碰撞而陷入空前的困难之时，慈禧凭着自己超人的胆量和聪明，绕过重重阻碍，出现在历史的聚光灯下。也许多灾多难是那时中国不能摆脱的宿命，她本来可以平衡历史不公的出现此时却显得那样不合时宜。她也曾在政治舞台上尽力调动力自己的演技，然而事实证明，她的演出是一场非常的失败之作。

造物弄人，她偏偏撞上了中国最尴尬最困难的时候。在她扮演的双重角色之中，她本质上更是一个女人而不是政治家，虽然她刚强能干。据说，旗人家的女人往往比丈夫能干。许多八旗子弟在外面摆够了谱，回到家里，却要乖乖受女人的辖制。这样的女人，侄儿要她叫“伯伯”，儿子不叫“妈妈”却叫她“爸爸”。叶赫那拉无疑就是此类女子。光绪皇帝从小就叫她“皇爸爸”。碰巧，咸丰皇帝是那种较为软软的男人。在内忧外患之中他直不起腰，成天除了听戏就是喝个烂醉。这样的男人在生活中往往需要和欣赏个性坚强的女子，甚至产生一种不自觉的依赖心理。当慈禧第一次尝试着给他出出主意的时候，他并没有反对。于是，这个特殊家庭中的年青聪慧的媳妇借此机缘接近并最终走入了权力中心。

其实起初，她只是想替懦弱的丈夫当当家，后来，就是想保住爱新觉罗家的产业，以免孤儿寡母受人欺负。她只是一个爱享乐的精明的贵族女子，用她所熟悉的管理家庭的方式管理着国家。从现存的文献资料中，你可以看到许多她召对大臣的谈话记录，许多时候，这些谈话更象是和亲戚们唠家常，而不是政治家们之间的对话。

晚清最有名的大臣曾国藩第一次进京面见太后，没想到慈禧和他谈的都是些家常，什么你兄弟几人，出京多少年了，曾国荃是你胞弟吗之类。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惊讶且失望地写道：“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毫无疑问，她热爱权力，也有学者称她是“权力欲驱使着灵魂”，但是仅仅满足于用权力控制他人，维护自己的地位和生活而已。她并不想在政治领域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她没有男人那样为了事业、为了国家和民族牺牲自我的献身精神，她没有因政治而牺牲自己的私人生活。相反，她对自己的私人生活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她更关心的是给自己建造园林，使她快乐的是和那些聪明的宫眷谈女人们的话题，是豢养宠物，是研制化妆品。以她的地位和条件，如果她敏感一些，事业心强一些，她完全有可能更深地接触崭新的西方文明，更理智地观察世界，明了中国的处境和需要，因而凭自己的才智把国家引导到更安全的轨道上来。可惜她仅仅对巴黎的时装、华尔兹舞感兴趣。每天处理完政务之后，她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化妆、游赏、宴饮、看戏。她完全把自己置于一个传统女贵族的生活趣味当中，没有看到用另外的方式发挥自己才智的可能。她和圆明园、颐和园的情结以及对陵墓过分的追求豪奢也说明了这一点。

慈禧精力充沛，她热爱生命。她不象别的女人那样缺乏生命的热度，自甘于生命火焰有气无力地默默燃烧。《宫女谈往录》中的有位老宫女回忆说：“太后就是讲精气神儿，一天到晚那么多的大事，全得由太后心里过，每天还是那么悠游自在，腾出闲工夫，讲究吃，讲究穿，讲究修饰，还讲究玩乐，总是精神饱满，不带一点疲倦的劲儿。”她特别爱美，二十五岁她成了寡妇，可是在寂寞深宫里，她仍然满腔热情地打扮自己。她对美异常执着，四十多年里，天天都要在妆镜前消磨上几个小时，一定要把自己修饰得一丝不苟，光彩照人。她经常说：“一个女人没心肠打扮自己，那还活什么劲呢？”她天生喜欢大红大紫，喜欢明亮绚丽的东西。她冰雪聪明。刚进宫那会儿还不怎么识字，可是通过自学，她练出了一笔好字，诗也写得挺不错的。她喜欢唐诗宋词，喜欢《红楼梦》，这部小说是她在深宫的寂寞伴侣。她还喜欢绘画，留下了一批还过得去的作品。她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对于园林建筑颇有造诣。她生活得富于情趣，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安排得有滋有味。

她有冷酷无情的时刻，可是也富于人情味儿。少女时代在绥远城居住的慈禧对文学、书画和历史非常有兴趣，她在此读书、学画、下棋、弹琴，且经常骑马射箭。对于少女慈禧的长相史书中并无记载，野史中描绘她：每一出游，旁观者皆喃喃做欢喜赞，谓天仙化身不过是也。特别是对身边的宫女，她极其和蔼可亲，很少疾颜厉色。宫中的女仆们回忆起她来，话语中不无温馨：“老太后是最圣明不过的人，对自己最亲信的贴身丫头都是另眼看待的。不管外而有多不顺心的事，对我们总是和颜悦色。比如，她对我讲：荣儿，你过来，你那辫梢梳得多么憨蠢，若把辫绳留长一点，一走路，动摆开了，那有多好看！”在这些回忆录中，你看到的绝不是那个冷面冷心的铁女人，而是一个既威严又慈祥的老太太。

她是一个不完全的女权主义者，她的女权觉醒是不彻底的。由于文化传统的局限，她没有想到在男人的领域全面发展自己。在她的意识深处，她始终摆脱不了“相夫教子，看家守业”的身份定位。但作为一个女人，叶赫那拉最对不起爱新觉罗家族的，正是在孩子教育上的失误。对独生子同治，她任母爱泛滥，过分娇纵，使这个孩子成了清朝十二代帝王中最没出息的一个，自制力极其差劲。这样一个儿子，她怎能放手让他接管全部权力？而对继子光绪，她又矫枉过正，管束过严，教育出一个性格上过于懦弱的孩子。这样的继承者实在无法承担起拯救破坏帝国的重任。家庭教育的失误，无疑是叶赫那拉这个聪明女人的最大败笔之一。这也许与慈禧自己过于强硬的应各有关，让儿子们都对她太畏惧。而这，又恰恰是她如此长久地涉足于政治不能自拔的部分原因。

慈禧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有着那个时代普通女人所没有的叛逆性格，却跳不出那个时代人们的局限。她妩媚又泼辣，她聪明又无知，她大胆又保守，她勤奋又贪图逸乐。她不太理解政治，政治也给了她千载骂名。

女人慈禧由着自己的性情，风风光光、曲曲折折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在生命的最后，她好象有一点后悔。她在病榻上留给人们的最后一句话是：“以后勿使妇人干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她承认自己不成功地涉足了政治。她希望别人不要效仿她，而要做单纯的女人。可是，如果她不涉足政治，她怎么可能把女人做得那样风光？她给不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历史不能回头，也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