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的文学人物张之洞，是一个视国事为生命、一心为国效力的爱国士人，也是一个顺乎时代潮流、有远见卓识的高级官员；但他同时又是一个视仕宦为生命、铁心忠于朝廷的传统士大夫，也是一个缺乏“现代化”知识，满脑子儒家禁锢的封建官僚。

他是一位肯办事能办事具有大刀阔斧气概的实干家，也是一个师心自用、只讲形式不重实效的官场人物。

他生财有道，广辟财源，也不惜败坏社会风气，将负担转嫁给普通百姓。他办洋务追求闳阔，一甩千金，甚至得“屠财”恶名，但他自己却清廉自守，一生手中过银千千万万，却不贪污受贿分文，到死“房不增一间、田不增一亩”，即便那些诋毁他的野史，在“廉”这一点上对他都一致予以认同。

他博学好古，诗文领一时**，但不以词臣谏官为满足，一心要做经济大业，然在疆吏生涯中，却又时时暴露出其书生的特质及弱点。

他以儒臣自居，对门生僚属的德行操守要求甚严，但自己却不过多培植“内圣”功夫，他不拘常礼、不循常度，且在政治上极善经营，是一个会做官又官运好的角色。

总之，文学人物张之洞是一个有着许多缺点，然大体上不失可敬可近的名士型官员。他是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一个极具典型性的士人，同时又有着鲜明的个性特色。

对于张之洞的文才，有这样一则故事。清同治年间住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微服出访途中碰到在松江某官宦任教的同窗好友。因同窗家中有事只好请张之洞到官宦家暂住，张之洞欣然应允。

一日松江知府寿辰，那官宦带张之洞前去祝贺。席间宾主谦让坐位，而张之洞竟毫不逊让独居首位。知府见状心中大为不快，指着桌上的当地名菜鲈鱼说道：

鲈鱼四鳃，独占松江一席；

松江办酒席如桌上无鲈鱼，则不能成上等酒席，故有“独占松江一席”之说。知府语意双关，实际上是在声明：“我乃堂堂知府大人，松江是我的天下，你有什么资格独占我的上席？”足见满腹牢骚，内含讥讽又露霸道。

张之洞听后借席上的螃蟹立即回了下联：

螃蟹八足，横行天下九洲。

张之洞的下联可说棋高一着，其意思是你鲈鱼只不过在松江之内称王，小小知府而已。我螃蟹则不然所向披靡，横行天下，占据首席理所当然。下联表面斯文实则尖刻，知府听后知道来者不凡。经打听原来是张之洞大驾光临，不免大惊失色，谢罪不已。

这副对联双方都把自己的傲气霸道刻划得淋漓尽致。

3、张之洞“中体西用”的主张

在中国近代史上，张之洞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并称为晚清重臣，是洋务运动的最后一位代表。他醉心“洋务”，以图富国强兵，亲手创建汉阳兵工厂。毛泽东就说过：“讲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他还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新观念，一时广为流传，成为后期洋务派最响亮的口号。

1927年，王国维在昆明湖投水自沉，史学家陈寅恪在挽诗中忧世伤生，回溯清季新政的历史，有：“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忠顺勤劳矢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之句，对身兼政坛重臣、学界巨擘的张之洞给予了高度评价。

1898年4月，张之洞写出了大作《劝学篇》，对自己先前提出的“中体西用”又有所突破。张之洞在《劝学篇》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二十四篇之义，括之以五知：一知耻，耻不如日本，耻不如土耳其，耻不如暹罗，耻不如古巴；二知惧，惧为印度，惧为越南缅甸朝鲜，惧为埃及，惧波兰；三知变，不变其习不能变法，不变其法不能变器；四知要，中学考古非要，致用为要，西学亦有别，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五知本，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

此“五知”确实催人奋进，至今依然闪着亮光。当然，最具意义的当属第四知的“知要”：“西艺非要，西政为要”。“西艺”指西方的科学技术，“西政”指西方的民主政治。很明显，在张之洞看来，“西艺”是末，“西政”才是本，如果只学“西艺”而弃“西政”，就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是舍本逐末，就是捡了芝麻而丢了西瓜。

作为“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推行者，并经历“洋务运动”全过程的张之洞，在“洋务运动”以失败告终后出此宏“论”，应该说与他对“洋务运动”的切身感受和切肤之痛紧密相关。如果说，《劝学篇》是张之洞对其亲历的“洋务运动”的理论总结和洋务思想的系统概括，那么，“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就源自他的“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

自十九世纪末西方东渐列强一方面将机械及机器制品向中国倾销，另一方面向中国蚕食鲸吞，掠夺资源，导致中国国势日蹙。清廷平定太平天国内乱后，容许部份开明疆吏推动洋务革新，然而保守派与革新派知识份子就文化融和与创新问题，争论不休，加上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步伐躁进急激，使模仿西政、西艺的自强运动，陷入徘徊于保守与变革两个极端之间的漩涡之中。

正当失衡跌宕之际，张之洞对西方文化挑战的回应，力主综合各方舆论，取长补短，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以折衷新旧，融和东西文化而不扰乱固有伦常，在当时形势危阽之秋而言，不失为补弊起废、曲折地继续改革的权宜良策。

不少史学家批评中国迈向现代化期间（十九世纪末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提出不彻底的西化路向，产生“体”与“用”的矛盾，导致思想上混淆与冲激，因而阻碍现代化进程云。这种流行的说法虽反映部分真实，但流于表面观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若要全面考察早期现代化得失，必须将当时中国应付西方挑战的主流思想作深入的分析。中国史家若不深切反省早期现代化运动中挫败的深层因素而轻率地找“中体西用”论作为事败的代罪羔羊，则现时推行如火如荼的经济现代化运动仍有重蹈覆辙的危机。

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思想并非只从故纸堆中、或是冥想玄思中求得，而是在炮火隆隆声中觉醒，从救亡御侮的实践中摸索试验得来。秉承“通经致用”经世遗风的张之洞，认为一切学术，“要其词也，归于有用”。从“致用”的明确目标出发，张之洞对待诸种学问，均以实用与否，为其或臧或否、或用或弃的标准。即使在张氏身在“清流”时期，他对于“洋务”、“西学”，也不像其他清流党人那样持深恶痛绝的极端排斥态度。张氏以理性为先导，认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与魏源的“师夷长技”说同调。因此，其时他对于洋务派的批评，也多集中在无原则的妥协外交，而非有关兴厂办学、开矿练军等实业措施。

追溯张氏“西学为用”的思想源头，儒家“经世”思潮和踏实的学风，是导致张氏向西方持开放态度的文化理念基础。

光绪二十年（1894），张之洞痛陈“马关条约”带来的严重危害：“及今力图补救，夜以继日，犹恐失之，若再因循游移，以后大局何堪设想。”他向朝廷提出九件应当急办之事，以为“中国安身立命之端”：“一曰宜亟陆军；二日宜亟治海军；三曰宜亟造铁路；四曰宜分设枪炮厂”；“一面雇用洋匠，一面商之洋厂，派工匠赴外洋该厂学习”；五曰宜广开学堂。人皆知外洋各国之强由于兵，而不知外洋之强由于学，各省均应开设学堂，“自各国语言文字以及种植、制造、商务、水师、陆军、开矿、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名家之学，博延外洋名师教习”，同时派人员出国留学，赴德学陆军、赴英学海军，“其他工艺各徒皆就最精之国从而取法”；六曰宜速讲商务。“尤须令出使大臣将各国商务情形随时考究，知照总署及各省督抚，以便随时悉心筹划；七曰宜讲求工政。“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蓰之利。”“分遣多员，率领工匠赴西洋各大厂学习，一切种植、制器、纺织、炼治、造船、造炮、修路、开矿、化学等事，皆肄习之，回华日即以充办理工政之官。”八曰宜多派游历人员。“不知外洋各国之所长，遂不知外洋各国之可患。拘执者狃于成见，昏庸者乐于因循，以致国事阽危，几难补救。”欲破此沈迷，惟有多派文武员出洋游历一策。九曰宜豫备巡幸之所。宜择腹省远水之址建设行宫，以备战时京师危急，“进退自如，控制有策。”。

由此观之，张之洞循中体西用的理念出发，建议全面虚心切实访求西学、西艺，以取长补短。这可侧面证明甲午战争并不能宣判自强运动的破产，因为自强运动改革的内容和范畴不仅没有因甲午战败而收缩锐减，反而随着社会经济的需求层迅扩充推广，只是部分重心转移往政治改革层面。

关于救亡良策，张之洞提出“智以救亡，学以益智”的原则。张氏指出自强运动屡遭阻挠的原因在于士大夫昧于国际新知，国势日蹙，亦不知急谋应敌良方，自甘落后。接着张氏强调各种专门智识的重要性，若再不求新知而胡乱议政，则只会祸国殃民：“夫政刑兵食，国势邦交，士之智也。权宜土化，农具粪料，农之智也。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智也。访新地，创新货，察人国之好恶，较各国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营垒，测绘工程，兵之智也。此教养富强之实政也，非所谓奇技**巧也。华人于此数者，皆主其故常，不肯殚心力以求之。若循此不改，西智益智，中愚益愚，不待有吞噬之忧，既相忍相持，通商如故，而失利损权，得粗遗精，将冥冥之中举中国之民，已尽为西人所役矣。张氏反对士大夫只晓自相攻讦，宜虚心增益新智：“今日新学旧学，互相訾敖，若不通其意，则旧学恶新学，姑以为不得已而用之；新学轻旧学，姑以为猝不能废而存之。纳古枘凿，所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而已矣。”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是张之洞振兴工业的基础理念，学有渊源，是秉承汉宋经世儒学，著重学以致用，经用于当世。面对外患日亟的危机，张氏放眼世界，承认西政、西艺在企业组织运作和工艺科技方面有其优越性和实用性，主张虚心学习和模仿，但坚持不可损害固有伦理道德规范，更不可有违自主权益，要做到见贤思齐而不丧失自我。在这原则下进行工业现代化，是任重道远，满途荆棘的。至于对西方科技和社会、军事、经济组织的刻意模仿，如何做到无过无不及，事事恰到好处，俟百多年后的今天还在争论不休，何况在草创阶段，百废待兴，张之洞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今非昔比，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推动大规模工业化，诚属难能可贵，故不应苛责古人。最重要的是历史人物有没有竭尽所能，殚思为虑，去理性思考，寻找当时合情、合法而最少运用暴力的理性的方法去力挽狂澜，扭转劣势。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正是他从儒学中去芜存菁，从行政实践中尝试摸索，凭着冷静理智地全面剖析，深思熟虑，始提出的工业方针——工业化模仿必须注意“本、末”，“体、用”，“内、外”，“先、后”等观念——以儒家伦理文化为本体，以西方政制科技为应用范畴，泾渭分明，不宜胡乱僭越；立场鲜明，使执行顺畅。

以往学界对张之洞的这一论点，未能给予客观全面的解说。论者往往从一种僵化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立场出发，把张氏的“体”解释为国体政体之“体”，认为张之洞的观点实质上就是主张维护君主专制政体，而辅以西方船坚炮利之术。其实，这根本不符合张氏的原意。张之洞主张维护三纲五常，固然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主张，但却不必是政治保守主义的主张。特别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劝学篇》“西学之中，西艺非要，西政最要”，“政尤急于艺”的提法。张之洞认为，中国文化要从西方吸取的，科学技术并不重要，重要的倒是西政。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仍然是非常大胆的主张。易言之，他的体用观也可以说是“中学为体，西政为用”。那么在其“君为臣纲”的价值理念下所能吸取的西政究竟是何种政体呢？首先绝不可能是美国式的或法国式的共和政体。联系到张之洞在《劝学篇。正权》中关于法治优先于民主的阐述可以证实，他心目中的理想政体只能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1901年，他在《致刘坤一等》的函札中更进一步明确了这一“西用”的外延：“其实变法有一紧要事，实为诸法之根，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在此明确表示了对西方宪政与代议民主政制的渴慕与心仪。

中体西用说不仅分离了体与用，将体用一元的传统社会思想打开了缺口，而且明确划分了政治与文化两个不同的价值领域，这在思想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严复当年曾以“牛体不能马用”来批驳“中体西用”说，一时论者以为知言。其实正如已有论者指出的，这是对概念的偷换。张之洞的体用说并不是在实体与功能的意义上讲的，而是在价值-工具的意义上使用的。中体西用论将文化价值系统作为“体”，而将政治、经济视为“用”。这不但可以祛除君主政治的神话，还将从传统的价值理性中分化出工具之维，属于技术操作层面的政治与经济，都可以纯从功能与效率方面加以改进，而不能因应西用的“体”，在这一过程中将势必加以调整，改变其结构，体用两者由此展开，互动而渐变，资相循诱，不断推动华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实不失为一种明达的变革主张。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溯“中体西用”说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源流（隐含道器分离，政治与文化两分的预设），就可以看到，这一主张的出现其实并不自清季国势日蹙始。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即已在《日知录》中对“亡国”和“亡天下”作出了著名的辨析。顾炎武的这一区分，实际上已为后来的文化为体，政治为用说开了先河。

有意思的是，激进的康党与清廷的守旧派在政治上似乎水火不容，但他们执持的其实都是体用一元的整体论思想。不过前者以为变法要同时变体变用，变政变教，必须来个整体性大解决，而康氏自己即以这一今文公羊之教的大教主自居。而后者则以为体不可变，用也不可变。两者都将文化与政治化约为一个领域。唯有中体西用论超越了两造的这一误区，为走出一元的传统社会作出了可行的规划。这一主张大略相当于托克维尔所说的“改变法制可以不改变信仰”。而晚近自由主义的理论更对此作出了进一步的分疏，那些经由文化进化形成的规则是为理性所不及的，因而我们无法依据有限的理性加以重新构造；而政治社会制度却是在这些文化规则的约束下可以进行变革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由于价值迷失，误以政治为全能，往往将不同的价值领域统统化约到政治领域中，视政治领域为终极关切所在，而不能理解把政治作为“用”，作为维护个人与社会权利的一种技术和工具，结果混淆了恺撒的世界与上帝的世界，造成政治系统的极度膨胀，乃至最终导致国家对于社会文化领域的全面吞噬。这种对于政治的过事推崇，其实往往不过是全能政治下的一种意识形态立场。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认识甚至远远落后于张之洞。

说到底，“中体西用”牵涉到中西文化体系究竟是否可分的问题。晚清许多中国士人都倾向于文化体系是可分的，故采纳异文化之成分以重组自身文化至少是可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这一观念的典型表达，希望达到一种主要讲求西学而又保存中国认同的理想境界，士人也可以广泛接受西方学理而不觉十分于心不安。

但当年的西方传教士基本主张文化体系完整不可分，对异文化要么整体接受，要么全盘拒斥，即其所谓“欲求吾道之兴，必先求彼教之毁”，没有什么中间立场。这样的观念也长期影响着中国士人，当时号称最谙西学的翻译大家严复就认为中西各有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那时他已接近推行全盘西化的主张了，但其心中犹暗自希望西化虽不成，却可退而得到将中西两学“合一炉而冶之”的实际结果。

晚年严复仍秉持原有观念，但在应用层面上，则有根本的转变。他认识到从前融合中西的愿望已成“虚言”，继续下去“终至于两亡”，故在民初主政北大时，拟将当时尚存的经文两科合并为一，“尽从吾旧，而勿杂以新”，通过完全讲治旧学来“保持吾国四五千年圣圣相传之纲纪、彝伦、道德、文章于不坠”。

但在一些人眼里，严复掌校时北大校风又以尊西趋新为表征，蔡元培的印象便是当时“百事务新，大有完全弃旧之概。教员、学生在自修室、休息室等地方，私人谈话也以口说西话为漂亮。那时候，中学退在装饰品的地位了”。

可以说，严复早年的文化整体论与西人要么拒斥要么接受的整体论有区别，他希望文化不可分却可合，在实践层面与中体西用观以文化可分论来寻求中西文化的会接还是相通的。但其到晚年则接受了西人的整体观念，既然文化不可分也不可合，中西结合之路走不通，就只有一面回头维系自身文化，一面让西学也尽从其西。

许多论者引用严复“尽从吾旧”的主张以证其晚年“保守”，却对北大校园里竞相“说西话”的现象视而不见，其实这最能反映他中西各有体用且“分之则并立”的基本观念，这看上去的“保守”实是严复个人的进一步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