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又字香涛，号壶公，晚年自号抱冰老人。清末重臣，洋务派首领。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1863 年（同治二年）进士。清流派重要成员。

1881 年（光绪七年），授山西巡抚，政治态度为之一变，大力从事洋务活动，成为后期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1884 年，补授两广总督。中法战争爆发后，力主抗法。同时，在广东筹办近代工业，以新式装备和操法练兵，设立水师学堂。

1889 年，调湖广总督。建立湖北铁路局、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织官局。开办大冶铁矿、内河船运和电讯事业，力促兴筑芦汉、粤汉、川汉等铁路。后又编练新军。在鄂、苏两地设新式学堂，多次派遣学生赴日、英、法、德等国留学。还大量举借外债，是为中国地方政府直接向外国订约借款之先。

戊戌变法时期，起先支持维新活动，多次出资赞助维新派。当维新运动日益发展、新旧斗争渐趋激化后，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维护封建纲常，宣传洋务主张，反对变法维新。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主张严加镇压。八国联军进逼京津，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联络东南各省督抚，同外国驻上海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九条，镇压维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人及长江中下游哥老会发动的自立军起义。

1901 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命张之洞以湖广总督兼参预政务大臣。旋与刘坤一联衔上奏提出“兴学育才”办法四条，仿照日本学制拟定“癸卯学制”（即1903 年经修改重颁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首采近代教育体制。

1907 年调京，任军机大臣，充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学部。次年清政府决定将全国铁路收归国有，任督办粤汉铁路大臣，旋兼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慈禧太后死后，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

1909年（宣统元年）病故，谥文襄。遗著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饱读经书和长期的翰林生涯使早期的张之洞成为一个标准的封建文人、封建官僚。在他身上浸透着恪守祖训的陈旧政治品性。

张之洞一生最重要的时期，为19世纪的80年代至20世纪的前10年，这是中国两千年封建帝制行将就木的三十年，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举凡这三十年内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如中法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入侵、东南互保、镇压自立军起义、筹办新政等等，张之洞都亲身参与，而且都在其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说他是这三十年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那是毫不过分的。

具体地说，张之洞在近代中国留下了哪些痕迹呢？

作为中法战争的地方最高统帅，他打赢了这一仗。这是清廷与外国交战中唯一赢得胜利的一场大仗。

他筹建了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厂——汉阳铁厂。他在武汉办起了枪炮厂、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为日后的工业大城市武汉奠定了基础。

他最先提议修建北京至汉口的京汉大铁路，并督办该铁路南段的修筑。

他与戊戌变法中的重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杨深秀、杨锐等人都有密切的联系。维新派视他为强有力的支持者，他差一点要进京主持变法运动了。

在庚子年的动乱中，他倡议东南互保，镇压自立军起义，免去了清廷的半壁江山之忧。

他是接受慈禧托孤的唯一汉大臣，在晚清最高政坛上的满汉之争中起着很大的调和作用。比如保全袁世凯的性命，对于中国历史的演变道路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作为国家重臣，他第一个大力倡导“中体西用”，他用自己的洋务局厂努力将这个构想实践，又通过其得到光绪帝旨准发行200万册的《劝学篇》，将这个构想传遍大江南北天涯海角，使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成为上个世纪之交举国上下最时髦的口号，并对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影响甚为深巨。

照理说，这样一个人物应该受到历史的尊重和后世的缅怀，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晚清和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种私家史乘中，张之洞的形象大多不佳，他被说成一个热衷仕宦、投机取巧、好大喜功、铺张糜费的政客，一个使气任性、行为乖张、倨傲自大、偃蹇作态的名士，一个“面目可憎，语言乏味”的丑角。到后来，随着洋务运动的被全面否定，这个洋务运动的“殿军”也自然而然地被轻蔑地抛弃了。尽管一代伟人曾经说过，我们“不应忘记张之洞”的话，但在实际上，他被人忘记了。

历史车轮驶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现代化”的呼声再次在中国响起时，人们才想到，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有着一批又一批的爱国之士，不愿意看到国家因贫穷落后以至于灭亡，他们一直在寻找导中国于富强的道路。道路有许多条，但有一条似乎是最引人注目的主线，即向西洋欧美学习，向东洋日本学习，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学习他们的治国方法，乃至于学习他们安邦立国的精神、意识、品性、文化……

于是，洋务运动和它的一班主要倡导者，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张之洞即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张之洞所作所为，脱离不开强化封建国家政权的政治目的。他办工矿也好，兴学校也好，建新军也好，都是要给垂死的封建制度注射强心针。作为一个自幼熟读经书的封建士大夫，一旦有人触及封建制度本身，他就会不顾一切地进行反扑，因此他以武力镇压武穴等地人民的反洋教斗争，镇压唐才常等汉口自立军起事等都是情理中的。但是，张之洞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人，他的上述所为是由他的政治地位和阶级立场决定的。我们不能因为他有发展经济之功就否定其政治手段，也不能因为他镇压人民就否定他举办洋务对我国近代工业发展的贡献。因此，我们应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对他作出正确的评价，肯定他的“振兴实业”的客观历史作用。

张之洞是个“忠孝”之士，从他本意来说，对于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恨之入骨。因此他所办的一些在创办之初就有与“老外”一试高低之意，发他兴修芦汉铁路时，不欲向外国订购钢轨，而最终决心创办汉阳铁厂，自炼铁轨，而且在大冶铁矿开采权上对德国的企图寸步不让。张之洞曾在上奏中谈到他创办企业之目的：“我多出一分之货，即少漏一分之财，积之日久，强弱之势必有转移于无形者”。

出于此意，他在创办近代工业时注意加强原料的生产，“以免受制于人”。作为封建官僚的张之洞兴洋务时，在资金上、技术上对外国资本主义确乎存在依赖性，但他保国立场又和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此可以说他在湖北兴洋务，有利于挽回利权，在一定程度上也抵制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尽管张之洞的振兴实业本意是为他所在的那个阶级服务的，是为腐朽的清王朝效忠的，但在客观上，他对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我们不能因为他的封建官僚的政治品格和阶级的本质而彻底否定他，而是要从根本上、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去判明是非得失。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对张之洞的这些积极作用的正面评价也许不算过分吧！

张之洞弹心竭力为在湖北等地搞了大半辈子的洋务活动，开设了数十个企业和事业，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张之洞这位几乎与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相始终的复杂人物的生活历程中，人们不难发现，洋务派并非从天而降的星外来客，也不是纯然的舶来品，他们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是从基础广阔的封建官僚群中脱颖而出的，其原因就是列强打破了中国数千年的封闭状态，从而引起中国社会各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的产物。张之洞正是在这个历史阶段上登上历史舞台的，这个时期的社会形势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生。从清流派到洋务派的转化，一直到为“振兴实业”耗尽心血，这一切都是中国近代史上各种现象错综交织的产物。

从这个角度上看，“张之洞”无疑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关照性。西方智者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中国国民对近代史的兴趣，又一次为这个观点提供了证据。

然则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人们对张之洞和他的洋务事业进行的批判指责，难道都是无中生有，都是不负责任，都是错误的吗？显然也不全是这样。其中的原因，除张之洞本人的为人，有不少该指责处外，最主要的是他所办的洋务事业几乎都没有取得大的成就，更没有达到他所期盼的富国强兵的目的。说句并不太苛严的话：他的洋务事业是失败的。

要说此人最值得今天重视的价值，便是他所留下的这份洋务失败的遗产。从本质上说，我们今天的“与世界接轨”，就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人士所探索的那条救国主线的继续。这条主线曾在张之洞死去后不久给中断了。

应该说，“洋务运动”以“求强”、“求富”为目的，出发点是不错的。洋务派梦想通过学习“西艺”，从而融入1700年开始的世界现代化进程，进而实现富国强民。但洋务派追寻的“现代化”仅仅是经济和军事领域的现代化，却“忽视”了走向现代化国家共同具备的规律：现代化应是所有领域的现代化，不仅有经济和军事的现代化，还有政治意识的现代化，社会制度的现代化，文化思想的现代化。而按照我国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观点，国家富强离不开政治改革，但政治改革恰恰是洋务派最忌讳的，他们办洋务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护既有的政治制度。

于是，沉醉于实现经济和军事现代化的洋务派做梦也没想到，中日甲午战争却给他们“轰轰烈烈”地推进了30多年的“洋务运动”划上了一个沉重的句号。其时，洋务派“领军人物”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已经号称“东方无敌舰队”（中国当时号称世界第七海军强国），却在与毫无名气的日本海军开战时一触即溃，全军覆没。

对此，后来普鲁士首相俾斯麦说了，中国和日本都派人留洋，但是日本人学习了西方的政治回国后便加以运用，从而自强，而中国人只看到了西方的坚船利炮而没有看到根本的东西，从而沦为列强的盘中餐。由此看来，甲午战争的结局早在“洋务运动”之初就已经注定了：洋务派舍本逐末，学“西艺”而弃“西政”，焉能不败？